周公三廟
周書生
引子
上世紀六十年代，上高中時“碰”到過周公，但都是浮雲。退休後步入鄉土文化，遇到不少夢境，找來《周公解夢》，認為周公之神也。後來讀周公的書多了，方知《周公解夢》和周公姬旦是兩碼事，不由心中好笑。
十年前續修家譜，看到清朝年間存留的《周氏源流考圖》，知道周公是我族的始祖，方開始重視。說來也讓人傷感，當時曾經問過參加修譜的族人，很多人都和我一樣之前不知道周公，知道的也是來自於《周公解夢》。
後來，我又有意的調查詢問，結果是知道孔子的人遠比了解周公的人多。當時，我並沒有大驚小怪，因為歷史離的越遠越模糊、越近越清晰，而儒學又是封建社會統治的主導，知孔多於周也是理所當然。就象十三朝古都洛陽，因為年代遠近有異，古跡遺存多少有別，所以重“隋唐”輕“兩周”。千裏江河源有頭，古樹參天根為基。要圓滿人們對中華五千年文化的認知，還要探源挖基、強化宣傳。
2019年洛陽周公廟立碑時，我主管文宣工作，寫了十余篇介紹周公的文章，得到了不少網友的點贊，我族在線的微友也告訴我，看後知道了周公的偉大。由於本族領導的重視，加上對周公了解的族人增多，立碑時，我們《鳳山•周氏》按人數計算，捐款比例達10：1。
我徜徉在周人周道的探索上，在不斷認知周公時常想：對周公的弘揚應走出高墻深院，走下高雅之堂，利用一切機會全方位的宣傳，特別是在當前文化產業大發展、旅遊業大興起之際，把百姓能直觀看到的周公廟宇作為重點窗口，更接地氣。因此，特把全國現存最大的周公三廟融合一體。
一：岐山“根廟”
陜西岐山周公廟
近代著名歷史學家夏曾佑說：“中國之有周人，猶泰西之有希臘。”“有周一代之事，其關系中國者至深，中國若無周人，恐今日尚居草味。蓋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也。（《中國古代史》）”
先生把中華五千年的歷史和周人緊密捆在一起，聽起來有點過份，細想有其道理。
如何理解夏曾佑先生的書教，並去探討周人之事呢？先生又說：“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唉。”先生告訴我們，沿著“往事”溯源而上，方可知已。欲想知“周人”，就要走“周路”。用腳去丈量周人走過的道，定知岐山周公廟何以為“根廟”。
周人遷徙路線圖
上古時代，黃帝炎帝戰而聯合，後來擒殺蚩尤，使南方部落融入炎黃，形成了以黃帝為主的中華民族主體。到堯舜時期，黃帝的玄孫、帝嚳長子後稷（姬棄）
陜西武功周先祖後稷像
喜愛農耕，稼檣於民，助大禹治水，開啟了中國的農耕時代。禹後不重視農耕，罷免農官，後稷後裔不窋無奈出走到豳地（慶陽），繼續於先祖之業。不窋孫公劉興族興業，但和戎狄摩擦不斷，到其九世孫古公亶父時，率族人“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山。”（詩經），來到周原。“曰止曰時，築室於茲。”以地為名，部族被稱為“周人”，定國號為“周”。
甘肅慶陽周先祖不窋像
古公亶父（太王）是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軍事家、改革家，世稱“賢王。”他重農耕，積德行義，國人皆擁之，使周國繁榮發展，“行者有資、居者有畜、民賴其慶”。太王上承了後稷、不窋、公劉，下傳於文王、武王，奠定了周人禮教文化，打下了滅商基礎。商王文丁看到周國壯大之威脅，殺了太王兒子季歷，季歷子姬昌繼位。
古公亶父
姬昌（文王）把深仇大恨藏於心底，開始了滅商復仇大業。他傳承家風，重視農耕、待人寬厚、愛惜人才、勤於學習、善於打仗、邦人助世，從而贏得各個部族的投奔，使周國日漸強盛。文武全才的商紂王看到威脅，囚禁文王於羑（念有）裏，“文王拘而演周易”，更是增添了滅商的信心。出獄後他拜全才姜子牙（名尚）為國相，步步振興周國，發展到商朝三分天下有周二。文王倡導“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士”，提倡“德治”、“懷保小民”，生活勤儉，勞動田間，競業於國。他遺囑武王：“順測陰陽之物，鹹順不逆，舜即得中。”即學習舜帝之“中道”，做到“陰陽和諧”。其“中道”思維為未來治國做了頂層設計。
公元前1056年，文王逝，姬發繼，為武王。他以姜太公為軍事，周公為太宰，召公、畢公、康叔等為重臣，滅商建周，定都鎬京。為防諸侯叛亂，搞好分封制，鞏固宗法制，實行井田制，推行文王的“禮樂”，敬天保民，安撫天下。但大治未成，克殷三年（公元約前1043年）後崩，周公擔起輔佐治國重擔，平叛亂、建洛邑、制禮作樂，還政成王，使西周穩定發展。
岐山周公廟位於岐山西北，鳳凰山南麓。《詩經》描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卷阿”即是周公廟所在地區，早在六千年前就有先民傍山臨泉居住，周公晚年歸隱於卷阿，逝後在卷阿建祠祭祀（周公廟），後被毀，秦漢後重建。到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淵為紀念周公下召重建祠堂，經過歷代擴修裝茸，面積達10平方公裏，形成了以周三公（周公、召公、太公）公殿為主體，姜塬、後稷殿為輔，亭臺樓閣點輟，松柏映輝的建築群體。
看到周公廟，人們不由會問，周公去逝後為什麼不建文王、武王廟，而建周公廟？千年後的李淵為什麼下召建的也是周公廟？可見周公在當時社會上的影響力之大。周公廟所在地是大型商周時代遺址，2004年周公廟考古發現，出土的甲骨文上刻有“王季”、“文王”、“周公”、“畢公”、“召公”等，其中“周公”最多。考古也進一步證明了周公的影響力，他不是王但勝於王。
周公廟何以落戶岐山？大家不免想到姜塬、後稷、不窋、公劉、周太王、周文王和武王，所以岐山周公廟映輝的不僅是周公，而是其背後的無數先祖，包括黃帝，岐山是“根廟”乃天意。
二：洛陽“國廟”
洛陽周公廟
說洛陽周公廟是“國廟”，可能不少人會質疑，但翻開洛陽的歷史就會理解。
武王伐紂
周武王伐紂滅殷後，夜不能寐，周公問之，武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他感到作為西方的“小邦”（滅殷前的豐邑為諸侯之都）統治東方的“大殷邦”力不從心、鞭長莫及。覺得：“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把大都邑建於國中，國民自然會擁護。對周公說：“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史記•周本紀》）武王決心在洛伊建都。武王之想何嘗不是一心為國的周公所念，他認為：“如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從公元前1038年，他便在召公“相宅”選址的基礎上復蔔審視，開建洛邑。洛陽之城，周公之始，玆於天中。
洛陽西周成周城
《尚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周文化研究學者、中華周氏聯誼總會副會長周萬俊先生主編的《中華禮樂文化傳承探究》寫到：這些政治、軍事上的重大舉措都是在洛陽完成。古文化學者胡樹青說：“成周的含義，是周王朝至此’有成’，所以叫成周”。如此來看，洛邑在西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以上功績以外，周公在洛邑期間還發布了許多文告，如收錄在《尚書》中的《大誥》《康誥》《酒誥》等，最早提出了“敬德保民”。這些文誥是周公治國理政的思想，對西周繁榮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西漢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賈誼評價周公說：“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積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這些大功和大德都成於洛邑。正因為如此，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向奎先生說“沒有周公便沒有武王滅殷後的一統天下；沒有周公便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源淵；沒有儒家，中國傳統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可以說，周興於鎬京，建業於東京。
周公制禮作樂
周公在洛邑的功績中，對中華文明影響最大的應屬“制禮作樂”。著名的歷史學家李學勤說：“西周初年，周公營建成周，制《禮》作《樂》，有著很重要的文化影響（河洛的歷史地位與河洛的文化性質》）。”清華大學教授彭木在《禮樂人生》中寫到：“周公制禮作樂，使得中國從崇尚鬼神的時代解放出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深遠的一次變革。”北京的周文化研究學者孫麗在《洛陽日報》（2014.11.3）寫到：“傳承周公文化，重溫“制禮作樂”的精神內涵，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有著無可取代的意義。”
周公在制禮作樂的同時，研究總結遠古和夏商興衰的經驗教訓，主張要勤政，以身做則，禮賢下士。他對子伯禽說：“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也不賤唉。然我一沐三握（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士。”強調“明德慎罰”“敬德保民”。他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提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康浩》），“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酒誥》）。著名的周公研究學者姬傳東、汪承興、楊慧敏先生編著的《解讀周公》寫到：“德政思想作為一種治國之道，在我國是從周公開始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是以倫理道德思想為主要內容，而德政思想則是傳統道德的核心部分。以德治國不光是道德教化，更是一種治國的指導思想和價值原則。”
周公的治國理政思想使周朝維系了八百多年，而周朝後的朝代之生存大都在三百年上下，即使西、東漢合起也不過約四百年，為西、東周的一半。深入探討發現，周公的治世理念具有很大的彈性：西周集權大於分散，東周則分散大於集權，即使戰國時代各自為政、互相殘殺，但沒有一國敢於滅掉居於洛陽的周朝君主，何也？周朝實施的實際是一種聯邦制，恐怕連周公也沒有想到，維系聯邦的是以血脈為主的分封制。周之聯邦也映出了家、家族與國家的內在關系，更看到了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根由。
西漢賈誼
西漢賈誼說：“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兩千年後，清朝夏曾佑在主編的《中國古代史》中又再次強調，充分說明了周公在洛邑形成的一系列治國思想對三千年中國的影響。所以，洛陽周公廟的廟堂理應是“國廟”。
周公把自己畢生沈澱的精華展現於洛邑，以至於不想再返故地。《書序》雲：“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洛邑）。”《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中華禮樂文化傳承探究》說：“這兩句話不僅昭示出周公為臣的坦率、忠誠，而且也說明周公對洛陽的偏愛和結下的深厚感情。”由於周公的影響力和洛陽“宅茲中國”的重要性，帶動了後來不少王朝紮根洛陽。
秦朝始皇出外巡遊，數次到洛陽，每次於洛便想到夏商周，想到自己一手建立的王朝如何才能江山穩固如周，做一個真正的“九鼎天子”，所以想把國都遷到洛陽。公元219年，他又到洛陽，站在三川郡南，面對澎湃的洛水，激情高歌，感懷吟頌出《祠洛水歌》：“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shui）忽南臨。洛濱醊（Zhui）禱，色連三光。”然而，大帝之夢因巡中車禍戛然而止，飄浮河洛上空，成為歷史佳說。
西漢劉邦定陶稱帝，洛陽南宮置酒慶功，看到周朝八百年，欲定都洛陽。戍卒婁敬拜劉邦說：周人靠“仁義”得天下，你靠武力奪皇權，無數人暴屍荒野，民不聊生，人心難服，走為上。張良說：洛陽能守“小險”，關中可守“大險”，防患於未然必關中。劉邦凡事聽張良，故於當年7月遷都關中。但到東漢時，劉秀深知洛陽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早就把洛陽定為都城。後來，北魏從北方草原中轉大同南遷洛陽，隋唐立朝便以洛陽為東京。趙匡胤建立北宋後就準備把都城移往洛陽，為了穩定不同意的舊部和政權方罷休。
儒學先軀、 “元聖"周公姬旦
更神奇的是洛陽周公廟的建立把周公推到了極至。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瓦崗軍李密攻打洛陽城，守城的隋將總指揮王世充大敗，喪師無數。公元618年3月皇帝楊廣被殺，城內糧食所剩無幾，部隊士氣低迷。王世充為了鼓勵將士，搬出了當時威望極高的周公，說：周公托夢於部將張永通，向圍敵開戰，將保佑守軍大吉大利，守住洛陽。而後，立即在城內建立起了周公廟，軍隊士氣足了，最終打敗了瓦崗軍。周公廟有元聖殿（早已被毀只有基石），中間供奉周公。定鼎堂內有周公、召公、畢公、長子伯禽等，繪有牧野之戰、輔佐成王、東征平叛、分封諸侯、營建洛邑、制禮作樂。禮樂堂和先祖堂在定鼎堂後。後來，在周公廟基礎上成立了“洛陽周公廟博物館。”
岐山洛陽，相隔千裏，但兩地周公廟同建於公元618年，為何？沒人能解釋，可能是“天意”。當時李淵稱帝在鎬京，隋將王世充被圍在洛陽，一個旭日東升，一個西陽落山，絕對不會溝通共建。只能說明1400年前的隋唐時期，上到帝王下到百姓對周公的信任和崇拜：一個紀念周公是為了祈望江山如周朝八百載，一個利用周公的威望激勵軍民保住了隋朝的東都洛陽。周公巨大的魅力就是“天意”。周公廟建成了，洛陽城也守住了，彰顯了周公廟的保國之要，稱謂“國廟”不過份。
三：曲阜“儒廟”
山東曲阜周公廟
曲阜有三座廟被國務院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別是周公廟、孔廟和顏廟，立廟時間不一、名子不同，但祭祀的都是和周公有緣份的賢者。
周公廟建的最早，文獻記載：西周王朝成立後，對王公貴族和功勞卓越的大臣進行大分封，分到者都成為各諸侯國的國王。當時封周公於少昊之地的曲阜，為魯國。因周公需留京輔佐年幼的成王，就命其長子伯禽代封，伯禽則成魯國之始，共傳三十三代，到魯頃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49年）被楚滅。
伯禽按周公的治國思想執政魯，很快使魯國興旺發達，盛世於民。為紀念父親，伯禽開建周公廟，為魯國的祖廟。由於周公對周朝功高蓋世，為褒獎周公，成王特命祖廟為“太廟”。（太廟為天子之廟）西漢曾封周公為“元聖”，周公廟也叫“元聖廟”，到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追封周公為“文憲王”，周公廟全稱為“文憲王廟”。
周公廟位於曲阜城東北1公裏處，座落在魯國國都遺址殿區。“欞星門”（欞星指天上文星，天門之象，用於宮殿廟壇）是周公廟的第一道大門，踏入後即進入周公廟的第一院落，東西石碑分別刻著：“經天緯地”和“制禮作樂”。進入成德門就是第二院落，院中現存清朝乾隆帝親書的“問禮堂贊”，據《論語》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於此處，有人問是否是“禮”，孔子曰：“是禮也。”
元聖殿周公塑像
跨過“達孝門”（人之行莫大於孝）為周公廟的第三院落，正中大殿為“元聖殿”，是廟的主體建築，在殿內正中端座著紅顏白須的周公，東傍為伯禽，西侍立金人塑像，o神龕兩旁抱柱上掛著乾隆帝親書的楹聯：“官禮成功宗國馨香傳永世，圖書象演尼山統緒本先型。”點贊了周公“制禮作樂”的首創精神。院內一石碑，寫的是孔子觀周入後稷之廟，看到碑後寫的金人銘碑文，是周公囑其子伯禽處世的銘文。
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周公廟由周公六十九世孫東野祿管理，1518年開始設置祭田祭器，到清朝中期祭田達493畝，相當於現在的1400畝，現在占地42畝。東野氏後裔封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曲阜孔廟始建於魯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即孔子死後第二年，立於孔子的宅地，占地327畝。
顏廟是祭祀孔子弟子顏回的廟宇，在曲阜東北三公裏。顏回是位賢才，以苦為樂，一直住在簡陋的小巷，學習宣傳“仁義禮智信”。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尊顏回為“先師”，贈顏子為兗國公，並建廟。
知道了曲阜的三座廟，有人會問，為什麼要把周公廟稱為“儒廟”呢？回首歲月探源往事即知。
伯禽在魯地立祠周公廟到被楚滅，歷經八百年，基本上是周朝的縮影。由於他是周公長子，治國理政都不會偏離周公的理念，雖然各代魯國公才能不一，會有不盡的坎坷，但在國內用周公思想教育後人基本上是不會改變的。正因為如此，魯國人對周公思想的認知、對禮樂文化的學習和研究是前赴後繼，伴隨時間的積累、光陰的沈澱，就會產生質的飛躍，創新“制禮作樂”，深化發展周公思想，孔子就是五百年沈積而升起的“新星”。
儒家學派創始人、”大成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出生在周王朝無法制衡諸侯的衰退時期，但孔子並不因社會動亂而輟學，仍孜孜不倦的學習周公禮樂思想，經常到周公廟祭祀周公，問疑惑問題。《論語》說：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為了推行禮樂，他開學講課，弟子達三千。後來，戰爭不止，世道動亂，禮制崩解，魯國定公被齊國用美人計腐蝕，沈迷酒色，不朝聽政。面對一系列問題，孔子決定辭職，帶領弟子出走，宣講禮樂思想。他遊走十四國，終因戰亂，又回魯國。《史記》說：“孔子淒淒惶惶，車撤天下，使天下無道變有道。”回到魯國他已白發蒼蒼，年近古稀，總結一生，整理出《詩》、《禮》、《春秋》等著作，保存了古文化，使儒家思想體系得以傳之於世。歷史學家李學勤說：“周朝衰落，周禮在魯，孔子及其後學的追崇周公是有淵源的。”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中庸》）。”他對周朝制禮作樂的認可和崇拜是全力以投的，但並不是教條式的遵從，而是根據環境的變化加以改造、充實、尋找新的理論支撐。“禮“是人性的基礎，規範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行為、關系，通過知禮守禮達到社會和諧，是人類文明社會必須的。孔子在“禮”的基礎上提出了“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親也”《說文》、“愛人”（論語）、仁慈、仁政、仁德……，並延伸到道德範疇。“仁”深化了“禮”，詮釋了“禮”了的含義，順應環境變化，更接近動態社會之發展。用仁來調劑人與人之間和人與社會的關系，把“禮樂”引導向善的目標，易被世人接受。所以，“仁”在孔子筆下進化為禮的靈魂，人們可以用“仁”來修己、安人、交往，和而不同的相處。“居廟堂之高，而不以為自大；居草茅之野，而不以為自輕。”促進孝善德的融合和發展，利家利國。
洛陽孔子入周問禮樂處碑銘
楊向奎先生說：“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源淵；沒有儒家，中國傳統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孔子走了，他創立的儒學深化和發展了禮樂文化，有效地阻止了中國社會“斷層”的出現，使中華文明持續到如今。
山東曲阜孔廟
孔子去逝後第二年，在其生前宅地上建立了孔廟，孔廟大門沒計和古老的魯國周公廟一模一樣：名子都叫“欞星門”，都是四層拱的牌樓式木坊。孔子生前是周公廟的“常客”，可以講，對內部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孔廟大門的設計是孔子生前的遺囑，還是後人按照孔子生前所愛而決定的，沒有資料記載，但充分說明了孔子對周公的崇拜已達極至，即使到了天堂也難改遵崇之心。
如果從中華姓氏溯源談，無異是“姬周一家”；但從中國文化源流上探，則是“周孔一體”。沒有周公就沒有孔子，沒有“制禮作樂”，就沒有“儒學”，宣講“儒學”就是在弘揚“禮樂”。在中國現有的三座周公廟中，曲阜周公廟定為“儒廟”有其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黃河。如果把周公三廟自西向東聯系起來，會驚奇的發現，它是一條文化河，是伴隨黃河而形成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河。這兩條河流高塬而生，一陰一陽， 源於甘陜，貫通豫魯，相輔相成，並列而行，育養華夏，通融全球。
中國“復興”夢，被稱為“21世紀最激動人心的大事”。這應照了世界著名哲學家羅素五十年前的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時代。”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國問題》中還說：中國文化復興很可能創造出一個比已知的任何文明都要更好的新文明。“在未來的一兩個世紀裏，美國會變的更重要，但隨後（主導作用）將轉移到中國”。羅素預言的“新文明”在“新時代”已露出曙光。文化振興是民族復興的象征，在世界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一一周公思想文化在新時代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後 記
去年深秋時節，我漫步在洛陽周公廟內的古道，踏著飛舞的落葉，思索著賈誼筆下的周公。他為什麼三千年前就能遠知千古、後鋪現在呢？用現在的話說是因為他有“天賦”，但歷史上曾產生過無數的天賦之才，又為什麼不能象他一樣偉大？不由想起了馬克思說的：“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王陽明說的更直白：每一個人都有做聖人的潛質，能不能成為聖人，外部環境起著決定作用。
我驀然心明：從太王、文王、武王到周公，幾代之實踐，加上周公當時不是帝王但有帝王的權力和責任，以及他勇於探索真理的天賦，終成聖者：他想的是那樣長遠和周到，理論的是如木三分，上顧國，下安民，細到節，微到人。
明白了佩服，崇尚了探之。看著廟內古老的松柏，倍覺歲月催物去，可憐廟宇天下少。但少何嘗不是“金”呢？把三地三廟東西貫通，成為一條靚麗的風景線，對宣傳周公更現實，更客觀、更接地、更引人。想了，說了，努力積澱做了。有生之年，還要再沿周人之路浮想聯翩探周公。
作者簡介：
周書生，洛陽周公文化研究會周文化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