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老媽久病這些年，經歷了不少磨折，說知足，是寬她自己的心，更是在寬我們的心。
1986年冬天，我媽去河套砍了一天柳條。包產到戶了，糧食、燒柴不再由生產隊統籌分配，偏偏我爸這一年夏天弄豬飼料時不慎粉碎了自己左手的4根手指。我媽就趁著我爸被一家油坊請去指導修理榨油機的時候，自己披掛上陣，拉著爬犁、揣上斧頭奔了河套。
我媽雖然長在農村，但當姑娘時沒幹過啥重活。和我爸結婚後，因為生養我們姐弟4人，出工斷斷續續，後來做了婦女隊長。在家裏，養豬養雞做飯收拾屋子的家務活我爸都幫她分擔。我媽自個說，她不管在外還是在家，都是“瘸子打圍——坐山喊”，指揮之功大於親力親為。
那天可能是她42年人生裏出力最多的一次，回來就渾身沒勁，肉疼，梳頭都擡不起胳膊。我當時在縣醫院當護士，一個月後才從住院的鄉親那裏聽到這消息，趕緊請假回家。見了我，我媽詫異：“不是星期禮拜的，你咋回來了？”
我看她果真如鄉親描述，眼瞼浮腫還呈紫紅色，臉色晦暗，病懨懨躺在炕上，便埋怨道：“有病還能忍著？連我都不告訴？”
“啥病啊，沒那麼邪乎。真有嘴快的，都傳你耳朵裏了？”她起身下地，張羅給我殺雞。抓住的雞從她手裏逃脫了，再抓，菜刀又從她另一只手裏掉落。她看著一地雞毛，嘆了口氣：“唉，等你爸回來再殺吧，我快成廢人了。”
我覺得不對勁——要說胳膊酸痛無力可能是累的，怎麼可能累成眼瞼浮腫變色？我媽說：“那是冷風給吹的，我一身身地出汗，都讓風給吹幹的，圍巾包著頭，就露個臉，可不就給吹變色了？”
傍晚，放學回家的弟弟妹妹們，加上我爸和我，勸說半天，五嘴不敵雙唇，我媽堅決不肯跟我走：“找什麼大夫找大夫？我心裏有數著呢，不耽誤吃不耽誤喝的，能有啥病？歇一歇準能好。”
我知道，她是怕看病花錢。家裏當時雖吃穿不愁，但剛蓋起來的大磚房花光了所有積蓄。種地收入供得起弟弟妹妹上學，眼下我爸手又殘了，能不能繼續種地還不知道。她的理想是我工作了就自給自足攢嫁妝，不要給家裏花錢。
我忐忑不安，回到縣醫院，去找全院最權威的內科專家咨詢。他說見過不少農村人農忙時累死累活的，能吃能睡沒病沒痛，一到冬天閑下來就渾身是病，這疼那疼，也查不出個所以然，“你母親可能還真就可能是累傷了”。
但半月之後，我媽被我爸“押”到醫院來了。因為她不僅沒能“歇”過來，雙臂活動範圍還越來越小，雙腿也沒勁，走幾步路就得歇一陣兒。化驗、拍片、做心電，當年能用的檢查手段都用了，未見指標異常。我媽長出了一口氣：“我就說沒病吧，明明養一養就好了，非得折騰我。”
不過回家之後，雖然雞魚肉蛋的好生伺候，但我媽還是不見好，手指小關節背面還出現了紅斑。漸漸地，蹲下如廁，也得靠我爸抱扶才能站起來，四肢肌肉碰哪兒哪兒疼。她身型肥胖，個兒頭不到1米6，體重卻有150斤，全仗著我爸身強體壯。
正上高中的大弟弟不顧我的反對，說什麼也不肯再去上學了：“反正我考大學也沒啥希望，爸的手廢了，媽又病成這樣，我哪還有心思把成績搞上去？”
我媽沒反對，只長嘆了一聲：“這都是命啊！”
此後，這句話成了她的口頭禪。
我爸和大弟連扶帶背，又把我媽多次送進城看病。我們院的專家求遍了，未能確診，又去另外兩家醫院求同學幫忙，依然查不出病因。有專家說她是神經官能癥，還有專家懷疑她是臆病，期間吃了知名中醫開的中藥，病情稍有緩解，但很快又會反復、加重，最後人都臥床不起。我想帶她去省城，她堅決不同意，說省城路遠，汽車火車得折騰兩天，不死在半路上，也未見得能查出啥名堂。
我媽在村裏人緣兒好，天天有人來看她，立筷子立雞蛋燒紙驅邪的，請大仙兒跳大神兒的，一撥兒又一撥，偏方邪藥也吃了不少。每一次，我媽都說“好點兒了”，我參不透這話是她在安慰那些主動相幫的村鄰們，反而覺得她真像是心理疾病，給點暗示就能見點效，也就不再張羅外出求醫。
轉年夏末秋初，在床上的我媽又添了低燒、胸悶、吞咽和呼吸困難的毛病，體重掉了40斤，身上的皮膚松垮得一抓就能抓起一把，臉上皮膚都成了皺紋，看著令人揪心。我接她來住院，依然查不出名堂。那時農民看病完全自費，我媽舍不得花錢，天天鬧著出院。我找遍專家來會診，一樣一樣嘗試對癥用藥，可她喘氣兒卻越來越費勁。到最後，我們科主任搖搖頭，暗示我應該準備後事兒了。
我爸也做好最壞的打算了。然而，沒想到卻峰回路轉。
我們醫院分配來一個剛畢業的姜醫生，有天過來串兒門“認認同事”，見著我媽的情況，問長問短後說：“我實習時在省醫院見過跟大姨類似的病人，癥狀不完全相同，但也差不多少，那人確診是‘皮肌炎’。不如先按這個病治治試試？”
治療並不麻煩，也不費錢：當時兩元多一瓶的“強的松”，由少至多漸漸加量，一日3次口服，一瓶能用十來天。
服藥後，我媽一天比一天見好，先是肌肉觸痛減輕，吞咽和呼吸漸漸順暢，然後四肢力量一點一點恢復了，慢慢能下地走路、能蹲站自如、能舉臂活動。一個多月後，雖然依舊乏力、走不了遠路，眼瞼和手指紅斑也未消退，但生活能自理了，能吃能睡。
我們萬分驚喜。可我再查閱醫學資料，越深入了解皮肌炎，心裏越是恐慌：這是一種病因未明的自身免疫缺陷性疾病，不僅僅肌肉和皮膚會產生病變，還伴發多種臟器損害和惡性腫瘤，激素治療只能緩解病情，根本無法治愈，累及吞咽肌、呼吸肌，就有生命危險。
我不禁後怕。
“命不該絕總有救！”我媽總結，“你說你整天奔著老專家去，哪成想一個毛頭小夥兒比老專家都厲害。你不找他，他自己找上門來。命裏該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吶！”
我並不迷信姜醫生。激素幾乎萬能，初次使用，對什麼病都有一點功效，我不信我媽這麼倒黴會得上皮肌炎。我費盡口舌，又哀求又嚇唬，終於說動我媽跟我去省城求醫——我要帶她去做肌電圖，我多麼希望姜醫生的判斷也是個失誤。
現如今是個二甲醫院都擁有的肌電圖機，在1987年的深秋，我卻領著我媽在省城跑了4家大醫院才找到。我掛了擅長皮肌炎診療的專家號，結果證實，姜醫生的診斷正確。專家私下對我講，他行醫30年，這個病也才遇到過幾十例，經過治療後5年生存率能達到60%，10年生存率10%左右，活過15年的鳳毛麟角。
我媽對我非常不滿：“明明按人家的法子都快治好了，你偏不信，非把我折騰零碎了，把錢折騰光了，你才甘心。”
我食不甘味，寢難安眠。雖說激素暫時控制了病情發展，但長期使用，強大的副作用難免，一旦控制不好，病情反復，內臟再有損害，我媽就性命堪憂——就算是能夠掙脫死神的威脅，病痛的折磨也難熬啊。
我媽倒是豁達地勸我：“愁啥？不就是治不好嗎？現在你都上班了，你小妹也能離開媽了，還有啥好愁的？活到哪天算哪天唄。”
此後，我媽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熬得過它我就活，熬不過它我就死。”
可她“熬”得漫不經心。
因為擔心她，起初那會兒我十天半月就回家一次，每次都發現強的松剩余數量不對，其他清熱解毒類中成藥以及鈣片、維生素之類的輔助用藥，也對不上數量。一問，她吃藥竟然全憑“感覺”——難受時就擅自加大激素的用量，稍有緩解就減量，甚至不吃，其他藥更是有一頓沒一頓的。
我氣得數落她：“什麼都能省，吃藥還能省？再說我都買回來了，不吃才是浪費呀！”
“是藥三分毒，浪費了也比吃進去有害強。本來有一樣激素就夠了，你就不該給我買那麼多藥。”她振振有詞。
我壓住火氣，耐著性子跟她講“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跟她講激素應用的註意事項和隨意增減藥量的危害，跟她描述不遵醫囑可能發生的種種狀況，她依然跟我犟：“你不用講大夫說啥說啥，他們又不是神，說的未必都對。真神的話，也不會那麼長時間看不出來我得了啥病。”
我一籌莫展。我爸和大弟農忙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閑時還開油坊、豆腐坊，小弟小妹在離家8公裏的鎮上讀書，也是早出晚歸，誰都沒條件監督她用藥。沒人看著，我媽就“陽奉陰違”，答應吃完藥躺炕上歇養，卻見不得雞鴨鵝豬挨餓，見不得屋裏不整潔，心疼家人回家後吃不上現成飯，總是拖著病體幹家務。
因為她不聽話，家裏怨聲載道，我一回去，他們就齊聲控訴我媽的種種“罪狀”。我媽就總說自己“我心裏有數”：“我又不是沒文化，我也懂科學道理的，不會蠻幹。你們該咋地咋地，別把我當個病人。”
我因為她的執拗上火，幾乎每次回家都同她吵，有一次說狠話把她給氣哭了：“咋的？得個病我連人身自由都沒有了？還得事事受你們擺布？你安心在城裏上班得了，別回家來管我！”
我爸只好勸我：“算了！你媽愛咋地就咋地吧！也許她心裏真的有數呢。”
那一次，我氣得一連倆月沒回家。等我再回去，我媽又懨懨地在炕上躺著，眼皮的浮腫和紫紅更甚於從前，沒了之前跟我吵架時的那股橫勁兒。我爸也沒下田，端湯遞水地伺候著。
我嚇了一跳：“又不能動了嗎？”
我媽立即下地走，硬要“表演”給我看：“沒事兒，只不過這幾天陰天，略微有點難受。”
我壓住火，一看，強的松已經不是我買回家的那種，按常量，我買的還應該剩余一整瓶呢。事實面前，我媽不得不坦白：最近周身乏力肌肉疼痛都加重了，又出現了低燒、呼吸困難，已經用到極限量十多天了，喘氣不費勁了，其他癥狀卻沒有好轉。但她覺得能挺過去，不想讓我耽誤工作。
距離確診剛剛一年半，這麼快病情反復，我心裏的火騰騰往外冒。見我生氣，我媽滿臉委屈。我也不忍多說，也知她為了不給家裏增添負擔、不給我添麻煩。我說帶她回醫院，她又開始講條件：“讓姜大夫給我治，我才去。”
這明擺著故意給我出難題——姜醫生在外科，不可能把她收進外科病房。我媽便以此為由堅決不住院，一番檢查，除去皮膚肌肉癥狀，已經出現了肝功異常。
我讓姜醫生嚇唬她：“肝損害可不是鬧著玩的，再嚴重下去就有生命危險，以後可千萬遵守醫囑，不能胡亂停藥。”
我媽唯唯諾諾，說要痛改前非。可是經過一段規範用藥，她依然沒能恢復到此前最好的狀態，依然渾身不適，天天低燒，人沒精神。
我趁機勸誡：“今年不要再買雞崽鴨崽鵝崽豬崽了，以後也都不要養了，市場上什麼肉都能買到，何必挨那個累呢？”
我媽答應得好好的。可是半個月後我再回家，家裏的一鋪大炕上除了留出兩人的臥位，全是裝雞蛋鴨蛋鵝蛋的紙殼箱子，上面還蓋著棉被。我爸說：“你媽又來精神了，正在實施發家致富計劃。”
我媽拍著一本《人工孵化技術》，興致勃勃跟我說：“孵出小崽兒來，能賣出去就賣，賣不出去就養著，不過是盯著溫度計翻一翻蛋，又累不著我。”沒等我發出反對的聲音呢，她緊接著又說：“老天爺都幫我，我就不能再活成個廢人了！”
見她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架勢，我又氣又惱：“老天爺咋幫你了？又有人來給你搞神神鬼鬼的那一套了？”
“這回可不是。”我爸搶先描述，“這回可真是老天爺幫你媽呢。”
原來，前陣子，穿村而過的公路上，一輛疾馳而過的大卡車上掉下來一個大紙箱，被幾個七八歲的孩子撿到拆開了，裏面有50盒“狼瘡丸”。過去的中藥大蜜丸，每一丸都裝在蠟封的白色的塑料球殼裏，孩子們就拿它們當作“子彈”，互相扔來扔去。
恰巧村裏的赤腳醫生路過，看藥盒上面寫著“清熱解毒，涼血，活血化瘀，增加細胞免疫功能。用於系統性紅斑狼瘡，系統性硬皮病，皮肌炎，白塞氏病，結締組織病”，便“沒收”那些藥，除了扔沒的一二十丸，連拆散的也都給斂起來，將近500丸，全部搬到了我家。
我媽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按說明一日服用兩丸，沒想到還真有效果，一周多時間便退了燒，皮肉觸痛、周身乏力也漸漸緩解，就連臉上、手上紫紅色的皮疹都消失了，又恢復到了患病以來的最好狀態。
我拿著藥去藥店詢問，我們那兒從來沒賣過這藥，我又托各地的同學幫忙，也沒找到哪裏有賣。待回家仔細讀了說明書，確實算是對癥，既然有效，也就再試試看吧。
狼瘡丸吃了大半年，期間我媽自己又停掉了激素，我看病情沒有反復，也就默許了。那段時間，我媽幾乎與正常人無疑，肝功化驗各項指標都有所改善，她甚至樂觀地以為自己被治愈了。
藥丸快吃完時，我舅舅出差特意繞道長春尋到了制藥廠家，結果被告知：這種藥已經停產了。我們的失望無以復加，我媽卻信心滿懷：“都停產了卻還有這樣一箱不知來路的藥從天而降，我肯定死不了！”
村裏知道這件事的人都說我媽好人有好報，我媽以微笑面對鄉鄰的善意，私下卻對我說：“真若好人好報，我就不該得病呢。不過，不管是好報歹報，只要不死，就往好裏活吧。”
狼瘡丸無以為繼，停藥後一年多病情也比較平穩，我勸我媽重新服用小量激素維持，她卻堅信不吃藥也沒事了，“別花那些冤枉錢”。待到眼皮又浮腫發紫，走路也開始吃力，才不得不恢復用藥，淒然慨嘆：“奶奶個腿的，這皮肌炎算是跟定我了！”
好在，自服用狼瘡丸之後，無論病情怎樣反復，持續低熱和吞咽呼吸困難這種兇險癥狀再沒出現過。
我以為吃過“不聽話”的虧之後，我媽在治療上應該遵從醫囑了，每次回家都給她帶藥，除了基礎治療藥物，魚肝油、蜂王漿、護肝片也沒少買。怕她不吃，我總是強調這些藥很貴，可以預防激素副作用，可以提高免疫力，千萬別再浪費了。我媽每次都勸我下次回來別帶藥了，是藥三分毒，她覺得肝功異常都是吃藥吃的。我就嚇唬她：“不想吃也得吃！不吃的話，病情肯定會一天天加重的。”
我結婚後，我爸偷偷跟我說：“你這都自己過日子了，就別老給家裏花錢了。以前那些藥，大半都讓你媽送給用得著的人了，還有不少過期扔掉的。”
我聽得火冒三丈，我爸又嘆：“你們娘倆，一個犟著不吃，一個犟著非買，一個比一個犟！真拿你們沒辦法，唉。”
這一聲長嘆，壓滅了我的火氣。那之後，除了我媽特別指定，我沒再給她額外買過藥。
我媽自己摸索出了一套讓我提心吊膽的服藥方法：根據眼皮顏色和身體感受服用激素，5毫克/片的強的松，她有時1天吃3片，有時3天才吃1片。我一再告誡她服用激素不能驟加驟減，她依舊振振有詞：“你們教科書上說的也不一定就全對，你看我根本也沒像你們書上說的那樣啊。”
我媽翻閱過我扔在家裏的衛校教材《內科學》。“吃激素能吃成‘滿月臉’、‘水牛背’、‘水桶腰’，這是你們書上說的吧？我呢？我正好是把這些都給吃沒了。”我媽說這話的時候嘎嘎大笑，仿佛覺得自己很是了不起。
我心中無奈——消瘦是皮肌炎的臨床表現之一，我媽已經從一個肥胖的婦人病成幹癟的小老太太了。
四五年斷斷續續的治療中，我媽依然固執，而我卻因工作和家庭慢慢減少了對她服藥的關註，沒有了起初那般堅持，還因“狼瘡丸”的事，多了一分僥幸，少了一分警惕。
1991年，我有了孩子，回家的次數漸少。農村剛剛能裝程控電話時，我就給家裏裝了一部，但我媽從來都報喜不報憂，什麼時候問都說：“我挺好的你不用惦記，我不能幫你帶孩子也不能給你添亂，我把自己照料得好好的就是幫你了。”
幼兒難養，我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了，花在我媽身上的心思就也少了。自己做了母親，也更能理解她那些“善意的謊言”了，不再像從前那般跟她爭辯。
直到有一次夏日裏回家，看見她坐在院子裏用一種焦黃的水洗胳膊，再看她的手臂，腋窩、肘窩處成片地潰爛，我嚇得不行：“啥時候開始這樣的呀？”
我媽說：“這都快好了。好幾個月了，先是冒出了一些紫紅色的小點點，挺疼的，後來就破了，淌水流膿的。”
我心裏一緊：這是“皮損癥狀”眼瞅著加重了。但是我媽還是不肯跟我去醫院：“去了你們還能有啥好招呀？你們醫院壓根都沒治過這種病。”
我知道她還是怕花錢，那時家裏日子好了，但她總覺得漸漸長大的兩個兒子娶媳婦會是無底洞，且得攢錢呢。
那黃水是她用黃連煮的，洗泡之後，她還在皮膚創面上敷龍爪花或仙人掌砸出來的汁液，甚至還敷過雞蛋皮內膜。因為吃過的狼瘡丸裏有蒲公英成分，她還常年喝蒲公英泡的“藥茶”。
後面大約五六年間，這種皮損癥狀好了犯，犯了好，我媽就這麼自作主張地用“藥”，也不知道是什麼起了作用，還真就漸漸好了。但我媽的肝損害進一步加重，腎功也出現了異常，胃酸反流，天天燒心，心臟也開始有頻繁早博，周身乏力和酸痛，在陰天尤其嚴重。
她常常蔫蔫地躺在炕上，只有人找她來玩麻將時，才有精神。麻將桌上一坐小半天，頂多中間喝點蘇打水壓壓胃酸，輸錢贏錢都談笑風生，若非眼皮又紫又腫，一點也看不出異於常人。我爸說：“打麻將就是你媽的良藥。”
好在那些年我們家生活平靜，小弟初中畢業後也回家種地，能讓我爸從責任田裏“退休”，專職做家務伺候我媽。種地機械化後用人少了，大弟就進城在一家工廠做臨時工，後來轉成了正式工人，再後來又下崗經商。小妹妹高中畢業後也隨我在城裏打工、嫁人。
小弟娶妻生女後，我媽我爸除了幫他照顧孩子，就是打麻將，村鄰們都愛往我家“湊局兒”，有時客廳裏能支起兩桌，每天我媽都能在麻將桌上樂呵樂呵。逢年過節我們回家，最重要的事也是陪著我媽打麻將。麻將桌上註意力高度集中，的確是分散了對病痛的註意力，我媽自己也說：“小來小去的不舒服，一上桌兒我就能好。”
還有就是，我媽患病也沒影響她“當官兒”——從生產隊的婦女隊長到村委會的婦女主任，後來還連任鄉裏區裏的“人大代表”。因為我媽能說會道，村裏的家庭矛盾、鄰裏糾紛，都愛找她給“說和”。我和弟弟妹妹沒少調侃她“官兒迷”，嫌她愛管閑事，都勸她“辭職”，少操心。我媽總是又無奈又驕傲地回應：“你們以為我願意幹呀？可是大家每一屆都選我，不幹不行呀！”
鄉親的擁戴和贊譽，讓我媽覺得自己“還有點用，不是廢人”。見她樂此不疲，我們後來也就懶得管了。只要她高興，什麼都由著她。
其實後來想想，我媽找這些寄托，也是讓我們少操心點她這難捱的病痛時光。
2000年，鎮上一位33歲的少婦在家人陪同下找到了我家。她患皮肌炎近一年，四處求醫，在北京、上海都住過院，病情總是反復，聽說我媽是相同的病卻十幾年間比較穩定，就來“取經”。我媽毫無保留地跟她說了這些年的經歷，彼此互留了電話，經常溝通交流。
我聽說後，也給這個女人打過幾次電話，詢問她在大醫院的治療經過——畢竟，醫學在不斷進步，我也想帶我媽出去尋求新的治療方案。
可我媽又心疼錢，也不想折騰我們：“新方法要能治好，她會來問我呀？可別折騰我了，坐飛機也是折騰，我這樣就挺好，哪也不去。”
3年後的冬天，那個少婦因並發惡性腫瘤、多臟器功能衰竭，在我們醫院去世。怕我媽受打擊，我沒敢告訴她，她後來自己知道了，雖然很難過，卻並不灰心沮喪，反而慶幸：“跟這孩子比，我知足了。白撿了多少年呢！想養病，就得心寬，別總尋思那點病才成。這孩子還沒等病重呢，就整天擔心病重了咋辦。擔驚受怕地熬日子，還有個好？”
2004年，小弟家的侄女到了學齡，村小學都合並到了鎮上，我媽不放心孫女來回奔波，中午又吃不好飯，就想去鎮上陪讀。我在學校旁邊買了一處平房，給倆老一小安了家。
鎮上生活比村裏方便，我媽很快與左鄰右舍打成一片，繼續著有滋有味的“麻壇生涯”。我爸負責一日三餐、周末送孫女回家，也見縫插針地每天搓幾把。
頭些年我常給我媽采一管血帶回醫院化驗，監控肝功、腎功等生化指標。看著她肝腎損害一天比一天嚴重，我又開始逼著她吃各種藥物和營養品。我媽後來幹脆就拒絕采血：“查不查的有什麼用？反正也沒有特效藥，查它幹啥？還讓你擔驚受怕。放心，只要能打麻將，我就死不了！”
我只能暗暗觀察她的狀態。說來也怪，以肝功化驗來判斷，她應該出現肝硬化肝腹水了，但她卻並沒有異常表現。於是，她又“狡辯”：“人體就是個神秘機器，別以為你們學了醫，就能事事搞得明白。”
工作越來越忙，精力有限，有時我也只能“聽之任之”。想著家人、生活都不需要她操心了，而且面對重癥病人，醫生常常說要放寬心，心態好才更容易戰勝病魔——我媽骨子裏的那份樂天這些年應該幫了她不少，有些事就隨她吧。
2006年冬天，一個晴天霹靂把我們家平靜的日子炸得稀碎：侄女放寒假隨弟妹去了山東的婆家，因為院裏還堆著沒賣掉的黃豆，小弟就沒跟去。在一個深夜，他在睡夢中被煤煙奪去了生命。
猝然喪子，我媽哭得捶胸頓足，後悔沒回家看糧讓小兒子也走，後悔沒督促小兒子入冬時清理煙道。整整三天，我媽不吃不喝，不停地哭訴後悔。我生怕我媽撐不住，回家奔喪時帶了不少急救藥物，更怕她一旦沒了心氣兒，憂思過度，皮肌炎也會愈發嚴重。
然而，第四天早上，我媽就坐起來喝粥了：“總算還留下兩個呢，這要是這娘倆沒走，一家三口都悶在屋裏了，不也得受著？”
我松了口氣。
辦完小弟的後事，我在城裏買了套房子，把老老小小都接了出來。十多晌責任田租給了親戚，托人給侄女找了學校，安排弟媳打工。我媽嘆氣：“人算不如天算，（小弟）不願進城，到底還是進城了。”
我一直擔心我媽受此打擊病情惡變，沒想到我爸倒先被擊倒了：腦血栓失語偏癱。多方治療基本恢復如初後，又因心臟病頻發暈厥，做了心臟起搏器植入手術。
我媽那段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聽話，我讓她吃啥藥就吃啥藥，說“不能同時倒下再給你們添亂了”。村鄰打來電話關心，她就跟人說：“放心吧，我能想得開。想兒子時，我就想以前跟他一起時開心的事兒，我就覺得他還活著呢。要是想到他沒了，我就安慰自己說，早晚有一天我還會跟他在天堂裏團聚的，這麼一想，我也就不難過了。”她還嘮叨我爸：“咋心疼他也回不來了，總難過幹啥？咱還得為了別的孩子好好活呢！”
在我媽的開解下，我爸漸漸恢復如常，撿起了一日三餐的工作。也跟著我媽參加各種娛樂活動。我媽又在小區裏認識了一幫老姐妹，除了在院子裏的遮陽棚下和小區的活動室裏打麻將，還邊走邊歇氣兒地逛公園、打太極拳、圍觀廣場舞、跟著一群老年人唱唱歌。他倆也經常回村裏走親戚或是參加紅白喜事，村裏也常有人遇上煩心事兒，就打電話跟媽嘮扯嘮扯，說完心裏就敞亮了。
等我搬了新家，二老自己過日子更加隨心所欲。我們四家人平時各自抽空回去，周末都齊齊回家團聚，有的買這買那做吃做喝，有的陪著爸媽玩麻將。我媽很是知足，整天說自己能活得這麼長遠是享了兒女的福。
其實，我知道，她說知足，是寬她自己的心，更是在寬我們的心。
終於，我媽還是沒熬過病魔。
2014年初夏，她忽然開始“戀床”，整天就想躺著，自己還納悶：“我咋就從心裏不願意玩麻將了呢？”
問她哪裏不舒服，又說不難受，但給人的感覺是哪兒哪兒都不舒服。我要帶她去醫院，她又不肯，讓她把激素加量，還是沒精神。有天小區裏一個老姐妹病逝，她非要去送別，我不放心，陪她去，發現她走路步態不穩，當即拉著她直奔醫院。
結果，發現了腦瘤，是轉移來的，再查原發竈，居然在肺上——可我從來就沒見過她咳嗽咳血，僅僅喝水時偶發嗆咳。
這一次，我沒敢再調侃她“得病都不按套路出牌”，我隱瞞了實情，帶她求醫、住院，也只說要把她“調理”到麻將桌上去。
其實已經無力回天了。
我這時很是後悔：後面這些年，我媽可能早就習慣了疼痛，或許身體有恙，但絕不會多提起。而我也習慣了她的經年患病，習慣了她的隱忍、樂觀，作為一個醫務工作者，竟然已經掉以輕心到連每年基本的查體都沒帶她去做過。
雖然我沒把悔恨和難過表現在臉上，但我媽卻似心知肚明，說：“都玩了20多年麻將了，我玩得夠本兒了。”還衝我笑：“我不怕死，就怕遭罪。真到了要死的時候，別救我，讓我痛快地走。”
沒多久，我媽在昏迷中平靜地離開了。她走後這5年多來，盡管我總是想她，卻也只夢見過她一次，是在我爸罹患牙齦癌術後又復發，我正愁腸百轉的時刻。
夢裏，我媽笑著對我說：“愁啥呀？這世上，哪有過不去的火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