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實習生 何沛蕓
【編者按】
“老先生”是澎湃人物開設的專欄。我們拜訪活躍在科學與人文領域的老先生們，為一代知識分子的學識、風骨與家國情懷留下歷史的存照。
77歲的李毓芳老是去考古工地。今年西安的夏季多雨，把她愁得不行：灰黃色的土坑裏，哪兒哪兒都汪著水，戰國時代的夯土墻剛露出頭，就只能拿塑料布罩起來。發掘變得很慢，“工人都回家啦”。
幾日不去工地，李毓芳很想念那邊。她是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上了年紀之後，她已經摔過好幾跤，摔碎了好幾處；但是，李毓芳說，一點沒影響到她，她頑固地喜歡田野工作。她說得眉開眼笑。
層層疊疊的夯土，又實又硬，秦始皇動用七十萬勞工造它。這就是秦阿房宮前殿遺址。
如果修成了，是一個總面積約0.5平方公裏的巨大宮殿。但她堅持“阿房宮沒有修成”，這在新世紀初給她造成過嚴重的壓力。
“那個考上北大考古系的孩子（指留守女孩鐘芳蓉），你們媒體別老炒作她。”李毓芳又說，“考古很辛苦的。媒體都寫她，她就有壓力。那她後面要是堅持不下去怎麼辦？”
阿房宮爭議已經遠去了。她走到裏屋去，給記者拿來一個碗和考古隊員們自己種的西紅柿。她一直惦記著那個素不相識的孩子。
考古工地上的多數時間是平淡而松快的。這是她生活中的平常一天。
家人與瓦當
這是一所已被閑置的希望小學，離考古現場很近，離市區很遠，它的四面中有三面是田。
除了位置偏遠，李毓芳對這裏的生活滿意，附近沒遮擋物，院子裏充滿肆無忌憚的風和她活泛的京片子。她像是把北大宿舍的一間屋空運到這裏來——現任考古隊長比她年輕三十歲，給她買了豆漿機；她的木質衣櫃頂上有幅紅底黑字“福壽安康”，是她70歲的生日禮物；隔壁有張乒乓球桌，她經常和考古技師一起打球。
李毓芳自己曬被子，她對西安鄉下的生活滿意。
在一千公裏以外的北京，李毓芳有很大的一家子。上半年疫情期間她待在首都的家裏，外孫女在網上給她下單買了一件運動裝，她非常高興。
“一身粉色帶紅條兒的衣服，挺漂亮，結果讓快遞員給送倒了個兒啦。那個收到咱東西的人不給退。後來衣服買不到，網上沒有我的號兒了。”
她痛惜快遞員弄丟了外孫女送她的禮物，也疼愛外孫女，可是，她並沒有在家“含飴弄孫”的想法。北京疫情一緩解，她就馬不停蹄回到西安的考古工地上來。
李毓芳的老伴兒劉慶柱是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長。老劉有時會到西安工地上住一段時間。李毓芳說，老劉從來不擔心她獨自住在偏遠的郊區。老劉知道，這是她喜歡的生活方式。
衣櫃的一邊、書櫃的一邊，都用黑色記號筆寫著“老劉”，書桌上的茶葉也是老伴兒的。
有一沓A4紙擺在茶葉邊上，每一頁都有影印的瓦當圖片，秦漢時期，古人用一種圓形的陶制品裝飾宮殿屋頂的邊緣，這就是“瓦當”。與家人相比，似乎瓦當與她相處時間更長一些。
在某一頁上，李毓芳的圓珠筆勾出一只梅花鹿的身體。“寨子村朱xx麥子地獲得。”瓦當相片的一側是李毓芳密密的鉛筆批註，她寫道，瓦當灰色且完整，“當面大部分被磨平，僅存右向奔跑的梅花鹿半個身子和模糊不清的太陽紋。背面不完整，有繩切痕跡。”
更多的瓦當上沒有這樣鮮活的圖案。“饕餮紋。”另一頁她又寫道，饕餮是中國古代一種想象的怪獸，“該瓦當僅存一條眉毛，一個眼睛。線條粗壯。”
“饕餮紋，……僅存一條眉毛，一個眼睛。線條粗壯。”
慢慢挑去浮土
李毓芳願意回憶旁人看來並不光鮮的過往。比如，她告訴記者，她的家境不好，父親是個普通員警，用19塊錢的工資養活一家。他們住在頤和園附近的三間破瓦房裏。她讀的中學，也不是什麼好學校：“那都不叫中學，叫‘中學班’！”
她更想說的是，很次的學校讓她磨出一種絕不怯陣的個性。這所農村中學有寬闊的操場，能安排各種課外活動；她從前玩過電報機、步槍、手榴彈……
1950年代，有許多支援邊疆的機會，她想去支援新疆。結果班主任 “呲”她一下：“去什麼新疆，好好升學去！”1963年，她考上了北大。
考古專業是她自己選擇的。起初她在北大讀歷史學大類，考古學系的師兄師姐們回來，用筆畫出文物貼在墻上，她看了極羨慕，就選擇讀考古。
很快她去河南做第一次實習，發掘一個新石器時代的院子，一個西周時期的小墓，都是“小盤小碗”。她很喜歡，覺得考古的每一天都很新鮮。
那時候她幾乎做不到專心讀書：從河南回來，北大學生都要到北京的郊外去搞“四清”，一搞就是半年；勉強又上了一年課，1966年，她按理說要去做畢業實習，可“文革”開始了。考古學系忙於開批鬥會，接待其他城市來串聯的學生。
到她畢業了，北大學生的分配又拖到了1968年春夏。她坐著卡車到陜西的軍事農場勞動。
1970年代秩序恢復一些，考古部門征調她去發掘楊家灣漢墓，她走了八裏土路上那去。
這是1972年，她遇上了她的老師石興邦先生。“穿一身已褪了顏色的灰色中山裝，腳蹬一雙矮腰軍綠色膠鞋，面帶微笑。”她憶起初見石先生。石先生讓她坐下，給她倒了一杯白開水，談幾句話，就把誠惶誠恐的她帶去考古現場，指給她看腳下24米深、40米寬、100米長曲尺形墓道。
這時候的石先生快50歲，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他一邊當考古領隊一邊挨當地農民的“批鬥”。他1949年畢業於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之後又在浙江大學讀人類學碩士。
石先生經常坐在墓道裏，左耳朵架著橡皮，右耳朵架根鉛筆，戴著他的破草帽，搬來一個小板凳，準備畫剛挖出來的陶器。
墓道兩側是偌大的兩個陪葬坑，裏面有沾滿灰塵的泥車、泥俑和泥馬。石先生站在她身後，看她用竹簽一點點地挑去文物上面的浮土，不停地對她說“慢慢，慢慢”，於是她學會小心翼翼，泥馬的眼睛和耳朵才漸漸顯露。
他們用六年時間發掘出楊家灣漢墓“三千車馬”兵馬俑。經過清理，不少的人俑、戰車和馬匹還帶著顏色，它們隊列齊整地立在土裏。
“都知道泥俑是最難清理的。”李毓芳說，“文革”後期，石先生總是對來參觀的考古工作者誇獎她：不怕苦不怕累，認真負責……
她和一起去陜西的北大同學劉慶柱結婚，生下女兒。為了留在考古一線，她把孩子送去天津的婆家。
後來，孩子滿12歲，從天津到鹹陽讀書。她還總住在荒郊野嶺的工地上，一天夜裏，女兒獨自騎自行車來看她。她抱著女兒哭。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考古工地上，還有其他上有老、下有小的隊員，他們都是這麼生活。
1970年代的李毓芳考察西安市唐代陵墓。 翻拍自材料
掘出碎瓦與墻皮
漢墓挖完，李毓芳調去和劉慶柱一起發掘鹹陽宮遺址。她在鹹陽宮遺址的地下挖出巨大的廳堂。廳堂邊上的小間，考古隊員推斷是國君的浴室。“像個漏鬥，”李毓芳形容，浴池兩側有木板的痕跡，國君站在上面，侍從圍繞著他，水是經過浴池底部的下水管道排走的。
由於發掘工作出色，鹹陽宮發掘告一段落，她和劉慶柱一同調去了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她很興奮，“鹹陽宮博物館只能挖一地，考古所可以挖全國呀”。
1985年，劉慶柱開始主持漢長安城考古隊的工作。考古所在50年代就開始尋找漢長安城的城墻，陸續發掘了漢代的辟雍（一種禮制建築）和武庫。到這時候，才正式發掘漢長安城的核心，即漢未央宮遺址。
《史記·高祖本紀》對未央宮的描述是：“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史記》當然沒標明它們的位置在哪。李毓芳喜歡把它們逐個從新土裏挖出來的過程。
他們一般先安排工人用探鏟找尋痕跡，期望遇到顏色不一樣的土；然後，嘗試挖一個數米長、數米寬的正方土格“探方”，看能否在地下發現更多的遺跡。探方和探方之間要留一條過道，讓工人和考古學家行走。這樣，他們摸索到堅硬的古代宮墻，1700年前就不再使用的宮墻斷斷續續，技師們用小土鏟掘掉表面的浮土去找它。古人的泥墻外側貼著瓦片，刷成白色，也有時只剩下土墻。
李毓芳很喜歡發掘這些墻。“你們媒體就喜歡拍墓葬。”她說，好像一鏟下去就會有金銀器、有壁畫，而她面對的是一堆碎瓦和墻皮。她讓工人緩慢地清理墻面，露出新鮮的白色宮墻；也挖到過朱紅色的大平面，是古時候的廊道，老劉看了便說，“是紅地毯啊。”
李毓芳津津樂道的是，她猜準了漢長安城北宮的方位。北宮是被廢妃嬪的安置所。由太後居住的桂宮往東，無論如何挖不見北宮的宮墻。她覺得，也許是張衡《西京賦》裏說的“北闕甲第”，給王公貴族居住的地方，這樣在桂宮與北宮間“空”出來一塊。
於是他們再往東一些挖了探方。先發現了對應的官窯：很多的陶俑小人，腦袋朝下埋在土裏；“都還沒有實現它們的意義，沒有燒就毀滅了，” 她說。
即便已付出大量的時間和人力，漢長安城至今未挖完。這個供西漢天子使用的宮殿群落包括未央宮、長樂宮、桂宮等建築群，仍然沒有人找到明光宮的具體位置。李毓芳猜測是從前農民在北宮的東北方向造了魚塘，破壞了地下的遺跡。
所有西漢的帝王將相曾在李毓芳所到之處經過，有名的後妃居於此間，如今此地埋沒在農田和魚塘裏。“我們從來不想這些。”李毓芳說。她覺得考古重要的是看到古代的建築物，發現有用的信息，她不願意在工地上懷想有哪些歷史人物在這裏待過。
1996年起，漢長安城考古隊開掘桂宮，在遺址裏發現了新朝皇帝王莽的泰山封禪玉牒。剛露土的時候，它是一塊黑色的青石，首尾的雕飾已被磕掉，余下13.8厘米長，9.4厘米寬，2.7厘米厚。
王莽篡奪漢室，要作為新帝封禪泰山，這件文物是歷史拐點的見證。李毓芳說，看見封禪玉牒的出土也不特別激動，“我的本職工作只是發掘宮殿。”玉牒出土，立刻送往北京，而她長久地和古建築本身在一起。
苦中作樂
更早的時候，李毓芳參與發掘漢宣帝杜陵遺址。有一天早晨，她差點丟了命。那天，她騎著自行車往西安大雁塔的方向去，突然看到有一輛手扶拖拉機拐到大路上來；她一慌張，車輪別進路邊的排水溝裏，她摔倒在地，差一點被手扶拖拉機碾過。
那天，她是臨時給開推土機的司機買菜去。做完了考古項目，有的遺址還要取土回填。考古隊不僅要從學術經費裏拿出租賃推土機的費用，還得給司機管飯。
不過，她愛好這樣的集體生活。她記得在工地上吃到過的各種好東西，比如“特別香”的蘿蔔和大白菜。從前在楊家灣工地上，她好不容易在鎮上買了肉，按北大食堂的做法卷進花卷，石先生非常喜歡，她高興了很久。
有一些窮苦經歷，李毓芳當做趣聞講給旁人聽：“你見過老鼠偷雞蛋嗎？”
1980年代，她夜半驚醒，看見一只老鼠用短小的前肢抱著她的雞蛋，另一只老鼠用尾巴勾著它，運往洞裏去。還有的小老鼠不熟練爬農屋的房梁，突然從頂上掉下來，考古隊的臨時工還打趣說，小老鼠是爬高鍛煉。
不僅考古工地總是很偏遠，發掘經費也要量入為出地使用。從前，李毓芳常帶著考古技師去和住在遺址附近的農民談租賃土地的費用。有時候，只是在農田裏試探性地鉆些探孔，她不想多花錢，技師就需要出面緩和一下，用當地話跟對方說，“等到發掘現場開始回填，你們家能來打工。”這樣才把事談妥。
她本該在90年代就退休了。她說，2002年，她再去發掘阿房宮遺址純屬偶然：考古所的領導讓她留在工地，她猶豫了一下，“我說話直，易得罪人。”領導挽留她，“李老師你一直在發掘宮殿遺址，而且了解西安的情況。”她就留在了西安。
她快要60歲，看不得新來工地的女孩那種嬌氣做派。年輕的女孩與她們當年不同，塗各種面霜，打著陽傘，有的捂得只剩兩個眼睛，“像3K黨一樣”。考古所搞活動，有一回用“大寶”護膚品當獎品，李毓芳這才第一次認識這種往臉上塗的東西。
她的考古隊比其他人帶得更加嚴格。她安排好工人們上下班的時間，要求當晚對每件文物完成文檔記錄。如果有拖延癥，她就直截了當地指出。
就像她敬畏著石先生，有的考古工人也怕她。與李毓芳相熟的技師回憶，她的工地上有時候氣氛緊張，這時候，就需要副手們活躍氣氛：“李老師，我要請你吃羊肉泡饃。”
她不吃羊肉，她連說，“不要，不要，不要……”土坑裏才輕松起來。
爭議“阿房宮”遺址
她也有一些很茫然的時刻。考古的過程中，就可以發考古簡報，結束後要整理出完整的結果，有時有學者到工地上看，對她選擇探方的位置提出意見，爭論起來。
這些都沒有阿房宮遺址考古給她帶來的爭議來得大。2002年底，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與西安市文物保護部門一起組建的阿房宮考古工作隊進駐阿房宮前殿遺址上方的一個村落。李毓芳是這個考古隊的領隊。
《史記·秦始皇本紀》裏記載：“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就遺址來看，阿房宮地基的面積是漢未央宮前殿的近六倍。可是，阿房宮遺址從前不是西安考古的重點。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王學理表示，之前對阿房宮前殿遺址的勘探中，前殿土裏散落的秦朝遺物不多，可能並沒有建成。
李毓芳仍帶著找到阿房宮遺址的願望開始發掘。按照習慣，她在阿房宮遺址上的一個農屋裏住了幾年——先挖了兩個探方，找不到秦代的磚瓦；近一年後，開了新聞發布會，提出阿房宮沒建成的觀點。發布會結束後，有記者留下來想和她多說幾句，於是她說：“你知道嗎？沒有挖到火燒層！如果項羽火燒過阿房宮，應該有火燒土的遺跡呀！”
這句話戳到了報紙讀者和學界的神經。她很快遭到反對，多位西安考古學者提出，紅色的火燒土可能在建國初期被當地農民拉走造了路基。
李毓芳在學術會議上回應：考古隊尋訪過幾個村子的生產隊長，都說拉走的土並不多，而且，夯土臺上挖到一些東漢或北周遺址，再下面也仍然沒有秦朝的遺物和火燒土。
現在提起這段，李毓芳還很激動：“他們不在工地上，他們不明白！”
“他們不在工地上，他們不明白！”至今看到阿房宮遺址，李毓芳還很激動。
在她看來，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秦漢時期還不存在燒制的磚。古人將泥土夾在石板之間壓實，用來修墻、鋪路。如果被火燒過，遺址內會留下大量紅色的土壤。
她找到過北宮的宮墻。她在鹹陽宮和長安城的工地上多年鍛煉，她相信自己看得沒錯。
可是，西安的一些老先生無法接受她的觀點，他們坐公交車到郊外的現場來找她。王學理比李毓芳還年長些，據他回憶，阿房宮遺址上滿是鉆探的孔洞。李毓芳也熱情地接待他，她笑著對他說：“ 前殿上沒有建築，你叫我到哪兒去找阿房宮啊？”
王學理至今無法認同她。他對記者說，首先，由采集不到火燒土得出沒有被火燒的結論，這不夠嚴謹，在他看來，這不是考古學者該做的推論。其二，阿房宮是個極為隨意的定義。根據《史記》，這不是秦始皇新建宮室的正式名字；始皇帝想要模仿周文王、武王，要建巨大的建築群。在阿房宮前殿周圍10平方公裏的範圍內，還有其他秦朝建築物遺址。雖然面積不大，但能看到火燒的痕跡。
李毓芳回應說，這些建築物使用戰國的瓦片，不是秦始皇時期的風格。
另一種觀點則是：這些小宮殿是戰國時期造的“離宮別館”，但是，工程浩瀚的阿房宮理應把它們規劃在範圍內。如果只造一個“前殿”，哪裏需要《史記》提及的七十萬勞工？
由西安文物保護部門的立場看，李毓芳的觀點給他們造成了實際的困難。新世紀初，當地村民對保護秦始皇的“大土臺”很有意見，文物部門不願批準他們在阿房宮前殿遺址上蓋高的建築物，他們說：“只是一個地基，有什麼可保護？”文物部門只能做更多的解釋工作。
有學者對記者提到，如果前殿遺址附近的幾處宮殿遺址不算阿房宮遺址的一部分，兩處遺址中間的土地就劃不進遺址的範圍。那麼，“底下一些可能存在的遺址會在開發中遭到破壞”。
那場論戰中，李毓芳失眠了，血壓也升高了。她覺得沒有人理解她。17年過去，她仍然堅持：文學理想中空前絕後的秦阿房宮基本只是一個地基而已。
記者來訪，技師閻松林手寫了一份材料，重新表示考古隊的觀點。
在秦與漢的陽光下
人生在世，她靠著自己的毅力和“皮實”克服了多數的困境。
李毓芳回到西安鄉下的考古隊駐地，兩個三四十歲的炊事員問她怎麼鍛煉的，她就表演了自創的體操，炊事員們說學這得花幾個小時，動作也太多了。李毓芳笑她們，“年輕人就是堅持不了”。
她還醫好了自己的骨折。“李（毓芳）老師的理論是，哪裏要是斷了，那不能靠養，那得靠練。”她隊裏的技師們提到這都笑。七十出頭的她在工地上“滑”了一下，摔得肩膀很疼，她覺得更要鍛煉，從工地回宿舍就打乒乓球去。
兩個月以後她去醫院看了看，醫生說，是異位粉碎性骨折，現在又長上了：“想長正了得把骨頭敲碎了重長。”“那我可受這二茬罪嗎？”李毓芳笑。
老劉新出的專著《不斷裂的文明史》就攤在他的茶葉邊上。李毓芳說，自己只是個“考古人員”， “我老伴兒比我厲害，他算‘考古學家’，有高屋建瓴的本領。”她說。
她旋即把原因歸為“老劉出國開會多點”。“他回來說國外的牛排血絲糊拉的，”李毓芳笑，“我不吃牛羊肉，就沒有他那個見識。”
西安的工地太忙。她女兒上學的時候，放寒暑假都去天津的小叔子家裏住。她突然感傷起來，女兒幾乎沒吃過她做的飯。
但她不願意離開西安郊外的陽光。她從各地開學術會議回來，站在田間，“就像回到家一樣”。
多年在考古工地上，她覺得每一塊新出土的秦磚漢瓦都似曾相識，她能辨別它們的年齡。秦漢屋頂上的瓦片分板瓦、筒瓦和瓦當幾種。從發展趨勢來看，時代越晚的板瓦凸面繩紋越來越粗、越來越草率；筒瓦的凸面繩紋卻越來越規整。在災難或戰亂之中，一座古建築倒塌了，所有的瓦片堆到地上，她看見有戰國的瓦片，也有西漢的，這說明建築始建於戰國，而漢朝人還在用它。
到了晌午，她去農屋的食堂裏與考古隊員吃飯。她記得囑咐炊事員把門關緊，不要讓院子裏的大黃貓進來偷吃。竈上冒煙，炊事員端出考古隊自制的包子，陽光充滿她的屋。這是她到楊家灣漢墓工作之後的第48年。
責任編輯：彭瑋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