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死人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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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慶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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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八年(1457年),對於命運多舛的大明王朝來說,發生了兩件舉國震驚的大事件。第一件事,是明英宗朱祁鎮趁明代宗朱祁鈺患病之際,發動“奪門之變”,奪回帝位,英宗復辟。朱祁鈺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登基稱帝所起年號“景泰”,原本想開啟大明王朝的“景明安泰”,可是八年後發生震驚天下的“奪門之變”,朝廷易主不說,自己的生命也戛然而止於30歲;第二件事,是復辟的朱祁鎮,以“篡位易儲,紊亂朝綱,擅奪兵權”的罪名,將少保兵部尚書於謙殺害。

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對於灑滿將士鮮血誓死捍衛過的大明王城北京來講,是一個悲壯且讓歷史永遠銘記的日子,明英宗朱祁鎮定於謙為謀逆罪,準備將其按大明刑律以極刑斬首棄市。陰霾籠罩著整個京城,刺骨的寒風猶如無頭的猛獸,在京城街巷亂竄。於謙從關押自己的詔獄大牢到崇文門外,這一路走得好辛苦,他曾經背負過大明王朝生死重任的臂膀如此瘦弱,似乎再也承受不住絲毫重力。於謙實在太累了,他想靜靜地睡下去,睡在自己曾經浴血戰鬥過的這片土地上。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當少年於謙寫下這首自己最喜歡的詩篇時,也仿佛為四十年後自己即將結束的六十歲生命畫上了一個清白的句號。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清白留世。這是於謙年少時就立下的堅定誓言,從十六到六十,於謙無時無刻不在努力踐行,而今天他則不惜用一種悲壯,去證明這一切,因為他已經完成了王朝賦予的使命,死而無憾了。

刺骨的寒風陣陣襲來,像似一群索命的惡鬼,不停地呼號,圍著囚車拼命地打轉。囚車木輪吱吱呀呀的響聲穿越陰霾,好似一路灑下的哭魂曲子。“於大人,一路走好!”“於大人,您是冤枉的!”……此時,通往崇文門的道路兩旁早已擠滿民眾,有些還是八年前和於謙為保衛這座城市共生死過的勇士,劫後余生的京城百姓,早已把於謙視為再生父母。一大早,他們紛紛從四面八方趕來,為的就是送別於謙大人最後一程。“公被刑之日,陰霾翳天,京郊婦孺,無不灑泣。”有關史料曾這樣記錄下當時的悲壯場景。蒼天仿佛也在替於謙鳴抱不平,漫天陰霾,寒風呼號,哭聲一片。囚車中的於謙轉過頭,望著道路兩旁的群眾,他的眼睛有些濕潤,但還是緊緊咬著牙,任由淚水在眼眶裏打著轉,沒有讓它滴下來。於謙戴著鐵鏈枷鎖的手努力地向外揮了揮,這既是向這些可親可敬鄉親的告別,更是向自己身後那個漸行漸遠王朝的作別。

於謙知道,八年前當自己說出那句“社稷為重,君為輕”話語後,就已經不知不覺站到了明英宗朱祁鎮的對立面。在於謙看來,其實誰當皇帝確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社稷安危,天下太平,蒼生有幸。“土木之變”,英宗被俘,朝堂無主,攘外必先安內,於謙的心裏只有“天下”二字,他力主郕王朱祁鈺稱帝,以號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國於危難之中。對於八年後今天這個結局,於謙或多或少也已經有所預感,他知道這既是家和國之間利益的平衡,也是忠勇與茍全的博弈。寒風呼嘯而來,伴著陣陣淒苦的垂泣,像是遠處兩軍對壘時的馬嘶,又像是大難中人們的呼救。此刻,於謙淡然地望著前方,他想起了千裏之外江南故鄉的那片湖山,那裏有盛滿自己兒時歡樂的坊巷,有書聲盈耳的草堂,那裏也曾經是自己偶像文天祥誓死保衛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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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對於鼎盛的大明王朝來講,卻是個多事之秋。這一年,大明王朝送走了它的建立者,開國皇帝朱元璋;同時,也迎來了它的拯救者——於謙。

1398年5月13日,於謙就出生在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太平裏(今杭州市上城區)一個官宦世家,於家自高祖以來世代為官,於謙的曾祖父於九思,官至湖廣宣慰司都元帥(三品官),後調任杭州路大總管,遂把家遷至了杭州。於謙的祖父於文,也曾在兵部和工部任職,可是到了於謙父親於彥昭這一輩卻改換了門庭,於彥昭篤厚仁義,好善樂施,但他看不慣官場腐敗,發誓“隱德不仕”,於謙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洗盡鉛華的官宦家庭裏。位於錢塘太平裏的於家,還有著與別人家最重要的不一樣,於謙祖父最敬仰民族英雄文天祥,於家世代供奉文丞相遺像和牌位,就像供奉於家祖先一樣。沐浴著祖輩榮光,感悟著父親誠信忠直、鄙汙輕財的品格,祖輩那份浸透骨髓的忠勇,影響了於謙一生。

於謙,字廷益,號節庵,祖籍河南考城(今蘭考縣)。關於自己名字的來歷,父親曾經給於謙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父親說,在於謙出生之前的那個晚上,自己做了個夢,夢見一個緋袍金襆的金神對自己說:“我感動於你們於家對我的供奉,也感動於你們於家一門忠義,所以我文天祥打算轉世投胎,來做你們於家的子嗣。”於謙父親聽了這話,大吃一驚,趕快口稱遜謝,連忙說不敢當,但夢中那位金神說完轉眼就不見了。父親醒來不久於謙就來到這個世上,於是便給孩子起名叫“謙”,意思就是“以誌夢中遜謝之意”。當然,這些坊間傳說不足為信,但是於家世代忠義卻是有口皆碑。

俗話說,優良素質福益終身,劣弱素質禍殃一生。於謙少年英才,誌向高遠,小小年紀便飽讀詩書。魯迅先生曾說:“我撲在書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一樣”。我想,如果用這句話來形容於謙,是最恰當不過的了。於謙六歲時,跟隨家人清明節去掃墓,他的叔叔隨口說了一句:“今日同上鳳凰臺”;想不到機靈的於謙接著答道:“他年獨占麒麟閣”,小小年紀語出驚人。於家世代官宦,深染儒學,於謙8歲時就能夠“通經書大旨,屢出奇語”,被譽為“神童”。有史料記載:“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於謙讀經書,疏通大旨,見解精辟,語驚四座。

少年於謙在醇厚家風的浸潤下,不但讀書刻苦,還誌向高遠,他為文天祥“殉國忘身,舍生取義”的忠烈氣節所感動,把文天祥視為偶像,在自己書齋的墻上懸掛著文天祥的畫像,而且走到哪兒,就掛到哪兒,數十年如一日。“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於謙從兒時就立下宏偉誌願,要向民族英雄文天祥學習,他還專門為文天祥寫了像贊,置於座右,以表自己心誌。出生於江南水鄉的於謙,吳儂軟語,精致靈秀,並沒有磨去他骨子裏的剛直固守,反而鑄就了他堅貞不屈的脊梁,少年於謙早已抱定“以天下安危為己任”的遠大抱負。

吳山,位於杭州西湖的東南,春秋時為吳越爭奪之地,故名吳山。吳山上有一道觀名叫三茅觀,元朝時三茅觀毀於戰火,明初重建,觀內設有書館,於謙年少時就曾寄宿在三茅觀讀書,潛心求學。距離於家僅有數百米之遙的吳山,峰巒疊翠,左臨錢塘,右瞰西湖,南望秦望山,北眺杭州城,匯聚杭州厚重人文地理精華。於謙在這裏讀書,可以自由酣暢地俯仰古今,沈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濡染之中。諸葛亮、蘇軾、嶽飛、文天祥、陸贄等先賢思想,強烈震撼著於謙的心靈,當其他少年還在西子湖畔彈琴吟對之時,於謙卻在嶽廟裏徘徊,與嶽少保神往,“精忠報國”四個字深深印刻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有一次,於謙和朋友去富陽遊覽,偶見石灰窯煆燒石灰的場景,他激蕩在胸中已久的豪情頓時傾瀉而出,吟出了那首傳唱至今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這首詩兼有白居易淺白易懂的詩風,表達了於謙內心的真實寫照,傾瀉而出的是生命衝動,率真性情和火熱激情,全部濃縮在28個字之中。真正的經典永遠不會褪色,為了理想和探索,少年於謙什麼都可以置之身外,他無懼熊熊烈火的炙烤,也無畏粉身碎骨的結局,他心中有目標,人生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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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宦家庭出身的於謙與常人一樣,自小就有入仕為官報效國家的遠大誌向,他要留給人間的不僅僅是一色“清白”,還要像煤炭一樣焚燒自己,把全部的光和熱奉獻給這個時代。於謙在《詠煤炭》詩中曾寫道:“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出仕的道路永遠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雄心勃勃的於謙在17歲參加鄉試時,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鄉試不第。但是,於謙並沒有氣餒,更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學益篤,誌更堅,抱定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心,或許這就是英雄與懦夫在性格上的分水嶺。後來,於謙在回憶自己讀書經歷時,曾這樣說:“我昔少年時,垂髫發如漆。銳意取功名,辛苦事紙筆”。史書對於謙發奮讀書也曾有記載:“面壁讀書,廢寢忘食,濡首下幃,足不越戶。” 永樂十九年(1421年)的那個秋天,杭州湖山彌漫著醇厚的桂香,於謙就是帶著滿身桂香和他遠大夢想,開始跌宕仕途的。經過六年的砥礪奮進,24歲的於謙終於再度踏上艱難的科舉之路,赴京參加殿試,仕途之路一波三折。耿直於謙,舉筆如利劍,在這場改變自己命運的考試中,他直指朝廷的各種利弊,落筆之處毫不留情,因“策語傷時”(抨擊時政),遭遇權貴大臣忌憚,於謙被壓到三甲九十二名,最後放任都察院山西道監察禦史。山西道監察禦史,設立於明洪武十五年,秩正七品,其職責為“辯明冤枉”,監察地方官員,“為天子耳目風紀”。盡管監察禦史也只是一個正七品職級的小官,在別人看來有些委屈於謙,但他內心還是有所慰藉的,因為自己畢竟從此有了報效國家、服務人民,展示自己抱負的機會,況且還是天子的耳目呢!

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朱棣決定對屢犯大明邊境的阿魯臺大動幹戈,第四次北征。這一年,26歲的於謙,也因“廉幹”(廉潔幹練)開始嶄露頭角,奉命出使湖廣犒勞官軍,兼招撫四川、貴州等少數民族。盡管明成祖北征阿魯臺,安定邊疆,但此時大明內部已經開始有些不安定,當時駐守在湖廣、貴州一帶的明軍高級軍官,常常亂殺無辜,以此向朝廷冒功求賞,導致四川、貴州部分少數民族接連起兵鬧事。攘外必先安內。於謙此行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代表朝廷去獎賞官軍,實際上他還肩負著調查百姓起兵的秘密使命,看看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導致。朝廷賦予的這一重任,對於出道不久的於謙來講不能不說是個考驗,況且百姓起兵之事牽扯到諸多地方軍政要員,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於謙,想要調查出事件的子醜寅卯來,勢必困難重重。但是,於謙不辱使命,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聽說於謙禦史來了,那些地方官員做賊心虛,企圖采取各種方法拉攏腐蝕於謙,掩過飾非。於謙首先從官軍申報的功勞入手,以核查軍功為名,深入民間察訪,成功掌握了部分地方官員犯罪證據,如實上疏朝廷,及時揭發地方官員“邀功妄殺”的罪狀,使他們受到嚴懲。初出茅廬的於謙,不畏強權的做事風格,越來越引起朝堂的關註。

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明宣宗朱瞻基正式登基。朱瞻基最終還是放棄了父親遷都南京的計劃,他決定仍留北京為帝都,多半原因是因為他成長在北方這片土地上,這位曾多次跟隨爺爺明成祖朱棣征討過蒙古的皇帝,與朱棣一樣,都深切關心著北方邊境。朱瞻基即位的第二年,皇叔漢王朱高煦在樂安州起兵謀叛。朱瞻基任命於謙為禦史,隨禦駕親征。朱高煦投降後,朱瞻基點將於謙數落他的罪行,於謙站在朱高煦面前,宛如一尊佛像,出口成章,斬釘截鐵,正詞嶄嶄,聲色震厲。旁邊的將士莫不膽寒,更要命的是朱高煦頻頻點頭,汗如雨下。在於謙的淩厲攻勢下,朱高煦被罵得擡不起頭,趴在地上不停地發抖,自稱罪該萬死,於謙完全在道義之上戰勝了朱高煦。這場叛亂的完美解決,讓於謙在大明政壇之上初顯鋒芒,朱瞻基站在於謙背後,默默地點著頭。作為皇帝,作為帝國的引路人,朱瞻基明白這位叫於謙的臣子絕對不簡單,能夠在隨機點名的情況下,有如此口才,這絕非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從此朱瞻基開始有意無意地培養於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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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於謙得到了朱瞻基的認可,作為年輕有為的後備幹部,於謙認為自己更應該多承擔些帝國的重任,為朝廷分憂。 “坐皇宮九重、思田裏三農。” 明宣宗朱瞻基,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體恤民情,關心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積極推行休養生息政策。軍政改革的想法,就像一粒種子,不斷在皇帝朱瞻基的心中發芽瘋長,他試圖清除由來已久的軍事腐敗,大力建立文官統治,以開啟自己“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所以當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推薦於謙去江西任巡按時,朱瞻基便瀟灑地大筆一揮:可。

宣德三年(1428年),31歲的於謙被任命為江西巡按。所謂巡按,其職責就是代替天子巡查地方,通常由皇帝欽點,直接對天子負責,“大事奏裁,小事立斷”。能夠擔任這個職位,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就意味著於謙已經成了明宣宗朱瞻基的親信。 “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於謙在江西巡按,輕騎簡從,遍歷所部,訪貧問苦,清理積案,抑制驕橫王府官屬,興利除弊,厘革鄉民之疾苦,平反冤獄以百數,“雪冤囚,數百人”《江西通誌》曾這樣記載。期間,於謙還寫了一首詩《二月初三日出使》:“春風堤上柳條新,遠使東南慰小民。千裏宦途難了誌,百年塵世未閒身。豺狼當道須鋤殄,餓殍盈岐在撫巡。自揣菲才何以濟,只將衷赤布皇仁。”以表達自己不畏強權,畢生主張誅滅豺狼般的貪官汙吏,撫恤饑餓的黎民百姓,從而傳播朝廷的恩德,報效皇恩的滿腔熱忱。巡按期間,於謙了解到寧王朱權就藩江西已久,常借“和買”變相賦稅強取豪占,欺淩民眾,為地方官員忌憚。於謙了解情況掌握確鑿證據後,秉公執法,當即抓捕了寧王府中多名作奸犯科之人,嚴加治罪,嚴厲打擊了豪強奸吏的囂張氣焰,得到了民眾的拍手稱贊和擁護。百姓為了頌揚於謙的功德,還在江西郡學名宦祠中供上了他的“長生祿位”。於謙不辱使命,猶如紛亂官場中高高聳立的青松,所到之處廣播朝廷恩德,安定一方,越來越受到朝廷關註,受到明宣宗的賞識。

宣德五年(1430年),河南、山西發生嚴重旱災,朝堂之上,群臣一籌莫展。這時明宣宗朱瞻基又想到了他那位愛卿,於是親手寫下“於謙”兩個字交給吏部,越級提拔於謙為兵部右侍郎(正三品),兼巡撫河南、山西禦史,巡撫職權在布政使(從二品)之上,為明朝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封疆大吏。於謙辭別妻兒,輕車簡從赴任 。在當時,河南、山西是大明王朝兩個多災的地區,河南是非旱即澇,遇上黃河決堤,汪洋千裏,災民遍野;山西也是十年九旱,北邊兵荒,黎民受苦。《明史》記載,於謙上任巡撫後,“遍歷諸州縣,察時所急、事所宜興革,即草言之,一歲章數上”。

太行山橫亙在山西與河南之間,在600多年前的大明王朝,要想翻越太行山,可以說是當時人們遠行的噩夢。為了方便工作,於謙便在山西和河南分別設立辦公點,頻繁往返於太原和開封之間,鞍馬勞頓,年復一年。於謙冬春之際赴太原,正值天寒地凍;夏秋赴開封,又是酷暑難當,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於謙要遠途跋涉、風雨兼程翻越兩次太行山,到兩地辦公,這種毅力和意誌,在當時、當世,幾乎無人能出其右。這在他的詩中也多有體現,“才離汴水又並州,馬上光陰易白頭。”“馬足車塵不暫閑,一年兩度太行山。”於謙的巡按,為兩省官場帶來了嶄新面貌。

明宣德九年(1434),山西、河南暴發大面積的蝗蟲災害,已至“禾苗皆光”,《宣宗實錄》對當時的慘景有這樣記載。於謙憂心如焚,痛心不已,一邊組織賑災,一邊組織滅蝗,他看到百姓飽受蝗災之苦,身為三品巡撫的於謙終按耐不住了,帶領衙署人員,親自動手到地裏捕捉蝗蟲。百姓們看到於謙大人在地裏滅蝗的憔悴身影,無不感動落淚。當然,比起旱災、蝗災,最讓於謙揪心的莫過於黃河水患。黃河自巴顏喀拉山發源,呈“幾”字形,向東註入渤海,中遊流經黃土高原,攜帶著大量泥沙,因下遊河道變寬,坡度變緩,流速減慢而泥沙沈積下來,使河床逐漸擡高,形成舉世聞名的“地上懸河”。幾千年來,黃河有“三年兩決口”之說,嚴重危害著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最頻發地段就在河南。據說,在今天的開封城下,就埋藏著六座開封城。

據有關史料記載:自明洪武七年(1374年)至明宣德三年(1428年)的54年間,黃河僅在開封、陽武、原武、滎澤一帶決溢多達19次之多,其中決口就達13次。一時之間,洶湧的黃河成了災難河,猶如一把利劍懸在開封民眾的頭上,兩岸人民惶惶不可終日,州府官吏也談“水”色變,但亦無可奈何。於謙到任後,暗暗下定決心,尋訪各地賢哲高人,尋求解救民眾災難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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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四年(1439年)的一個夜晚,又是接連幾天的傾盆暴雨,整個天就像坍塌下來一樣,開封城到處溝滿河平。官邸內,於謙來回踱著步子,眉頭緊皺,一籌莫展。室外風雨交加,黃河還在暴漲,整個開封府岌岌可危。於謙已經記不得自己這是第幾個不眠之夜了,他在想著如何才能保住開封古城。“於大人,大事不好,護城河堤被暴雨衝垮!”於謙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雖然,事先他已經做好了最充分的準備,派出兵夫日夜守護,但是黃河大堤在狂風暴雨的衝刷侵蝕下,險情橫生,不斷坍塌,護城堤被撕開了一條500余丈的大口子,黃河之水傾瀉而下,開封城危在旦夕。

“軍民們,我們的妻兒老小都在開封城裏看著我們呢,人在城在,我們要誓死保住河堤。”暴風驟雨的黑夜裏,於謙聲嘶力竭地呼喊著。“吾皇與我們同在。”為了鼓舞士氣,於謙將皇帝賜予的蟒袍脫下來,投入河中,以示與洪水決鬥的信心。於謙身體力行,親自率領官員和民眾,日夜奮戰在抗洪第一線,終於化險為夷,保住了開封府城。有方誌記載:“黃河決,噬汴堤,謙躬至其地,解所服衣以塞決口。”從此,於謙舍身護堤的義勇也成為當地百姓津津樂道的事。

為了遏制黃河水患,於謙還組織農民在農閑時增築沿河大堤,兩旁植樹鞏固堤基,每五裏設一窩鋪,派專人巡守,負責督率吏卒隨時修繕河防。於謙根據開封總體地勢,在東、北、西三面築建護城大堤。並下令種樹鑿井,使路上行人可以避暑解渴。對此《明史·於謙傳》曾記載:“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堤障,計裏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黃河對於開封人來說,既是哺育滋養他們的生命之河,也是給他們帶來深重痛苦的災難之河。開封與黃河恩恩怨怨了兩千多年,已不是簡單能用“恩怨情仇”四個字所能概括的。於謙在修築黃河大堤與護城堤的同時,又鑄鐵犀以鎮洪水,並撰寫《鎮河鐵犀銘》,鑄在鐵犀背上。而今,在開封東北隅的鐵牛村,村北還有一尊“鎮河鐵犀”,威武雄壯,獨角朝天,面朝黃河,猶如一位歷盡滄桑的防洪衛士,這便是於謙當年在開封抗洪治河的歷史見證。於謙離開後,當地百姓為紀念他的治河功績,就在鐵犀所在之處修建了一座回龍廟。於謙在“奪門之變”遇害後,百姓為了追思他,還建立了庇民祠。雖然這些都早已毀於黃河大水,被掩埋於地下,但是於謙的功績卻口口相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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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袖清風身欲飄,杖藜隨月步長橋。”盡管於謙潔身自好,剛正不阿,不恃權貴,但孤獨的他卻無法拉回日漸滑向宦官亂政泥潭的王朝“馬車”。

王振,作為明朝第一代專權宦官,本是個落第秀才,最初在私塾教書,後來做了教官,王振與普通讀書人一樣,總幻想著能有一天能走上仕途,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他內心深知,如果想通過科舉走上仕途,對他來說實在是太難了。所以,一心想出人頭地的王振心一橫,便在明成祖永樂末年自閹入宮,當了宦官。一心攀附的王振為人狡黠,善於察言觀色,入宮不久便得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賞識,被任命為東宮局郎,主要負責侍奉太子朱祁鎮,也就是後來的明英宗。英宗即位後,王振自然而然就成了他最受重用的人,出任宦官權力最高的司禮監掌印太監。明朝正統年間,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與張太皇太後相繼去世,王振開始將手伸向大明朝堂,成為明朝首位專權太監,朝廷官員紛紛獻媚,使得朝堂成為王振的一言堂。據說朝會期間,進見王振的大臣都要送銀子給他,否則就會被王振記恨,進而遭受政治迫害,有的甚至還會被按上個莫須有的罪名,鋃鐺入獄。於謙卻不肯奉迎宦官、結交權貴大臣,他每次上京奏事,除了簡單的行李外,從不攜帶送人的禮物。時有好心人勸他說:“你雖然不獻寶,不攀求權貴,但也應該帶些土特產,便於打點人情。”於謙笑著舉起兩袖,十分風趣地回答:“我入朝怎麼沒有帶東西呢?這不是有兩袖清風嗎?”《明史》本傳曾這樣記載道:“於謙每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後來於謙還寫了一首雜體詩《北風吹》,以銘心誌:“絹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朝廷大臣出於各種原因,不得不巴結王振,唯有於謙從沒有給王振送過禮,且以:“兩袖清風”自譽,王振對此恨得咬牙切齒,他要想千方設百計叫於謙真正成為“一陣清風”,而那些唯利是圖的奸佞小人,也早已將於謙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因為於謙不僅是他們擴張勢力的障礙,更是他們仕途上最大的威脅,讓於謙盡快消失成了宦官頭子王振和那些奸佞小人不謀而同的目標。

明英宗朱祁鎮登基以後,王振就開始排除異己,於謙就成了首當其衝。有一次,於謙回朝奏事推薦參政王來和孫原貞替代自己的職務,王振得知情況後非常不滿,通政使李錫迎合王振想法,彈劾於謙,說於謙因為長期未得晉升而心生不滿,擅自推舉他人代替自己,有罪,然後朝廷將於謙下獄。老百姓聽說於大人無緣無故被判處死刑,一時間群民共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宮門前聯名上書,請求於謙留任,甚至有些藩王也向著於謙說話,在朝廷中引起不小的風波。王振見陰謀未成,便編了個理由給自己下臺,稱從前也有個名叫於謙的人和他有恩怨,說是把以前那個“於謙”和現在被關押的“於謙”搞錯了,這樣才把於謙放出來,並降職為大理寺少卿。後來迫於社會民眾壓力,再任命於謙為巡撫,赴河南、懷慶兩地救災。直到正統十三年(1448年),於謙被召回京,復任兵部左侍郎。

“留得清白在人間。”這是於謙的為官之道,映襯的恰恰是大明王朝宦官當權的黑暗。於謙在晉豫十八年的艱難歷程中,從沒有向宦官權勢低過頭,他始終以挽救災民為己任,不負皇恩不負民,誓死報答百姓的愛戴,所以群眾都叫他“於青天”,把於謙比作包拯“包青天”。自古忠孝不能雙全,於謙在外巡撫期間,他遠在故鄉杭州的父母相繼病故,自己卻未能膝前盡孝,陪伴老人走過人生最後一段歷程,這是於謙一生最大的遺憾。於謙深愛的妻子,也在他巡視期間孤獨病逝,於謙沒能見上最後一面。於謙結束巡撫任務,在離開河南和山西的時候,帶走的也只有自己幾件破舊衣服和幾本書,其他再無余財,因此,留下了著名的典故“兩袖清風”。

外任的歲月,對於謙來講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他從三十多歲的青年才俊,變成五十多歲的斑白老臣,把人生最寶貴的歲月都獻給了晉豫民眾,自己就像是一只不知疲倦的杜鵑鳥,奮力翺翔在大明的天空。而今,雖然大宦官王振早已經死於8年前的“土木之變”中,但是王振慫恿朱祁鎮貿然親征瓦剌,兵敗被俘,也正是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才將於謙推到了政治舞臺的最前沿。而於謙一句“社稷為重,君為輕”,一場置死地而後生的京城保衛戰,在延續大明王朝近200年國祚的同時,也把自己推到了王朝的祭奠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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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8月,明英宗被俘一年,瓦剌首領也先見手中的奇貨變成廢物,欲送英宗還朝。在是否迎回明英宗朱祁鎮這個問題上,明代宗朱祁鈺的思考還是比較深遠的,他拒絕英宗回來,大權在握的他,知道如果請一個被自己趕下臺的皇帝回來,怎肯與你善罷甘休呢?今後將會有很多麻煩事發生。在這個問題上,於謙和王直卻作出一個與朱祁鈺想法相悖的決定:“大臣王直等擬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於)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國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明史·於謙傳》對此有詳細記載。迎回明英宗朱祁鎮,的確將明代宗朱祁鈺置於尷尬境地,朱祁鈺心一狠,決定將他這位太上皇的哥哥軟禁在南宮,且把宮內的樹木全部砍掉,一鎖就是七年。於謙等主張迎回朱祁鎮的最後結局,不但在自己脖子上套上絞索,讓朱祁鎮勒緊;也讓朱祁鈺套上了絞索,讓朱祁鎮去勒,所以迎回英宗之日,就是於謙預伏禍機之時。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夜,大明歷史上一場震驚朝堂的復位政變發生了。大將石亨、政客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擁戴被囚禁在南宮的明英宗朱祁鎮復位政變,史稱“奪門之變”,又稱“南宮復辟”。朱祁鎮復位後,改年號為天順,當天,他就以“大逆不道,謀立外藩”的罪名,將少保兵部尚書於謙和吏部尚書王文等逮捕下獄。朝臣們都心知肚明於謙等人是冤枉的,甚至也有比較正直敢言的為於謙辯護,但徐有貞狡辯道:“謀逆雖然沒有成為事實,心中這個念頭總是有的。”他叫爪牙錦衣衛將於謙、王文嚴刑拷打,以“意欲”謀逆罪名定罪。王文憤怒地抗辯道:“‘意欲’兩個字可以定罪嗎?”於謙沈著鎮定地對王文說:“石亨等人要誣害我們,申辯又有什麼用呢?”

對於這場“奪門之變”,實際上是於謙早已經預料到的結局,他要以犧牲自己來成全一代帝王,成全一個時代,甘願成為朱祁鎮和朱祁鈺皇位爭奪的替罪羊。明英宗朱祁鎮作為這場鬥爭的直接受害者,他飽經瓦剌被俘之苦,歸朝後雖被封為“上皇”,但“囚禁”南宮七年,他渴望自由,當然更渴望奪回自己失去的王位。最終,於謙被定謀逆罪,按大明刑律以極刑斬首棄市。當判決書呈送到朱祁鎮面前時,他內心最柔軟的地方還是被戳了一下,他有些猶豫,內心十分矛盾。朱祁鎮知道,如果沒有於謙護國,自己永遠沒有機會再回到大明,朱祁鎮對群臣說:“於謙實有功,不忍心殺害功在社稷之人。”這時徐有貞咬牙切齒說道:“不殺於謙,此舉為無名!”意思也就是說:“我們剛剛擁立你做皇帝,要肅清朝野,名不正言不順,不殺於謙,有誰會承認你這個新皇帝呢?”就這樣,明英宗朱祁鎮最終痛下決心殺了於謙。

天順元年(1457年)一月二十二日,陰霾翳天,天地同悲,京城民眾的哭聲並沒能挽留住於謙,於謙的一腔熱血噴灑在他曾經戰鬥過的地方,他的雙眼沒有閉上,他要永遠望著自己深愛著的這片土地。於謙被殺使北京民眾無比悲痛,到於謙遇難地方哭祭者多達數千人。史書曾記載: 於謙“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怨之”。據說一有個叫朶兒的指揮,本來是冤案制造者之一曹吉祥的部下,因敬仰於謙,在於謙行刑的地方以酒祭奠,痛哭不已。曹吉祥知道後非常生氣,用皮鞭抽打他,第二天朶兒仍然祭拜如故。於謙去世後,都督同知陳逵深感於謙忠義廉潔,便派人秘密將其遺骸收殮起來,安葬在京城西郊,並派專人看守。“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逾年,歸葬杭州。”《明史·於謙傳》對此也有專門記載。當錦衣衛抄於謙家時,並沒有發現任何值錢的東西,他們見正屋大門緊閉,一把大鎖牢牢鎖著,大喜過望,連忙撞門進去,但裏面裝的卻都是皇帝禦賜的物件,如蟒袍、劍器、聖旨等,一件一件擺著,並沒有金錢寶物之類。見此狀況,負責查抄的官吏也禁不住涕然淚下。

於謙死後的第三年(1460年),他的養子於康將其靈柩從京師運回故鄉杭州,安葬在西湖南面的三臺山麓。再過五年(1465年),其子於冕被赦,上書訟父冤,於謙冤案才平反昭雪,恢復生前官爵。明憲宗朱見深派大臣前往杭州祭祀,祭文中寫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之無虞,惟公道之獨特,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實憐其忠。”

而今,一代忠魂長眠於三臺山麓,伴著湖光山色,枕著錢江濤聲,望著家鄉湖山,也是值得欣慰的。湖山依舊,故人依舊,九泉之下的於謙,與早他三百年被冤殺的南宋名將嶽飛有幸遙相對望,後人曾有詩雲:“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湖山有幸遇故人。(圖片由CFP提供)

作者簡介:趙慶勝,曾出版攝影作品集《激情瞬間》,散文集《歲月是片澎湃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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