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王占黑
今年疫情爆發後，從2月到4月，王占黑都一個人住在上海的租房裏。如果能屏蔽新聞，那會是她當高中語文老師這幾年最輕松的一段時光：每天上午上上網課，下午去小區逛逛，一日三餐都自己做，還不用切換上班和在家的狀態。
等學期結束，她沒有任何準備地選擇了辭職。
常常有人問她是不是要準備全職寫作了，但她覺得也不是這個意思。如果硬要說的話，可能是這樣的心態：不確定自己未來想做什麼，但明確自己不想做什麼。比如三年教學下來，她不想繼續原來的工作周期了，停下來休息一陣，如果人休息夠了，錢又不夠了，她可能重新出去上班。
“自由職業也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有時甚至會陷入一種自我剝削吧，不過現在從容多了。”近日，王占黑的第三本小說集《小花旦》由理想國出版，她就此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這是一本變化不小的新書，她既“走出了社區”，又“走出了童年”。在她自己看來，從《空響炮》到《街道江湖》再到《小花旦》，從25歲到30歲，最大的成長是可以作為獨立的個體在一個大城市裏生活了。
“或者從心理意義上看，我不再是那個從社區裏來的小朋友了。我走出了社區的庇護，走出了自己那個文學世界裏‘上一代’的庇護，我完全作為一個成年人在觀察著，生活著。”
《小花旦》書封原型是王占黑在橋洞裏拍的一張照片，一輛東風小汽車，一對光腳丫，一場安逸又快活的午覺。除了木刻封面，它還被做成了明信片夾在書裏。
一直在往前追，想寫更現在時的東西
就在采訪這一天，王占黑突然發現隔壁鄰居家門口貼上了一張《催繳租金告知函》，上面寫著：乙方二房東XXX公司已拖欠房租數月，房屋內如有租客請在七日內搬走，否則甲方會跟警方以及物業方強制收房。
她一邊趕緊拿手機拍下來，一邊嘆息不止：“這家人回來要傷心了。”
早在今年初，她就註意到租房平臺“蛋殼”出了資金鏈問題，北京有租戶因此被強制驅逐，她還把這一細節寫進了最新的小說裏。沒想到一年快過去了，小說都寫完了，這樣的事居然還在延續。
“我也蠻擔心自己的，雖然我是和房東直接簽的。”環顧這個精心布置過的小家，東西很多，但一點也不亂。在只有四十平米的小天地裏，處女座的王占黑總能給各種小東西找到合適的位置。她很煩搬家，電器和家具不說，就是那些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攢下的小物件，也足夠讓她“大動幹戈”。
她的小說往往來自她對某一社會現象的思考，比如《黑魚的故事》就源於她目睹了“放生魚被循環買賣”，盡管這個點在小說的最終呈現裏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至於《去大潤發》，雖然出現了免費班車、飛行棋等懷舊元素，但她並不想為懷舊而懷舊，而是希望借此探討實體商超的生存現狀。
“我覺得，我一直在往前追。”王占黑說，以前她寫的東西，大家會覺得它們來自她的童年或者上個時代，但她一直希望加快腳步，能寫更現在時的東西。“我也特別願意去處理那種好像需要滯後一段時間才能夠進入的內容。我最近寫的小說，真的就有一種衝在現場的感覺。”
城市空間變化，一直是王占黑關心的話題。 王占黑 圖
因為她對社會議題的關註，不止一個朋友問過：你為什麼不去當記者呢？
她還真有一個和新聞學“擦肩而過”的經歷。考上復旦後，她爸媽希望她能轉去新聞系，她申請了，也成功了。但在轉系的節骨眼上，她突然意識到這個決定不是她做的，是大人為她做的。她決定不去。
事後想想，這完全就是一個屬於自己想長大的決定，跟想做什麼沒有關系，因為中文系畢業也可以當記者。至於後來沒當，是一些經歷和見聞，還有連軸轉的周期讓她覺得跑新聞不像寫小說那麼自由。“將來如果有機會，或許我會想當那種獨立記者，自己出錢、定周期，然後去完成自己想做的選題。”
“不過我總覺得，想象也是介入社會的一種方式。”她最近寫完的一個小說是關於快遞員和年輕女性的情感故事，和《去大潤發》一樣，想以某種“言情”的方式切開陌生人之間的口子。但不知不覺地，疫情時代，物流罷工，中介跑路，社會行動者和勞動者之間“誰來拯救誰”、“如何拯救”……她所關註的議題紛紛冒了出來。
“小說給人的自由度很大，你可以越過很多社會身份帶給人物的刻板印象去進入他的內心，同時也是一種自己找自己思考、討論的方式。”
一個環衛工人在吃炒飯。 王占黑 圖
年輕人與年長者，分別如何介入當下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小花旦》這本新書出現了更多年輕人。這群人在三十歲左右，“近幾年不知道加過多少班，挨過多少罵，吃了多少外賣，又存下多少錢”。所謂“三十而立”，用小說人物李清水的話說，是“即將三十歲的自己站在北極點上，四下空闊，再也找不著北了。”
而再過大半年，王占黑也三十歲了。
盡管她極少在小說裏點明時間，但讀者不難從字裏行間中捕捉到這就是一個同時代的人寫的作品：在《潮間帶》裏，“我”常常碰到一位高手，頭像是穿8號球衣的科比，定格在二OO六，湖人對太陽，經典絕殺；在《去大潤發》裏，駕駛員和乘客對話，一個說，只聽人家拍手，美國人死了好，死了好。“我”就想，不管啥地方，死人有啥好？
王占黑坦白，這兩處地方確實都是“沒能克制住自己，講了想講的話”。
與此同時，“上一代人”也並沒有在《小花旦》這個集子裏消失。比如，《空響炮》裏紮氣球的瘸腿阿興在《癡子》裏回來了，他和同樣有身體缺陷的嗡鼻頭、美中組成“三人行”。他們的老小區要被拆了，阿興決定即使是死也要抱著媽媽的照片死在老房子裏。
《癡子》是這本新書裏篇幅最長的一篇，涉及大約三十個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有像阿興那樣“癡”的一面。一位師友評價這部小說很“滿”，信息量太大了。
王占黑回頭反思了一下，也意識到除了人物與情節，她想要放進去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包括舊樓拆遷、城市更新、殘障人士的處境、親子關系、都市情感等等話題。“所以這個小說很沈。就像是書放多了，書架板都快彎掉了。它可能不是一篇特別討好的小說，但它對我特別重要。因為它在這本書裏拉得最開，人物最密。我其實找到了很多可能。”
這個可能在於，她想讓更多人意識到上一代人不是只有“文革”、集體生活、下崗潮、經商潮……就像阿興他們三個，也會用微信、發表情包、打卡網紅店、騎共享單車。“我寫過很多‘上一代’，大家會覺得‘上一代’的故事就發生在上個時代，其實完全不是，上一代人完完全全就活在當下。我們以為已經過時的人，其實一直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間維度。他們也不總是回憶過去，也會在公園裏談美國時政。”王占黑說，“比如從2010年到2020年，看起來六十歲到七十歲變化不大，但他們在這十年裏也隨著互聯網世界發生變化。我很想寫出大家認為已經落伍的一代人是如何與當下碰撞的。”
“我們以為已經過時的人，其實一直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間維度。” 王占黑 圖
如果能去看看大別墅，為什麼不呢？
一定程度上，哪怕是收錄近兩年新作的《小花旦》，對於現在的王占黑也有些“滯後”了。
今年第一次見到王占黑是在八月，在上海國際飯店，她和作家孫甘露、主持人駱新有一場關於美食與城市記憶的對談。在活動開始前，她一個人靠在飯店十五樓的窗臺，向外東張西望。那時她還不清楚自己準備講些什麼，只是把這樣的活動當成人間觀察。她說，沒去過的地方，沒幹過的事，她都想嘗試一下。
經常有人問她：你是不是只喜歡逛老社區？
“如果能去看看大別墅，為什麼不呢？”她幾乎脫口而出，“我也很想知道富人是怎麼過的呀。不是說你有老社區關懷，你就必然拒絕去看待消費主義或者更中產的東西。”
在她看來，很多人拒斥“二次元”，拒斥“體制內”，太激烈的拒斥可能源於厭惡，也可能源於害怕，這會給自己畫一個越來越小的圈。“但如果有足夠的自信，你完全可以打開自己，去體驗各種各樣的場景。因為大部分人的生活是相對封閉的，不像楊超越那樣，今天打手遊，明天就代言手遊，能經歷大起大落。我們能看到的和能走到的都特別有限，所以如果有機會，我肯定願意到處看看。”
對於寫作，她同樣也是這樣一種開放的心態，想試試非虛構，想試試長篇，想試試各種可能。已經出了三本小說集，外界對她是否會寫長篇浮想聯翩。她有想法，但是不急。
“我不是一個輕易開頭的人，一旦開了頭，就會把它寫完。”她說，“準備”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從具體操作來看，她要考慮最近有沒有別的重要工作、要不要出差、身體吃不吃得消，心頭有什麼事。“通常只有準備好能全身心進入新小說了，我才可以開頭。比起構思、提綱這些，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做好準備了。”
在寫作之外，她還希望自己盡可能是輕松的，快樂的：“我的大部分寫作不是發泄，不是把生活的痛苦投射到作品中，但寫小說的過程總歸還是辛苦，我得承受住那個作品，承受住那份辛苦。那麼寫作之外的個人生活就不能那麼辛苦啦。”
所以，關了電腦，她喜歡出門，喜歡在晴朗的日子裏曬曬被子，喜歡自己心血來潮時做做好吃的，喜歡抱著她的毛絨朋友玩。“這是大智，英文名叫Ben。”她很認真地向朋友介紹說：“大智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像天使一樣，是個快樂的小胖子。”
除了大智，屋子裏還有別的“小朋友”……這些毛絨公仔幹幹凈凈，還穿著衣服，戴著飾品。一問，那些淺藍色T恤、聖誕圍巾、針織帽子、彩珠鏈子，都是她從各路菜市場、舊貨市場“淘”來的。
王占黑最好的朋友——大智
從“他們比我重要”，到“他們就是我們”
因為首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王占黑”這個名字從2018年秋天開始承載了公共討論的意義。當時在頒獎臺上，賈平凹拿著獎牌找不到領獎人，沒想到叫“王占黑”的就是他身邊那個瘦瘦的短發小姑娘。
在那之前，王占黑已在豆瓣上默默寫了四五年。她很喜歡豆瓣，也喜歡當時“悶頭寫”的狀態，盡管鮮有關註，但節奏是自己的，是踏實的。
“這個獎最大的意義是錢很多。當然，也是一個鼓勵。”在上個月給華師大創意寫作班做分享時，王占黑說到自己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多少影響。她說每個寫作者都有所謂的“抽屜時期”，有的人這一時期很長，但第一次從抽屜裏掏出東西，就可以交出一份比較成熟的作品。“我的抽屜時期比較短，一開始拿出來的是比較學徒式的東西，現在也不太敢回頭看。但也好，讓大家一點點見證我的成長，見證我那些傻乎乎的地方。”
寫完《空響炮》後，王占黑一度難以走出老社區裏的下崗工人、“男保女超”，那時她想：“原因不在我，在故事裏的人——他們比我重要得多。”
但到了第三本《小花旦》，有些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潮間帶》一開始想寫的是一個屬相不明、取向不明的神秘故人，但寫著寫著她發現這個人並沒有被單獨拎出來提及的必要，因為“大家都是普普通通地，緩慢地自我演變著”。
確實，新書固然寫到了很多“邊緣”：邊緣的馬路、邊緣的小區、邊緣的人。但即便是看上去一切如常的普通人，也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毛病”，或許是恐懼身處高樓，或許是害怕壁虎，或許是對下雨天異常敏感……就像豆瓣讀者、編輯“伊夏”說得那樣，《小花旦》依舊是寫異色人群，但要細究異色，其實和你我也毫無兩樣。畢竟世上沒有一種“標準人”，只要你貪嗔癡恨，恐怕多少都有點形貌乖張。
在具體寫法上，王占黑還有一點變化：以前寫人，她會急吼吼地把設想的一切擺出來。現在不是了，她選擇讓他們自己說話。她比以前更有耐心了。
比如聲音細細尖尖的爺叔“小花旦”。在小說裏，他離婚了，會去性少數群體聚集的場所，會穿著黑西裝上臺跳舞，會給自己取名“上海寶貝”。他看起來像是同性戀者，但真相是什麼，王占黑說她也不知道。“他可能只是一個娘娘腔，一個異裝癖，可能是只身來到上海後被一些人帶進了這個群體，當然也有可能是同性戀。每個讀者都可以去做自己的判斷，但這個解釋權是在這個人物自己手上的。”
又比如《潮間帶》裏的阿德，曾出現在“我”和母親的生活裏，後來默默地回歸了自己的家庭，這背後的原因在小說裏也是空白的。“這個阿姨到底是誰，其實不重要，因為她已經從一個年輕人變成了一個中年人。她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尊嚴，我不再跑進去給她定性了。”
王占黑說，作為寫作者，她以前掌控的東西太多了，哪怕自己不夠了解，也要把這些那些都拿出來。“這也是一種成長吧，我在小說裏不斷地往後退，把更多的人物往前推。”看到自己這樣的變化，她是滿意的。
現實和虛構還能有的另一種關聯
從2010年考上復旦大學中文系算起，王占黑來上海已經有十年了。
她喜歡在這座大城市裏走來走去，手機相冊裏滿是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氣球、舊報紙、從共享單車上挪來坐墊的自行車，用礦泉水瓶結起的曬衣“龍門架”。即便坐在出租車裏，她也總喜歡透過車窗往外看。車子上了高架，她會望向那些開了燈的樓房，想象裏面住著什麼樣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覺得很近又很遠。辭職後，她在外面“瞎逛”的時間比上班時更多了。
王占黑手機相冊裏“用礦泉水瓶結起的曬衣 ‘龍門架’”
王占黑上街時，喜歡拍下各種毛絨玩具。攝影 王占黑
一開始她自己都沒有發現，《小花旦》這個集子裏的小說人物也在不停地走來走去：在《小花旦》裏，“我”跟著綽號“小花旦”的爺叔去定海橋，去人民公園，去嘉興路；在《去大潤發》裏，“我”與穿黑T的男子在貨架中穿行；在《黑魚的故事》裏，阿三搬出新村，又回到新村；在《清水落大雨》裏，李清水從家裏衝出來，坐上城際巴士回到自己長大的地方；在《癡子》裏，三個殘疾人一起走過報亭、橋洞、網紅餐廳、拆遷地；在《潮間帶》裏，“我”從城市到了鎮上，重逢故人……他們和王占黑一樣，總是“在路上”。
但更大的共性其實在於，他們都走出了老社區，在更廣闊的城市空間裏和自己對話，和時間對話。在《小花旦》之前，王占黑就很關心城市空間的問題，寫出了一系列關於城市舊空間的小說，甚至被貼上了“老社區代言人”的標簽。但在這一本中，她和她的人物走出來了，他們遊走於城市的各個角落，打開人與人的關系，解開自我與時間的秘密。
11月27日，《小花旦》在上海的第一場新書分享會在建築書店“群島”舉行。在一個關心城市空間的空間探討新書似乎也別有深意。活動現場上，評論家、《上海文化》副主編張定浩說，從八十年代開始，幾乎每個中國小說家都想塑造自己的文學領地或者景觀社會，但這一空間裏的人往往是被空間塑造的，是有符號性的，但王占黑這裏沒有。“她的小說從不願固化地名，因為空間都是屬人的，人在哪裏，空間就在哪裏。每個人都攜帶並且創造著自己的空間，這空間又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和他人的空間，和自我過去的空間交融在一起。在這樣的空間裏，人不再是被動地符號性地被生活或歷史驅趕向前，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歡樂天真，獨特的時間與空間。”
11月27日，《小花旦》在上海的第一場新書分享會在建築書店“群島”舉行。從左至右：btr、王占黑、張定浩、顧湘。 Nek 圖
還有讀者註意到，“定海橋”這個地方在王占黑的《小花旦》裏第一次出現了。她本身是上海定海橋互助社的一員，社員們會去做各種各樣事情。但她一向很少談及這件事，不想因為自己有了一些公共話語權就遮住了互助社更重要的存在。
回到那個出現了“定海橋”的故事，“我”被“小花旦”帶去定海橋——它比學校更偏僻，一點都不像上海，電視裏沒有這樣的上海，世博會海報裏也沒有。再後來，兩人去了更遠方的馬路，走得越多，越發現很多地方是去一次少一次的。為了看到更多即將消失的地方，他們甚至想快點跑起來。
很多讀者好奇，現實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小花旦”這樣一個爺叔，能帶著王占黑到處看上海。但這個人物是她虛構出來的，非要說和現實生活有什麼聯系的話，就是她向認識的一個人借了“小花旦”這個綽號。
而比起“現實如何成為素材”，《小花旦》更有意思的點在於“虛構回饋了現實”，或者說小說反而成為了對現實更真實的確認。在小說裏，“小花旦”在城市行走中拍下了無數個早已被人們遺忘的世博會吉祥物——海寶。而在小說外，王占黑在豆瓣發起了“全球尋找海寶大賽”，目前已收到了六百多個不同的投稿。那些海寶在墻壁、燈柱、電梯口、環衛車、小店的玻璃板、公共廁所的紙盒上……後來這甚至成為了一個全開放的命題，有人發來了一種叫海寶的電動車，幾家叫海寶的海鮮館子，還有被誤認的過氣飲料巨星酷兒和海綿寶寶。
評論家、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黃平將《小花旦》這個四萬字的中篇視為王占黑真正意義上的成熟作品，也是近年的中短篇佳作。而對王占黑而言，《小花旦》之所以意義非常，是她確信自己會寫小說了。而且她知道，現實和虛構還可以發生另一種關聯。
王占黑在豆瓣發起了“全球尋找海寶大賽”
王占黑在豆瓣發起了“全球尋找海寶大賽”，目前已收到了六百多個不同的投稿。
《小花旦》由理想國新近出版。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