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期主持人 | 陳佳靖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欄目“編輯部聊天室”。每個周日，界面文化為大家揭曉一次編輯部聊天記錄。獨自寫稿，不如聊天。我們將圍繞當周聊天室主持人選定的話題展開筆談，或嚴肅，或娛樂，神侃間雲遊四方。鑒於主持人們各有所好，聊天室話題可能涉及政治、歷史、文學和社會熱點事件，也可能從一口路邊小吃、一次夜遊散步、一場未能成行的旅行蔓延開去。
本期聊天室由佳靖主持，她想要討論的話題是“精神衛生”。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在人們常規的觀念中，良好的精神衛生（也稱心理衛生）狀況就是沒有精神疾病，實際上，這並不是精神衛生的全部定義。世界衛生組織明確指出：“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羸弱，而是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狀態和社會適應能力。”關註精神衛生，意味著我們應當超出精神疾病的範疇去考慮整體的身心健康狀況。在理想狀態中，個人應當能意識到自己的能力，能應對正常的生活壓力，有成效地從事工作，並為社會作出貢獻。
如今，預防疾病、強身健體已經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但心理健康卻時常被忽視。與軀體上明顯的病痛相比，心理問題的表現形式更加復雜，也更加隱蔽。除了遺傳因素之外，社會的迅速變化、工作壓力大、性別歧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可能損害心理健康，而一旦人的心理陷入反常狀態，患上精神障礙或精神病，人的社會適應能力就會受到破壞，以致於無法進行正常的家庭和社會活動。
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精神障礙患者中年輕群體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世界上約有20%的兒童和青少年有心理健康問題，而自殺是15-29歲人群的第二大死因。《柳葉刀》一項研究指出，中國約有1.73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包括焦慮癥、抑郁癥、強迫癥等，其中1.58億人從未接受過專業治療。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對精神疾病的偏見和汙名化是患者抗拒治療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天然地將精神疾病患者視為“瘋子”，在社會生活上排斥他們，這無疑會進一步加重患者的身心負擔，延誤病情。事實上，個體的精神衛生狀況也關乎整個社會的發展，如何破除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誤解，真正從日常生活中重視心理健康、預防精神疾病，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去考慮的。
年輕人的焦慮在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惶惑陳佳靖：從世衛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目前全球精神障礙患病率不斷上升，而15-29歲人群受影響十分明顯。可以想象，這個年齡層的群體正處於升學、就業、婚戀等壓力的高峰期，很多人生中從未經歷過的煩惱接踵而來，一旦不能調節好心理狀態，得不到學校、家庭和社會的積極引導，很可能會持續陷入焦慮情緒，進而引發更嚴重的精神障礙。
很多研究也指出，如今的年輕人比過去的年輕人更容易產生心理問題。一方面可能是大家對心理健康越來越關註，開始意識到主動治療的重要性了，另一方面也與現代人生活方式的改變有關。過去古人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好像是某種不變的規律，但對於現代人而言這已成為一種奢侈。隨著社會節奏的加快，我們越來越感到時間不夠用，白天做不完的工作留到晚上做，晚上本應用來休息和娛樂的時間又從睡眠裏挪用，最後“黑白顛倒”成了常態。事實上，今年美國就有一項新研究指出，晝夜偏好是抑郁癥的潛在風險因素，如果一個通常在淩晨1點左右睡覺的人改在淩晨前睡覺，睡同樣的時間，他可以降低23%的患病風險。
林子人：佳靖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對現代人來說已經是一種奢侈，讓我想到《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中的話：“在全球化論者的新自由主義範式裏，失敗者才睡覺……現在供人休息和恢復精力的時間實在太昂貴了，以至於從結構性的意義上說，它們不可能與當代資本主義共存。”
在我看來，年輕人的焦慮歸根結底在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惶惑：長久以來我們信奉“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價值觀正在被顛覆，勞動回報率遠遠小於資本回報率，貧富差距日益加大；雇主與員工共同進退的社會契約被打破，我們發現雇主越來越將員工視作負累而非資產，動輒以“削減成本”的理由優先拋棄員工，這讓“低性價比”工作者（身體素質不佳、年齡偏大、或需要生育的女性）的職業前景岌岌可危，也將更激烈的競爭和重重壓力強加給職場幸存者；鑒於職業和收入是決定當代人生存和身份認同的最重要因素，公共生活的緊張狀態也會影響到私人生活，特別是在社會以企業為中心、不承認“人的再生產”的價值及其所需的成本的情況下；而“適者生存”“自我擔責”的意識形態又在不斷規訓我們苛責自己……種種情況加在一起，很難不焦慮吧。
董子琪：我想通過年輕人參與最多分布最廣的社交網絡來把焦慮具體化。有陣會喜歡在不同的社交平臺做“網絡民族誌調查”，就是看知乎的高贊問答，虎撲的步行街問答，最近也觀察了一下據說最富裕的小紅書，選擇這些地方是因為我想知道比我年輕的、與我不太一樣的、生活中甚至沒有交集的人，是如何討論問題的，會有什麼新鮮術語迸發出來。
這個“偷師”的過程當然是很浪費時間的，在不斷地重復刷帖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雖然擔心的問題不同——比方說知乎擔心的可能是年薪百萬無法留在一線城市，小紅書焦慮的是老公失業了我還能不能繼續全職，虎撲步行街可能是家裏資產一千萬什麼水平——但問題的角度往往都是從年輕人的角度出發的，其中通常涉及一些代際衝突，包括70後是不是占據了社會的紅利，老人有房子是房東、年輕人一無所有給房東打工值得嗎這樣的問題；問題的核心指向也相當趨同，那就是我如何衡量我在社會中的位置，這時候金錢的指標是最通用的。存款、資產、公積金，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大家要一項項地掰開看，對照胡潤榜看自己是否能屬於城市的百分之十。
在浪費時間的同時，我告訴自己，之所以“學習”這些，是為了占據更多的社會調查資料，了解不同人群的生活，從金錢指標攀比中獲得某種精神上的風向標。這些提問是不是特別勢利、市井、物質主義，但人們真的是欲壑難填嗎？還是說對物質的在乎有著精神的誘因？想起前陣閻雲翔所說的，在當下中國，連接家和國的是物質主義：私領域中通過消費主義實現家庭的夢想和幸福非常重要；物質主義也能將個體劃入不同的階層，幫助人們確認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通過擁有多少財富，住在什麼地方，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的方式，界定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果逛熟了中國當下主要的網絡社區，會對這段話非常認同。
接續這個觀點，我想補充的是，物質主義能夠連接家與國，或許能讓人們短暫地感到焦慮緩解，因為人天然需要感知到自己的位置，但這種單一追求賦予的身份認同，最終是充滿焦慮的。用事實來說話，上海本地論壇寬帶山上站在胡潤排行榜上海前百分之十裏的人，發明出了一個術語叫“哭窮劃胖法”，這個意思就是用哭窮的方式炫耀，現在也越來越多在知乎和小紅書上看到。如果說人們尋求身份認同的目的是沒錯的，那麼問題出在哪兒呢？難點又在哪兒呢？
一個人能做的最勇敢的事，就是開口尋求幫助潘文捷：好像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專門治療精神疾病的醫院，並且會成為當地的一句俗語，吵架時就可以罵對方“你是不是x院剛跑出來的”！今年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的月餅還成為了網紅，因為諧音“精神病”。可以看到，辱罵對方有心理疾病至今還是很有殺傷力的舉動，這也成為很多人不願意去看心理醫生、精神科醫生的原因。中學班上一位同學，成績永遠前三但是私下裏每次考試前都會緊張到嘔吐。我勸說她去看學校裏的心理醫生，她想去又不願意去。於是我本著好奇心加上助人為樂就先去了一下，並且轉告她裏面的情況，就是聊聊天醫生給你做點筆記而已。
我是不會看氣氛的人，所以不管別人怎麼汙名化一件事，我都覺得無所謂。但是很多人會在意這些。在《紐約時報》2011年一篇對韓國抑郁癥的報道裏，朝鮮大學教授、心理學家Kim Hyong-soo就說：“如果感到抑郁，韓國人就默默忍受，等它過去，因為那些去看精神科的人會感受到一輩子的羞辱。”那些尋求心理咨詢的人經常去私人診所，甚至以現金支付，這樣他們在找工作的時候社保上就不會顯示這些記錄。在這種背景下，後來韓劇出現了一波浪潮，2014年的《沒關系是愛情啊》，2020年的《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系》、2020年的《惡之花》等都以精神疾病為主題，幫助改變了一些社會上的偏見。
除了影視作品可以幫助改變以外，更多的閱讀也會讓人們理解精神疾病。之前看了《我做錯了什麼：一個產後精神疾病康復者的自白》，講述在現實中，10個新手媽媽中就有8個會在產後幾周內經歷痛苦的掙紮。得產後抑郁癥乃至產後精神病的大有人在，但是人們卻似乎很少公開討論這些事。好在作者的丈夫和家人自始至終都堅定地陪伴著她，她也及時獲得了來自專業醫生的救助。醫生告訴她，得產後抑郁沒有別的原因，只是運氣不好。這種事情可能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而作者本人的感悟則是——一個人能做的最勇敢的事，就是開口尋求幫助。國慶期間還讀了《也許你該找個人聊聊》，講述心理治療師診室裏發生的故事。給別人當治療師的醫生本人和男友分手之後幾乎崩潰，也給自己找了一位治療師。在心理醫生的開導下，她逐漸發現在痛惜分手的表象之下，內心深處讓她恐懼的真正事物。如果想要解決問題，不發現問題、承認問題的存在怎麼行呢？聽聽這些病人和專家的呼籲！“開口尋求幫助”、“你該找個人聊聊”，所以從你我做起，鼓勵你周圍有擔憂的朋友勇敢地去尋求幫助吧。
葉青：不管從數據還是我個人的生活經驗來看，受精神疾病困擾的人確實不少。2019-2020年的時候我得過抑郁癥，也陪好友去文捷說的“每個城市專門治療精神疾病”的醫院看過，還在那裏遇到了也是來看病的學弟。怎麼身邊這麼多人有精神問題，難道真的是人以群分嗎？那段時間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後來想通了：因為這是一件很正常、普遍的事情，我們只是生病了，就像每個人都有可能感冒發燒一樣。
陳佳靖：世衛有一項數據的對比：抑郁癥和焦慮癥這兩種最常見的精神疾病每年給全球經濟造成1萬億美元的損失，盡管如此，全球政府用於心理健康的醫療支出中位數仍不到2%。在中國，除了高發病率、低就診率的現狀之外，當前精神科醫生的缺乏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各地區診療水平存在巨大差異。
作為個人，我們能做的就是多了解相關知識，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地預防精神疾病，如有不適就及時去醫院評估自己的精神狀況，采取相應治療手段。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當出行和人際交往受限，生活中充斥著疾病與死亡的信息時，保持健康的心態本身就成為抵禦疫情的第一道防線。
趙蘊嫻：我對“精神衛生”、“精神疾病”的理解還非常模糊，有時候想再學習一下，但總是越看越糊塗，有一次抱著請教的心態去采訪一位很專業的心理咨詢師，沒聊幾句就被震住了，她讓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比如分不清什麼叫問題什麼叫疾病，再請教臨床上如何判斷，對方也以“太復雜和你講不清”為由拒絕了。我相信如果自己是患者的話，一定會得到更好的對待，但這種把一切狀態截然對立起來、無視他者聲音的做法，不正是很多人感到郁悶、抑郁、痛苦、孤獨的原因嗎？老人向年輕人求助時有過這種體驗，孩子向大人、普通人向專業人士咨詢時，都可能被以各種方式嚇回去。了解精神衛生知識和及時自我評估很重要，但還有一部分努力需要由別人來完成。對親人、朋友、同事，甚至只有一面之交的人，當他真的很痛苦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先去聽他在講什麼，嘗試理解這種感受，而不是以自己的感覺和經驗去否定。
前媒體人陳瑜後來轉去做兒童及家庭心理咨詢，她在采訪時說，以前做新聞關註事實，而心理咨詢關註的是感受，它就是主觀的，沒有什麼客觀可言，這挺衝擊我的，就算想讓一個人通過認清現實的方法來減輕心理痛苦，是不是也可以講究下方法和時間，不要捏著“事實”和“客觀”的旗幟耀武揚威？
患者家屬和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也值得關註黃月：有時候感覺我們所有人是坐在同一艘船上，在漆黑的海上航行，焦慮和抑郁就像風浪，持續打濕或弄疼我們身邊的人，有時候更殘酷地，將他們拖下水去。這風浪無止無休，沒有人安全無虞。最近五六年，我身邊越來越多的朋友被風浪擊中——有人在不同程度的抑郁中掙紮，接受藥物治療或者更可怕的電擊，反復試探停藥是否可能、一般的工作和社交是否可能、穩定的親密關系是否可能；也有人在抑郁和躁狂兩極之間搖擺，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因為家人無法相信這是疾病而不是“作”而自己主動住進醫院，試過偏方，試過辭職，穩定快樂的狀態猶如走鋼絲一般，甚至來不及體會，便好像又要被黑浪拉下船去。還穩坐船上的人，多數不是良醫，能做的也只是給他們披一條毛毯，鼓勵他們繼續接受正規治療，拉住他們的手不松，反復傾聽安慰，別失去希望，別沈沒下去。
姜妍：在我印象裏，蘊嫻應該是組內記者在稿件裏關註弱勢群體、殘障人士最多的人。在關註這類群體人員的時候，她的稿件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平視的視角。在對比如兒童、聽障視障人士的采訪中，她都表現出了非常強大的換位思考能力。給我印象很深的一篇稿件是自閉癥關註日時對一位自閉癥患者母親的采訪，通過這篇稿件我們會更多知道一些自閉癥家屬的辛酸，比如作為母親照顧26歲的自閉癥兒子，連出門上廁所都是難題。如果母親去上廁所，誰來在外面照看兒子？生活社區裏又有沒有可以讓患者家屬稍微喘息的空間？社會系統的支持程度，以及患者身邊人的感受其實是我比較關註的一個視角。
我自己接觸過好幾位抑郁癥的患者，有幾位是前同事，其中還有一位曾經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對我來說的一個困惑是，在同事或者朋友出現一些心理健康的問題，甚至會影響到比如工作或者我們正常的交往時，我應該怎麼處理？比如作為編輯，我遇見過有不止一位抑郁癥的作者或者記者在截稿之前消失不見的情況。這就讓我同樣陷入了一種焦慮的狀態，我是應該立即拿備稿填上版面，還是應該繼續等待？再比如曾經的一位好友在確診前後和她交往讓我有極大不適感，在後期有種自己要被她無窮黑洞吸光能量的感覺時，我選擇了遠離。我相信精神疾病的患者給身邊最親近的人帶來的困擾同樣是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我們在越來越多關註精神疾病群體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分出一部分關註以及社會系統的支持給到他們身邊親近的人群。
葉青：開口尋求幫助很重要。在治療的過程中，我有幸遇到了一位非常溫柔、體貼患者的醫生，身邊的朋友和家人也都十分理解支持，對我的恢復產生了很積極的影響。但我也同意姜妍所說的，親友們對精神疾病患者並沒有無下限關懷甚至是容忍的義務，這個過程極其耗費心力，且往往是單方面付出，見不到成效的，難免會讓人挫敗。像是我自己在生病的時候，我知道他們的勸導開解是對的、出於善意的，但是我就是做不到，也聽不進去，有時甚至覺得厭煩，起到反作用。
此外，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也值得關註，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並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和了解，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或者因為對精神疾病的恐慌和誤解，否認自己生病的事實，最後常常就是讓自己和家人都活在痛苦中，互相折磨又沒有解決的辦法。我們應該幫助他們了解、正視精神疾病，多溝通，幫助他們獲得專業的支持和治療。
黃月：葉青提到的這一點，我也深有感觸。之前蘊嫻在稿件裏探討過兒童抑郁癥的問題，老年抑郁也正成為我的準中年生活的關切之一。北京的一些醫院裏設置有老年抑郁科，在我老家那邊，雖然我懷疑奶奶有抑郁傾向（她表現出來的只是脾氣大）並希望能帶她去做做檢查，但在很多人連降壓藥都無法保證按時服用的地方，抑郁問題太不重要了，尤其是老年人的抑郁。似乎這種病的存在不僅沒必要，甚至不可能。長壽已是喜事，誰能扒開表層說破其背面是精神的病痛和怕死的恐慌呢。
我有一位朋友的姥姥正在北京接受正規醫院的老年抑郁治療，藥物讓她的憂慮失眠癥狀有所緩解，但治療只是一個開始。定時定量的服藥、復查、配藥等等程序，對於年輕的抑郁癥患者來說已是重負，何況是對於一個平時不住在北京的老年人，她幾乎沒有其他社會支持，幸好晚輩不辭辛勞，提供了周全的照料與陪伴。當然，抑郁癥作為一種疾病有其生物機理，但面對它的無力無奈以及無法包容和切實幫助，也常常讓人覺得，它好像一只愛變得稀薄的世界裏茁壯成長的魔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