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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與偉大建黨精神
中共慶陽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
堅持真理、堅守理想，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西北地區的創造性實踐；踐行初心、擔當使命，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重大關頭作出歷史性決定性貢獻；不怕犧牲、英勇鬥爭，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軍民譜寫了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者的高遠革命理想和偉大人格力量是永遠屹立不倒的精神豐碑。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陜甘共產黨人，堅持走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團結帶領陜甘邊區軍民艱苦奮鬥、浴血奮戰，成功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鑄就了垂裕後昆的南梁精神，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成功創建和蓬勃發展，在中國革命歷史的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貢獻，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的生動體現。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休戚與共，一切為了人民根本利益所進行的偉大奮鬥，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的真實寫照。南梁精神作為陜甘邊革命鬥爭的重要精神結晶，與偉大建黨精神根系相通、一脈相承，是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和豐厚政治資源，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和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堅持真理、堅守理想，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西北地區的創造性實踐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堅守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堅持在實踐中檢驗運用和發展真理，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懷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成功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在中國的西北，以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陜甘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後堅持革命，先後在陜西、甘肅等地組織和領導了70多次武裝起義和兵變。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使他們逐漸地深刻認識到，沒有建立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武裝，僅利用軍閥的部隊是不可能取得鬥爭勝利的；沒有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使革命鬥爭缺乏可靠的戰略基地，是不可能取得鬥爭勝利的；沒有廣泛地開展遊擊戰爭，就不能使根據地不斷擴大和鞏固，也不可能取得鬥爭的勝利。正如劉誌丹所說：“如果我們像毛澤東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1933年11月3日至5日，按照劉誌丹的建議，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合水縣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會議以毛澤東建立紅色政權的理論為指導，認真總結了寺村塬革命根據地、照金革命根據地失敗的教訓，決定恢復建立紅二十六軍，明確以南梁地區為陜甘邊區革命的重心，同時提出“狡兔三窟”戰略，建立隴東、陜北、關中三路遊擊區，互相配合呼應開展遊擊戰爭，確立了在流動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根據地創建思路，勾畫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的光明前景。實踐證明，這種被“左”傾領導人稱為“梢林主義”的鬥爭策略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後來贊揚道，用“狡兔三窟”的辦法建立根據地，創出局面，這很高明。
包家寨會議擺脫了“左”傾錯誤的幹擾和影響，開辟了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新階段。1934年春，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蘇區發展到14個縣，數萬平方公裏，根據地建設初具規模。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正式召開，選舉成立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和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劉誌丹當選為軍委主席。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實現了臨時政權向蘇維埃政權轉變，標誌著陜甘蘇區的成熟，是陜甘邊區黨和紅軍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指導陜甘邊革命鬥爭實踐取得的偉大成果。
真理之光照亮征程，理想之火點燃鬥誌。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之所以能夠成立，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之所以得以創建、鞏固和發展，根本原因在於始終堅持真理、堅守理想，尤其是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不盲目依從“左”傾指示和抽象教條，堅持從陜甘邊革命鬥爭的客觀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實踐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從而使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為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作出了貢獻。
踐行初心、擔當使命，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重大關頭作出歷史性決定性貢獻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陜甘共產黨人堅持一切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使廣大群眾把黨和紅軍的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促進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不斷蓬勃發展，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碩果僅存的紅色區域，為中共中央將革命大本營由南方奠基於西北提供了戰略依托，具有十分重要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陜甘邊的革命鬥爭中，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黨政軍領導人，深刻理解人民大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疾苦、迫切要求翻身解放的願望，始終把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利益作為革命的根本目的，始終重視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來推動和捍衛革命事業。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建立後，領導貧苦農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鬥爭，在各級蘇維埃政權和土地委員會的領導下，廣大貧苦農民踴躍鬥爭惡霸地主、土豪劣紳，燒毀廢除地契、債約，分配土地、牛羊、糧食和其他財產，在根據地以迅猛不可阻擋的氣勢，消滅了千百年來存在的封建剝削制度，解決了農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建立了耕者有其田、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世界。在解決土地問題後，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還采取免除賦稅、開展生產運動、繁榮農村經濟等措施，幫助群眾改善生產生活狀況，老百姓紛紛奔走相告：“共產黨和國民黨就是不一樣。”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共產黨人的感召和為民政策的激勵下，陜甘邊區人民群眾積極投身革命鬥爭，傾力支援紅軍，不惜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紅色政權和革命成果。1935年2月周家崄會議的召開，實現了黨對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地的統一領導。第二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殲滅了大量國民黨正規軍和反動地方武裝，使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最終形成了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全國“碩果僅存”的陜甘革命根據地。
1935年9月，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轉戰到甘肅岷縣哈達鋪（今屬宕昌縣），從報紙上了解到陜甘地區有一個大的蘇區和相當規模的紅軍，後來又得知紅二十五軍長征已到陜甘根據地與劉誌丹的紅軍會合。既有紅軍，又有根據地，這對於轉戰南北，歷經千難萬險，一直在苦苦尋找落腳點的黨中央來說，猶如喜從天降。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羅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一致同意：“改變俄界會議關於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陜北，保衛和擴大蘇區，以陜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為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蘇維埃政府積極開展群眾工作，並派出人員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帶路。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順利抵達陜甘革命根據地吳起鎮，宣告了中央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勝利結束，陜甘革命根據地從此成為紅軍萬裏長征的落腳點和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
銘記建黨初心，勇擔歷史使命。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通過不斷的發展，在民族危亡、中國革命處於危機的關鍵時刻，使黨中央和各路紅軍在重大歷史關頭有了落腳點，從而使中國革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這一貢獻是歷史性的、決定性的。毛澤東曾感慨地說：“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以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為基礎的陜甘革命根據地繼而發展為陜甘寧邊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的偉大貢獻將永垂青史。
不怕犧牲、英勇鬥爭，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軍民譜寫了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既是一部英勇無畏、不怕犧牲的鬥爭史，又是一部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軍民始終保持了頑強的革命意誌和優良的戰鬥作風，毫無畏懼地面對一切困難和挑戰，堅定不移地開辟新天地。
革命理想高於天。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陜甘邊根據地領導人，在創建和發展根據地過程中，面對極為險惡的鬥爭形勢，始終堅守共產主義理想和革命必勝的信念，“雖九死而猶未悔”地投身革命事業，使陜甘邊區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西北地區豎起了不倒的紅旗。劉誌丹先後經歷大革命失敗、兵運受挫、南下渭華失利、照金蘇區陷落等一連串挫折，但他愈挫愈勇、百折不回，堅持創建革命武裝和開展遊擊戰爭，先後粉碎國民黨軍隊多次“圍剿”，創造了不少陜甘邊紅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光輝戰例。謝子長曾組織發動了清澗起義，打響了西北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一家先後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常說“共產黨是殺不絕的”。習仲勛少年時期投身革命，在革命處於低潮、身陷囹圄時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兵變失敗後尋找黨的組織、投入新的戰鬥，幾度出生入死，始終百折不撓，是懷抱“最大犧牲決心”的堅定革命者。
陜甘邊區的黨組織、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幹部，懷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堅信革命必然勝利，在戰場上衝鋒陷陣、英勇殺敵，在敵人的屠刀下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紅二十六軍從誕生到編入紅十五軍團，獨立奮戰兩年零9個月期間，歷經大小戰鬥500余次，幾乎每兩天就要進行一次戰鬥。1934年2月，年僅28歲的紅四十二師師長王泰吉被捕後，慘遭各種酷刑折磨，但他嚴守黨的機密，和國民黨反動派堅決鬥爭到底，在就義前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絕命詩：“崤函振鼓山河動，蕭關頻翻宇宙紅。系念胞澤千裏外，夢魂應知寄愁容。”1935年4月，33歲的赤衛軍副總指揮梅生貴率領赤衛軍掩護政府機關和群眾安全轉移時，不幸中彈被俘，敵人將他殺害並將其頭顱懸掛在城門上示眾。邊區幹部群眾含著悲憤的淚水用木頭仿雕了一顆英雄頭像，為其安葬。
陜甘邊地區的人民群眾為保衛和建設根據地進行了艱苦鬥爭，是根據地得以保存的銅墻鐵壁。1934年5月，為了保住紅軍埋藏的裝備物資，南梁人民同仇敵愾，無所畏懼，與敵人展開殊死搏鬥，李青山、曹思聰、白陽珍等36名群眾和6名鄉村幹部被國民黨軍屠殺活埋在南梁閻家窪子臺地裏，沒有一人投敵變節。1935年2月，國民黨馬鴻賓部向陜甘邊蘇區發起進攻，根據地群眾在遊擊隊帶領下，堅壁清野，把糧食、竈具全部埋藏，把牛羊趕進山林隱蔽。國民黨反動派抓住一些群眾，嚴刑逼供，卻得不到一點紅軍、遊擊隊以及南梁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消息。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艱苦的環境和嚴酷的鬥爭，使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軍民付出了巨大代價，僅南梁革命紀念館烈士紀念碑上鐫刻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09位,還有無數青山埋骨的無名英雄，他們英勇戰鬥，壯烈犧牲，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革命的根據地、人民的根據地，譜寫了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
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者的高遠革命理想和偉大人格力量是永遠屹立不倒的精神豐碑
天下至德，莫大於忠。對黨忠誠、不負人民，是中國共產黨人政治擔當和人民立場的集中表達，也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始人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革命生涯的真實寫照。
堅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撓的革命意誌，堅持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為了革命忍辱負重、顧全大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者最為本質的特點。劉誌丹說：“入黨就是要為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作為一個人來說，奮鬥到底，就是奮鬥到死。”面對“左”傾錯誤的排擠、誣陷和打擊，劉誌丹多次被撤職、降職，甚至被關押，但他始終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對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忠貞不渝。“肅反”關押期間，面對被槍斃、活埋的危險，劉誌丹坦然告誡獄中的同誌說：“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雲總遮不住太陽”。在毛澤東、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接見出獄後的劉誌丹時，他毫無怨言地說：“我們的工作也有錯誤”，“中央來了，今後一切事都好辦了”。謝子長在入黨宣誓時說：“我把一切都交給黨了，我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1934年8月，謝子長在戰鬥中負傷，但在國民黨“圍剿”陜北革命根據地的關鍵時刻，他帶傷主持陜北工作，致使傷情惡化。1935年2月，謝子長在病危之際，為了陜甘革命的長遠發展，將自己耗盡全部精力和心血創建的陜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托付給劉誌丹，體現出誌同道合、肝膽相照的革命襟懷。習仲勛始終堅持以革命大局為重，無論是在黨內遭受不公正待遇，還是在錯誤“肅反”中被關押入獄，都能顧全大局、不計得失，以“只知有黨，不知有其身”的崇高品格，使陜甘蘇區黨和紅軍保持了強大凝聚力，體現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和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1943年1月，毛澤東為習仲勛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是黨的群眾路線的一個重要發源地之一。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帶頭深入群眾，堅持和群眾打成一片，和群眾形成了生死與共、冷暖相依的血肉聯系，人民群眾也把他們當成自己人。劉誌丹不論走到哪裏，都要深入群眾訪貧問苦，調查研究，對哪個村莊有幾孔窯洞、幾鋪炕、幾口大鍋，都了如指掌，群眾都親切地稱他為“老劉”。他要求部隊秋毫無犯，即使戰鬥行軍遇到再大的困難，都不騷擾百姓，不給群眾增添負擔，每到一個村莊，都要求戰士把老百姓家裏的地打掃幹凈，把水缸擔滿。“天旱望雨水，人窮望誌丹”，只要聽說紅軍來了，群眾都非常高興，熱情地為部隊提供食宿。1936年4月，劉誌丹犧牲的噩耗傳來，陜北高原為之震動，紅軍戰士、戰馬都穿白戴孝，毛澤東為其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謝子長經常告誡部隊指戰員：“我們是老百姓的兒子，革命就是為老百姓，不論走到哪裏，都要愛護他們，給他們辦好事。”老百姓認定“老謝”的隊伍是為貧苦人打江山的，稱頌謝子長為“謝青天”。謝子長臨終前說：“就這樣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我給他們做的事太少了！”習仲勛始終心系群眾，被毛澤東稱贊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作為政府主席的習仲勛事無巨細，親力親為，深入做調查研究，廣泛聽取群眾意見，耐心接待群眾來訪，在如何建設好蘇維埃政權方面進行了艱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制定並實施了具有開創性、前瞻性的“十大政策”，深刻回應了群眾的訴求，推動根據地開辟了全面鞏固、快速發展的嶄新局面，使南梁成為百姓向往的新天地。
巍巍千秋功，精神萬年長。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者的高遠革命理想和偉大人格力量是永遠屹立不倒的精神豐碑，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奮鬥和歷史功績值得人民永遠銘記。（執筆：楊彥林 王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