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西寧（1926-1998），臺灣小說家，作家朱天文、朱天心之父。生於江蘇宿遷，祖籍山東臨朐。本名朱青海，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肄業。一九四九年隨軍赴臺，曾任《新文藝》月刊主編、黎明文化公司總編輯、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狼》《鐵漿》《破曉時分》《現在幾點鐘》等；長篇小說《貓》《旱魃》《畫夢記》《八二三註》《獵狐記》《華太平家傳》；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長新花長生》等。
也許是城市市民階層出身的緣故，我對於“鄉土文學”這個門類的作品不親近，這裏面有時代、個人經歷的巨大落差，人如何才能去共情自己幾乎沒有記憶的東西？我想，作為讀者應該對自己誠實。
有一天，當我在舊書店淘到的一套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四卷本《臺灣作家小說選集》上無意中讀到臺灣作家朱西寧的兩個短篇《狼》和《破曉時分》時，我很吃驚自己居然讀得下去。吃驚是由於偏見——很早之前我就知道朱西寧：臺灣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的父親，被文學評論界冠以“臺灣鄉土文學代表作家”的名號。莫言看了他的小說，說“朱先生是我的文學先驅”，張愛玲看了他的小說，說他“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裏的小兵”，劉大任看了他的小說，“居然在臺灣發現了魯迅與吳組緗的傳人”……諸多美譽，我卻走了偏門：這位作家怕是與城市文學無緣。
生於城市長於城市的年輕讀者，恐怕很難在朱先生那些被評論界提煉出的“原鄉書寫”中找到真實的共鳴。誠然，好的作品並無題材的限制，然而倘若真要讓一部作品與讀者的生命經驗發生關聯，題材可能還是要占很大比重。《狼》以中國北方農村為背景，寫人性的荒蠻與仁厚。《破曉時分》好比一部暗夜裏的“官場現形記”，一步步揭露人心墮落的過程。無論是語言還是情感的密度，結構或是技巧的精密，《狼》《破曉時分》都是濃度頗高的純熟作品，可是總感覺心裏少點什麼：朱先生原是描繪普通人內心褶皺的高手啊，除了那些如張愛玲描述的擁有“戰國時代的血性”的鄉土人物，有沒有寫市井人心的作品呢？
帶著這個疑問，我發狠讀了三本朱西寧的短篇小說集，並在這三十一篇小說裏強行挖出了七個市井故事。在文學評論界一片“燈塔”、“懷鄉”、“救贖”、“沈痛”、“奉獻”的光輝裏，我決定找個小角落，安安靜靜地寫一點朱先生筆下的市井人心。
市井小民的故事
朱西寧1926年生於江蘇宿遷一個篤信基督教的家庭，祖籍山東臨朐。抗日戰爭爆發，他12歲就流亡於蘇北和皖東一帶讀書，解放戰爭時期加入國民黨軍隊，並隨軍去了臺灣。五十年代登上臺灣文壇，是“軍中作家”之一。在臺灣，他居無定所，先後輾轉高雄鳳山、苗栗銅鑼、桃園僑愛新村、臺北內湖一村等地。即使去臺多年，他也並不打算在彼久留，令他魂牽夢繞的始終是大陸的土地。 然而，在當時的臺灣環境下，他的群體歸屬和身份認同是蒼白無效的，這激起了他關於中國身份和中國文化的強烈意識，並在此框架中，他用想象性書寫構建起了自己的“原鄉”。
朱西寧一家全家福。左起：朱天衣、劉慕沙、朱西寧、朱天文、朱天心。
這樣的原鄉本就是個體知識分子為構建自我文化身份而創造出的藝術烏托邦，並非一般意義上的鄉土作家以具體地域為書寫對象的寫作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朱西寧不是一個典型的“鄉土作家”，而他也表明過自己的“一點心跡”，“若是我們還能多看一眼那五萬萬張受難的面孔，那一千一百萬平方公裏荒蕪的土地，我們便不致認可咖啡新於龍井，而高跟鞋新於適從纏足蛻變出來的天足了。”原來，他要書寫的，是與之共命運的千萬中華同胞在被現代世界迅速抹殺記憶的時間流中，個體為活下去而交付的那些力氣；是人類化整為零後，為那些在淺薄的時間圈裏被現代性淹沒的古樸人心留下一點抵抗的痕跡。
我好像一直在做看似徒勞的努力，想把朱先生從“中國文學厄難中的負軛者”此類沈重又沈默的形象桎梏中請出來。他的許多短篇，經過長年的打磨，逐漸解除了笨重的語言鎖鏈，將深沈的思想輕盈地融進了看似浮世繪一般的市井題材小說中。看吧！朱西寧不是只有“東方式高塔”的《狼》，冰冷黑暗的《破曉時分》，震悚悲愴的《鎖殼門》，他原來還有別的“窄門”——那些並不多見的、散發著疲倦而溫柔氣息的臺灣市井小民的故事。他的鍥刻點可以這樣微不足道，小到一個中年男人在老婆回娘家後蠢蠢欲動的內心意識流（《也是滋味》）；他的文字可以這樣張弛有度，輕松到把丟了自行車的小人物一天的經歷描繪得妙趣橫生（《失車記》）；他的情感原來也可以似契訶夫般“微笑地流著傷心的眼淚”，把一個在溫飽線上苦苦掙紮的人力車夫意外拾錢後內心的波動刻畫得讓人感到既心酸又欣慰（《生活線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張愛玲贈書（當年皇冠出版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扉頁題字為“給西寧—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裏的小兵”。
20世紀60年代前後，臺灣現代主義運動興起，彼時的臺灣文學也出現了把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奉為圭臬的趨向，朱西寧是當時臺灣文壇較早接觸並受到法國“新小說”派衝擊的作家。在此大環境下，他的新小說語言實驗卻呈現出了獨具一格的氣質——與當時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普遍的晦澀高蹈甚至顯得疏離的文風相比，朱西寧那些結構精密的中短篇小說把視野投射到臺灣底層大眾的生活場景中，鍥刻點往往小而深，在絲絲入扣的環境烘托、人物對話、內心意識流的幾重纏繞下，將真實的欲念、疲倦的困局、墮落的無奈等諸種人性弱點忠實地表現了出來，不帶一絲譴責的意味，卻充滿了人的溫度。他只是可憐這些人，但並不教化他們。
被我“篩選”出的七個短篇，就是籠罩在這樣一種“因理解而倦怠，因疲倦而憐憫”的道德氛圍中。故事裏的人物大多是臺灣市鎮底層的三教九流之輩：三輪車夫、送報人、拾荒者、鐵匠父子、暗娼、街邊面攤店主、鰥夫裁縫、孤苦老婆子……他們日復一日經受著“生活能否混個溫飽”這個問題的折磨，日復一日感受著因為活著而帶來的疲倦。
被欲望蠶食精神的內心困局
讓我們且窺朱西寧營造的普通人的內心劇場：一個人因偶然遭受的特殊事件而對自我良心產生拷問——《生活線下》裏，三輪車夫丁長發偶然拾得一個裝著一千一百五十塊錢的舊票夾，於是內心起了激烈衝突：到底是拾金不昧？還是拿回家給將要臨盆的妻子買只老母雞補補身子？或者直接給地頭蛇莊五交了頂金了事？這位每日靠著出賣雙腳來掙一家七口飯錢的苦命車夫，面對如社會吸血鬼般的莊五等人，心裏真像是裝了把燒開的水壺；《失車記》宛如一出市井的輕喜劇，丟了自行車的送報人，一時氣憤也“順”走了街邊一輛別人的破車。一邊送著報一邊心裏不住犯嘀咕：我是去警察局給自己的失車報案呢？還是把這順來的破車去“粉飾”一番以充私用，從而彌補損失？《屠狗記》寫寄居在臺灣某廢棄的一塊軍用碉堡用地上的拾荒者偶然遇到昔日“浪流舊友”帶走的一條狗“老黃”後，滿腦子想的都是把狗宰了，好犒勞自己饑餓的肚皮。在人和狗你退我進的拉鋸戰中，拾荒者內心反復為自己想吃狗肉的貪念尋找著合理性。
《破曉時分》
作者：朱西寧
版本：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1年5月
人心本就是十分脆弱的，即使沒有意外事件對良心的拷問，人也時刻生活在被欲望蠶食精神的內心困局之中。《偶》、《也是滋味》兩篇，都寫男人因為不甘寂寞而萌動了情欲，卻有不同的文字韻味：《偶》是一個瘸腿老裁縫在長久的孤獨中偶興了欲念，受到來店裏做衣服的女人試穿樣衣模樣的刺激，自己對櫥窗裏的木質女模有了情欲。文字充滿現代主義的興味，卻巧妙地融入在寫實主義的環境中，在市鎮那蕭瑟頗有寒意的深夜，停在裁縫鋪外路燈下的蜜餞車滿車都是亮晶晶的，“都該是熱烘烘的”，是一種“引誘”，襯托著“把自己閉鎖在這間不滿七坪大的小店鋪”裏的老裁縫那迷失與困惱的內心，這一冷一熱的對比，顯現了人在欲望面前的可憐模樣，於是沒有一句指責的話語；《也是滋味》則像是一篇精彩絕倫的中年男人的意識流日記。老婆帶著孩子回了娘家，男人從去火車站送行的路上就開始蠢蠢欲動，“手那樣忠實，而眼睛已像野馬一樣了”，他瞄著“咬著月臺票的女人”，又對朋友老關的女房東想入非非。
老婆走後的第一天，男人如同《尤利西斯》裏在愛爾蘭街頭遊蕩的布魯姆那般，在城市裏晃蕩，和面攤老板寒暄問路，試圖在老關那兒“套話”，想知道老關有沒有和女房東搞曖昧，實則是自己心虛，覬覦著“那片水晶晶的下嘴唇”，最後呢，也只能不了了之。一個男人尷尬的一天如行雲流水般在眼前飄過。欲望的氣味，只能消弭在路燈光下，“其實又有甚麼事可以由人來做主？就只這麼一點點、一點點的淡淡的欲望，可強可弱的欲望。
幾盞有遠有近有東有西的燈光，把我這個孤獨的影子四下裏投出去。”
在傳統和現代生活方式之間
除了良心的拷問、內心的困局，朱西寧的市井故事還有另一種況味：他筆下的城市人物是在傳統和現代生活方式之間被無情撕扯的人，他們既不能重新喚回那個行將就木的舊時代，亦不能在迅疾冷酷的現代城市中覓得一個心安理得的角落，他們的心是躁動的，觀念卻是僵止的。《本日陰雨》中，一個“身體在第二象限裏從縱坐標漸漸落到橫坐標般佝僂”的老嫗在子女間被來回來去“踢皮球”，做“十天一輪流的兩個孝兒餐桌上的食客”，“從這沿街的騎樓底下躬行過去，而後躬行回來”。老嫗是半個世紀之前的人，擁有一雙半個世紀以前風靡的三寸金蓮，然而當今的時代，迷人的已經不再是舊式女子的小腳，而是新新女郎的三圍。於是，在我們的時代裏，“屬於帝國時代的光榮”的三寸金蓮，如今只能“不良於行在這平整得多的人行道上”。老嫗的那雙小腳，成為整部小說裏最觸目的象征，它原本是舊時代的產物，卻在新時代的街道上被迫繼續行進著艱難的步伐。
右二為朱西寧。
《福成白鐵號》是個堪稱爐火純青的中篇，從老人、男人、女人、少年四個人的視角審視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困境。打鐵鋪子“福成白鐵號”位於臺灣某條小街，“這裏充塞著小型的盛衰與苦樂……小市民走出走進，小鍋小竈的炊煙沸騰了滿滿的街巷”，然而，城市的現代化洶湧而來，小街的盛景已經不復往昔，“那些發跡了的，也不在這裏砌高樓；倒閉的，也不死賴在這兒現世”，只剩下這間只有一只六十燭光燈泡的陰暗的小店面“多少人拿錢頂不走”，而這小店面也成為所有人產生情緒流動的關鍵場所。
小說通篇采用第一人稱視角，卻是四種“第一人稱”，就像一幅拼圖，每一種“第一人稱”提供一種單一立場的內容填充物。因為四個部分是獨立的敘述，當每種視角發生作用時，重心顯得格外集中，情感飽滿而充沛，每個人在灰敗日常中沈淪的過程就有了完整的呈現。
老人已經老得打不動鐵，只能靠掏陰溝補貼家用，“蒼蠅一樣的生命，也像蒼蠅一樣過的日子”。他恨許多人，恨繼承家業的大兒子手藝不精，招不來生意。他恨“給書迷了竅”的小兒子，認為讀書不如學手藝。他恨兒媳婦，認為“掃帚星”進門沒帶旺夫運，而她出去掙的那點“賣肉錢”卻給家招來了晦氣。他恨小街上那些光鮮的百貨店和藥房，是它們襯托得白鐵號成了破爛鋪子。
男人呢，就像一個隱遁深山的老道士那樣沈醉在打鐵這件事中，“深山之外，那些榮華富貴的塵世，天翻也罷，地覆也罷，都不關他的”，他和父親一樣，早已被時代拋棄。他看不懂現代城市的欲望，搞不定像“一只又美又飛翔的蛾蝶”的妻子，他早已過時的打鐵手藝已經被塑膠、鋁合金和水泥加工品所淘汰，家裏的吃穿用度都只能靠做暗娼的妻子來供用。他這冥頑的一代，因為頑固地拒絕“許多許多不需要尋找就可以得到的東西”，只能在新時代裏加速度老去，“三十多歲的人，就已開始佝僂了，並且萎縮了”。
父子倆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女人，也是一個苦命人。被貪圖“那五百個喜餅五兩金首飾”的爹娘稀裏糊塗嫁到了打鐵鋪，“吃的是粗茶淡飯，穿的是補補衲衲”，夫妻沒有恩愛，卻生活在被公公整日盯梢的恐懼中。她待在那又黑又冷的冰窖子似的鐵匠鋪裏，等待青春枯萎。終於下狠心出門賣笑，把身子當作支票，兌現生活的錢款，但一切也“總歸都是空的”。她痛苦嗎？不不，“生活裏打拼的人沒有多少工夫去感覺，去憐恤自己”。
只剩似乎還有一絲前途的少年，老人的小兒子，因母親早逝而只能偷偷把嫂子當做母親般渴慕的孤獨少年。他是早慧的，早就看清父親和大哥“存心那麼墮落，死守著一套又一套的虛妄”，然而家中唯一的女人，“唯一的懂得進取的，卻只能托著那一本與生俱來的支票，去蓋印，去兌錢”，他卻除了書本上的知識，什麼都把握不了，“屬於雜交的一代，心是熱的，臉是冷的，孤獨地坐在都市邊口的小橋上”。模範少年的日子並沒有特別光明，在勢利的都市裏，街坊們盡管用他給自己的孩子做榜樣，“但是沒有哪一家準許他們的女兒跟著他走”。《福成白鐵號》是朱西寧為臺灣社會現代化進程無聲吞噬的市井小民演奏的一曲無欲的悲歌。
對人的原諒
作家虹影寫過一篇紀念文字《落葉落影——懷念朱西寧先生》，其中虹影提及，朱先生留給她“最後的話”——“他讓我不要學 ‘外在世界萎縮，不得不凝視內在，微觀自我’的所謂 ‘新生代’作家，而保持 ‘廣闊的宏觀視野 ’”。朱西寧對於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風潮下產生的一批“新生代”作家一直有看法，而他自己的現代主義小說實驗無疑並不“純粹”，反是帶上了許多現實主義元素。
倘若現代主義之後小說紛紛去寫人的內心，那麼這人的內心也不能夠偏執於放大那個“內在”，因為這個“內在”原本就是歸屬於一個更大的宇宙，因此保持“廣闊的宏觀視野”才是“內在”不在精神死局中畫地為牢的通道。於是我們看到，在文字中善於運用重疊、融合、暗示、比興、交感、象征、意識流等諸多技巧的朱西寧，小說技藝雖然打磨得日漸高超，作家在意的始終還是它能給予的意義，或者說，透過那層層文字冶煉的表象，試圖給人以安慰和省思。
這七篇“臺灣市井小說”，讓我讀到了一種久違了的對人的原諒。朱西寧對人的私欲、軟弱、墮落有極大的同情，這讓我想起劉大任談朱西寧的小說，說朱的作品屬於“灰色地帶的文學”。他把朱西寧放在魯迅、吳組緗、沙汀所代表的那個寫作傳統中，認為1926年以前的魯迅的小說創作正是在所謂“灰色地帶”活動的，“這就是為什麼阿Q一點無產階級氣概也沒有卻有血有肉，祥林嫂毫無反抗意識卻真正感動人的原因”。與之對照，朱西寧恰恰在臺灣繼續了這個“灰色傳統”，“相對於人生的荒謬與世界的冷酷，一種拒絕妥協、拒絕投降的頑固意識似乎潛藏於深底，眼光從那個深度看出來，人性的幽微處，人際關系的真假虛實復雜面，暴露出來，構成了小說風景的實質內涵”。
然而，如果說這七篇“臺灣市井小說”同樣亦可屬於“灰色文學”地帶，我想它們的獨特卻是在於“不灰色”的地方。因為懂得，所以原諒。朱西寧往往會給這些故事陰暗的調色板上增添一抹亮色，在小說中留下一些溫度。
《生活線下》中，經過激烈思想鬥爭後下決心將意外來錢交公的丁長發，卸下思想重擔的那一刻，內心的魔鬼消失了，原先踟躕的步子瞬間變得輕巧，他“快樂地跳上三輪，戴上墨鏡，幾乎是躲過一次大難。街心上行人車馬稀少得總是使人感到正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從墨鏡裏望出去，煞白的陽光就成了月色”。因為一個人選擇了正直無愧的生活，原本酷熱的驕陽產生了神奇的魔力。
《屠狗記》裏，被拾荒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黃狗最後又頑強地活了過來，“仍在搖它那只蓬松的尾巴，那麼不計舊惡地友善地搖著搖著……”，經不住老狗本性善良的回應，“鈍刀從十不全兒的手裏不經意地落下”。短短的《屠狗記》，就在人與動物互不自知的和解中結束了。 拾荒者食不果腹的物質境遇今後可能並不會改變，然而朱西寧以不寫之寫，暗示了主人公未來可能會發生精神境遇的變化。
最令人感佩的依然是《福成白鐵號》。盡管日常生活的沈淪看似無計可施，朱西寧還是在年輕一代身上施與了光明的魔法。雖然小街所代表的舊日繁盛已逝，少年前途茫茫，可“他仍有他自己喜愛的時光”——清晨，“孩子可又春天一樣地華麗了。在那樣的時辰，陽光把他接出了那座墓穴似的小閣樓，陽光照出孩子的一對金翅膀，把他那張染黑了一整夜的臉龐又洗凈了”，誠然，朝陽帶給孩子的勇氣畢竟過於短暫，然而，這一接近神啟的時刻，仿佛是上帝賜予少年滌蕩自我的無言的時間。
《狼》
作者：朱西寧
版本：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1年5月
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朱西寧，宗教性在其文學創作中成為一種溫柔底色，除了那些濃烈灼熱的“原鄉書寫”之外，他對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臺灣市井小民也投入了最大程度的諒解。他深知藝術與社會改良的界限，註重藝術的純度，並不會在小說中去行教化之事。他知道底層民生的艱難，生活對他們來說，著實是一種無盡的折磨，正如《福成白鐵號》中所言，“活著就是一種疲倦”，他不會要求這些於生活水深火熱中摸爬滾打的人去做一個英雄，正面強攻人間的不平與苦難。他只是把自己因憐憫而變得蒼老的目光，投向這些市井普通人的內在自我，期待著他們醒來。
作者 | 玉裁
編輯 | 張進 李陽
校對 |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