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寺，賈敏
華盛頓特區發生的事情正在全世界發生
Cas Mudde在《衛報》評論了國會山的動亂——白人男子在華盛頓特區對國會這一民主象征的攻擊。
這場攻擊吸引了全世界的關註。第一次攻擊實際上是從內部發動的，由一群共和黨國會議員發動，他們試圖挑戰喬·拜登的選舉勝利。第二次襲擊從外面開始，是支持特朗普的“停止偷竊”的集會，最後在內部結束，一群極右翼抗議者衝破了非常薄弱的警察警戒線，非法進入了美國國會大廈。
2021年1月6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特朗普支持者在街頭舉行抗議活動。抗議者與警察在國會大廈前發生衝突。
作者稱自己研究國際極右近30年了，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像最近幾年這樣有恃無恐。要說明的是，這不僅僅是唐納德·特朗普或美國的問題。就在去年，反疫苗的極右翼抗議者試圖衝進德國國會大廈，也遭到了警察的極弱抵抗。而在荷蘭，自2019年以來，憤怒的農民在極右翼的“農民保衛力量”（Farmers Defence Force）的帶領下，破壞政府辦公室，威脅政客。在更久之前的2006年，極右翼暴徒衝進匈牙利國家電視臺總部，並在布達佩斯街頭與警察交戰數周——在很多方面，這是現任總理維克托·歐爾班激進化和重返權力的開始。
極右是如何和為什麼走到這一步的？首先，一個因素是主流右翼長期以來的懦弱、失敗和短視的機會主義。早在2012年，在威斯康星州一座錫克教寺廟遭到著名的新納粹分子的致命恐怖襲擊之後，作者就寫道：“來自所謂守法愛國者的極端主義言論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並建議共和黨領導人在選擇同伴時要更加小心。然而，發生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極右的思想和人被納入主流，而不是被排斥。
與其他許多事情一樣，唐納德·特朗普是這一進程的主要催化劑，但不是其發起者。美國右翼的激進化比特朗普早了幾十年。它甚至比茶黨更早，茶黨主要幫助了將極右翼帶入共和黨的核心。顯然，自從他們在上世紀70年代推出臭名昭著的“南方戰略”（通過呼籲針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來增加南方白人選民的政治支持），將南方白人帶入共和黨以來，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狗哨一直是該黨的關鍵，但遠不止於此。激進化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還是反系統的（anti-systemic）。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右翼政治家和評論家機會主義地迎合極右翼選民，將他們定義為 “真正的人民”，並宣稱這個吵鬧的少數派是所謂的受害的沈默的大多數。雖然這是一個在全球廣泛發生的過程，但它在美國表現得非常強烈。在美國，它被蓬勃發展的“保守”媒體網絡（從脫口秀電臺到福克斯新聞）以及仍然強大的宗教右翼基礎設施所放大。它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在特朗普贏得總統職位之前，已經有大多數白人福音派教徒認為：“現在對白人的歧視和對非白人的歧視一樣關鍵”。一年後，一項民調發現，大多數白人福音派教徒認為他們在美國比穆斯林更受歧視。
不過，“白人受害者”的論調已不再是純粹的右翼現象。每當極右翼的成功讓主流媒體和政界措手不及時，他們就會過度補償，從譴責或無視“種族主義者”，轉而為其辯護甚至推崇。多年來，記者和政客們一直在盡量降低種族主義的重要性，推崇“經濟焦慮”的說法。種族主義者成了“被落在後面的人”，或者幹脆成了“人民”——即使是在一個極右在全國選票中的投票率幾乎沒有超過10%的國家。
毫無疑問，一些右翼政客和專家真的相信他們自己的宣傳，但絕大多數人都很清楚，極右翼選民只占人口的少數，白人——無論是否福音派——面臨的歧視遠不如穆斯林或其他非白人和非基督教群體。如果他們不相信，那就問他們這個問題：你真的認為，如果這些抗議者是非洲裔美國人或穆斯林，他們會進入國會大廈嗎？
大多數政客和專家可能最初是出於機會主義的原因迎合這些群體，希望贏得極右翼的支持。但隨著極右翼越來越有恃無恐，越來越暴力，主流右翼越來越害怕。許多主流政治家和其他精英不再敢於對極右發聲，害怕受到他們來自暴徒的人身和政治威脅。
極右幫派和暴徒越來越大膽和公開的政治暴力，應該給所有極右的支持者和兜售者敲響警鐘。你不能控制他們。他們控制了你。雖然這些幫派並不代表持有極右觀點或支持極右候選人和政黨的更廣泛人群，但從根本上說，他們有著相似的世界觀。而在這個觀點中，沒有細微差別和妥協的空間。按照他們的條件，你要麼是盟友，要麼是敵人。對敵人沒有任何憐憫，甚至對前盟友也沒有。
作者呼籲自由民主派記者、政客和專家們停止機會主義的聯盟和懦弱的不回應，明確和公開拒絕白人受害者的有毒敘事。當然，應該承認部分白人人口，特別是農民和工人的鬥爭，但不能以犧牲非白人人口或自由民主為代價。
國會山動亂的兩個鏡像
近日，德國媒體人Anna Sauerbrey 在《紐約時報》撰文詳細比較了極右抗議者衝擊德國國會大廈事件和國會山動亂的異同。
2020年8月29日，在柏林舉行的反對政府為阻止新冠病毒傳播頒布的限制令的遊行中，數百名抗議者翻越德國國家議會所在地國會大廈周圍的圍墻奔向其入口。盡管與美國國會山的情況不同，德國抗議者沒能進入建築內部，但針對民主選舉的立法機構的襲擊所帶來的震驚是相似的。這些德國抗議者中有一些是極右翼活動分子，有人揮舞著黑白紅三色的“德意誌帝國國旗”（這一配色後來被納粹采用）。
2020年8月29日，在柏林舉行的反對政府為阻止新冠病毒傳播頒布的限制令的遊行中，數百名抗議者到國會大廈前抗議。
事件發生後，德國人開始反思：這次“衝擊國會大廈”是不是在召喚1933年導致魏瑪憲法被懸置的國會縱火案的暗黑記憶？這是不是民主遭到威脅的表征？抑或只是一群極端主義暴徒利用了警察部署中的盲點？
德國國會大廈事件和美國國會山動亂有很多不同點，參與的人數少得多，沒有進入建築內部，沒有人受傷或死亡，目標是推翻一些政府政策而不是大選結果，最重要的是，盡管有一些極右翼民粹主義政客支持柏林遊行，但他們顯然沒有國家領袖的支持。但在Sauerbrey看來，兩者的相似性非但大到不可忽視，更預示著一種可能在其他國家也會出現的新現象：抗議與真實世界的分離。
將大西洋兩岸的抗議者聯系起來的是對政府官員的高度不信任和對陰謀論的采信。聲稱特朗普將與由一個撒旦主義者和戀童癖組成的廣泛網絡對抗從而保護世界的“匿名者Q”陰謀論在德國的反封鎖運動中和在美國的特朗普擁躉中同樣流行。此外，在柏林和華盛頓，暴徒們在目標達成後的茫然若失也如出一轍。在美國國會山，一些人破壞辦公室或是坐在不屬於自己的椅子裏，同樣的，在柏林，憤怒和不服從的自發性姿態後面並沒有計劃，很多人爬到最高一級的階梯上之後就拿出了手機開始自拍。大洋兩岸的抗議者似乎想要某種控制權，展現淩駕於立法機關總部——他們將其視為自己所受壓迫的代表——之上的權力，但最後得到的卻僅僅是廉價的社交媒體代理。他們的自拍或許會在電子世界中引起共振，最終回流到現實世界制造更多破壞，但實質影響是很有限的。
政治家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極端主義者？目前為止，很多政治家試圖通過對其選民實施懷柔政策從而削弱極右翼。從德國另類選擇黨自2015年興起以來，德國主流輿論的共識是不把他們的投票人視作極端主義者，而是把他們看作可以被爭取的、憤怒的人民。尤其是在另類選擇黨風頭更盛的東德地區，很多人的憤怒是有現實不滿作為依據的，比如去工業化、失業以及統一帶來的其他文化經濟創傷。在一些地方，這種做法成功地將一些投票給極右翼的選民帶回了主流。
但是，極右翼領袖和陰謀論家現在開始將憤怒導向與很大程度上現實不滿分離的編造出來的事由上面：與美國極右翼相信特朗普的總統之位被偷走了相類似，德國的很多極右翼認為默克爾總理想要創造一個“病毒獨裁政權”，而疫苗將被用於改變人們的基因。
Sauerbrey指出，政治妥協和最終的政治和解都始於認同。但現實政治不可能跟著信徒們進入他們的另類現實，因此需要針對這一人群采用不同的策略。德國的情報機構決定將另類選擇黨的一些不斷激進化的分支機構納入“監察”，這一行政措施意味著收集個人信息和在該黨內招募線人將被允許。8月新冠抗議的組織者也成為了焦點。內政部在2020年廢除了一些右翼極端組織。在爭取選民的同時，為了保護民主，需要對邪教信徒進行監察、控制和解除武裝。
Giles Tremlett則在《衛報》撰文稱，記得1981年發生之事的西班牙人，會發現衝擊國會山事件怪誕的熟悉。1981年2月23日，獨裁者佛朗哥已經去世六年，他的反動追隨者（也帶著滑稽的帽子，不過是國民警衛隊的特制三角皮帽而不是一對水牛角）在中校安東尼奧·特赫羅（Antonio Tejero）的率領下襲擊了位於馬德裏的西班牙眾議院，挾持了正在開會辯論的眾議員和內閣成員，約200名士兵和警衛隊員對辯論室的天花板進行了掃射。
這是一次正式的政變，而不是某個自大狂陰謀論者身著奇裝異服的追隨者組成的人潮的隨意湧動。在東部城市巴倫西亞，坦克開上街道支持政變，一些人準備出逃，還有人擔心佛朗哥時代的行刑隊會卷土重來。辯論室裏人們的反應也有所不同，首相阿道弗·蘇亞雷斯（Adolfo Suárez）和負責國防事務的副首相曼努埃爾·古鐵雷斯·梅利亞（General Manuel Gutiérrez Mellado）拒絕趴到地板上，後者憤怒地命令攻擊者停止襲擊，但遭到了無視。左翼黨派領袖聖地亞哥·卡裏略（Santiago Carrillo）則懶散地坐在座位上不停地抽煙。
西班牙的國家元首也無需被催促著發表電視聲明譴責襲擊，國王胡安·卡洛斯穿上總司令制服，譴責“任何想要暴力中斷西班牙人民選舉出的……民主程序的人的行動和態度”。盡管他沒有像特朗普一樣說“我們愛你們。你們是特別的。”但卡洛斯可能不經意地鼓勵了策劃者，很多襲擊者認為國王是站在他們這邊的，高喊著“以國王之名”的口號。
襲擊者當時認為一個軍政府將會接管政權，由代號為白象（White Elephant）的神秘人物（可能是現在已經去世的軍官阿方索·阿爾馬達）領導。最終沒有人在這場政變中受傷，白象沒有表明身份，在將議員們扣為人質18小時後，襲擊者投降，政變失敗。
Tremlett提及，他曾遇到一名音樂家，聲稱在服役期間參加了這場政變。他記得被塞進一輛卡車送到議會大樓外，在等候命令時他偷溜去買煙，回來的時候同伴不見了。一名警察告訴他他們進入了大樓，他跑進去加入了他們。對西班牙人而言，周三看華盛頓的電視直播會有一種毛骨悚然的似曾相識之感，不僅僅是因為兩次事件都將真實的危險和滑稽鬧劇混在了一起。
好消息是，政變失敗後，人們意識到已經不需要再懼怕這支曾經是佛朗哥政權支柱的軍隊，民主及其機制的韌性得到了證明，就像在美國一樣。襲擊者進了監獄，盡管幕後支持者大多數逃脫了指認和懲罰。事實上，除了1980年代的一些驚嚇之外，西班牙幾乎沒有再見證後佛朗哥時代的軍事混亂，直到上個月。2020年12月6日，34名上了年紀的老軍官和幾百名其他前任官員發表了一封“愛國者”信件，聲稱桑切斯領導的工人社會黨與左翼政黨“我們能”黨組成的聯合政府試圖實行某種形式的共產主義。1981年政變的策劃者Ricardo Pardo和佛朗哥的其中一個孫子也簽署了一份公開信，隨後退休官員的一份whatsapp聊天記錄流出，一名參與者說“除了開始處決2600萬王八蛋之外別無選擇。”
這些反動的西班牙老軍官顯然受到了極右翼和反民主敘事的全球正常化的鼓舞，但他們的威脅是空洞的。1981年政變後的一年，西班牙人民選出了1930年代以來的首任左翼政府。工人社會黨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 (Felipe González)在位十四年，見證了西班牙社會顯著而堅實的變革。因此，對於西班牙而言，1981年政變標示了暴力的限度和潰爛的佛朗哥主義的決定性終結。希望華盛頓1月6日的時間能夠帶來相同的結果。
非洲的綠色革命是怎麼回事？
近日，Jan Urhahn在《雅各賓》雜誌撰文剖析非洲所謂的“綠色革命”。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向非洲承諾進行綠色革命，以消除饑餓和貧困。它沒有奏效，只提高了農業企業的利潤。當地農民兩手空空，饑餓加劇。
AGRA網站截屏
過去五年來，全世界遭受饑餓的人數一直在增加。在這一背景下，一場長達數十年的辯論仍在繼續，關於怎樣搞農業可以為每個人提供足夠的健康食品。一個簡單的答案來自全球北方國家的政府（包括一些全球南方國家的政府）：只要國際農業企業有辦法，通過使用殺蟲劑、雜交種子和其他外部投入來提高農業生產力，就能結束全球饑餓。
農業企業的說法很有影響力，它對政策的決定作用遠遠超過小農及其倡導者提出的要求。全球南方國家的政府，特別是非洲國家的政府，經常受到壓力，不得不通過有利於國際農業企業的新法律或項目來改變其農業部門。而在非洲，有一個特別突出的倡議在推動企業農業議程——比爾·蓋茨的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
AGRA是由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於2006年設立的，它以高產商業種子、合成肥料和殺蟲劑為主要武器，旨在幫助非洲發動自己的農業綠色革命，以對抗饑餓和貧困。至少，這是一個承諾。
AGRA成立之初，就立誌要讓三千萬小農戶的農業產量和收入翻番，從而在2020年之前將20個非洲國家的饑餓和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它資助各種項目，並遊說非洲各國政府實施結構性改革，為其“綠色革命”奠定基礎。自成立以來，AGRA已收到約10億美元的捐款，主要來自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美國、英國、德國和其他國家也提供了大量贈款。
非洲各國政府通過所謂的農業投入補貼計劃以公共資金支持AGRA的目標，希望農民用這些資金購買AGRA推廣的種子——大部分是雜交種——和合成肥料。在AGRA的13個“重點國家”中的10個國家，包括埃塞俄比亞、肯尼亞、馬裏、盧旺達、贊比亞和坦桑尼亞，已經大規模地采用了農業投入補貼計劃。
但在AGRA成立14年後的今天，可以肯定地說，這個計劃未能實現其目標。在AGRA重點關註的國家中，饑餓不僅沒有消除饑餓和貧困，實際上還增加了30%，這意味著比AGRA開始時多了3000萬人。
AGRA的結果對小規模農民來說是毀滅性的。AGRA的大多數項目主要是通過農用化學品公司向他們出售昂貴的投入，如雜交種子和合成肥料。這些投入成本極高，因此大大增加了農民負債的風險。坦桑尼亞的例子表明，小規模農戶在收獲後無法直接償還種子和化肥債務，甚至迫使一些農戶出售牲畜。
“產量翻番等於收入翻番”在實踐中根本無法實現。在AGRA模式中，任何短期的增產都必須花大價錢購買種子、化肥，而且往往是農藥，這種安排只會增加種子和化肥公司的收入。
此外，選擇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在肯尼亞的AGRA項目中，小規模的農民不允許自己決定種植哪種玉米種子，在田地裏使用哪種化肥和農藥。AGRA項目的管理者認為，參與項目的農化公司會為農民做出最好的決定。AGRA的重點是玉米或大豆等少數糧食作物，導致傳統的營養豐富的食物被忽視甚至被取代。
AGRA13個重點國家的統計數據顯示，自該計劃啟動以來，谷物的產量下降了21%。根莖類和塊莖類作物的產量下降了7%。總而言之，AGRA減少了農民田地的多樣性，從而也減少了種子的種類。這種情況反過來又使農業更容易受到氣候危機的影響。遊說團體在非洲各國政府和捐助組織面前代表化肥工業的利益。例如，在加納、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亞，遊說團體希望將化肥使用量提高100%。它的合作夥伴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貿易商之一Louis Dreyfus公司和美國主要的化肥經銷商國際原材料公司（IRM）。
在AGRA的政治議程中，最重要的一直是壓制當地農民的種子—以及重新配置國家和地區的法規，以適應商業種子公司的需要。
非洲的種子改革使非洲國家加入了1991年《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公約》，這一公約保障了育種者對新種子品種的權利，並確立了對種子的知識產權。其結果是：建立了一個框架，使植物遺傳資源私有化，從而產生利潤。在最壞的情況下，農民自己的種子被定為刑事犯罪——盡管它們仍然是整個非洲種子的主要來源。
這並非沒人反對。保護非洲遺傳遺產聯盟等許多運動從一開始就反對非洲農業改革，認為非洲農業改革和其他綠色革命倡議忽視了生產全球大部分糧食的小規模生產者的需求和權利。非洲各地的農業運動正在呼籲逐步取消AGRA，而更多地支持農業生態學，這是一種起源於全球南方的農業實踐，是全世界數百萬農民所追求的。但是，從現狀中獲利的農業企業的利益和勢力範圍是巨大的，他們對AGRA的任何替代方案都設置了巨大的阻力。
作者呼籲更多反對綠色革命的努力。如許多社會運動、專家和非政府組織認為的，饑餓不是一個生產的問題，而是源於權力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和對土地、種子等農業投入的控制。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