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鵬
八卦、虛偽、爭風吃醋，無數宮鬥劇塑造了人們關於女性友誼的刻板印象，讓人不禁懷疑女人之間是否存在真正的友誼。而在歷史文獻中，在文字被男性掌控的時代裏，人們也難以看到記錄女性友誼的文字。直到女性擁有了獲得知識的權利，她們之間的友誼才通過書信和文學創作，生動地呈現出來。女性情誼究竟如何確立，並從幕後走向臺前逐漸成為主流的交際語境？
在交往了三十多年的好友病逝後，這個話題引起了美國斯坦福大學“女性與性別研究所”資深研究者瑪麗蓮·亞隆的關註與反思，並與另一位好友德蕾莎·多諾萬·布朗合作完成了這本《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回顧西方世界女性友誼的發展歷史，從被忽視、漠視、歧視到今天被正視、重視，女性友誼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過程——這份情誼，其實是堅如磐石且彌足珍貴的。
男性代言友誼的時代
在瑪麗蓮·亞隆看來，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600年的兩千多年的西方歷史裏，男性壟斷了寫作，幾乎所有關於友誼的文獻都與男性有關，“男性才是友誼的代言人”。在古希臘名為“會飲”的酒會上，男人們還會熱情而嚴肅地談論關於友誼的話題。
在亞裏士多德以男性為中心的論斷中，“一個靈魂寄居在兩個身體裏”的關系是一種完美而理想的友誼。他堅信有男性朋友的男人才能獲得個人幸福，社會由男性之間的友誼維系。
在羅馬帝國時代的哲學家普魯塔克甚至說：“妻子不應該有自己的朋友，應該和丈夫擁有共同的朋友。”
事實上，中世紀時，超越家庭的女性友誼就已經在修道院這樣的場所中出現了。離開了家庭圈子的修女可以學習拉丁文用以寫作，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信件、回憶錄，我們才得以看到她們之間相互依賴建立起的深厚的情感，哪怕在年齡或者地位上存在巨大的差異。
能夠做修女的女性畢竟是少數，她們的友誼與她們一起被封閉在修道院的高墻之內，因而歐洲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對女性友誼的概念幾乎沒有什麼印象。修道院之外，友誼的故事依然由男性撰寫，也只關註男性主題，人們對女性的友誼持懷疑或否定態度。16世紀的法國作家蒙田甚至斷定：女人的靈魂不夠堅強，承受不了友誼這種“緊密且持久”的親密關系。
而就在蒙田還在世時，女性友誼已經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英國城裏富裕人家的妻子，在經過丈夫許可之後，可以出門“拜訪朋友，結伴同行，和同一階層的人及她們的鄰居閑話家常”。
莎士比亞的戲劇也為那個時代女性友誼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證據，《皆大歡喜》中的西莉亞和羅莎琳德，《仲夏夜之夢》中的赫米婭和海倫娜，《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婭和尼莉莎，《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米溫妮皇後和朋友寶琳娜……無論是出身宮廷貴族的女性，還是來自酒館或鄉下的下層女性，莎士比亞不僅確認了女性朋友的存在，還通過兩個女人的合作來推動情節演進，迎來歡樂的大結局。《莎士比亞傳》作者彼得·阿克羅伊德指出，莎士比亞對女性友誼的了解，很可能是從他母親與他的姨媽的交往談話中獲得，他童年居住的小鎮斯特拉特福德，是一個家庭婦女依靠鄰居進行日常商業往來和相互支持的地方。
在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社會底層女性不允許獨自生活，1562年的《議會法案》和《工匠法案》，要求未婚女性要麼服役，要麼被送進監獄，於是，十幾歲的女孩結婚前通常要在貴族家庭裏服務四年，相同的處境與地位讓她們彼此支持、陪伴，艱難度日中的交談是她們發展友誼的支柱。
從17世紀開始，拿筆寫作的英國女性越來越多，男性作品中缺乏的兩個主題開始出現，一個是作為母親的女性，另一個就是作為朋友的女性。“我不是你的，而是你”，就像亞裏士多德說的那樣，她們也能共享一個靈魂。
肩並肩的女性友誼
在戰爭動亂中形成的友誼是人類所經歷的最牢固的聯系紐帶之一，瑪麗蓮·亞隆認為這對女人也不例外，政治原因可以成為友誼的催化劑。
在十八世紀的美國，有一批願意為共和政體的建立做出貢獻的“愛國女性”，她們抵制進口茶葉、抗議英國稅收，還為軍事防禦籌集資金。在這個過程中，誌同道合的女性主要通過書信聯系，偶爾造訪彼此的寓所，鼓勵彼此成為“愛國與自由的理想模範”。例如出身政治世家的作家默茜·沃倫和歷史學家凱瑟琳·麥考利最初就是為了支持愛國人士而建立了友誼，通過書信交流思想近二十年。華倫認為，政治不僅與男人有關也和女性相關，她在寫給凱瑟琳的書信中說，“當這些觀察是公正的，並且對心靈和品格懷有敬意時，無論是從女性的唇齒間流淌出來，夾在私人友誼的輕柔低語中，還是在參議院裏由另一個性別的人大膽地說出來，都無關緊要。”
由於默茜生活在美國，凱瑟琳生活在英國，隔著大西洋的兩個人僅在1785年前後有過一次見面交流的機會，更多的是通過書信保持著親密的友誼。瑪麗蓮·亞隆不禁聯想起當下網絡友誼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如果沒有面對面的交流，兩個人真的能成為朋友嗎？“如果友誼的標誌是感情和思想不斷地交流，加上相互同情和尊重，那麼凱瑟琳和默茜的友誼確實是真正的友誼。”
19世紀美國的工業革命重塑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產階級女性也從繁重的家務中解放出來，有精力和時間去教堂或參加活動，在共同交往中建立了友誼。她們自發成立了許多教會團體，為孤兒、窮人和未婚媽媽提供服務和幫助。這些團體迅速發展壯大成熟，她們按照“男性的議事規則”行事，不免引發了男性的擔心——“一群女性竟然在沒有男性監督的情況下做出各種組織決策”。瑪麗蓮·亞隆分析認為，大量女性走出家門、全力以赴地參加這些活動，並非對權力的渴望，真正原因是這些團體所提供的社交慰藉，讓女性的友誼進入更廣闊的世界。
在過去，出於社會地位和經濟水平的考慮而締結的婚姻裏，女人想從婚姻中得到陪伴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滿足，女人之間友誼就顯得至關重要，她們進行心靈的溝通，討論家庭事務甚至政治觀點。
美國歷史上女權運動領袖伊麗莎白·斯坦頓與蘇珊·安東尼的友誼，至今為人傳頌。單身的安東尼，與作為七個孩子母親的斯坦頓，盡管生活環境不同，性格脾氣也不同，但在反奴隸制、禁酒、主張女性權利方面的公共興趣，讓她們之間的友誼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忠於婚姻與家庭的斯坦頓，在談到女伴蘇珊·安東尼時說，“我們完全是一個整體，在我們所有的交往中，永遠肩並肩站在同一個平臺上，從來沒有嫉妒的感覺”，即便有意見分歧、激烈爭論，但是“互不理睬的時間從未超過一個小時”。這段非凡的友誼超越了她們所屬的那個時代，已經不再局限於“友誼的輕聲細語”中，而是肩並肩地面向公眾，將亞裏士多德的友誼理想——一種公民美德——提升到將女性納入國家舞臺的高度。
姐妹情誼
19世紀英美文化鼓勵女性寫作，書信文字中記錄下了女性對於友情的看法，以及她們在婚姻中為友情爭取空間而付出的努力。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妹妹多蘿西，寫詩給將要結婚的女友：“我們悲傷地分開，因為責任／我的朋友，不久就會成為一位幸福的妻子”。當時的社會，相信女性之間可以而且應該存在友情，“至少在合適的丈夫出現之前可以如此”。
結婚後的女性，往往由於繁瑣的家庭事務而忽視了這段情誼，甚至遭遇丈夫的幹涉。《簡·愛》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寄宿學校時就與埃倫建立了浪漫的友誼，38歲時嫁給了可以讓父親“晚年有個好幫手”的牧師尼克爾斯。勃朗特在婚後寫給埃倫的信中，除了對友人的深情、對文學的見解，還有一些無可奈何的抱怨、無法擺脫的煩惱。突然某一天，勃朗特在信中提及她的丈夫看到這封“太率性”的信，認為“非常危險”，他建議埃倫看過信之後就燒掉，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或者他要當“書信審查官”。埃倫不得不承諾看完信後就燒掉，但並未真正做到，於是才有了後來我們能夠看到的夏洛蒂·勃朗特書信。
“婚姻是友誼的葬禮”“婚姻是女性友誼的禁令”“婚姻妨礙了讓我的生活變得豐富的兩件事……友誼和學習”，女性所經歷的婚姻與友誼之間充滿了敵意。即便是在當今的流行文化中，小說《BJ單身日記》和美劇《老友記》也在講述婚姻對珍貴的女性友誼的破壞。
受婚姻傷害的女性友誼，伴隨著女權主義的浪潮，其價值一路上漲，20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姐妹情誼”成了女性友誼的代名詞，意味著所有女性，無論有無血緣關系，都應該像對待姐妹那樣，以愛和忠誠對待彼此。於是，當男孩與女孩約會，而使她取消與閨蜜的約定，這在政治上已不再正確；已婚的女人可以讓丈夫在家看孩子，自己跟朋友去聽搖滾演唱會。
女權運動對女性友情的影響重大，在過去，女性朋友被認為在婚姻關系和家庭關系中處於配角的地位，現在，她們在人際關系的版圖上被標上了明確的位置。但女權主義所提倡的“姐妹情誼”由於忽視了社會階層、種族等方面的差異和不平等問題，這種人際關系仍然存在衝突。
如今，女性之間的友誼雖然不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樣具有政治光環，但它已然成為女性意識中的一股積極力量。“褪去了激進的、反男性的立場色彩，如今的姐妹情誼可能比五十年前更受歡迎，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變得更加強大”。（曲鵬）
原標題：不是塑料花，也不是宮鬥劇 女性的友誼地久天長
來源： 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