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雅卿在照顧母親。
火神山醫院發出的感謝信。
吳尚哲成為人體器官捐獻誌願登記者後，收到的感謝信。
一年前，91個中國人以捐獻遺體的方式“在至暗時刻邁出勇敢一步”， 幫助世人認識了新冠肺炎的發生發展機理，永遠留在了武漢。
中國科學院院士、時任國家衛健委病理專家組組長卞修武在武漢主導了大部分遺體解剖及病理檢查和診斷工作。
他對記者表示，“與病毒作鬥爭的患者及其家屬都值得稱頌”，捐獻誌願者是“勇士”“英雄”，為國家乃至全人類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醫學進步作出了偉大貢獻。
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申衛星對記者稱，“常規捐獻中，一個人的器官最多可以救幾個人，在烈性傳染病流行時期，捐獻遺體的科研成果可能拯救無數人的生命，價值不亞於烈士。”
但是，許多家庭並不願意公開這一“英雄行為”，他們有的遭遇了親人的不理解，有的遇到“網絡暴力”，選擇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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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尚哲的外婆夏艷文，是火神山醫院第一個主動捐獻遺體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2020年年初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90後吳尚哲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稱呼——“火神山女孩”。為照顧外婆，同樣感染新冠肺炎的她申請從方艙醫院搬去火神山醫院。她在微博上用“阿念”的名字記錄下這一切，感動了當時無數為武漢揪心的網友。
外婆病重住院時，吳尚哲的母親把一串鑰匙塞到外婆兜裏。母親聽說，帶著家門鑰匙的人，就一定能再回到家。最終外婆還是沒能回來。
吳尚哲和母親看過一段央視拍的《大體老師》視頻短片，裏面歌頌了新冠肺炎遺體捐獻者的貢獻。在一閃而過的鏡頭中，母親註意到一只在檢驗臺上露出的手，覺得特別像外婆的。母親哭著說，“刀切下去，你外婆的身體（遺體）該有多疼啊。”
“我在外婆去重癥監護室前見過她，相當於見到她最後一面了，但我媽沒有見到，卻（可能）用這種方式在看著她是怎麼走的。”吳尚哲說。
2020年3月6日淩晨，夏艷文在火神山醫院重癥監護室去世。由於當時我國有關患有烈性傳染病的遺體捐獻程序尚不完善，吳尚哲手寫了一份誌願捐獻說明，“握筆的手一直在發抖”。
吳尚哲說，這是外婆生前的願望。母親告訴她，很早的時候，外公外婆在報紙上看到過有關人體器官捐獻的報道，兩個人偷偷到醫院去登記，打算去世後捐獻器官，“不知什麼原因，沒有登記上”。
外婆的遺體捐獻後，吳尚哲在火神山普通病房裏聽說，一位重癥老人也主動向醫生提出去世後可以捐獻遺體。這在當時非常難得。
卞修武帶領的病理研究團隊當時表示，最起碼需要通過20例遺體解剖研究，才能對新冠肺炎在人體的發生發展機理有基本認識，“不然相當於盲人摸象”。初期有捐獻意願的病人數量和解剖條件均不理想。
陸軍軍醫大學陸軍特色醫學中心（大坪醫院）的王斌是首批來到火神山醫院的醫生，他的主戰場在重癥一科，這裏住著新冠肺炎危重癥病人，距離死神只有一步之遙。除負責常規診療以外，王斌一項重要的工作是與患者家屬溝通遺體捐獻意願。
當病人病情發生重大變化時，王斌會第一時間用病房裏的公用手機向家屬通報病情，病人病危時，他在通報完病情後會向家屬詢問“是否有意願在患者去世後捐獻遺體”。
1982年出生的王斌是卞修武教過的學生，畢業後到美國哈佛醫學院當博士後，年紀輕輕已是博士生導師。他小心翼翼地開口詢問，還是感到這個問題帶有某種冒犯。
王斌聽到過手機另一端掛斷、沈默、詢問、重復詢問，但是沒有勃然大怒。在他眼裏，遭遇不幸的同胞在重大危難之時展現了超常的理解和寬容。
來火神山醫院前，在醫院工作近10年裏，他沒有遇到過主動提出捐獻遺體的人。在武漢期間，他遇到了兩例。夏艷文的事跡經媒體報道後迅速流傳，遺體捐獻的數量也在當月迅速增加。
武漢解封時，共有37位新冠肺炎逝者捐獻遺體用於大體解剖，54位逝者捐獻遺體用於“微創屍檢”。除了來自火神山醫院的逝者，他們中還有的來自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泰康同濟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協和醫院西區、重慶三峽中心醫院。
卞修武說，無論逝者和家屬選擇大體解剖捐獻還是“微創屍檢”捐獻，醫學科研價值可能有不同，但是逝者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貢獻一樣偉大，家屬都“深明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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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尚哲得到了很多網友的關心，但她也感到一些人對新冠肺炎的認識荒誕、無知和冷漠。
一次，她所在的公司與外單位開會，領導向對方介紹這位“勇敢的火神山女孩”，原本坐在她旁邊的人迅速搬起椅子躲遠。
一個朋友從不接她的電話或語音通話，擔心“打電話傳播病毒”。
她的母親重返工作崗位，有人打完招呼，轉頭就拿著酒精上下噴灑身體。母親買了一頂能擋住臉的遮陽帽，像蜂農那樣把自己罩起來，“這樣別人就不怕我了”。
在人口過千萬的武漢，公開過確診經歷的新冠肺炎家庭是極少數。吳尚哲有時自責在社交平臺上的“高調”，讓母親承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壓力。
蔡雅卿的父母當時均為新冠肺炎危重癥病人，報道後，她受到許多人的關心，但也遭受了歧視。開會時傳閱文件，她後面的人看完後，立馬搓洗手消毒。她在小區乘坐電梯，有鄰居打開電梯看到是她，扭頭就走。
蔡雅卿的父親蔡德潤去世後在火神山醫院捐獻了遺體。她的故事被自媒體掐頭去尾做成短視頻，多數網友為這家人點贊，但也有一些網友言辭激烈，批評她在父親去世後“擅自”作出決定捐獻遺體，“不孝”。
2007年國務院頒布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獻其人體器官的，該公民死亡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書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獻該公民人體器官的意願。”這一規定在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又得以強化。
當時，蔡雅卿的母親昏迷，家裏只有她一人可以作決定。她當時並沒有考慮太多，“只是跟著直覺走”。
“為什麼要捐呢？不多此一舉不就沒事了。”“你把你爸的遺體‘賣了’？拿了多少錢？”她從來沒想過一些親人會如此想這件事。一些親人至今與她們母女斷絕往來。
一位患新冠肺炎的老人生前提出死後捐獻遺體給國家，他的孩子簽字同意後，遭到老人農村老家親屬的強烈反對，這些人指責他們“心狠、不孝”。直到現在，老人的葬禮也未能順利舉辦。
他們不想再為此引發老家親戚新一輪的爭吵，在約定采訪的前一小時改變了主意，拒絕了采訪，“為何我們做了一件好事反而跟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一樣？”
吳尚哲在微博上寫道，希望有更多遺體捐獻的視頻或節目，希望更多人“能夠了解和有一點點觀念的變化吧”。
吳尚哲外婆這一支的親戚較少，沒有遭遇多少現實中的責難，她的微博多收到的是祝願和點贊，也收到一些私信謾罵，“說我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遺體都捐了”。
蔡雅卿也收獲了很多理解，她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對她說：“你讓你爸爸在最後當了一次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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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卿沒有精力解釋這些事情。父親去世、母親出院後，她遭遇了個人經濟危機。她要掙錢養家。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不久，他們一家三口賣掉武漢城區的小房子，又拿出存款在位於郊區的蔡甸買了一套小產權房，家裏沒有留下“余糧”。
蔡雅卿的家距離火神山醫院不足5公裏，上班路過時，她習慣將頭轉向另一側，“心裏還是有陰影，不敢看”。在那道被茂密的紅葉石楠包裹的鐵圍欄後，她70歲的父親蔡德潤曾在裏面病危、搶救、死亡，直至捐獻遺體。
蔡雅卿的母親是2020年6月結束隔離的。去年2月，她的母親和父親同時感染新冠病毒，又幾乎同時轉成危重癥。蔡雅卿捐獻父親遺體時有一點“私心”——她希望父親的遺體能對研究治療新冠肺炎有所幫助，讓更多“遭罪”的人盡快康復，包括她的母親，她“不要一下子成為孤兒，她想，最起碼還能有媽媽”。
第一次在醫院見到結束隔離的母親時，蔡雅卿“嚇哭了”。
母親的臉上黑一塊、白一塊的，“瘦得變了形”，看到女兒時不停地眨眼睛，“掙紮著哭”，但喉嚨因插管被切開，只能發出無聲的嘶氣。
長期仰躺導致母親尾椎骨附近生了一個碗口大的壓瘡，一根導管在引流化膿的積液，只要稍微觸碰一下，母親就會疼得面目扭曲。
好在今年1月初，蔡雅卿母親身上的壓瘡經過“100多次換藥、3次手術”後痊愈，切開過的氣管也恢復得很好。
“現代醫學真的很神奇，疤痕基本上也看不見了。”蔡雅卿說，她們搬回家住。新冠病毒加重了這個66歲老人原本的基礎疾病，糖尿病、冠心病、血脂血壓高等多病纏身。
她抱著一摞材料去社保中心申辦重癥救助，僅母親在一個醫院的病歷就打印了近200張。如果能辦下來，每年大約可以報銷5000多元的藥費。
她在家裏購置了一張醫院用的升降床，她和護工輪流看護母親。
母親聲帶恢復後，常常把“該死的病毒”掛在嘴邊。出院前，考慮到前後已經有4個護工跑掉，蔡雅卿嚴肅地對母親說不要再提這句話，並與她對了“口徑”。
她說，“如果有人問你為什麼病倒了，你怎麼說？”
媽媽說，“我中風啦，所以這樣。”
她說，“如果有人問爸爸怎麼走的？你怎麼說？”
媽媽說，“他心臟病走啦，突然走啦。”
蔡雅卿想念父親。她說，除了小時候，她長大後沒抱過父親，他是一個傳統的、一本正經的中國父親，從前走在街上挽一下他的胳膊，他會說“走路要有走路的樣子”。
現在她明白，從前她是爸媽照顧的孩子，現在她要馬上學會照顧好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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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吳尚哲有一種溺水的感覺，莫名其妙地情緒失控，反復地“嚼那份痛苦”。
前不久，吳尚哲穿著漢服去看了櫻花，把雨水打落的櫻花畫進水彩畫裏。她感覺去年“老了特別多”，自己現在是一個“性感的老人家”，以前被父母長輩保護得很好，一夜間被疫情逼迫著長大。
現在，吳尚哲也成了一名人體器官捐獻誌願登記者。她在捐獻內容一欄中勾選了包括“角膜、細胞組織、器官、大體（遺體）”在內的全部選項。
她覺得越來越多的人在關註和加入遺體器官捐獻的事。有人私信詢問她遺體器官捐獻的登記方式，有人說“如果真的哪一天不在了，也希望（器官）給無助的人。”她的一位朋友在查閱遺體捐獻資料時，突然看到她接受采訪時說外婆遺體捐獻的畫面，馬上也登記成為一名人體器官捐獻誌願登記者。
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統計，我國2020年人體器官捐獻登記人數首次破百萬，是前8年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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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醫院關停前，陸軍特色醫學中心副主任、時任火神山醫院醫務部副主任的張宏雁，想著怎樣給遺體捐獻者的家庭留下一些紀念。
工作人員聯系了主管部門，對方因沒有查到相關政策依據而作罷。
當時，不要說對捐獻家庭的紀念和撫恤，就連新冠肺炎遺體解剖的法規依據也是緊急出臺的。
卞修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2月4日國家衛健委正式出臺《關於規範化開展新冠肺炎遺體解剖的通知》前，針對這種傳染病屍檢工作具體規定屬於空白，加之國內缺乏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屍檢室，所以武漢疫情前期遲遲未開展屍檢。
國內首例新冠肺炎遺體解剖的主刀法醫、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病理學專家劉良接受媒體采訪時也稱，傳染病防治法裏針對屍體解剖有一些規定，但是我國屍檢主要有家屬同意、文件支持、對操作環境的高要求三個條件，當時難在了後兩者。
最終，一封蓋有武漢火神山醫院公章的感謝信送到了家屬手裏。張宏雁設計了圖案和文字，金黃色的邊框，莊重的“感謝信”三個殷紅大字打在上面，在開頭寫上了捐獻者的名字。
信裏寫著：“感謝您及家人無私捐獻逝者遺體用於醫學研究，為我國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作出突出貢獻。對您及家人的這種無私奉獻精神，我們表示由衷的欽佩！正是由於有你們的奉獻行動，醫學事業才得以推動進步和發展。謹向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並向您和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軍醫趙鵬南用A4紙把感謝信彩打出來。他們發現一張紙實在有些單薄，趙鵬南到後勤找到一臺未拆封的塑封機，自己摸索了塑封技術，讓感謝信看起來更鄭重，再送到在火神山醫院開展過遺體檢驗的30多個家庭。
醫生們曾挨個找逝者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武漢處於封城時期，許多簽字是在小區樓下、小廣場完成的。
有醫生記得，一位短發花白的老人從小區樓道走出來，瘦得腳步有些晃，他要捐獻妻子的遺體。老人掃了一眼知情同意書，彎下腰趴在汽車引擎蓋上勾了選項、簽下名字。
老人叮囑說，她一輩子愛幹凈，你們檢驗完一定要幫她打理好。醫生需要拍下家屬和捐獻人的身份證，老人從兜裏拿出妻子的身份證時，手在顫抖。隨後老人轉身離開，又搖晃著走向陰暗的樓道。
一個失去67歲母親的男人來簽同意書時，拎了兩兜橘子要送給火神山醫院的醫生，感謝他們在母親最後一程的救治和陪伴。
一位同樣失去愛人的老太太勾完選項後詢問，“捐贈了會有什麼補償嗎？”
趙鵬南很不好意思地說沒有。老太太沒再說什麼，簽下了名字。趙鵬南不敢細問，猜測這位老人可能家境不太好，但是他無法提供更多幫助，他之前查閱了許多政策法規，沒有發現烈性傳染病患者遺體捐獻後對家屬撫恤、幫助的依據。
吳尚哲的媽媽收到感謝信時特別開心。吳尚哲說，就像一個小朋友的媽媽突然犧牲了，她可以說“我媽媽是英雄”，算是一種精神告慰。後來，火神山醫院給吳尚哲家的感謝信被一家博物館收藏了。
支援火神山的陸軍軍醫大學西南醫院也準備做一點事情紀念。
他們在籌備一個紀念館，打算把火神山醫院工作期間留下的細胞病理標本、遺體捐獻的復印材料等有關物品陳列，向醫學生、科研工作者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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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個家庭中有一部分未收到類似的感謝信。“以後可能沒人能證明我們做過這件事。”一些家屬說，他們的親人沒有在火神山醫院捐獻。
一位在武漢打工的60歲老人捐獻了自己妻子的遺體。他們3年前離開武漢周邊的農村，到武漢一家大醫院當護工。
他記得那天是農歷臘月廿九，天氣濕冷，下著小雨，妻子開始高燒、乏力。後來發現，那天是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的日子。
深夜，馬路上已沒有公交車和出租車。妻子的手機不能上網。他用自己的手機掃了一輛共享單車讓她騎著，自己在旁邊小步跟著跑。
病床緊張，他在醫院大廳的暖氣片邊上用兩把長椅搭成簡易床，讓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的妻子躺下。他還花5000元搶購了一臺小型制氧機。
最終妻子還是轉為危重癥，並在3月底去世。
妻子病危時，他請求重癥監護室的醫生把電話拿給她。妻子拖著長長的氣說，她知道自己不行了，讓他回老家，不要再打工了，兒子、女兒也都成家了，不要操那麼多心，累了一輩子歇歇吧。
醫生後來問他，是否願意捐獻妻子的遺體？他同意了，“需要就拿去吧。”妻子走後，他把制氧機消毒後捐給了他和妻子打過工的醫院，希望能留給需要的病人。
武漢解封後，他取回妻子的骨灰，埋在了老家的祖墳邊上。記者找到他時，這位60歲的老農說，本打算把這些事永遠埋在心底。
記者問他，你現在後悔捐獻嗎？
他說：“不後悔。”
他在妻子送往重癥監護室前一直沒有離開。妻子去世後，他覺得自己應該很快會確診，也將很快死去，他當時也做好了捐獻自己遺體的準備。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