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子琴
我的父親出生於農歷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五歲，母親生於農歷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卒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三歲。父母親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謹慎的一生，坦蕩的一生，更是驕傲的一生。今年正好是父親誕辰一百周年，又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寫此小文，略表紀念。
“特立獨行”的奶奶
父親出生在一個相對比較富裕的家庭，父親的姥爺家是當地的大戶人家，父親的母親（我奶奶），因為嫁給我爺爺前找對象很挑剔，所以就變成了今天講的所謂的“大齡剩女”，於是在她25歲時嫁給了大她24歲的我爺爺，做了“填房”。
那時候大戶人家的孩子也不是我們認為的在家享清閑，奶奶在娘家未出嫁時做女紅（gong音一聲）也是樣樣拿手的。從我小手候做事說吧！我做任何事情，都很難入她的眼，她總能挑我的毛病，比如：用紡線車紡線，我紡的粗了、細了、不勻稱了;縫鞋墊針腳稀疏了、大了；包水餃捏的樣子難看了……等等，我小時候或稍有“放肆”，只要被她看見，她會一一指點糾正或嚴肅地批評。正屋方桌兩邊的椅子小孩子也不可以隨便在上面爬上爬下。我們穿的衣服可以有補丁，但不可以臟。儼然就是現在講的“處女座”。即便是她末年老年癡呆了，分不清我父親和我叔叔了，但不能阻止她對我們幹活的挑剔。
奶奶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正屋的椅子屬於成年男士坐的，哥哥成年後，她不再坐椅子，由我父親和哥哥坐。
奶奶不吃豬肉，她嫌棄豬吃的東西不幹凈（當年餵豬有連茅圈，豬是吃屎的），她也不吃雞蛋（她嫌棄雞蛋的出處不幹凈），但是她吃羊肉，她說羊是吃草的，幹凈。她穿的衣服也很講究，幹凈得體的，我的母親是她最中意的，方方面面。
無論哪個年代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幾乎都是講究門當戶對的。奶奶嫁給了爺爺，爺爺除了年齡大這個劣勢，據說其他還不錯（我姊妹兄弟五人，只有我大姐對生前的爺爺略有印象），爺爺有點經濟基礎，脾氣好，長相也不錯。
奶奶來到爺爺家，進門就是兩個成年孩子的繼母。那個年代，人的生命無常，我的大伯成家後生一女孩，大姑出嫁後生一男孩，兩個孩子出生後不久，兩對夫婦都先後撒手人寰（大伯和大姑是前邊奶奶生的孩子）。於是奶奶率先又做了孤兒外甥、孫女的姥姥和奶奶。我的大表哥家在外村居住，於是爺爺奶奶就把大表哥接到了我家，和我的父親姑姑叔叔們一塊成長，直到大表哥18歲成年，才被他的叔叔接走，我的父輩們都和大表哥有很深的感情。
打我記事起，每到冬季奶奶總會給大表哥縫制棉衣、棉襪派人送去，我的母親還曾派我和堂弟用手推車給大表哥送過兩口袋紅薯（大表哥的村子不種），大表哥回送兩口袋“圪堖”（音），給奶奶燒炕用。我大爺的閨女（我們都喊她大姐姐）後來被她姥姥家接了去，時常來往。
我小時候常聽和我家住同一胡同的錯對門邢大奶奶說：“你奶奶，那時候在院子裏種了許多花，她每天早晨起來先看一遍花，看完一遍才去做事，雷打不動，即便是她的孫輩們哭鬧，也影響不了她欣賞她種的花。”
奶奶生於農歷一八九五年，卒於農歷一九七六年臘月二十，享年八十一歲。
曾經的共產黨員
我奶奶和爺爺共生了五個孩子，我父親最大，我還有三個姑姑一個叔叔，我叔叔的年齡和我父親相差了一代人，他倆相差15歲。
我的父親和我母親也有五個孩子，我母親說她一共生過10個孩子，夭折了一半，我是他們的第十個孩子，我和我的大姐年齡上也差了一代人，大姐長我23歲。
我的父親1937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沒多久他就成為了我們村黨組織的骨幹分子，作為黨員父親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積極為組織服務。為壯大組織，我哥哥說，經父親發展的黨員有多人，我所知道的有張峰二叔，閆九爺、長明大爺爺、立元三爺等人，父親為黨的發展，壯大了力量（這都是解放後才知道的，以前都是保密的）。
小時候聽父親講，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黨員開會，會議地址也是經常變換的，經常是晚上開會，有時在墳堆裏，有時在紅荊樹樹堆裏，有時在莊稼地裏……
我母親曾給我講：“那時候，有人在村子北邊放哨，日本人或者皇協軍來了，有人在村裏敲鑼，村民們就背著細軟，牽著牲口，男女老幼趕緊往村子的南面跑，你父親也顧不了家，他只想著招呼他組織裏的人。”
我曾問母親：“為什麼往南面跑？”母親說：“南面是孟莊，孟莊和我們村不是一個行政區劃，日本人和皇協軍追到孟莊就不再追了，那時候有條件的就在孟莊落戶。”我的奶奶和我母親都是小腳(被纏過足的)，母親說她和奶奶每當這時就有那種生而無望的感覺。她倆小腳跑不動，帶著大表哥、姑姑們，領著我叔叔抱著我大姐（我大姐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拼了命的往南逃，每經歷一次，就是一次劫難，而我的父親這時卻幫不上她們一點忙。
關於女士纏足
1912年3月13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命令通飭（chi音四聲）全國勸禁纏足，不纏足運動更加轟轟烈烈地在全國展開。各地方政府采取種種具體措施實行“放足”。提出“不要小腳女為妻”的口號，甚至規定“二十五歲以下小足女子，不準在馬路上行走”，向纏足女子征收“小腳捐”等方式促使女子腳之解放。至此，“纏足”在法令上得到禁止，中國的纏足風俗開始從大城市消失，並逐漸影響到偏遠鄉村地區。據說放足運動也受到不小的嘲弄。1929年國民政府又發布放足布告，並派專員督查落實。
母親說她纏足時，政府已經管制了，但是在農村她們那個年齡如果不纏足，將來找不到好婆家。母親說：“纏足疼著呢！楞是把除大腳趾以外的四個腳趾，往腳心方向握骨折了，然後用兩寸多寬的長布條把腳纏起來，阻止它生長，兩只腳丫腫的如發面卷子，去廁所要扶著墻，順著墻根走。”
母親給我講：“那時常有官員坐著轎來巡視，這時你老娘就讓我把裹腳布放開，穿上一雙大鞋子，躲避巡視人員的檢查。”
我小時候在我們村曾看見過和我母親年紀相仿的倆女士，她們兩人沒有纏過足，所嫁之人家的確不景氣。村裏流行一句順口溜：二哥營真不孬，到有倆大腳，說的就是那兩位女士。兩位女士走起路來腳下生風，說話也是大聲的。
父親被土匪綁架
1938年父親和母親剛結婚不久，就遭到了土匪的綁架。母親去我姥娘家，在那裏就有信息傳出來說要我父親當心了，已經有人盯上了他。我父親就去他的姥娘家躲避一陣子，躲避不是長久之計，他還有一堆的事情要做，就從他的姥娘家回到了我家，到家就被土匪綁票了。
父親說土匪把他關到一個“地窨子”裏，往他的指甲裏面紮竹簽，逼迫他說出家裏的“金銀財寶”儲存地兒，還不允許他出聲，出聲就用棍棒伺候。父親說哪有什麼金銀財寶？！只是生活上還過的去。母親把她賠嫁的值錢的東西變賣了，又變賣了不少土地去贖父親。土匪見再也榨不出東西，就把我父親放了。
後來父親講他感覺綁他的人就是現在的臨清松林附近的人。父親曾對我說，有了那次被綁架的經歷，他仿佛變了一個人，不再害怕任何事情，無論貧窮還是生死。
父親被派去冀南黨校學習
因為父親讀過私塾，當時在村子裏也算是有文化的人，由於父親出色的表現，經過黨組織的考察，1939年上級黨組織決定派父親去冀南黨校學習，我母親說：“我給你爹縫好了新書包，你爺爺阻撓堅決不準你爹去，你爺爺就站在灣沿上，說只要你爹前腳走他後腳就跳灣。” 此時我爺爺年事已高，還患上了糖尿病，家裏還有一群老小，父親在他的姊妹中年齡最長，是家裏的頂梁柱，承擔著整個家庭的責任，爺爺怕父親一去不復返。為此父親無奈地放棄了這次學習的機會。
“地主”成分，被勸“退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五四指示”，明確提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並由此啟動了解放區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我的家鄉也不例外，我家作為有土地的人家，也是土改的對象之一。
我曾經問過父親：“家裏當時有多少地，被劃為了地主？”，父親說：“有三十多畝。”爺爺和父親都是種地能手，當年為了贖回被土匪綁架的父親，此時土地已經變賣了不少。這時爺爺已不再人世了，父親作為長兄，承擔了所有責任。父親說，他最能體會到伍子胥一夜愁白頭的典故。
土改不光把家裏的土地、房屋、家具、農具、牲口分了，還強迫父親退出了共產黨，不再擁有共產黨員的身份，這是他當時最在乎的。土改完沒多久農村又開始劃分成分，我家被劃為“地主”。
和父親一塊入黨後南下的道榮叔叔說，按照當時我家的實際情況不至於被劃為地主，更不該把父親的黨員身份給去掉。道榮叔讓我父親去上級部門反映情況。父親對道榮叔說：“咱這裏已經解放了，黨的最困難時期已經過去，作為黨員，我不願再給上級添麻煩，無論怎麼樣，對黨的忠誠絕不會變，我入黨時發過誓的。即便我不再是黨員，誰也阻止不了我對土地的熱愛，以前有人為我種地，將來我為大家種地。”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文革”受辱
“文革”讓父親受到侮辱。我親眼見過一次，有個貧農出身的人，清明去上墳燒紙錢，因為風大，不小心把在墳頭附近放的幾捆幹玉米稭引著了，於是開全村大會批鬥他，讓其人身上背著一大捆未被燒完的玉米稭桿，讓我父親站在旁邊陪榜，陪榜的還有其他兩個人。
父親白天種地，晚上去學習班“改造”，不但他去，我母親也要去，所以有無數的夜晚，我是睡在在學習班被“改造”的母親的懷抱裏的。在我還沒上學時，我就會背誦許多條毛主席語錄，比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凡事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等等。父親要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寫“檢討”。
我還親眼見過一次他們打人，先讓那胖老人站到長條板凳上，把老人捆好吊到“八寸墻”（那所房子當時是村裏唯一用藍色磚砌成的，村裏人稱它為八寸墻）的房梁上，然後有人把板凳踹翻，還有人拿著工具打那老人。我不知那人當時犯了什麼法，遭到如此毒打，後來我知道因為他也“成分高”。
我們村裏“地主”成分的家庭有很多，二哥營地多在附近周遭村莊是有名的，土地幾乎都延伸到其他村莊附近，無論遠近。我記得當年我考上學時，我們生產隊每人平均三畝半地，甚至更多。村裏共有十二個生產隊，土地都是差不多的，有了差距，村裏就會調整家庭的隊別。
母親曾告訴過我一件事兒，有一次父親從學習班回家後，自己一個人在一間屋子裏找什麼東西，我母親註意到了父親的異常，父親不堪忍受“那夥人”的折騰，想上吊自殺。母親勸父親說：“他們讓你陪榜就陪榜，讓你寫檢查就寫，反正又沒打你，好死不如賴活著，總會有出頭之日的。”
依父親的為人，不至於被挨整到那程度，多年過去以後，有了解當時情況的人告訴我的家人說：“知道你爹當年為什麼被整嗎？他得罪某某小人了。”原來有一道貌岸然混進革命隊伍的人，看上了長得貌美的某烈士的妻子，晚上經常去騷擾人家，烈士的妻子和我母親從小就認識的，當年也是大家閨秀，如今成了寡婦，那人想去占人家便宜，烈士的妻子就找我父母，讓當時在黨支部的我父親說說那人，於是，我父親告誡了那人。
就這樣父親得罪了那人，“文革”時有了惡棍的用武之地。我父親說猜到了是那人使壞，但是父親並未記恨過那人。
我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生，所以就很納悶兒，父親走在街上，無論是誰遇見了，本村人都客客氣氣的給我父親打招呼，有的人還非常尊敬我父親，他這地主也太與“眾地主”不同了吧！比如被批鬥的最嚴重的課本上學過的“四川惡霸劉文彩”等。
我們村有一家人，他家哥仨、妯娌仨，我家或他們家有紅白事時，他們三家人就一塊來我家，或我們家的人去他們家，互相往來。我小時候以為和他們家是老親戚，我稱她們為叔叔、嬸子，見面都是很客氣的。前幾年我才知道他們一家就是當年種過我家地的一位爺爺家的孩子們。
多種經營，科學種田
我的父親做事愛動腦子，比如：土改後，他利用分給的土地，合理分配，哪個地方種哪種農作物可高產，哪裏適合種藥材可以增加收入。據別人說我父親是村子裏最先種植藥材的人。他種田非常註重種子的選取及培育。那時候的糧食種子都是反復用的，不像現在分代的。他把想做種子用的那幾攏莊稼或其他經濟作物，用心管理，挑出雜糧，雜草，註意施肥澆水留作種子，最後總比一般人家收成要好。
土地公有制後，“大躍進”前由他帶頭為村裏培育紅薯苗（種春紅薯用），供村裏使用。他設計溫室，那時沒有塑料布，他就用宣紙刷上桐油，相當於現在的蔬菜大棚。
特別是“大躍進”運動被停止後，生產隊裏也給了父親充分施展他種地的本領與技能的機會，他對土地的熱愛發揮到極致。打我記事起，就目睹父親幹農活從不說累，好像總有使不完的勁兒。一心撲倒農活上，他比誰更操心莊稼的長勢，時時提醒隊長，哪塊地該施肥澆水了，哪塊地的莊稼該掐尖兒打岔兒了，哪塊地該收割了……等等。
生產隊裏為了增加收入，讓父親幫著高多種經營，仍有他帶頭培育春紅薯秧苗。如：怎樣儲存紅薯、大白菜更久不壞；種植藥材後的深加工等，全都有父親帶頭擺弄。我見過父親為生產隊修建熏蒸“生地”（藥材的一種）的設施。也見過他培育紅薯秧苗時，給別人講解怎麼註意溫室裏的溫度與濕度。那時只要生產隊裏種瓜果，必定要我父親去管理，我也曾見其他生產隊的人找他取經。我小時候常見有人去我家，跟父親要蔬菜、瓜果的種子。
註重對子女的教育
我父親在世時經常告誡我們兄弟姐妹，在世上一定要按照家族留下的老話做事：心術不可得罪於天下，言行不可有愧於聖賢。子孫雖愚，詩書必讀。勤儉為本，忠厚傳家。 聽姐姐們說以前家譜上都記載有這些東西，“文革”時家譜被三姐交到大隊統統燒掉了，那叫“破四舊”。
我的父母親都很開明，沒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對那些束縛人的傳統觀念的東西，不主張我們學習，說只要遵紀守法即可。
我的父母為我們的學習，創造充分的條件，當年我們村沒有高級完小，父母就把我叔叔和我的大姐寄養到我姥娘家，在那裏上高級完小。
我的大姐結婚後考取了蘭州鐵路學校，因為婆家突然的家庭變故，最後一學期不得不輟學回家照顧她的六個小姑子。改革開放後姐姐和姐夫開辦了一個塑料制品廠，現已有規模。中央電視臺一臺曾播出過《歲歲年年柿柿紅》電視劇，劇組就是利用姐姐家生產的部分產品做道具拍攝的，廠子現有我的外甥經營。
二姐一家是最值得驕傲的，因為二姐和二姐夫均為高級教師，他們兩位退休前因為教學質量高，在臨清學生和學生的家長們都會為分到他倆的班級而感到幸運，有的人還托關系找領導也要去他倆的班級。我記得30年前，我二姐曾被市教育局派到青島去進行“奧林匹克數學”培訓學習，全臨清市去了三人就有她。二姐和二姐夫曾經被他們的老師和他們的同學們冠以“新時代的華羅庚”稱號。恢復高考後經他倆親手培養出來的我們自家的孩子共有9個，數我的學歷最低。二姐他們自己的三個孩子均為博士，再加兒媳、女婿又兩個博士一個碩士。
我們家有一件最值得驕傲的事，就是我們男女姊妹五人，家家都有研究生。
父親點子多
我六歲那年，我家原來住的西屋（有三間北屋和叔叔分家時分給了叔叔）因為1966年邢臺大地震，墻被震裂，翻蓋房屋提上議事日程。
蓋新房前的那個秋季，父親讓我收集楊樹的落葉，我清楚的記得，父親把一尺多長的粗鐵絲的一頭兒握出一個小鼻子，然後用錘頭砸扁，再把一根我娘用來納鞋底的繩子，剪下兩三米長，穿到那個鐵絲的鼻子裏面系牢，相當於縫衣針，讓我去穿楊樹的落葉，穿滿整根繩子，還勒的緊緊的，我就在地上拖著長長的一串楊樹葉子如大蟒蛇一般，拽回家曬幹，然後儲存到一個專門存放楊葉的小敞篷屋裏。我每天像是螞蟻搬家一樣，樂此不疲。
到了來年春天蓋新房時，楊樹葉子有了它的用武之地，它們全被鋪在了三間新北屋的房頂上。上梁後，放檁條，檁條上面釘椽子，然後鋪上用葦子桿編成的笆席，再鋪麥稭，上面再鋪上一層楊葉，然後上土、上大泥，最後鋪上八磚（正方形的薄磚，邊長八寸）。因為當時農村的屋頂還擔負著晾曬糧食的作用，房脊一般不陡，多數人家的房頂還只是泥抹的，幾乎每家雨季前都要重新把屋頂抹一遍大泥。
七、八年過去以後，一年的秋末陰雨連綿，小雨下了七天七夜，街坊鄰裏村民家的房子幾乎都有漏雨，我家的房頂卻安然無恙。我甚是為此事自豪。我也做了我那個年紀力所能及事情，沒有添磚加瓦，而是加了楊葉。
一般人家掃落葉餵羊或燒火做飯，我爹把它用在了無上的“高度”。
讓父親揚眉吐氣的兩樁事
當年我的哥哥因為家庭成分問題，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家，投奔了在陜西的大姐，去了延安。在那裏找到一份工作，即便是後來作為“盲流”我家又一次被“抄家”（我們家裏的桌椅、板凳、街門、房門、廚房門、均被村裏當時的掌權派搬走，那天正好被我的從山東來我家看望我父母及他的孩子的二姐夫撞上，二姐和姐夫結婚後攢了好幾年想讓在天津工作的堂哥買一輛飛鴿自行車的錢，用作了那些家具的贖金），哥哥也沒回頭。
哥哥非常珍惜他的工作，沒幾年就成為了他們單位的業務骨幹，他把他獲得的許多獎狀偷偷寄回來讓父母看，有什麼能手獎、創新獎、先進工作者……等等。哥哥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一名優秀的技術人員。取消成分論以後，哥哥也被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員，這是“文革”後，讓父親第一樁揚眉吐氣的事。
再一樁就是恢復高考後，我考上了銀行學校。我們村子很大，人口很多，但是學習氛圍並不濃厚。恢復高考後我村第一個考上大學的是一張姓哥哥，名叫秀民，後來擔任領導職務，前兩年才退下來。5年後我和演節目的平姑娘還有另一男生張永義，才第二波考上學。
我記得那年的夏天，一大夥人在當街的大樹下乘涼拉呱，人長得高大、說話嗓門也大的“赤腳醫生”寶環姑姑，從遠處走來，隨走隨大聲說：“今年咱村真不孬啊！考上仨！”，當時我和我父親都在那裏乘涼，我父親趕緊問：“仨！都有誰？”，寶環姑姑恐怕別人不知道似的，仍是用她高八度的大嗓門說：你小琴，魏家的閨女小平，還有張家的永義！”我察覺到父親的面部掠過別人察覺不到的一絲自豪感。
再以後，村子裏又連續多年沒人考上學。再到後來，我三姐（嫁到本村）的孩子是村子裏最早考上211大學的學生。
說說現在，寫在今天
我從內心非常感激當年那些教我小學、初中的老師及一塊長大的同學們，他們並沒有因為我家的成分而歧視或遠離我。老師還讓我戴上紅領巾加入了學校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最起碼在學校裏，我的童年是快樂的。
我仔細統計了一下，目前為止，父親的子孫中，共有12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所有子孫，他們秉承先輩的家訓，謹遵父親生前的教誨，承載著父輩們的囑托與希望。父親的孫輩有的從戎，有的搞科研，有的是教育工作者，有的是醫務工作者，有的經商……今天還有另一樁要告訴父母親的喜事，他們的大孫子現在已是他所在單位年齡最小的處級幹部，就連父母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讀書不如他長孫的次孫，現在都被領導委以重任，獨當一面，做著他擅長的工作。
他們每個人都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發揮著他們的才智，紮紮實實、認認真真、如屢薄冰地工作著。在這裏我要告訴父、母親：您的孩子們都沒為您丟臉，更不會做對不住黨的事情。
我還要告訴父、母親的是，現在國家更加重視教育，更加註重科技的創新發展，國家的凝聚力和綜合國力是空前的。2020年世界上爆發了新冠疫情，咱們的黨和政府，下大力氣首先控制住了疾病的傳播，我們都為生長在這樣的國度而自豪、驕傲。
父親，母親，請您二老放心吧！
（錢子琴，女，原籍河北省清河縣，就職於農行山東省臨清市支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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