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昊（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
前一篇《戰爭前後的鐮倉幕府》當中提到，在蒙古襲來期間，鐮倉幕府獲得了向全國所有武裝力量發起軍事動員的權力，西國的武士們承擔“異國警固番役”，輪番到九州前線戍守。蒙元·高麗聯軍兩次攻入對馬、壹岐和九州時，日本防禦武裝力量的抵抗，給蒙元·高麗聯軍的鋒芒造成了不小的打擊。
但可能鮮有人知道，在九州前線與蒙古襲來對抗的，不止有鐮倉幕府指揮下的武士。
在紀伊（今和歌山縣）真言宗的聖地高野山金剛峰寺內，有一座叫做南院的子院。南院又叫做“浪切不動堂”。這是因為南院的本尊佛是一尊被稱作“浪切不動尊”的不動明王塑像。根據《金剛峰寺諸院家析負輯》所收《南院累代先師名簿》的記載，弘安四年（1281）第二次蒙古襲來之際，在九州築前鹿島（今福岡市誌賀島，位於博多灣的外圍）舉行了一次五壇法的密教儀式。所謂五壇法，就是以不動明王、降三世明王、大威德明王、軍荼利明王、金剛夜叉明王這“五大明王”為本尊的密教修法。當時，擔任中壇修法的導師（相當於該密教儀式的首班）的是金剛峰寺座主、兼東寺長者、醍醐寺僧定濟。而這次修法本尊之一的不動明王像，正是高野山南院的“浪切不動尊”——換言之，這尊高野山的不動明王像，被擡到了遙遠的九州前線，真正的上了戰場。《南院累代先師名簿》記錄說，正是因為這尊不動明王像的靈驗，才有了“神風”驟起，“異賊忽亡”的結局。
高野山南院
面對空前的戰爭危機，連僧侶和佛像都上了戰場。這段生動的小插曲給我們呈現出了這場東亞國際戰爭的不同樣貌。對於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元日戰爭不只是蒙元·高麗聯軍士兵與日本武士們的戰爭，還是一場“神與神的戰爭”。無論是朝廷，還是幕府，都動員了大量僧侶，在寺院、神社中與蒙元帝國“鬥法”。這是元日戰爭的“第二戰場”。
自蒙古的國書於文永五年（1268）送抵日本之後，日本的朝廷、幕府、寺社就開始了一系列祈求戰勝的祈禱儀式，這就是“異國降伏祈禱”。可以說，“異國降伏祈禱”與“異國警固番役”是當時的日本統治者面對蒙古帝國威脅所做出的最大兩項決策，幾乎成為鐮倉時代後期的“國策”並維系到幕府滅亡為止。
1268年二月，這時宋蒙之間的襄陽大戰才剛剛開始不久，鐮倉幕府向朝廷上奏了蒙古國書到來的消息。當月22日，朝廷就向二十二社（國家神祇秩序當中最重要的22個神社）奉幣（奉獻幣帛），向神明報告了蒙古來襲的消息，拉開了“異國降伏祈禱”的序幕。朝廷相比在軍事應對方面的乏力，在宗教措施上的反應可以說是非常快的。4月13日，朝廷又向伊勢神宮——祭祀皇祖神天照大神的神社派遣了公卿敕使。6月22日，又向七座天皇陵墓派遣山陵使祈禱。文永八年（1271），後深草上皇親自登臨京都南郊的男山石清水八幡宮祈願。元朝使節趙良弼抵達日本後，朝廷當即命令第一大宗教勢力的首腦——天臺座主澄覺修密法熾盛光法。年末，又再度派遣公卿敕使到伊勢神宮祈願。朝廷此時已經將“異國降伏祈禱”放在了各項國家事務的首位。
文永十一年（1274）第一次蒙古襲來發生，10月下旬京都收到了九州前線的戰報。朝廷當即決定向神功皇後（傳說中曾“征伐三韓”）以下八座皇陵派遣山陵使，龜山上皇親作告文一篇，向天皇家的列祖列宗祈願。得到蒙古、高麗聯軍退卻的消息之後，龜山上皇登上男山石清水八幡宮向神明報謝。建治元年（1275）朝廷向十六社奉幣，當年元朝使節杜世忠抵達日本長門（今山口縣），朝廷當即再度向伊勢神宮派遣了敕使。此後，朝廷又命令各寺院、神社分擔祈禱任務，以輪番“戍衛”的形式祈禱退敵——這簡直是神明之間的“異國警固番役”。除此之外，朝廷向各寺院、神社屢次下達祈禱命令，在東大寺大佛殿舉行了《大般若經》《仁王經》的讀誦法會，並在龜山上皇的宅邸舉行《般若心經》三十萬卷轉讀。朝中公卿大臣悉數參加讀經，每人讀經一千二百卷，讀經者多達250人。除了諸位天皇、上皇之外，女院、攝關、大臣也紛紛舉辦了大型祈禱佛事，儼然一場浩浩蕩蕩的退敵祈禱運動。
龜山天皇像（南禪寺藏）
可能有的讀者會以為，“異國降伏祈禱”是文弱無能的公家朝廷所策動的計劃，與鐮倉幕府無關。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弘安二年（1279），鐮倉幕府命武藏、伊豆、駿河、若狹、攝津等八國寺院、神社實施“異賊降伏禦祈”，後擴展至全國六十六個行政區的一宮、二宮（地方大神社）、國分寺以下各寺社，幕府獲得了向全國各地一齊發布祈禱命令的權力。弘安四年（1281）4月14日，鐮倉幕府命令鶴岡八幡宮的長官，北條家出身的真言僧賴助在將軍家小禦所主持異國降伏祈禱儀式。這次祈禱佛事的詳細經過，被記錄在名為《弘安四年異國禦祈禱記》這篇記錄之中。
這場秘密的宗教儀式歷時七天，所修密法是如法尊勝法。與此同時，幕府還在鐮倉勝長壽院修不動法，在明王院修五大尊（不動、降三世、軍荼利、大威德、金剛夜叉明王，即前述“五大明王”）護摩，在日光山亦修五大尊護摩。勝長壽院、鶴岡八幡宮是當時位列鐮倉三大寺院的重鎮，明王院與日光山也是備受幕府尊崇的寺院。弘安四年的一系列密教修法，規模極大，互相配合，是鐮倉幕府與蒙元帝國“鬥法”劇情的高潮部分。日本朝廷和鐮倉幕府所發起的“異國降伏祈禱”事實上是蒙古帝國威脅面前，統治者對全國宗教勢力發起的一次總動員，在空前的危機面前，全國的寺院和神社第一次被以共同的目的動員到一場祈禱運動之中。同時，日本列島上下掀起了一波寺社營造的浪潮。在“異國降伏祈禱”的國策面前，列島社會的宗教熱情空前高漲。
鶴岡八幡宮
後來發生的事情眾所周知，蒙元·高麗聯軍與江南軍的船只最終沈沒在了那場著名的風暴之中。於是，這次突如其來的“神風”讓朝廷公卿和幕府要員們相信，讓蒙古帝國軍隊敗退的主要力量並非前線作戰的武士，而是那些因“異國降伏祈禱”而威力大增的神明。譬如當時的《後宇多天皇宣旨》中說：“今月朔日暴風上波，是則神鑒之應護也”；公家廣橋兼仲聽到“大風”到來，“賊船多漂沒”以後，感嘆“天下之大慶何事過之”，直呼今後更應尊崇“神明佛陀”。禪僧虎關師練則將戰勝的原因歸結於“神靈勠力”。更有趣的是，花園天皇在正和三年（1314）閏3月19日的日記當中記載了一段築前青木莊北野社的“神讬”（即神官巫女被“神靈附體”之後講的話）：
築前國青木莊有奉勸請北野社，件社中蒙疵之蛇一出來雲雲，然而諸人不驚動之處，神讬於巫女曰，異國已襲來之間，香椎、筥崎、高良、我等合戰，香椎宮已半死生雲。我依大自在德，為告知於人，現蛇身雲雲。又有祈禱者，重發向可征伐異國雲。
這段“神讬”的大意是說，九州本地的神明香椎（香椎宮）、筥崎（筥崎宮）、高良（高良大社）與“異國”的神明交戰，香椎神已經打得半生半死，身負重傷。北野天神（即平安時代的官員菅原道真，死後被祭祀為神）也是交戰的主力神明之一。如今，北野天神以靈蛇現世和“神讬”的方式將自己力戰蒙古的經過告知於人，並囑咐一定要把 “異國降伏祈禱”繼續下去，好讓北野天神重整旗鼓，再度披掛上陣。這段有趣的史料生動地展現了“神與神的戰爭”的奇特樣貌。在這段“神讬”之前，還記錄了住吉社在蒙古襲來之時現祥瑞等事。神社將自己塑造成導致蒙古帝國敗退的功臣，或者宣稱自己曾以祥瑞預言日本勝利——因此，“神讬”其實是以“異國降伏祈禱之靈驗”向朝廷和幕府邀功的材料。
類似的還有高野山天野四所明神（丹生都比賣神社），這個神社也“神讬”道：“日本國神神發向蒙古，任先例，天野大明神可令向一陣。”就是說，在各路神明與蒙古作戰的時候，高野山的天野大明神當了先鋒（一陣）。而後果然，神風到場，甚至海面上出現“紅火交煙”“彩龍興風”等種種祥瑞。最後得出結論“丹生（天野）明神之神變，勝於諸神。”這篇赤裸裸的邀功“神讬”，其實就出現在高野山向朝廷上訴，要求停止征收雜稅雜役的文書裏面，其目的可謂顯而易見。當然，積極向朝廷和幕府邀功的神社遠不止這幾家，譬如石清水八幡宮、諏防大社等地，都能看到類似的“神讬”或說辭。正如兩次蒙古襲來之後，武士們爭先恐後地向鐮倉幕府討要封賞一樣，神社和寺院們也不會在戰後利益分配中缺席。於是，當對外的“神與神的戰爭”落幕之後，日本內部“神與神的內鬥”才剛剛開始。
北野天神緣起繪卷（承久本）
因“異國降伏祈禱”而高漲起來的全社會宗教熱情，給日本帶來了深刻的影響。1284年幕府開始實施“神領興行法”，以九州為中心恢復和保護寺院和神社的領地。在京都，朝廷和天皇家內部出現了一輪密教受法的熱潮，天皇和貴族們不僅是建寺造塔，更是親自學習密法，受兩部傳法灌頂，成為密教阿阇梨。在鐮倉，幕府推行全面扶持顯密和禪律諸宗的宗教政策，關東祈禱寺（幕府指定祈禱寺院）數量陡增。根據平雅行的研究，鐮倉的佛教界此時取得了爆炸性的發展，鐮倉的僧正（僧官首位）由之前的9名增加到56名。鐮倉佛教界這才拉到了與京都同樣的水平。
在兩次蒙古襲來期間，朝廷多次向位居神社秩序首位的伊勢神宮派出敕使。不僅如此，朝廷還向伊勢神宮派遣密教僧侶，在這個原本推行“神佛隔離”的神社設立佛教祈禱設施法樂舍，內住僧侶260人。於是，這成為了佛教僧侶大舉進入伊勢神宮、參拜伊勢神宮的契機。大量學問深厚的佛教僧侶的進入，最終提升了伊勢神宮自身的理論水平。這一時期孕育產生了《天照大神口訣》《鼻歸書》等一批重要的神道文獻。在真言僧智圓的《鼻歸書》當中，神明與佛陀的地位發生倒轉，日本本土的神祇逐步獲得了中心的地位，釋迦牟尼成了天照大神的再誕，佛教成了神道的分支——這個有些類似“老子化胡說”的日本版的故事，在蒙古襲來以後興盛起來。與此同時，伊勢神宮內原本處於較低地位的外宮神官度會氏抓住了鐮倉幕府在戰後推行“神領興行”政策的機會，積極向幕府靠攏，度會氏的勢力大為膨脹，成為了後世伊勢神道的主力軍。
作為日本中世自我認識而存在的“神國”觀念，並非因蒙古襲來之際的“神風”而起。中世早期的“神國”語義，原本只是指諸佛菩薩顧念小國邊土日本的眾生，紛紛化身為日本的神祇，因而日本成為神國。與這一略微帶著那麼點兒自卑感的“神國”相反的是，自我肯定、自我中心的“神國”認識早在平安時代就已出現。但這種自我中心的“神國”認識，最終在蒙古襲來之後高漲的宗教熱情之下不斷發酵，又伴隨著全國一體的“異國降伏祈禱”運動、寺社營造熱潮滲透到列島社會的各個角落。這使得自我中心的“神國”觀念壓倒了自卑的“神國”觀念，成為14世紀以後日本自我認識的主流。這是“異國降伏祈禱”帶來的最大遺產，甚至也許是蒙古襲來帶給日本的最大遺產。
不過，或許即便是當時“上了前線”祈禱的僧侶，也未必能夠想象到海對面對手的樣貌。這場“神與神的戰爭”背後，在對手那邊當然也應該有一群將日本的神明視作敵人，以不同的方式祈禱“異國”敗退的僧侶存在。在兩次蒙古襲來發生之時，日本對蒙古帝國知之甚少。但隨著之後日本對蒙元的了解逐漸增加，對手的形象也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日本的史料之中。其中著名的大元帝師八思巴、蒙古滅宋之戰的領軍者伯顏等人，就出現在了14世紀日本的軍記物語裏。我們下一篇就來探討這個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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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田二郎：《蒙古襲來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
責任編輯：於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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