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古籍所教授 陳建華
海關的鐘聲
最開始從靜安區圖書館借來臧克家編選的《中國新詩選》，等於上了一堂啟蒙課。一下子給郭沫若、冰心、聞一多等人迷住了。編選者在前言中說編選這本詩集是為了反映“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精神”，並且點名批判了“新月派”的徐誌摩、“象征派”的李金發等“反動詩人”，當然不選他們的作品，僅例外選了兩首徐誌摩的，一首《大帥》，另一首《再別康橋》。出於好奇和逆反心理，我對被批判的特別有興趣，圖書館能借到的都是革命作家的書籍，而在舊書店裏有“解放前”出版的舊版書，於是每當周末就跑福州路上的舊書店，上海的舊書店數這家最具規模。在那裏淘到艾青編選的《戴望舒詩選》、朱湘的《番石榴集》、何其芳的《畫夢錄》和《預言》、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梅裏美小說集》、莫泊桑的《我們的心》等，這些都是我的至愛，“文革”開始時小將們來我家抄家，其中好幾本連同其他一些書都被抄走了。在舊書店認識了一些年輕朋友，大家聚集在一起談文學、寫詩。大多是光明中學的高中生，其中錢玉林住在舊書店斜對面，我們經常在淘了書之後去他家聚會。
1966年夏天，在“文革”開始前幾個月，我在上海舊書店認識了朱育琳。他問我找什麼書，我說在找戴望舒的《惡之花掇英》，他說戴望舒翻得不靈，我大吃一驚。在我心目當中戴望舒是很了不起的，就想這是何方神聖，口氣那麼大？我問他自己翻譯嗎？他沒回答。第二次碰到他，給了我《惡之花》裏的四首詩，他自己翻譯的。我如獲至寶，回家後恭恭敬敬地抄下來。後來老朱斷斷續續翻譯了幾首，現在保存在我手中的一共有八首。特別是王定國借到一本《譯文》雜誌，是1957年紀念《惡之花》百年誕辰的專號。他說只借三天就要還，正好碰上我要去航校領工資，就帶了這本雜誌。每月14號是我們領工資的日子，同學們聚在一起，十分熱鬧，而我躲在宿舍裏，把陳敬容翻譯的九首《惡之花》抄寫在印著“上海航務工程學校東方紅公社”的信箋上，把法國阿拉貢的長篇評論《比冰和鐵更詞人心腸的快樂——〈惡之花〉百周紀念》抄寫在“交通部第三航務工程局”的信箋上。
我所見到的關於波特萊爾的作品和論文還很有限，卻使我對他愈加崇敬，明白廚村白川筆下的“惡魔”不無片面。陳敬容選譯的《朦朧的黎明》《薄暮》和《窮人的死》突出波特萊爾對“勞動”階級的同情；《黃昏的和歌》《憂郁病》和《仇敵》反映了他的精神病態。朱育琳更側重趣味，譯筆帶有古文的精煉，他翻譯的《煩悶》《裂鐘》《月亮的悲哀》和《異域的芳香》更讓我愛不釋手。有一首以“我打你沒有憤怒，/沒有憎恨，像屠夫”開頭，沒有標題，在《惡之花》裏題為L'Héautontimorouménos, ÀJ. G. F.，好像是描寫SM情狀的，我們都看不懂，老朱也沒有解釋。特別使我震撼的是《惡運》這一首，藝術家自認悲劇性命運的自白，最後兩段：“多少昏睡的珍寶，沈埋/在不可探測的深海，/永遠無人知曉。//多少憾恨的花朵，虛贈/他難以言說的芳芬，/在孤獨中枯雕。”嚴格的建築美的十四行格律，字字鏗鏘，至今我認為在波特萊爾的翻譯中是首屈一指。在陳敬容翻譯的《不滅的火炬》中，詩人和他的“天使”弟兄們在追求“美”的大路上行進，如一列沒有簫鼓的送葬隊伍，但是“太陽也遮不住你們的光焰的星辰！”這首詩與《惡運》一樣，表達了藝術的尊嚴與詩人的崇高使命。
從這些譯作可見詩人凝視之下的巴黎的日常街景與普通人的生活樣態，尤其是朱與陳都譯了被雨果譽為“新的戰栗”的《天鵝》，詩中一只在巴黎大街上的天鵝，顯得滑稽可笑，然而在波特萊爾那裏得到神奇的“呼應”，成為發達資本主義時代詩人被放逐的“寓言”。如最後一段：“一個古老的‘記憶’號角般吹響，/在流放我靈魂的森林裏。/我想起水手被遺忘在荒島上，/想起俘虜、被征服者……一切悲淒！”詩中表達了超乎個人的傷感，是對古今人間所有被壓迫者的深廣同情，也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質疑立場的顯示。
運動給我的生活帶來變化，學校停課“鬧革命”，不再去學校與工地，整天呆在家裏。說來奇怪，一些以前難得看到的書突然冒了出來，在朋友和同學中間流傳，如《基度山恩仇記》《琥珀》《飄》《沙寧》《狗生活》《九三年》以及朱光潛的《變態心理學》等，有的只借一天，於是就通宵達旦地看，還把一些段落抄下來。過了一陣看看風頭過了，就把被貼了封條的箱子打開，小心不把封條撕破，讀我的藏書，大多是古典方面的。那時每天練書法，覺得自己的鋼筆字挺有風格，於是從《詩經》和《玉臺新詠》選出喜歡的作品用工楷字體抄在從航校帶回來的信箋上，也抄了歐陽修、二晏等人的詞，裝訂成小冊子。讀了《陽明全書》，陽明心學是一向被當作“主觀唯心主義”而遭到嚴厲批判的，我讀得津津有味，抄了許多語錄，也訂成一小本。讀了《韓非子》大受震撼，一邊讀一邊對照正在發生的“文革”，覺得中國兩千年前的思想真了不起，心有戚戚之際，也把書中內容整理一番，抄了一本《韓子篡要》。
繼續寫詩。《瘦驢人之哀吟》之後不再寫死亡了，工讀生活的壓抑似乎消失了，卻陷入一種日常的憂郁與恐懼之中。1967年年初的《夢後的痛苦》一詩具有轉折的意義。不再沈溺於夢幻，面對的是夢後的真實：“我睜開眼睛，茫茫的漆黑/像一張網，罩住我的恐懼；/我四肢麻木，如解體一般，/如被人鞭笞，棄之於絕谷。”我仿佛生活在兩重世界裏，住在一個臨街雜貨鋪的小閣樓裏，每天一睜眼就能被置身於一片“革命”的紅海洋裏，整個城市沈浸在轟轟烈烈的聲浪中，時而傳來在慶祝某個造反兵團成立的鑼鼓聲，時而響徹“打倒某某”的呼聲，駛過押著反動分子遊街的卡車，或是“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口號聲，某單位發生武鬥而出動“文攻武衛”的造反隊。我生活在時代潮流之外，更確切地說是被時代洪流所隔離，在小閣樓裏營造我的小天地，當然這也很危險，讀書寫詩本身意味著“反動”，隨時有可能暴露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現出“封資修”的孝子賢孫的原形而遭到毀滅的下場。在描寫我的“黑暗”心境時，如“萎殘的花瓣散落著余馨，/與腐土發出郁熱的氣息”之句顯然是波特萊爾播下的頹廢在發酵，是描繪情色之夢後的痛苦與幻滅，其實也是死亡的隱喻。這是青春期的生理隱秘，在我們那個時代，由於性教育的缺失，更覺得羞恥而造成心理壓抑。幾乎同時我寫了兩首《致巫山女》，引用宋玉《高唐賦》裏的句子：“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所謂“巫山雲雨”是個爛熟典故，我在十六七歲時讀到舊小說中講兩性“一番雲雨”的字眼就會有生理感覺。這兩首愛情詩即含有隱秘的欲望。我對古典文學與波特萊爾抱著同樣的熱誠，兩者並頭齊進，或者說對波特萊爾的接受離不開本地文學傳統的沃土。
福州路上的舊書店已經關閉，我們每周六下午仍在錢玉林家裏聚會，談論文學，也談政治。運動一開始，“破四舊”就在我們中間引起強烈反彈，對後來被叫做“四人幫”的深惡痛絕。老朱與錢玉林很關心運動動態，常交流一些小道消息，如某個老帥被批鬥或某地發生武鬥之類，不由得搖頭嘆息、切齒痛恨。這樣的聚談有時不限於我們四五人，從北京回來的大學生加入進來，這為我們後來的悲劇遭遇埋下了禍根。我對這類政治討論不那麼感興趣，每次能見到老朱，總是充滿期待。在認識他的一兩年裏，他總是來去無蹤，只知道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他在北大外國文學系師從朱光潛，精通英法文學，後來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學建築工程，思想進步而入黨，1957年被打成“右派”，畢業後被發配到新疆工作，後來因病回滬休養。聽他講外國文學如醍醐灌頂，而我總希望他能帶來新譯的波特萊爾。我帶去新作給他們看，因為崇拜老朱，像《夢後的痛苦》之類似乎更是為他寫的，但是他好像不怎麼在意，使我頗覺挫折。有時我們一起逛街，從福州路朝東走到外灘。有一次在外灘公園，陽光柔和，老朱給我們看他的一首諷刺“紅色女皇”的詩，我們興奮莫名，數十行句子寫了兩頁紙，運用了許多中外文學典故，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我們讀罷他就收了起來。
生長於上海的我，對外灘最熟悉不過，總有一種依戀之情。小時候住在虹口七浦路，出來轉彎是蘇州河，一縱眼便是海關鐘樓、沙遜大廈。後來住在靜安區石門一路，有時獨個兒，有時和弄堂裏二三小子沿著南京路走到外灘，常會在外白渡橋上，在黃浦江和蘇州河的交界之處，眺望兩邊的無限風景。那四五年裏拍照的機會不算多，而留存至今卻有十幾張都是以外灘為背景的。此刻我註視著其中幾張。一張和黃仁在駛向浦東對岸的擺渡船上，後面是海關鐘樓，一張和施錫雄坐在老樹橫枝上，下面是水。那天我們三人先在外灘公園，又擺渡去浦東。我最鐘意在荷花池邊的阿飛詩人印記的那張，白襯衫，蟹青色滌綸褲子，略帶尖形的皮鞋，花紋襪子，在光影徘徊的荷葉倒影之前作一個蒲士。
從浦東看外灘，1967年
在黃埔公園，1967年
現在與錫雄失聯近三年了，黃仁不知在哪裏。自小聽著海關的鐘聲長大，如今這鐘聲不再響起，卻凝固在我的詩裏。在1967年的《鐘聲》裏：“這臨江的公園裏我常常看見/幾個老人微合著眼坐在樹蔭間，/神情淒然傾聽海關樓頂的大鐘/一陣陣沈重而紆緩的敲響。”在運動開始後海關的鐘聲改為東方紅曲調，每天傳到我的閣樓裏，令我傾聽而陷入沈思之中，不禁想到時間對人生的意義：“角落裏萬千只鐘一起敲響，/城墻又增添幾多皺紋；/促膝的戀人擡起迷惘的眼，/啊，黃昏如此無情地來臨！”在波特萊爾的《憂郁病》中：“幾口鐘一下子瘋狂地跳起/朝空中迸出一聲可怕的尖叫，/就像那些無家可歸的遊魂，/突然發出固執的哀號。”我已經讀過陳敬容的這首譯詩，因此“角落裏萬千只鐘一起敲響”之句也許是記憶發酵的結果，而自覺“城墻又增添幾多皺紋”這個意象頗為新奇。鐘聲給波特萊爾帶來憂郁，在老朱翻譯的《裂鐘》裏：“嘹亮的鐘兒，你多麼幸福，/盡管蒼老，仍健康而驚醒。”然而時間催人老，詩人把自己比作“裂鐘”，在歲月飛逝中加深了憂郁，對我：“傾聽這鐘聲，像失帆的小舟/在宏大起伏的波浪上顛簸，/無奈凝視著空空的雙手。”雖然無奈，卻不無進取之心。然而這首詩的關鍵是第三段：“像一個變換黑衣白衫的怪影，/大笑著從空中逃遁。誰能留住你/——匆匆的熟客，你使偉人們/心力交瘁，徒然悲泣。”在天天“早請示，晚匯報”並三呼“萬萬歲”“萬壽無疆”的日子裏，對“偉人們”的感嘆當然屬於政治不正確，從“階級鬥爭”觀點看，這是在褻瀆神聖，是不可饒恕的行為。
“海關大樓傳來一下一下的鐘聲”，這出現在1968年1月所作的散文詩《雨夜的悲歌》中，我在小閣樓裏聆聽著這遠處傳來的鐘聲，“像水珠滴在無底的深淵，哽塞在雨霧之中”。如果說《鐘聲》的“偉人”意味著我的想象超乎個人的小圈子投向廣大的世界，那麼在《雨夜的悲歌》中，詩人“用飽蘸淚汁的筆，把人間一切不幸織進他的詩行。這雨聲像悲壯的交響，鼓勵著所有喜愛蘇醒在黑夜中的靈魂辛勤地工作，不倦地沈思”。從哭泣的月亮、雨中的貓、愁苦的寡婦、棚戶區漏屋的小孩到夜半回家的勞動者，於是想起擺攤在弄堂口的理發師，他常常慷慨悲歌。“我心中也響起一支歌，像一群囚徒唱響在陰暗的牢房，像一片翻騰的海水，浮動著無數頭顱，他們的臉容是這麼蒼白而憔悴……”這顯然來自波特萊爾《天鵝》一詩的啟示，然而最後的句子：“啊，冬天，你這個病人眼中冷酷的劊子手，躡足而來的賊，無情地偷去我們僅存的一點溫暖。啊，看那陰雲密霧裏的太陽，也像一支快要燃燼的蠟燭……”這裏是對波特萊爾的反轉，在他的詩中不乏太陽的美麗意象，對此阿拉貢贊不絕口，在他大量的引述中包括“太陽把蠟燭的火燃照黑了”之句，這被我轉化為對太陽的詛咒，當我這麼寫的時候，不由得陣陣戰栗。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