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2012年，廣西人周立齊因為偷竊被抓，在派出所面對采訪鏡頭時講出這句話。因為發型酷似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更因為他的“不打工”宣言裏，仿佛擁有的反叛精神，民政村村民周立齊成為網紅“竊·格瓦拉”。一個充滿喜感的表情包，一個有些荒唐似乎又帶點確鑿意義的符號。
記者｜駁靜
“能幫他家起房子嗎？”進民政村不難。從南寧打個車，沿昆侖大道往東北方向一直開，一個小時後，你會被車道左手邊“三塘鎮四塘人民醫院”這塊招牌裏的怪異思路吸引。如果出租車師傅恰好是個開車20年的本地老司機，他會告訴你，沒錯，這裏的地名就是按“一二三四塘”的簡單順序起的，數字一直高到九塘。而四塘，幾年前由於發展不利，不幸被三塘吞並。再往前一點，就是民政村所在的五塘鎮。在322國道的一個出口，藍底大牌子上面預告了三個村莊的名字，“民政村”位列其一。
車在此間一拐，在真正深入腹地之前，你還會在三岔路口遭遇一個孤獨但陣勢龐大的地攤，塵土飛揚中，“時尚運動鞋”幾個字仍然很有號召力，吸引人扭頭，去看這幾排隆重陳列在塵土中的運動鞋究竟有多時尚。不過你也只能想一想，老司機早已把車窗悉數搖上，將塵土關在車外，將“時尚”拋在腦後。“開出租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去這個村。”司機關上車窗後冒出一句，“你們剛才說，這是偷電瓶車那個阿三的那個村呵？”
他沿土路徑直往裏插，越開越野，開上5公裏，土路還在往前探，等到路邊竹林和樹林逐步由平房替代，民政村就到了。
村口有棟兩層樓的大房子，門大開著，廳堂裏有兩個玻璃矮櫃，算是小賣部。中午時分，沒人對小賣部的貨品感興趣，大家都坐在門口，男人瞇眼曬著太陽，女人在剝苞谷。其中兩位嬸子看上去和和善善，二人就著同一只竹簍俯身勞作，苞米積攢出大半簍。聽我問起周立齊，劉嬸說：“網紅他們家（村裏人現在就直呼他網紅了），生活過得去過不去，你看他們的房子就知道了。”
民政村小賣部門口，這是進村必經之路（緩山 攝）
網紅周立齊，更出名的名號是“竊·格瓦拉”。過去多年，他以偷竊電瓶車為生，為此四進監獄，2012年第二次進派出所時，上了電視，采訪裏他說出日後流傳於網絡的名言：“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因為發型酷似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更因為他的不打工宣言裏，仿佛擁有的反叛精神，網友順勢創造出的美妙諧音梗，為其流行推波助瀾。民政村村民周立齊成為網紅，一個表情包，一個符號。
2020年4月18日，獄中生活4年零8個月後，竊·格瓦拉重獲自由。當天傳出來的消息是，有數量豪車等在監獄門口迎接他，還有更誇張的，有家MCN公司出價1500萬元將其簽下（後來證明這是該公司刻意制造的謠言，目的是自我宣傳）。出獄前幾天，還是在小賣部，進村必經之路，劉嬸已經見到好幾撥“北方老板”。頭幾天，每天都有兩三撥車，有的買了果汁，有的提了禮盒，開到村口停下來問：“他家在哪裏？他家在哪裏？”
他家得再往裏走。從村口主幹道往前，路過一個池塘後左拐，穿過農田，爬上矮坡，避開奮力“呱呱”大叫的鵝群，就能找到周立齊家的院門。
按劉嬸的思路去評判，周立齊家的確是“過不去”。四間房，其中三間門開著，是臥室，一間緊閉的是樓梯間，為將來起二層作預備。家徒四壁，一張綠盈盈的圓桌板子立在墻根，到吃飯的時候支到沙發跟前。房子外頭的小院裏，搭出個棚子，黑黢黢的，作廚竈間使，陽光底下種了點菜，葡萄架此刻光禿，不過可以想象夏日裏將有一份蔭涼。
除此之外，還養了二十幾只鴨子。周立齊1984年就出生在這裏，當時還是更老的房子，直到大約10年前，村裏將其納入“危房改造”項目，資助近2萬元，助其重修了現在這間平房。村幹部說，這屬於扶貧補貼，一戶人家只能享受一次的那種。
五塘鎮以種苦瓜出名，過去，這也是民政村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像劉嬸的丈夫，種苦瓜種了20年，不只起了（貼瓷磚的）房子，還送兩個女兒上了大學，給小兒子討到了老婆，買了小車。但周立齊的父親不擅長種地，“沒有那麼聰明，種什麼東西都不會。人家有去賣苦瓜，他沒有賣”，母親頭腦不好，家裏人口多，又有四個男丁，都正當壯年，“貧困戶沒得到”。
周立齊的父親在院子裏曬太陽（緩山 攝）
民政村不單單周立齊家窮。2019年之前，全村有20多個貧困戶。過去幾年，全村人均年收入約1萬元。村裏大半房子磚體裸露，紅磚的紅色中插入不規則的黑色紋路，斑斑駁駁，恐怕是這一帶磚廠燒制不勻獲得的顏色，城裏人甚至認為這屬於古拙的美感，但村裏人認為這只是“窮”的顏色，勉強起了房子，沒錢為內墻刷漆，沒錢給外墻貼瓷磚，不是窮是什麼？
和記者的一次談話，發生在周立齊堂哥家的屋頂平臺上，平臺上曬著苞谷，周立齊抱著狗（緩山 攝）
周立齊帶我們在村裏慢悠悠轉一圈。貼磚或刷漆的房子，他能說出來這家人是怎麼掙到錢的。最醒目的當屬一棟刷成奶黃色的房子，三層，這種容易臟灰的顏色在村裏顯得很突兀，路過它的時候，周立齊說：“我要起就起全村最漂亮的房子。”
跟我交談的村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起房子”這件事，劉嬸的質疑聽上去合情合理：“你們捧他，捧他，捧他，能捧到他賺一點錢，建房？要不然他們家這麼窮，根本沒有能力建房。”
村幹部這段時間也見識了不少外來客，或許把記者跟那些出大錢打算簽約周立齊的人混為一談了，因此不勝其煩。星期三下午，留在村委值班的村幹部看完我的記者證後，態度稍有緩和，可還是發出靈魂拷問：“你們來就來，能幫到他家起房子嗎？”
“說到打工，我不懂那種東西”2012年，周立齊接受那段讓其成名的采訪時，不止講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這一句。那段采訪有個完整版，擁有吸引你咧著嘴反復觀看的魅力，這種魅力來自視頻裏那個受訪者無法無天、過了今天不要明天的快樂氣質——“去KTV玩，去high，高興，去玩”。
那時的周立齊28歲，但看上去只有二十出頭。右手銬在窗臺上，自由的左手在揮動，他手舞足蹈，神采飛揚。“在看守所裏面的感覺，比家裏面好多了，在家裏面，一個人很無聊，都沒有友仔玩、友女玩。進去裏面，個個都是人才，說話又好聽。”對著鏡頭，他繼續發揮廣西語調的奇妙韻律，“超喜歡裏面，像在外面開廂玩，high到那種感覺，飛起來那種。”
被抓前那段時間，周立齊住在南寧市西鄉塘區的城中村，這一帶也是他們的作案地點。2012年6月5日，他和巴仔兩個，到旁邊萬秀村偷完幾輛電瓶車，又拿到市場上賣掉。第二天早上，他們“處理完這些”，去附近吃早餐，打算吃完回去休息，剛走到一家粉店門口，兩個便衣警察圍了上來，他們問周立齊的名字，讓他跟他們回去協助調查。
後來得知，那天一共來了十幾個警察，從他們開始作案，視頻監控就已經捕捉到畫面，後來一直跟蹤他們到此地。周立齊愉快地跟著上了警車，“自己做了什麼事情，自己心裏有底，沒必要爭吵，搞那種不配合，沒什麼意思”。
在派出所，審問結束，警察給他和巴仔買了面包。電視臺記者來的時候是下午5點，巴仔銬在對面，忙著吃，而他已經吃完，坐在一張沙發凳裏，雖然也銬著，但感覺“很好，很舒服，很自在”，他快樂地跟記者打招呼“你們好啊”。繼2007年因盜竊罪坐牢9個月後，這是周立齊第二回被抓，他將在不久後被判18個月刑期。
8年後，在南寧市的一個小區裏，我問周立齊：“你那時心裏真的是高興嗎？”
“高興喔，沒有什麼煩惱了。”
“跟電視臺記者聊完，然後呢？”
“就換地方了，就回家了。”
“啊？回家嗎？”
“是啊，進看守所，回家嘛。”
說完周立齊大笑起來，旁邊的人楞了一下，再發出爆笑。這個“內部玩笑”，大概只有當年共同混跡街頭的夥伴才能立刻接住。2012年，面對鏡頭，他說起來更是熱情洋溢，語氣裏透著一股歡樂，他說：“進看守所就像回家一樣。”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如果將這句話視作周立齊的標簽，2020年，36歲的周立齊“人設”沒變，仍然擁有“我輩豈是打工人”的驕傲。出獄後，他在快手上建了個賬號，起名叫“廣西阿三-418w直播”，目前有350萬粉絲，能看到50多條短視頻。我請他追溯少年時期走歪路的發端，為什麼選擇了偷電瓶車，而不是像大部分鄉村年輕人那樣，老老實實當個打工人？遭到輕蔑一笑，“我？我去打工，開什麼玩笑”，“說到打工，我不懂那種東西”。
周立齊13歲輟學，那是1997年。上世紀90年代開始，民政村有三四代人，讀完小學或初中，就你帶我、我帶你地出去做工，目的地最初是廣東省，後來逐漸也有浙江與江蘇。周立齊輟學那幾年，民政村的打工潮初露端倪，照道理，他也應當成為其中一員。村裏人的共識是，小孩子讀完書，十五六歲，年紀正好夠去工廠做工。要是對這條路有所質疑，你會得到一句反問：“不打工吃什麼？”
經常出現在周立齊短視頻裏的阿柱，也是民政村人，他就曾是辛勤的打工者。2006年，阿柱年滿16歲，跟著十來位老鄉，到了廣東省汕尾的海豐縣。這個縣以做首飾著稱，但他進的工廠主要做手袋，任務是往料子上“刮顏料”，一個月能拿1200塊錢，其中300塊是接觸化學物品換來的崗位補貼。
父親感染肺炎去世，治病花光家底，年少的阿柱懂得要為母親分憂，第一筆工資到手，“很興奮”，立刻到郵局給家裏匯去600塊。一年後，工廠訂單減少，經常開工兩天歇一天，阿柱只好離開。後來又跟人去上海學廚。在大上海兩年，他終於感到打工沒有出路，揣著存下來的5000塊錢，重新回到南寧。
那個時候，阿柱回南寧也只能去工地搬磚、搬水泥，按天結算，一天80塊，又臟又累，一個月不休息能掙2000多塊，比餐廳服務員1000塊錢的工資更有吸引力。
可是這樣子打工，什麼時候能起房子？
周立齊家裏，大哥與父母主要負責種地，二哥“有點癡傻”，弟弟還小，他是家裏第一個“去鎮上混”的孩子。周立齊自己的小夥伴們都還在上學，他自然而然地混入比他大一點的人群裏。在鎮上，少年人覺得“太好玩了，花花世界”，即便開始沒飯吃，沒地方睡，不過很快就“靠偏門”搞到一點錢。2001年左右他開始偷盜電瓶車，到2012年第二次被抓時，他自稱已經偷了差不多1000輛，並且，“低於1000塊的都不偷”。算起來是一大筆錢，不過這些“收入”顯然沒拿去補貼家用——比方說給家裏起個房子。錢拿去吃喝玩樂賭，在為女孩子花錢方面，“八千一萬不是錢，就是願意花”。
為什麼不打工？他說：“出去打工，找到錢還好，如果找不到錢，大不了帶個女人回來，生幾個小孩出來，如果生活好那還好，如果生活不好，那豈不是大眼瞪小眼。”他看村裏那些出去打工的人，有的還是讀過書再出去打工，日子不一定好。“我不想過那種生活，我想過得自由自在。”
“極端的流量”這天下午，周立齊幾個人在他堂哥家院子裏，打算開拍短視頻。主演是周立齊、阿柱，編劇兼導演名叫如意，場外還有河南人孫哥在指導——這四人是眼下網紅周立齊團隊的全部成員，“都不能說是團隊，就是個團夥”，如意這樣評價。劇本是頭天晚上趕出來的，共三條，現在拍到第二條。安排這天下午拍攝也是臨時起意。臺詞只有個大概，歡迎演員隨時修改。
周立齊每次拍視頻，都有村民圍觀（緩山 攝）
打算發在快手上的這條短視頻，部分劇本如下：
快手2
主題：南寧的冬天
道具：單衣、棉襖
11月底 電子音
單衣
柱哥：今天這麼熱的天，三哥，我請你去吃冰。
三哥：早點說啊，走啊。
三哥就是周立齊，手裏抓頂草帽，腳上趿雙拖鞋，跟堂哥借了件下地幹活兒穿的白汗衫。切·格瓦拉同款發型早就沒有了，現在是短發，很黑很密，但亂糟糟的，胡子長了一圈。他扮演農民，坐在矮凳上，在陽光下瞇起眼，不用演，他就是農民。身高一米七多，在南寧不算矮，村裏人說他“長得算帥的”，跟8年前比最明顯的區別是，變得內斂了。
剛開始拍，阿柱就卡住了，卡在了“吃冰淇淋”。如意本來寫“吃冰”，沿海一帶，人們總說“吃冰”，來代替一切冷飲。但三哥立刻表示反對，語氣裏大有一種“怎麼連這點常識都沒有”的意思。怎麼不行？“吃冰、溜冰，都不能說的”，這幾個詞都有歧義，是吸毒的代名詞，在互聯網世界裏，都不行。好，那就改掉喔，改成“吃冰淇淋”“吃甜水”“吃雪糕”⋯⋯最後回到了吃冰淇淋，這句臺詞不符合生活習慣，它使阿柱的舌頭打結——到底吃的什麼？
阿柱本業是二手車生意，他的鑰匙串上掛有寶馬車的車鑰匙，頭發用發蠟固定，穿一整套深灰色牛仔衣褲，比他三哥年輕，比他三哥時髦。但對於短視頻，他是外行。視頻“團夥”的另一位成員是35歲的孫哥，通過周立齊的弟弟與他相識，這天下午，他唯一的貢獻是自己的藍色抓絨外套，當道具給阿柱穿了。
相比而言，如意是這個團隊裏最新的成員，兩個月前才加入。他19歲，本來應該在一所“985”大學念法律，入學一個月後，他卻決定休學，去往大理，做自媒體，工作內容也包括“運營網紅”。所以當他接到南寧打來的電話，問他要不要過去跟三哥一起玩的時候，他心想，還有這種好事？他說，要是讓他運營一個有幾百萬粉絲的正常網紅，他可能是平淡地說“好，沒問題”，但運營三哥？“真的假的？！”而“求賢”電話之所以能打到他那裏，完全是因為，他父親跟周立齊家是遠房親戚。
目前只能算高中畢業的如意，可能是四個人裏學歷最高、見識過最多地方，也最懂短視頻的人。很多時候，編、拍、剪都是他一個人，但這些工作他都義務在做，“想的是接到廣告分一分”，分多少，怎麼分，沒有白紙黑字。他們像個家庭作坊一樣在運作。
但不怕，按如意的話講，三哥有“極端的流量”。別人拿著內容找流量，他是頂著流量做內容，相比於“拍什麼好”，更要緊的問題是“拍什麼正確”。作為一個網紅，一個需要依靠流量生存的賬號，竊·格瓦拉有一個看上去無法理順的矛盾點：他曾是一個不勞而獲的盜賊，如果不洗白，則在公共傳播的道德層面處處受制，一旦真的成功洗白，則失去網友原先欣賞的自由而飛揚的反叛人格。兩個拷問因此擺在“團夥”面前，難以回答：一個是“偷電瓶車，說進看守所就像回家，這樣的人竟然成為網紅？”另一個是，“你不是原來的你，那我為什麼還要看你？”
民政村好客，記者一行人在周立齊家吃了兩次午餐，都是一大桌菜。圖為周立齊二叔和兩個堂哥（緩山 攝）
“竊·格瓦拉”這個人設，運營起來難度不小。如意向做公關的朋友咨詢，他們都告訴他，“搞不了”。既不能放開膽子由著性子，也不能置法律和公序良俗於不顧，如意覺得像在走鋼絲。三哥現在也比從前小心翼翼。從前“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現在卻“投鼠忌器”。在街上被粉絲認出來要求合影，他會道謝然後說下次；他不去高消費場所，擔心被人認出拍下來放到網上；不輕易跟人起衝突，對誰都客客氣氣。
謹慎的結果是粉絲評價說“質量不好”。比如一位南寧的滴滴快車師傅，如意坐在副駕駛，告訴這位師傅說，“我是三哥弟弟來著”，年輕的司機聽完很興奮，“我很喜歡三哥，能不能傳達一下，讓三哥拍點搞笑的”。搞笑的內容，三哥自己想拍，但團隊其他成員認為，還不到時候，他有時就悶悶地拍點安全的內容。
最安全的可能要數“普通公民”系列。阿柱在公共場合吸煙，煙被三哥剪掉；阿柱亂丟紙巾，被三哥制止教育；阿柱欠債不還，三哥跳出來譴責⋯⋯每當阿柱拍著桌子罵，“你是誰，多管閑事”，三哥就扒開外套，像蜘蛛俠扒掉外套露出緊身衣一樣露出“公民”兩個大字，然後正氣凜然地宣布，“我，是普通公民”。
周立齊說他拍這些不是特樂意，可又覺得他們說得對，他得拿捏好尺度，好好應付這塊燙手山芋。“公民”之後，他又拍了“人生沒有後悔藥”系列。偷車的、打架的、賭博的，三哥一人分飾正反兩派，告誡大家，改變自己，人生沒有後悔藥。
2020年8月19日，“廣西阿三-418w直播”發布了一條拒絕網絡暴力的短視頻。三哥面容嚴肅，往嘴上貼一塊膠布，背景裏快速閃過許多網暴言論，除了“你媽死了”這類常規網暴句子，還穿插一些針對竊·格瓦拉的：“我電瓶丟了，是不是你的事”；“避免不了一副賊樣”。近10萬贊，2.45萬條評論，大都支持他改過自新，但還是引起一些對周立齊網紅合理性的討論，這些討論令他們惴惴不安，乃至擔心有一天會突然遭遇視頻平臺封殺。
出於這些原因，對簽約和做直播這些事，周立齊相當謹慎。他只是兢兢業業地拍視頻，除了“公民”與“人生沒有後悔藥”，偶爾還跟風熱點話題，比如“高考”“林有有是不是綠茶婊”⋯⋯這些視頻，與他竊·格瓦拉的人設毫無關系。
制約不只在道德層面，周立齊已經是公眾人物，南寧市公安局也對他頗為關註。興寧分局一位與周立齊打過交道的警察告訴我，“雖然對他的關註度慢慢會下降，但如果他再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公眾會對我們國家整個司法制度有質疑。進監獄接受改造，出來再犯，這是不是國家司法制度的失敗？我們警方也在兜住這個底線，盡一切辦法，不能讓他再去違法犯罪”。
“能漲到這麼大”進民政村不算難，出民政村就不太容易。公交系統並沒有為這幾個村規劃線路，也不可能打到車，如果村裏沒人開車帶你到五塘鎮，打車進來的外來客恐怕得走著出村。但好在，大部分人家都有電瓶車。
南寧氣候宜人，多數時節騎電瓶車，感受都是“春風沈醉”，就算是最冷的季節，電瓶車也不至於令人無法忍受。在南寧市區幾個大的十字路口，可以欣賞到全國最波瀾壯闊的電瓶車車流；共享單車很遺憾地沒在這個城市找到太多用武之地；商場樓下，專門辟出電瓶車停車點，配備專人看管，晚上8點之前騎走，只收1塊錢；站在南寧市老城的鐵唐巷路口，目之所及，是門挨著門的電動車車行，鐵路橋下大幅“雅迪，更高端的電動車”廣告，以及在陽光下發出各異顏色的電瓶車車手們的頭盔。因此有人說，只有廣西才有那麼多電瓶車給小偷偷。
南寧街頭的電瓶車（緩山 攝）
在五塘鎮主街上，有5家電動車車行，從1000多塊錢的充滿電能跑50公裏的臺鈴，到5000塊錢內置GPS定位系統、號稱車丟了找不回全新賠償一輛的雅迪都有售賣。“綠能”品牌的經營者是個中年男人，他幹這行有十多年，說2017年和2018年這兩年，電瓶車盜竊最猖狂，旁邊有個村子叫“淩慕”，厲害起來一天就被偷七八輛。但這一年來電瓶車不好偷了，馬路上都是監控，他指了指旁邊一輛電動三輪車，“比如這車就隨便放在這裏，沒人偷”。離他兩百米，另一個品牌店的胡經理不認可他的說法，他立場堅定，“盜賊永遠不會消失”。
胡經理五十出頭，從前是個鎖匠，炒過股，幹過摩托車生意，把女兒培養成大學生，還在計劃為她在南寧買房。不是老板，但派頭比老板足。他在店門口支了小桌，擺上茶水，有誰想坐下來喝一杯都不趕走。“我看到他，就想到當年的周立齊。”胡經理指著旁邊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說。這個男孩智力稍有缺陷，成天遊蕩在街頭，胡經理受他父母所托，有時管他一點飯吃。
“五塘有很多遊蕩的人，餓肚子，沒地方睡覺，這是社會問題，但他不做壞事就行。”十多年前，四肢健全、頭腦靈光的周立齊，偶爾也會遊蕩到胡經理的開鎖鋪裏。在胡經理眼中，這個小周就跟不正派的人混在了一起，“去賭場裏看賭錢，整煙抽，然後到天亮”。同時，他認為小周雖然什麼都不問，但遊蕩過來必有所圖，比如偷偷觀察他這位開鎖大將如何開鎖。
當年周立齊混入偷盜行業，對偷手機、錢包不感興趣，專攻電瓶車，因為“對電瓶車帶有感興趣的靈魂”。他快樂的地方是，自己能敢人之不敢，快人之不快。比如有人停好車，進去一家粉店，心裏盤算要點個大碗的，要加肉加湯，有的同行能趕在點單完轉頭之前搞到車，但更厲害的高手，在車主進店那一刻，車就不見了。
有時三四個夥伴在街上掃蕩，互相還會有競賽，有人停車要進去買煙，其他人都不敢，時間窗口太短，沒把握，但周立齊可以。他上去給弄到手了，立刻非常開心，開心到“飛上天”。別人會跟他說：“這個可以喔，按照是我的話我都搞不定，你都搞得定。”在同行裏，周立齊說自己能排第二、第三，這一行，沒什麼論資排輩，就看技術。當年排第一的那個家夥就比他年紀小，當然也早就不幹了，現在結了婚有兩個小孩，開一家酒吧過生活。
關於做賊，周立齊現在也很回避談到。他經常說“過去的事不想談了”，從不說“偷電瓶車”，偶爾不得不講，他的說法是“做到一輛車”。他盡力地在往前看。
他也確實有了往前看的機會，雖然網紅生涯因為他人設的矛盾屬性，難以痛快地開展工作。廣告，到目前為止，只做過一個；直播，他一直沒敢嘗試。野路子的錢，他不能拿，他擔心“人家投資給你，他要從你身上翻多少倍，甚至可能挖個坑給你”。
曾經有一筆200萬元和一筆500萬元擺在他眼前。200萬元現身於民政村。據周立齊說，來人就把現金裝在兩個白色箱子裏，清天白日地在院子裏打開，堂屋裏的餐桌當時搬到了院子裏，綠盈盈的，兩只箱子是白的，裏頭是粉紅色的鈔票。500萬元則出現在南寧市一家餐館的包廂裏，有朋友勸他說，對方來了好幾天，就算不合作，也見個面吃個飯聊聊天。500萬元現金手提箱不夠用了，得用行李箱，“把服務員看得眼睛都睜大了”。
“那麼多錢，不心動嗎？”我問。
“看到那麼多錢，哪個不心動，是不是？但你跟別人簽約，你一天的行為，那種生活制度，（他們）肯定要限制你的。你突然間拿人家那麼多錢，人家會想盡一切辦法叫你去做好這個事情。比如今天晚上我想去外面玩，肯定不行。等下你出去喝點酒，跟人家吵一架，他會找你。人家給多少錢，你說大不了跟他去做了，但是，做不好就做不好了行嗎？”
這兩筆大錢，周立齊都拒絕了，“他們想得到你這個人，就這麼簡單”。但周立齊不可能打工，也不可能隨隨便便讓他們得到。
選來選去，周立齊選擇了“廣西飛驢電動車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二手電動車交易平臺做代言。他跟這家公司的何總、覃總談了幾個月，“三天兩頭去人家裏吃飯”，都是本地人，飯吃過，老爸老媽老婆小孩也都見到過，周立齊逐漸對他們產生信任。最後兩邊各自找了律師，簽了合作協議，據說付給他80萬元報酬。
上世紀90年代，周立齊夢想要一輛摩托車。南寧市當時多有煤礦，距離五塘鎮十多公裏，就有四塘、平垌等多個煤礦，民政村因此也有幾戶人家參與其中，他們成為全村第一批買上摩托車的人家。這種上萬元的摩托車，擁有者在炫耀的時候，周立齊也得到過騎一騎的機會，路不好，騎了個50碼。“後來有錢了就不想買這種車了”，他說他想買一輛法拉利，一輛瑪莎拉蒂，一輛勞斯萊斯，要在南寧買三套房，“這才叫有錢”。
周立齊相信自己能掙到錢。如果把流量紅利比喻成一只氣球，別人看來，過去半年這只氣球已經漲得足夠大，他卻覺得，自己的氣球“還沒開始漲”。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坐在一家湘菜館隱秘的角落，他克制地喝了點酒，對飯館店堂虛指一下說，“能漲到這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