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黔西南州府興義市出發，到達普安縣特殊教育學校，要繞過太多大山，地圖上的路線軌跡永遠是彎彎曲曲的。這所貴州唯一建在鄉村的九年寄宿制特殊教育學校，目前有97名在校寄宿生，“他們都不是普通的孩子。”31歲的黃國榮，在這裏當校長已經五年了，他用整整五年，為當地腦癱、智力障礙、情緒與行為障礙、自閉癥等特殊孩子建起了第二個家。
“特殊教育不是一個很容易獲得成就感的職業。”特殊孩子們的記憶時間是很短的，學過的東西轉瞬即忘，在黃國榮看來，這個職業是在與時間對抗，需要用長時間的“重復”，去鞏固孩子們的短時記憶，用最耐心的培育和等待，去期盼孩子們能夠掌握一些最基礎的生活技能，那些進步，就像無盡長夜中瞬間綻放的花火，“但你知道的，只要有那麼一瞬，我們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了。”
午休時間，黃國榮（左二）和孩子們在一起玩耍。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特殊孩子的第二個家
每天上午九點一刻到九點四十五這段時間，是普安縣特殊教育學校的大課間。下課鈴一響，學生們會在老師的帶領下湧入操場。學校操場面積不大，學生們都就位了，也只填滿操場面積的三分之一。如果只看背影，這些學生似乎與同齡正常孩子沒什麼不同，偶爾有孩子好奇地向陌生人看過去，一樣會露出一個頑皮的笑臉。
普安縣特殊教育學校，是貴州唯一建在鄉村的特教學校。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特殊孩子”與普通孩子的差異，出現在課間操音樂響起的那一刻。隊列中動作最整齊劃一的永遠只有站在第一排的老師，他們身後，高年級的學生可以基本跟上音樂的節拍，而低年級的孩子，多是跟隨音樂，晃動著身體。這套操的最後一個部分，是師生們面對面完成一套手舞並跟隨音樂唱歌，大多數學生僅能憑借律動揮舞手臂，他們偶爾會被歌聲帶動，突然發出些簡單的聲調。
31歲的黃國榮是這所特殊學校的校長，他個頭不算太高，長著一張苗族傳統的寬圓臉，走在學生隊伍中，像是個孩子王。“大課間也是孩子們在戶外進行康復訓練的機會，孩子們要借此學會跑、跳、行走以及大聲說話。”黃國榮說，康復訓練的過程長久且緩慢，比如像這套課間操，能做到這個程度，學校的老師們幾乎用了一個季度的時間。
孩子們在做手舞並跟隨音樂唱歌。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超30萬人口的縣市都應設立一所特殊教育學校。普安縣人口在35萬上下，唯一的這所特殊教育學校建立在縣域南部，也是貴州唯一一所建在鄉村的特殊教育學校。
這所2016年正式開學的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不足百人，根據入學年份和孩子的不同程度，進行分班分年級教學，學生的年齡在7歲-15歲不等。我國將與正常兒童在各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的特殊兒童分為8類，黃國榮任校長的這所特殊教育學校，是普安縣腦癱、智力障礙、情緒與行為障礙、自閉癥等特殊孩子的第二個家。
成為最年輕校長
今年31歲的黃國榮已經在這所學校裏當了五年的校長。無論是五年前，還是當下，在整個貴州的特教學校中，再沒有哪個校長比黃國榮更年輕。
大課間時，黃國榮（中）和老師學生一起唱跳手舞操。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他2014年畢業於貴州畢節學院（現稱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是這所大學特殊教育專業的第一屆本科生。這是一個相對冷門的專業，在全國3005所高等學校中，開設特殊教育專業的只有不到2%的高校。
報考特殊教育專業，是黃國榮自己的選擇，這與兒時的經歷有關。爺爺的弟媳一般被叫做叔婆，在黃國榮的故鄉，叔婆也被叫作“幺奶”，“她是聽覺語言障礙人士，但她從小很照顧我，會帶我一起去山上放牛，砍柴，割豬草。”在黃國榮的記憶裏，幺奶質樸，勤勞，有時看到自己在山上因為貪玩受傷，幺奶會近乎本能地心疼和著急。小時候的黃國榮不懂如何與她溝通，只知她對自己好，心裏感激，又同情幺奶的命運。
黃國榮的家鄉在普安縣的另一頭，北部的龍吟鎮被稱作中國苗族第一鎮，在這裏少數民族聚居，97%的人都是苗族。小時候，寨子裏沒有人聽說過所謂的“特殊教育”，整個普安縣也沒有一所特殊教育學校，“當時年紀小，就覺得學這個專業有用嘛，能幫助很多人，能讓像幺奶一樣的特殊人群有個出路。”
很少有家裏人了解黃國榮自己的選擇，更沒有多少人看好這個專業。在高考結束的那個暑假，親戚們道喜的電話都是興衝衝地打來，垂頭喪氣地掛掉。“特殊教育專業是幹什麼的？”舅舅聽說後也跟著嘆氣，“平時讓你教表弟做功課都很困難沒耐心，你怎麼選這個專業，這不就意味著要去教那些不正常的人？”
多年以後，黃國榮也會承認自己低估了特殊教育的難度。“原來只以為特殊教育就是教他們語文、數學知識，真正上了大學，和真實的學生有了接觸，才明白其中的難度比想象的大得多。”
以重復抵禦重復
在成為特殊教育學校的校長之前，黃國榮曾經被借調到普通小學當過老師。兩所學校中孩子們的差異有多大？黃國榮說，以最簡單的數字教學為例，在普通小學這只是一個課時的內容，但在特殊教育學校，要想教會孩子們對於數字的認知，老師們至少要付出一個星期甚至更多的時間。
上午的大課間結束後，二年級的學生要上語文課。這學期開學不久，坐在教室第二排的然然的書已經很舊了，書頁處早被卷出了一些毛邊，上課不過五分鐘，這本書已經被他翻來覆去翻了兩遍。坐在然然身後的小隆同樣是自閉癥患兒，每隔十幾二十秒擡起小臂擦拭嘴角是他的習慣動作，與然然不同，他的刻板行為帶有自傷性，日積月累下來兩側嘴角邊的臉頰總是紅腫發黑。
開學不久，然然的書已經被翻得很舊了。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在這節課上，為了讓孩子們準確描述一張圖畫上的內容，任課教師大概用了一刻鐘的時間，其中的多數時候，老師在重復提問、重復提及圖片中物體的名稱，除此之外，老師還要努力維持這個僅有十二三名學生的課堂紀律。與普通學校不同，這所學校的教室裏除了孩子們的課桌，也有老師們辦公的格子間。每一個課堂上，除了有任課老師，在教室另一角落辦公的老師隨時準備成為課堂的助教。“坐好，看老師這裏”，這是老師們在課堂上最常說的話。
重復地去教學，重復地輸出同一個知識點，重復地去講同一句話，是特殊教育老師們的主要的工作。特別是當面對自閉癥患兒的刻板行為時，教學就更要重復了。
為了方便照看學生，老師們的辦公室、格子間也在教室裏。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有特教老師開玩笑說，教育一個特殊兒童所消耗的精力幾乎與教好十名普通學生一樣，這說法聽起來會認為有些誇張。而事實是，據教育部2016年統計數據，全國特殊教育師生比為1∶2至5.5（其中，聾校1∶2至5.5、盲校1∶2至4、啟智校1∶2至3.5），而九年義務制內的普通學校，師生比則基本維持在1∶18左右。從另一個角度說，對單一個體而言，特殊教育工作者面對學生所要付出的精力確實更多。
以時間抗衡時間
相對於單一的自閉癥，包括自閉癥在內的智力障礙，在學校中更為普遍。在普安縣特殊教育學校，99%的兒童都存在智力障礙。黃國榮說，智力障礙孩子生理、行為、認知、情感、意誌、語言、性格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獨有的特殊特點。例如記憶方面，一個行為或者一個知識大概只需要20或者30分鐘的時間就會被孩子們遺忘。有的孩子在學校待的時間長了，“爸爸媽媽”也被遺失在了腦海裏，“他們的記憶力很短，有的可能只記得10天內對自己最好的人。”
曾經網絡中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說的是“魚的記憶只有7秒鐘”。但是現實是，科學證明魚的記憶根本沒有這麼短暫，而特殊兒童的記憶力，有時卻不及魚長。
在這個角度下，“重復”也是被老師們認為可能擊敗“短時記憶”的唯一法寶。比如課間操的一個動作，對於一種顏色的認識，甚至是對於一項生活的常識或者自理技能掌握，黃國榮說，這些都要經過特教老師日復一日，變著花樣兒的引導和告知，時間付出的多了，才有可能迸發出一些令人驚喜的火花。
黃國榮講起在2017年，有家長為了聽孩子叫一聲媽媽而將孩子送來學校，“她說孩子養了10年，從來沒有聽兒子鵬鵬喊過媽。”黃國榮唯一的方法，就是“重復”，將鵬鵬平常能夠接觸到的物品上貼滿母親的照片，把能夠被他聽到的音樂改為與“媽媽”相關的旋律，甚至連自己手機鈴聲，也成了“媽媽”二字的口播呼喊。“這些對他來說似乎一直無效，孩子看起來也並不理解。”直到3個月後，鵬鵬的母親去接他。黃國榮當時其實已經泄了氣，“我就跟他說，‘你媽媽來了，快叫媽。’結果沒想到，他真的就轉過頭喊了一聲沙啞的‘媽’。”孩子的母親一楞，下一秒就有眼淚湧出眼眶。她突然跪在地上，沒抱住孩子，抱住了黃國榮。
黃國榮講到這裏，雙手也擺出一個擁抱的姿勢，“那時候我剛畢業一兩年，實話講有一瞬間覺得很不好意思，但被這樣的情緒擁抱著，又覺得很感動”。
坦白地說，老師們“重復”的更多意義，有時並不在於記憶，而在於培養一種生存的慣性。這種慣性對於普通孩子來說，是近乎於本能的常識，幾乎可以不被引導和教育。但對於特殊兒童，這些就成為了孩子們接受特殊教育的全部目的。很久以後，黃國榮說，或許特殊教育的成功與幸福就來自這裏吧，讓一個不會叫媽媽的孩子開口叫媽媽，讓不會寫字的孩子握筆寫字，讓生活無法自理的孩子，掌握生活的常識和技能。
一草一木也有功勞
可在特殊教育學校裏，“障礙”也分程度。一部分特殊兒童的患病源頭在於基因，他們會因為父母雙方家族基因的問題，而患有多重障礙。
這是最棘手的狀況。“你知道嗎，這些病多少有點欺負人的。”黃國榮說，有的患兒會集合腦癱、癲癇、多動癥、智力障礙、情緒障礙多重問題，“一般是三到五種，多重障礙的孩子康復訓練的難度非常大，而且通常情況下，這樣的孩子壽命普遍不高，人生在半路就夭折了。”
黃國榮很少與人講這些讓人覺得遺憾的事，更多時候，如所有特教老師一樣，他說的最多的，是孩子們剛送進來時候的樣子——因為與現如今學校裏的孩子們相比，前後表現確實差距巨大。
有的孩子從前沒有自理能力，曾在教室裏隨地大小便，現在已經會了上廁所。有的自閉癥患兒從前每天都重復著一條固定行走路線，也從不與人交流，到後來他會主動叫老師的名字。一些孩子們能畫漂亮的畫，能唱動聽的歌，跟著老師學會表演，還在全省與普通中小學同臺的評比中拿了獎。黃國榮猜想，普通學校即便培育出走進清北的學生，老師們的成就感也未必比得上特教老師這一刻的萬千欣喜。
特教老師們都愛講如“鵬鵬”一樣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總能讓人看到希望。而事實也是，當人們走進這所特教學校，願意開始了解這些孩子，他們就會向人們展現那些生澀的、又渴望被關註到的熱情。這些特殊的孩子有的也會求抱抱，看到人們拿出手機，也想摟著你一起拍照。
黃國榮和學校的孩子。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盡管普通孩子的認知水平和語言表達能力，是絕大多數特殊兒童難以達到的，“可只要你願意和他們耐心溝通，你就會懂得他們的意思。就像最開始，我們老師會被一些有情緒障礙的孩子‘打’，但事實上，這只是因為他們想與老師打個招呼而已。”
在黃國榮看來，在特殊教育學校，除了老師，任何尋常之物都有可能是老師手裏的教具，甚至一草一木也都有功勞。尋常在大門口起到觀賞意義的水池魚塘，能讓學生們感知和認識真實的魚類；一路相迎的彩色輪胎也並非只起到裝飾作用，它們讓孩子們更容易地認識了色彩；就連小徑中的石子路也承擔著功能性，“有的學生腳是跛的，我們會寄希望於晴天的時候，孩子們能夠踏上石子路，這樣通過石子矯正和按摩，也能起到一定的康復作用。”
校長、橋梁與演技大師
學校裏能夠流利表達的孩子並不多。口舌操就成為了學校康復訓練的一部分，“跑火車”和“舔白糖”是黃國榮使用最多頻率的辦法。“‘跑火車’嘛，就是先使嘴唇松弛下來，再吹動嘴唇。”說著他開始做起示範，先是輕輕努嘴，氣流傳唇而過，就發出了“嘟嘟嘟”的聲響。“比賽舔白糖是給孩子們設計的引導遊戲，也是為了讓孩子們的舌頭不再僵硬。”說著，黃國榮也會將舌頭探出口腔作示意。
黃國榮講話時，說著說著，只要說出一個可以用動作表達的句子，就會用行動來進行示範。當他覺得語言的表達簡單空洞時，肢體語言就會迅速補位，旁邊的傾聽者也轉變成了觀眾。這幾乎可以稱作是特教經歷帶來的一種職業習慣，他經常會將自己想象成一名演員，“普通的小孩子，你要想和他交流，就得蹲下身子，去達到一個和他視線平等的高度。特殊的小朋友更需要這種平視，不光是身體上，有時也在於心理上。你想和他交流，就得扮演得像他一樣，去成為他的玩伴。”
在五年級的班級裏，老師正在輔導學生進行單位換算。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每一位特教老師都想成為一座橋梁。“原來我們遇到過一個小孩，他寫的每一個數字都與咱們普通的阿拉伯數字相反，比如6會被寫成9。所以我想，其實他們看到的世界就是和我們不一樣。”兩個世界總需要一個介質去連接，才能創造交流可能。黃國榮說，對於很多欠發達地區的特殊兒童來說，特教老師是極少有機會走進孩子們世界的人，他們也是連接孩子們的世界與外面世界的橋梁。
教育行業中的小圈子
雖然老師們給孩子講解時示範行動很正常，“但是當這種模仿的狀態成為了日常習慣，有時候你會覺得學校外的人看你總是怪怪的”。無可否認的是，相對於看到孩子們取得進步時的欣喜，壓抑的情緒在特教老師工作中也確實存在。“特殊教育老師其實是很難能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在這種狀態下，老師們也要消化來自外界的不理解和偏見。”
在省內，不同的特殊教育學校也會互相拜訪交流，在普安縣隔壁，盤州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嚴雲元也到過黃國榮的學校。到了中午，大家一起在飯桌上吃飯，交流的內容總離不開學校裏的事，聊天除了聊學生，也聊各自的壓力和郁結。
盤州市特殊教育學校在地理位置上臨近普通小學，閑暇時特教老師會到學校操場上打球，偶爾也有普校老師從旁經過。“有一次聽到老師們竊竊私語，在驚訝原來特殊學校的老師也會開口講話。”
從未走進過特殊教育群體的人，很難理解特教老師們的工作。老師們不否認特殊教育在整個教育行業中有小圈子，但實質更像是老師們一起抱團取暖。黃國榮說，自己有一次去杭州出差，萍水相逢的一位老師也是特教人，兩人就坐在路邊聊了兩個多小時，都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
嚴雲元覺得，能為老師打破這種壓抑的，很多都來自孩子們的進步。“我們這一行的工作是很平淡的，不容易找到成就感。日積月累下來，當你看到來的時候不會走路的腦癱患兒，開始能走路了；曾經用手抓飯吃的孩子，已經用勺子吃得很好了；從前不理人的孩子，開始願意跟你打招呼了，就會得到特別大的慰藉。”這一刻的到來，對於特教老師而言像是漫長黑夜中的一束煙花，它似乎能燃盡循環往復的無望和疲倦，照亮整個長夜。
“我們的學生”和一個願望
當特教老師們坐在一起，用來區分不同類型學生的詞匯只有兩個，“普通學生”和“我們的學生”。
在老師們看來，“我們的學生”也有普通孩子鮮能超越的特質。“他們比普通孩子踏實，他們的思路和反應回饋都是非常直接單純的，他們甚至不會偷懶，執著的心性遠超普通學生，當你讓他們專心去完成一件事的時候，孩子們幾乎從不讓你失望。”黃國榮說，現在因為學校才辦了5年，各種教學內容還在補充，為了孩子能更好的融入社會，初步針對大齡在校生開展職業化的技能培訓。
距離學校不到一百米處，一家小型汽修店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寫有“普安特校汽車美容教學基地”的字樣。這是黃國榮不久前與老板談下的合作，已經有零星的年紀稍長、障礙程度稍輕的孩子來這裏實習培訓，“老板說孩子們在洗車的時候，他們洗得比老板洗得都幹凈。”黃國榮聽了很開心。
黃國榮總說，特殊教育，是立足於孩子們最後的出路來考慮當下教育的。這個出路有多重要？重要到，無論這些特殊孩子在學校中康復到了多好的程度，取得了多大的進步，如果沒有真正的出路，他們就仍然不能自食其力。“你要知道，他們的命運與學校、家庭以及孩子本身有著密切關系的。三者應該保持密切的教育協作關系，一旦有一方失手，那麼令人遺憾的故事，就難免要發生。”
孩子們在教室上課。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攝
四月初的時候，馬雲鄉村校長計劃公布了2020年的校長入選名單，黃國榮的名字出現在了20位校長當中。知道自己入選獲獎之後，黃國榮低頭想了想，說獲獎與否並不重要，但他是特別開心的，“因為這就意味著特殊教育還是得到了一些關註，更多人也會了解特殊教育是怎麼一回事。特教老師們教育的成功、孩子們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學習成果，也有可能得到更全面的宣傳”。
對“我們的學生”，黃國榮和老師們傾註了太多關註與情感，也由此期待有所“回報”，或者說，是總有一個心願希望實現，那就是最終“離開學校會生活”，“這是我和同事們最想看到的事情，也是我們一直努力去實現的願望。”黃國榮說。
（文中提及的學生名字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田傑雄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陳荻雁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