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
《笑傲江湖》裏說李靖會《易筋經》，這當然是小說家的發明。不過如果我們非要較真的話，李靖不但很可能會《易筋經》，而且還有可能會《九陰真經》。本文將會詳細介紹李靖與佛教、道教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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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會，方證又道：“老祖圓寂之後，二祖在老祖的蒲團之旁見到一卷經文，那便是《易筋經》了。這卷經文義理深奧，二祖苦讀鉆研，不可得解，心想達摩老祖面壁九年，在石壁畔遺留此經，雖然經文寥寥，必定非同小可，於是遍歷名山，訪尋高僧，求解妙諦。但二祖其時己是得道高僧，他老人家苦思深慮而不可解，世上欲求智慧深湛更勝於他的大德，那也難得很了。因此歷時二十余載，經文秘義，終未能彰。一日，二祖以絕大法緣，在四川峨嵋山得晤梵僧般剌密諦，講談佛學，大相投機。二祖取出《易筋經》來，和般刺密諦共同研讀。二位高僧在峨嵋金頂互相啟發，經七七四十九日，終於豁然貫通。”
方生合十贊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方證方丈續道：“但那般刺密諦大師所闡發的，大抵是禪宗佛學。直到十二年後，二祖在長安道上遇上一位精通武功的年輕人，談論三日三晚，才將《易筋經》中的武學秘奧，盡數領悟。”他頓了一頓，說道：“那位年輕人，便是唐朝開國大功臣，後來輔佐太宗，平定突厥，出將入相，爵封衛公的李靖。李衛公建不世奇功，想來也是從《易筋經》中得到了不少教益。”
令狐衝“哦”了一聲，心想：“原來《易筋經》有這等大來頭。”
——《笑傲江湖》第十八章《聯手》
《笑傲江湖》裏面，少林方丈方證說禪宗二祖慧可對達摩老祖留下的《易經經》無法參透，後來與高僧般剌密諦參詳之後領悟了其中的佛學部分，與青年時代的李靖相識之後才參透《易經經》的武學部分，並說《易筋經》對李靖出將入相大有幫助。
這當然是小說家言。不過如果我們非要較下真，真實歷史上的李靖有可能學會《易筋經》嗎？
傳說中的武學宗師達摩老祖
如果真有《易筋經》，必然是用梵文寫就，而且文意深奧，要讀懂和領悟《易筋經》，最重要的是深厚的梵文修養，李靖有可能具備嗎？
以南北朝時代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來看，當然有可能。
佛教在中國的全面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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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進入中國的時間有多種說法，《太平廣記》記載燕昭王時就有僧人屍羅到中國傳教，日本學者則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禁不得祠”的記載，認為“不得”是佛教的梵文音譯，與英語裏面的buddha（佛）讀來近似。
這些說法仍有爭議。如果戰國時代真有僧人來中國，應該也是得益於印度孔雀王朝派僧人赴四方的傳布佛教的措施，他們既然能夠從印度到達敘利亞、小亞細亞，那麼自然也能夠到達中國。不過，即使有僧人到達中國，佛教對彼時的中國社會沒有明顯的影響。
西漢末年佛教在中國有了明顯的傳播，博士弟子景盧得到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對佛教經義有了實質了解。漢明帝夢見金人找朝臣解夢，傅毅能夠精準地判斷是“佛”，而漢明帝的異母兄弟劉英成為首位崇佛的諸侯王，東漢末年徐州還出現了佞佛的軍閥笮融，這些都表明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已有一定基礎。
不過此時的佛教教義仍然未能傳播開來。漢朝人把佛當西王母一樣的西方仙人看待，一些漢畫像磚上西王母與東王公的對坐變成了佛與東王公的對坐，就是明證，漢朝也不準中國人出家，所以佛教在中國的傳布仍然小眾。
三國之後，雖然曹魏、西晉深知漢朝政策對統治有利，延續了禁止中國人出家的政策，但對社會控制力的松動令其無理的管制政策千瘡百孔，曹魏時代就有中國第一個有名字的僧人朱士行西行求法，東吳地區則因為孫權的佛道兩教的提倡，佛教氛圍更加濃厚，大月氏僧人支謙甚至能做到太子孫亮的老師。
當然，總的來說，此時中國的佛教徒不多，西域、天竺僧人自學漢語不是很到位，又缺乏通曉佛教的漢人幫忙，嚴重影響了譯經的質量。
佛教真正在中國大興，還是從後趙開始。
石勒作為中亞石國的粟特人後裔入主中原，他又不認識漢字（不排除認識點粟特文），對儒教本身也不甚親近，其支持者中又頗有西域移民，於是他打算引入西域宗教來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祆教、佛教因此獲得大力支持，祆教因為有血統等方面的要求不利於廣泛傳播，而佛教的普世性沒有這個問題，當後趙解除不許中國人出家的禁令之後，佛教在中原很快興盛起來。
網上有人說佛教僧人幫後趙鎮壓漢人，壞事做絕，純屬造謠。佛教當中是出現過吳進這樣的敗類，他曾向石虎進言“胡運當衰，當苦役晉人”，鼓勵石虎施行暴政。但是後趙僧人的首領佛圖澄及其一門，則對後趙的暴政多有緩頰，佛圖澄利用石勒、石虎對自己的崇信，多次阻止其施暴，僧人免除徭役、兵役的特權，也為飽受苦難的漢人提供了避難所。
中國佛教大興的關鍵人物佛圖澄
後趙滅亡後，佛圖澄的弟子道安大師定下分頭傳教之策，佛教在東晉得以大興，支道林等名僧成為不亞於玄學名士的社會名流，佛教利用“格義”來比附玄學教義，得以立足，最終則憑借印度哲學的精妙和博大吞並了玄學，在南朝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而北方則不斷有西域、天竺僧人東行傳法，雖然一度經歷魏太武帝滅佛，最終也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南北朝“起洋名”的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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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傳入，帶來的不僅僅是佛教的教義。因為傳入中國的佛教並非印度佛教的原始狀態，而是經過中亞改造的新佛教。
中亞的印度-希臘王國將希臘人的造像藝術引入佛教，北傳佛教因此從不強調造像變為以造像為特色的“像教”，加上之後的貴霜王朝對新興的大乘佛教大力扶持，這些都改變了佛教原來的面貌。而中亞從公元以後，粟特人的商業網絡十分發達，作為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西域、天竺僧人帶到中國的除了佛教教義之外，還有粟特、波斯、希臘、猶太等多種異域文化。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原本是百家爭鳴，文明急速發展的格局。雖然“百家爭鳴”之“百家”原本都出於周代王官之學，因此具有泛政治化而思辨不足的缺點，但如果能夠發展下去，再輸入域外文化的長處，也未始不能屹立於世界之巔。
然而秦朝惡毒的文化和社會管制政策令中國文化跌入低谷，西漢雖然通過復興儒學，在文化上略有放松，但社會管制方面依然漢承秦制，暴虐無比，民窮財盡，難以支撐文化發展。直到東漢，因為世家大族的崛起和漢光武帝主動將官吏從十三萬人削減到七千人，國退民進，華夏民族的元氣開始恢復，不過文化復興的腳步在秦漢體制的陰雲之下仍然進展緩慢。
在這樣的背景下，攜帶著世界文明精華進入中國的“新佛教”（相比於原始佛教而言），就不免令人驚艷無比，形成風從草偃的效果。佛教從哲學、邏輯學、美學、文學、醫學、音樂、繪畫、園林等多個方面對華夏文明進行了脫胎換骨式的提升，吸引了中國的知識精英，而佛教寺院的避難所作用則吸引了中國的平民。
所以在南北朝，佛教成了高端大氣上檔次的代名詞，民間以取佛教名字為時尚，恍如上世紀80年代以來起洋名的時尚一樣。
這種中古時代的“起洋名”，南朝與北朝因為歷史條件、佛學風尚的差異也頗為不同。南朝佛教重視考究佛教教義，對於外在的表現如石窟等沒什麼興趣，所以南朝的佛教名也往往是取佛教教義為名， 或者表明自己的佛教徒身份。前者如王曇首、江瞿曇、蕭摩訶等，後者如郗僧施、王僧孺、呂僧珍、胡僧祐、李居士等。
北朝的佛教名則是名字域外化的一個部分。北朝很有一些漢姓＋域外語言音譯的名字，比如李初古拔（李淵先祖之一）、高賀六渾（高歡）等，而域外語言的音譯中就包含佛教語言的音譯，如隋文帝楊堅的原名就是“楊那羅延”，後來被賜鮮卑姓“普六茹”，成為“普六茹那羅延”，那羅延是印度教三大主神毗濕奴的化身之一，是毗濕奴躺在世界之蛇身上沈睡並構建下一個世界時的狀態，可見給楊堅起名的人想讓他做造物主。
毗濕奴的那羅延形象
他肚臍裏正在誕生出創造之神梵天
這些名字其實跟現在的李約翰、張喬治、王尼瑪是一個性質。
李靖李藥師的情況與此相同。其父李詮給長子起名李藥王，次子起名李藥師（應是來自藥師佛），但是公元574年（李靖時年三歲），北周發生了周武帝滅佛事件，李藥王、李藥師有可能在此時被迫改名李端、李靖。關於這一層幹系，《舊唐書》了解得比較到位，書寫為“李靖，本名藥師”，而《新唐書》則相當隔膜或者說有意隱去，書寫為“李靖，字藥師”。
隨著隋朝建立，再度漢化的風潮將歷史人物的域外語言音譯名都改作其字，以其漢名為大名，於是高賀六渾變成了“高歡，字賀六渾”，賀拔破胡變成了“賀拔勝，字破胡”，北朝的佛教名也在這一次風潮中成為歷史人物的字，北朝的胡化面貌被後世的建構大大的削弱了。
北朝後期雖有周武帝滅佛，但佛教深入人心，很快就在其子周宣帝身上恢復，更在信佛的隋文帝手上強勢復興；隋朝雖有再度漢化的風潮，但佛教直到唐朝仍在繼續發展。所以在佛教氛圍如此濃重的家庭，在佛教文化成為風潮的時代，李靖李藥師精熟梵文是不足為奇的，李靖又“少有文武材略”，是武學修為出眾的少年高手，加上其用兵和所著兵法中顯示出來的極高的悟性，如果真有《易筋經》，被他解出來也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情。
毗沙門天與托塔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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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說的內容都是近年來學術發展的成果，金庸寫《笑傲江湖》的時候未必能夠體認到。但他仍然要把李靖與《易筋經》拉上關系，則可能與李靖跟毗沙門天的融合有關。
毗沙門天即四大天王之中的北方多聞天王，是佛教的北方守護神，也是戰神。隨著佛教在西域流布，於闐國最早出現了毗沙門天空中顯聖，擊退圍城的突厥兵的傳說，這個傳說有可能屬實，因為沙漠地帶容易出現海市蜃樓，突厥兵被海市蜃樓嚇走很有可能。
在開元年間，類似的事情又發生在唐軍身上。當時密宗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到達長安，傳布密宗，據《毗沙門天王儀軌》記載，天寶元年（742年）安西城被昭武九姓的部隊圍困，唐朝救援不及，唐玄宗請不空念《護國仁王經》護佑西域將士，安西果然回報有神人率天兵將昭武九姓的部隊嚇退，不空稱此神人是毗沙門天的次子獨健，此即二郎神之來源，於是毗沙門天隨著密宗咒術成為唐王朝的守護神，一度十分流行。
各城市都在北部建立供奉毗沙門天的天王堂，在密宗衰落以後很多成為後起的寺廟的一部分，唐軍日常對毗沙門天有盛大的祭祀，作戰前先要念咒請毗沙門天庇護，作戰時持毗沙門天大旗，先在神靈的層面壓制對方，然後再謀求人間的戰勝。
自從天臺宗的創始人智者大師在玉泉山建寺，傳出當地神祇關羽為其助力且成為其弟子的傳說之後，關羽就成為佛教伽藍。隨著天臺宗與密宗的融合，毗沙門天與關羽也融為一體，毗沙門天的托塔、遊戲坐等特征也傳到了關羽身上。社科院的胡小偉先生曾經撰寫五卷本300萬字的《關公信仰研究》，是國內關公信仰研究第一人，他就曾在考察與關公相關的古跡的過程中，在河北蔚縣農村的清代關帝廟裏發現了托塔關公的形象。
法門寺舍利函上的毗沙門天托塔像
毗沙門天的遊戲坐
明代關公塑像的遊戲坐
而李靖這樣一個與佛教關系濃厚的人物，卻被道教捧為神祇。在晚唐道士杜光庭創作的《虬髯客傳》裏面，已經將李靖傳奇化為“風塵三俠”之一，而李靖本身又位列唐朝武廟十哲之一，受到朝廷的祭祀，有助於其形象的神化，到了晚唐已經具備求雨、滅蝗等功能。
而五代之後西北多事，在西北聲威顯赫的李靖，繼關羽之後其形象與毗沙門天融合。因為唐密在唐亡之後已經沒落，李靖與毗沙門天融合出來的形象不再是佛教神祇，而成了道教的托塔李天王，這對於佛緣深厚的李靖來說真是造化弄人，或者說造化弄神了。
佛緣深厚的李靖
最終成了道教神祇托塔李天王
假如金庸以初唐為背景寫一部小說，佛道雙棲的李靖應該是既會《易筋經》，又會《九陰真經》，妥妥的天下第一高手，掃地僧的既視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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