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柳子厚的《漁翁》到梅庵琴歌《極樂吟》——藏著一個中國古老的哲學意蘊
柳宗元素善以山水為詩，孤高峭拔，清俊落寞，世人謂"獨釣寒江雪"者，子厚者也，人間少有之癡子也，筆者素來愛讀《江雪》、《漁翁》之詩歌，嗟嘆之余，覺詩中有一畫，畫中有一人，此人是誰？漁翁，抑或是柳子厚？似乎柳宗元的詩歌宛如一幅自畫像，而筆者卻讀出了千百年來的一個人間，一個讀書人的命運之輪。
筆者想寫下自已的感想，以《漁翁》一文為例，其文如下：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首先，詩中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天際間，一葉孤舟，江流，漁火，夜泊，在西山之岸。晨曉，炊煙，汲湘江清水，燃孤楚之竹，生火果腹，漁翁也。一晝，一夜，交替也。漁翁撐起篙，此刻，炊煙散去，旭日升起，欸乃一聲，喚醒山中猿鳥，水中遊魚，不見人影，早已順水流下，空聞山間回響。只一片孤雲。
民國時期的梅庵琴譜將《漁翁》收錄，改名《極樂吟》，並為之配上古琴曲，曲末評語："本曲聊聊數句而音節剛勁，風格甚高，恰如子厚文氣，不同凡響，峰回路轉，別有天地，於此曲見之。"誠如是，"峰回路轉，別有天地"，是氣象、境界之大，落筆即心聲，亦是詩人命運自現，如岑參"峰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初"，不是為了寫"峰回路轉"而寫"峰回路轉"，其中意蘊，別樣深沈。"音節剛勁，風格甚高"，柳宗元風格也。
其實柳宗元《漁翁》的詩歌中，可以看見中國的一個哲學背景——"儒"與"道"，抑或是說，這是這是千百年的文人無法擺脫和承載的命運之負擔，是一個悲劇。現在筆者開始正文：
一、《極樂吟》之"極樂"：眾竅自鳴，而悲從中來正如文章標題所寫——從柳子厚的《漁翁》到梅庵琴歌《極樂吟》，何以就換了一個名字？，極樂者，樂極生悲也。中國文學早早顯示出此端倪，自《楚辭》以來，《九歌》便有"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知"，於相逢之際的樂極生悲，魏晉更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享樂之憂，以及陳子昂"獨愴然而涕下"的落寞……《漁翁》看似描寫了一個"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被遺忘的至美人間，實則，恰是柳子厚欲求超脫而不得，悲中求樂，樂極生悲之吟遊天地之挽歌。
柳子厚是一個儒家衛道士，但是這篇山水詩歌卻寫了出了道家"天籟"之境界，這就是"極樂"哲學悲劇的根源所在：我們來看詩歌"欸乃一聲山水綠"一聯，借用王國維之語可以說是"境界全出"，"欸乃"漁翁之高歌聲，這一聲恰巧在黎明和黑夜交替之際，晝夜轉換，山水明朗，似生機乍然復蘇，可以說是全詩歌的高潮部分。在這個部分之中，"欸乃"之聲雖然是人聲，但是不是可以人為，不是借助外力，而是人發自肺腑之聲，是山水天地的代言，聲落景色明，"山水綠"一詩眼，可謂是動態與靜態之美水乳交融。是"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故視而不見"，用在這裏，意思是說人的"欸乃"之聲自然到感覺不到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人似乎就是其中一部分，也感覺不到了。郭象說："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為何？因為人融入自然，擁有了天地，又有了一切，是最高層次的美，所以人間極樂，此景只應天上有！
然而莊子的"樂"是忘了社會才能到達的，柳子厚是一個儒家衛道士，他忘不了人間，所以，儒家和道家的矛盾就在這裏浮現，借莊子的話說："山林與，泉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哀又繼之。"
二、《漁翁》之"人間"：是"無我"，卻不得，是"有我"《漁翁》看似描寫了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世界，但是卻到處留下的人間的足跡，甚至是作者自己的心靈軌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從物我關系的表現效果的角度把境界分為"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主觀性含蓄隱蔽，虛渾衝淡。可以說《漁翁》裏全然看不到作者柳子厚的悲喜交集，展現一片天地萬物與人融為一體的境界，是無我之境。但是，王國維又說"一切景語皆情語"，在"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兩句中，誰在看？柳宗元。雲"無心"？其實是柳子厚對於無心的寫照，不排除他真的沈醉自然，但是就當時他被貶的境遇來說，"一切景語皆情語"，恰是他內心"郁結"的寫照。所以，即使人工描繪再完美無痕跡，還是讓我看到他欲得解脫的一面。
這就又是儒道的矛盾所在——這種"有我"來自哪裏？來自"人間"，一個背負著各種名與利，社會責任的世界，擺脫不了，才導致詩人歌頌自然，歌頌自然而處處"有我"之影子。柳宗元作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和韓愈一樣，體現了中世文學分化時期詩文分化局面，他一面作文擁護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面又寫詩歌放逐自我，這種矛盾的存在，也導致詩歌處處有社會價值失意的色彩。
三、榮格的"集體無意識說"：窺看柳子厚之集體命運意識在西方文論裏，榮格提出"集體無意識說"：是構成一種超給新內閣的共同心理基礎，而且普遍存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我們前面在第一標題和第二標題分別以道家和儒家為視角、出發點，寫了兩者之間矛盾根源。其實，就像榮格"集體無意識"說的那樣，儒家和道家的矛盾，不僅體現在柳子厚一個人身上，還體現在千千萬萬儒家道家合流的哲學背景下的文人。
儒家和道家的合流是在百家爭鳴的末期，也就是秦大一統到來前夕開始出現的，在東漢時期又經過董仲舒"獨尊儒術"的改變，魏晉思想動蕩的變遷，最終形成確立的。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命運的悲劇——歷代文人看不到"人"的價值地位，一味在維護"封建"社會秩序，但是每逢失意落寞，卻又將自己寄托在"文"的世界，一個自我的形象的投射。前百年來，左思、鮑照、謝靈運、李白、關漢卿、納蘭……他們自我意識不斷覺醒，但是，始終沒有走到將順從"人"出發去思考一生，只能活在個體和群體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