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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
一場名為“為記憶辯護”的畫展在北京798悄無聲息地開張，
展覽免費，來了好多年輕人，
墻上掛的都是抽象畫，
可是觀眾們卻很喜歡，
說在線條和色塊裏“看到了日常和自由”。
呂德安在福州半山空間的畫室
畫這些畫的人已經61歲，
叫呂德安，
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新詩浪潮裏的先鋒人物，
2020年末，
他的四十年詩歌集《傍晚降雨》剛剛出版，
被譽為“漢語詩歌的沈潛之作”。
在詩人最受追捧的那個年代，
他出了國，在異鄉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
靠街頭賣畫為生，
而後又返回故鄉，
在福州山中蓋了一所自己的房子，
從此與山石、溪水、松林為伴，
深居簡出，
過起了古人那樣“詩畫同體”的文人生活。
勞作，發呆，見朋友，這就是山居的日常
今年五月，我們專門進山拜訪了呂德安，
抓住醉酒和言歡的間隙，
和他聊了聊自己三十年來的隱居生活：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一生沒有經歷過什麼不幸的事，
平凡和寧靜讓我感到充實。”
自述 呂德安
撰文 余璇 責編 石鳴
快樂是最重要的
在福州見到呂德安的時候，他剛剛結束一場飯局。就在離工作室不遠的小餐館裏，我們接著同一張桌子坐了下來，他走到冷櫃前，給我們點了炒蛤蜊，蒸魚，炒螺絲和不知名的海鮮，又倒上他自己帶去的青紅酒，那是福建人愛喝的米酒，然後點起一支煙，邊等我們吃飯，邊閑聊。
當時已是晚上八點多，餐館裏仍舊人聲鼎沸，呂德安的聲音很低，語速緩慢，表情平淡。每次回國，他總有好些朋友要見，一個人獨處的時間反而顯得寶貴。飯畢，他專門打包了剩菜，“這些可以明天帶上山，給守門人的小狗吃。”
呂德安在山居接受采訪，遠處陶罐裏的花，是他從院子裏剪下的野花。
《星期五》詩社的朋友們，右一為呂德安，那年他25歲
1981年，21歲的呂德安畢業於福建工藝美術學校，並陸續結識了舒婷、黑大春、金海曙、韓東等人，開始在詩壇嶄露頭角。後與當地的詩人畫家共同創建了詩社《星期五》，並加入南京著名詩社《他們》。
那段時間，他讀《詩經》，讀李白王維，聽民謠，甚至去畬族村落采風，寫出《紙蛇》那樣的作品。在許多人極力書寫時代命運和政治文化等宏大命題的時候，呂德安在埋頭寫他的土地和故鄉。1988年，在他最新出版的書裏，記錄了最經典的詩篇《父親和我》。
父親和我
我們並肩走著
秋雨稍歇
和前一陣雨
像隔了多年時光
我們走在雨和雨
的間歇裏
肩頭清晰地靠在一起
卻沒有一句要說的話。
——《父親和我》
福州半山畫室裏，呂德安還在繼續創作拼貼畫，他覺得這是一種類似於書寫的創作手法，“還想要做更多。”
說起作品得到年輕人的好評，呂德安嘴角立刻上揚，又得意又開心，“我總是想和年輕人在一起。”
老朋友唐明修的學生辦畫展，他是指導老師。福州當地的年輕人舉辦誦詩會，請他當嘉賓，他欣然往之，還一起喝酒到半夜三點，第二天直接睡過了頭。還好他提前教過我們可以從廚房的窗戶爬進他山上的家，“沒帶鑰匙的時候，我也是從廚房爬進來的。 ”
在山上相處的這幾天，他任由我們在他各間屋子裏走來走去，問東問西。客廳裏快30年的木地板吱嘎作響，因為下雨太多了有一塊還有點塌下去，每次都要繞著走，西面的墻皮也有一些脫落，發黴。
桌子上散著些詩集，最上面一本是《浪詩世紀末——鏤克自選集》，那還是上次幾個詩人朋友來的時候翻過的。在給我們介紹屋子的時候，他忽然發現壁爐上掛了許久的一張托爾斯泰晚年出走的照片已不翼而飛，“在山裏，發生什麼都沒什麼好奇怪的。”
他自己一直在整理院子，曬書、拔草、修剪樹木，忙得不亦樂乎。還給我們做飯，展示從農民那裏學來的小技巧，“炒雞蛋的時候，要多炒一會，那樣才香。”而更多的時候，就是一起在銀杏樹底下坐著，喝茶，發呆，看風吹竹海，聽流水蟲鳴。
窗外的山色
“其實我也賣畫，用傳統的說法是，僅供糊口吧。但我在山上有一所房子，所以我覺得自己非常富有。”是啊，房子固然有點舊了，但這屋外的景色，衝天的銀杏、盛放的杜鵑，日益粗壯的桂花樹，還有那滿院春光，才是真正的無價之寶。
當我們問他，作為一個“詩人中的詩人”（朋友定義），他是如何保持一顆浪漫的詩心的，什麼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他想了想說：“一個人能夠在生活中感到快樂，至少能夠自得其樂，非常重要。然後，積極地對當下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更重要。”
以下是呂德安的自述：
我叫呂德安。我寫詩有40年，畫畫也差不多40年。畫畫是科班出身，寫詩完全是興趣，都很熱愛。
小鎮走出來的詩人
小時候，我成長於一個和睦的家庭。我父親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也可以說是一個老實人。他在馬尾鎮上的稅務所裏面工作，但是他有種文人的氣質。在小鎮上，人們都親切地稱呼他“老呂”，就好像是一個尊稱一樣。他們很少會叫一個農民“老陳”，或者對一個工人叫“老王”，所以我覺得父親是受人尊敬的。
呂德安（前排中間）幼年時候拍的全家福
我的母親也是一個普通女人，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出納，一個小會計，後來也去當工人，在一個車間裏做車工。她手非常的靈巧，也很聰明。回想起來，會有一絲惋惜，如果我現在知道母親是一個幾級的車工，還帶過徒弟，我一定會去到現場，看她到底厲害在哪？但這些都成為過去的事情了。
我的童年基本是快樂的，好像沒有過叛逆期，也沒有所謂的對抗家庭或者父母那種情緒。似乎只有在我少年時吊兒郎當的，我的父母才會對我有所要求。哪怕是有要求，也基本是以一種鼓勵的方式提出。“他們會說，你不是小時候喜歡畫畫嗎，現在繼續畫畫啊？”
現在教育到處都是競賽，都要進好大學，當我的孩子也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我也會焦慮。但我對小孩的教育，多少也沿襲了我父親對我的那種教育方式，比較放任他們，我認為身心健康才是第一重要。
呂德安說，就像土地之於農民，畫畫對他也是一種勞動，他希望從中發現自己的天性。
我小時候喜歡舞文弄墨，但其實我也喜歡像呂布那樣子的人物，想變成那樣，能文能武。我在高一的時候就去上山下鄉了，所以高中沒有讀完。
上山下鄉那個時候，正好是我發育的年齡。那兩年，我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就好像提早跳入自己的人生一樣。
那時候不會比誰比誰的書讀得多，大家喜歡勞動，會鍛煉身體，看誰比誰壯。我那時候甚至成為當地的一個勞動骨幹。想起來好像很慶幸，雖然沒有什麼大學可讀，但是直接在農村底層工作、勞動，從創作角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就在那個時候，我偶然得到一本普希金的詩集，就啟發了我所謂的自由詩創作。那本普希金詩集是翻譯體的，那種日常的語氣的詩句，對我很有啟發。
呂德安臥室裏窗前的書堆和曾經的詩歌本
恰恰那時我喜歡上一個女孩，就寫信似的給女孩寫詩，以此有一種優越感，不過確實也得到了挺好的回應。她覺得這小子還挺會寫的，跟別人不一樣。其實當時連手也沒有拉過，只是精神上異性之間的相互吸引而已，但詩歌因此就寫起來。
當海上吹來一件綴滿星雲的黑衣衫，
沃角，這個小小的夜降落了，
人們早早睡去，讓鹽在窗外撒播氣息。
——《沃角的夜和女人》
其實我畫畫跟我父親的引導有關系。他不是藝術家，甚至不知道藝術是怎麼回事，他只是覺得你喜歡畫畫，塗鴉。所以那時候剛恢復高考，他就非常決斷地說：你有能力，你去考美校！
我還記得，他拿出十塊錢放在桌上，說：去買顏料、紙張、筆，不夠再來！我第一次被父親這麼嚴肅地，用一張十塊錢的紙幣，給嚇住了。
當然是到了專業學校以後，我才知道畫畫原來是一項藝術，是跟你的精神，跟你的生活趣味有關系，就這麼慢慢開始畫起來了。
而我的詩歌的創作情景，差不多也是這麼回事，也是喜歡寫，讀到更好的詩歌版本就會受到誘惑，受到影響，也會喚醒對語言的一種覺悟，一步步寫出來。
在德國，呂德安拍下舒婷和朋友朱文的合影，那時候他們一幫人在德累斯特演話劇，舒婷在柏林駐地創作，過來看望他們。
記得我讀到舒婷的詩，是從學校放假回馬尾，在當地文化館的一本刊物上。當時我特別激動，沒想到就在我們福建，一個女詩人會寫出那麼精美的詩歌！後來是通過我父親去問文化館館長，也是這個刊物的主編，要了舒婷的地址，又讓他寫了一封介紹信，回校以後就去找她。
她住的地方離我的學校不是太遠，就在去鼓浪嶼輪渡碼頭經過的地方。記得我去的時候戰戰兢兢的，有點不敢去。可能以前我還是一個比較害羞的男孩吧。到了門口，我徘徊很久才進去。見到她該說什麼呢，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時候也沒有禮節說，我要先打個招呼再來，也沒有想到先寫信，預約見面，但是最後還是進到她的院子，去敲她的門。
她出來了，好像是穿著便服，她讓我到她房間，我坐在那裏不知道該說什麼，就直接把我寫的詩向她請教，也不會說客套話，就這麼認識了。她當時也還是一個工人，但在我看來她就是如日中天的一個詩人。她看了我的詩說：很有想象力。然後借給我一些其他人的詩讓我帶回去，甚至還借了她自己的手抄詩。
1991年春，呂德安初到紐約
十幾年後，當我在紐約街頭畫像，想到有很長時間沒有怎麼跟舒婷寫信，當場就用炭筆在畫紙上寫了一封信。炭筆，黑乎乎的，容易掉粉末。後來她回信說，讀我的這封信以後，變得滿手烏煙，我就感覺特別高興。
馬的形狀，馬蹄的形狀
只有馬和它的馬蹄形
親愛的父親
這是一條我生來沒有見過的蛇
我們的小鎮也沒有見過
可是在霧蒙蒙的傍晚
它那金燦燦的自由的身體
多麼像我漂泊的生涯
——《紙蛇》
人到中年，成為美國街頭的異鄉客
在去美國之前，我曾在省外文書店工作了十年，做一個美工。在書店工作很輕松，不用動腦筋，還可以寫詩，畫畫。其實那時候如果我勢力一點，完全可以到文學刊物，或者進出版社，或者到作協去。可我就是一點念頭都沒有，甚至排斥這種想法。
那個工作對我是一種松弛，與我的寫作相輔相成。如果我做一個編輯，我覺得我的閱讀會受到汙染。整天亂七八糟的東西你要去看，去編它。我就盡量保持一種純粹的詩歌思維。
1991年，因為妻子去美國讀書，我一同前往，一呆就是三年。當然我們不管寫作還是繪畫，都受西方文化的衝擊影響。所以當有一個出國機會去看看，也很願意去，但我就不會想象如何在那邊生活下去。
在哥本哈根的時候，呂德安寫：於堅和我像久別重逢的兩個農民坐在那裏。
我去美國第一站，是在明裏蘇達的一個小鎮，它叫曼凱托。第一個印象蠻吃驚的，從機場出來，出租司機一表人才，穿得像參加晚會似的，可他居然是一個出租車司機？
那時候地上還有很多積雪，他幫我從車上拿下一張墊子，讓我踩著上去，然後說“你不要動”，行李都是他來提、放，就覺得很紳士。
我在曼凱托待了一個冬天。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小鎮，整個冬天都下著大雪。晚上我會特意跑出來看一看，雪花在路燈下面飄揚，哇，紛紛揚揚的，很美。後來在我的詩歌裏經常會出現雪，一定是跟我在曼凱托的生活有關系。
三個月後，我就去了紐約。從曼哈頓42街公交車站一出來，好像進入了一個混亂的世界，街頭飄著紙張，到處都是黑人，像影子一樣。然後朋友把我裝進車裏，逃跑一般地離開。
我在朋友的寓所住了一個星期，好像是一個適應期。他給我從報紙上找到曼哈頓的一所出租房。他說這個地方好，畫像很方便，走到樓下就可以畫，就在著名的第34街。
當我們去看這個房子的時候，我簡直嚇壞了。在電梯上去的時候，有一個黑人女人，感覺就盯著你看，像一個有病的人。到了具體的房間一看，一個窗戶，四壁空空，可能就五六平方，沒有自己的衛生間，沒有自己的廚房，只能擺一個床。回到街上，我立馬決定，不可能住在這裏。
呂德安在洛杉磯
後來我找到了一家，是一處地下室，裏面住著兩三家中國人，房東也是中國人，這給了我某種安全感。
在紐約搬來搬去的，換房子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新鮮。但確實那時候我深刻體會到，好像必須在這邊混下去。
怎麼混？只能是靠自己老本行，畫畫。我們會開玩笑把它叫做什麼，街頭就是我們的銀行，取錢去。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更像一個“都市的農民”，靠天吃飯，因為下雨的話，就沒有人坐下。只要不是雨天，我基本都會出去畫畫，在街頭，在公園裏，常常是中午出去，半夜一兩點、兩三點才回。
我對居住的地方沒有苛求，只要一張床就好。這也是我們那一代中國人在國外的基本狀態，好在我寫詩，有自己的世界。紐約的街頭，高樓聳立的曼哈頓看起來像建築的深淵，還有紐約特有的混亂，尤其是在夜晚，所有這些都變成了我寫作的一部分。
作品《大海幾乎是一種陳述》
作品《為記憶辯護》之一
我有一首詩——《偷渡客的一天》，就是寫我的室友，那些福建長樂的老鄉，他們都是偷渡客，在當地的餐館打工，做服務員或者廚師，休息的時候就會去海邊抓牡蠣，或者螃蟹，回來煮了聚餐。我們就像一個小部落那樣生活。
一些人在街頭唱歌跳舞，他們是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各種普通人。他們用吉普車大聲放著音樂，所有我又有一首詩——《街頭音樂》。
那條街已漂出了，
街的意義之外，
像被掏空的巢，
飛離了樹枝。
音樂的通宵達旦的力量，
支撐著那群幽暗的軀體，
他們聚合又離散，
卻始終在那條街上。
我覺得在紙上寫字，能感覺到一種呼吸，漢字的書寫，都帶著一種情感。所以我在90年代初出國，我會跟我的朋友說，不要用電腦給我寫信，要用手寫的。
好幾個朋友，可能同情我一個人在外頭，會用鋼筆寫在紙上。北京詩人黑大春，幾乎每次寫信都會夾著一首詩。詩句比較短，但每個字都寫得很大，把一張紙撐的滿滿的，我就在想，或者將來這張紙就是一個藝術品。
所謂的字如其人，確實是那麼回事。看到他的字跡，就會感到跟過去的連接。
我曾經渴望放棄，
手臂卻依舊高舉沈重的石頭，
我彎下身時那酷似愛的姿勢，
徒勞的要求石頭吻合，
我想每一塊石頭都應該從天而降，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
啊！都是為了證明某種天賦
我但願自己生來是一個農民。
——《臺階》
回來，把家安在山上
呂德安的山居外景
可以說國外這幾年的生活，使我有了這種異鄉人的體驗，就是說那種漂泊感。我回國，也好像是時候到了，感覺我必須回來。
記得那是1994年底，我揣著靠十塊一張在美國畫像賺的三萬美金回來，以為可以一勞永逸，沒想到把原來的單位給弄丟了。我也不會搞一點關系，比如說給老板送幾瓶酒，這個也沒什麼，可當時對我來說，就覺得這種事情很難做得出來。
我想著買一個房子。結果好友唐明修說，買什麼買，到山上蓋一個不就完了麼，於是兩個人放棄了計劃遊遍全國寺廟的“佛光之旅”，跑去山上找地。
蓋房子，它本身就很有挑戰性，對我做藝術來說又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更重要的是，這房子是在大山裏面，是在自然的懷抱裏面，跟城市的生活截然不同。好像我們內心裏早年所受的藝術教育，詩歌教育埋下的種子，現在終於有機會可以實現，就很興奮。
最初的房子草圖，據說是一個晚上在酒吧裏畫成的
95年初，房子初具規模的樣子
後來我們看上兩塊地，我一晚上就畫好了草圖，就到村裏去申請，申請書上寫著：“板橋村村民呂德安因住房困難請求批準一塊宅基地，為盼。”當地政府很快便同意了，他們希望能有些文化名人在此聚集，建立起一個文化村。
我不想蓋一個那麼像城裏的房子，或者所謂的別墅。我蓋這個房子沒有用水泥，而是磚木結構的，所以我當時直接到村裏，找蓋過房子的人來建。
比如說木匠羅寶貴，後來他就做了我房子的木匠。在客廳裏，有幾根大的梁，就是他去村裏的朋友那弄來的。然後他也組織了他的在另一個村莊的親戚來砌磚。
客廳裏高大的木梁依舊挺拔，二樓書房裏，上世紀最常見的書架上放著各種文學書和繪畫理論的著作，還有呂德安從各地淘來的小玩意：非洲的樂器、福建當地古窯的瓷瓶，一個殘缺的木工刨子，其中一個歪脖子宋代瓷瓶是他的寶貝。而窗外，正是春末夏初，一片綠意盎然。
到了房子封頂，各個方向的窗戶豎立以後，我突然感覺到我太有福氣了，那些窗外的風景都是你的似的，有一種家的感覺。
在這種自然環境裏面生活，某種意義上也像有點隱居的那種狀態。我晚上經常會挑戰自己似的，提著燈或者手電，走夜路去鄰居家下棋，聊天。
我們小時候都會害怕，在這種荒山野嶺怎麼睡覺？後來我深刻體驗到，如果你的家是在這，你就沒什麼可怕的事。所以我蓋房子，也是等於重新去體驗自然的那種狀態。
我原沒有想到，
我竟然擁有一所自己的房子，
院前一大堆亂石，
有的渾圓漆黑，從沃土孵出，
有的殘缺不全，像從天而降，
四周彌漫著房子落成時的某種寂靜。
——《適得其所》
在山上寫詩，好像能夠對傳統古典詩詞有更加直觀的感受。畫畫也是，山裏的石頭、流水……都會自然變成一個巨大的意向在推動你。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好像還是一個山水人文畫家，這種古代的情結都在，就蠻穿越的。
山上的石頭和流水
兩幅作品分別是《光的縫隙》（左）和《大地上的居所》（右）
作品《好山好水》
關於山上的生活，我寫了很多短詩，還有一首長詩——《適得其所》。這首長詩的主角是一個農民，他叫陶弟。在蓋房子的朝夕相處中，我記下了陶弟的不少話，比如溪水“就像腳趾間流瀉出白銀”，又或者“人走人的路，蛇走蛇的路，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也曾親手觸摸過這些石頭，把它們變成臺階，變成一小段護坡，好像有一種親近感。我覺得石頭，當它們壘在一塊的時候，好像背後有一道光似的，它的能量是從裏面出來的。所以我畫石頭。
好像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大家普遍處於一種喪失故鄉的狀態，在教育上有很多的缺失，都是自己在補課，然後又有一些國外的經歷，受到東西方各種元素的影響，總體上比較撕裂。但我又覺得，我們從事的詩歌或者繪畫創作，它既跟這些經歷相關，更來自我們更久遠的傳統。
馬尾舊鎮，右前方是呂德安小時候日常經過的“閩水綜合經營部”。現在這裏都是危房，已經進不去了，我們便繞著這片老房子走了一圈。自從人類搬走以後，植物接管了這一片，榕樹從墻縫裏長出來，還有盛放的三角梅，直接從二樓陽臺垂到了一樓，又把屋頂給占據了。
有一次，陶弟說他遇到一條蛇，被他砍成兩段掉下來，可是它怎麼都找不到另一半，說是遊走了。
聽到這個故事，我像是聽到了一則寓言。就突然覺得，我是那回來的另一半，回到故土，然後在這邊蓋房，尋找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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