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記憶》（一、二、三卷），[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著，路燕萍等譯，作家出版社2014、2018、2019年即出
《智利之夜》，[智利]羅貝托·波拉尼奧著，徐泉譯，世紀文景2018年8月出版，227頁，49.80元
《突然死亡》，[墨西哥]阿爾瓦羅·恩裏克著，鄭楠譯，中信大方2018年出版，277頁，49.00元
一
你在新年伊始混讀了幾本去年出版的拉美文學圖書，總有種莫名的“鬼打墻”體驗，兜兜轉轉不停遇見同樣的人和事：被全國通緝的聶魯達奔走在1948年的智利的夜晚，“從一個藏身之所到另一個藏身之所”，走著走著，走進了費爾韋爾的莊園，被甫從神學院畢業的詩歌見習生像敬拜異教神明一樣偷偷張望——似乎連得順順當當，不過，費爾韋爾是個子虛烏有的文學評論家，他的名字是聶魯達的一首詩的題目（文學評論的對象變成了評論文學的主體，詩變成了評詩的人，有意思）；1599年的克維多缺席畢業典禮決定從塞維利亞逃亡去西印度，1642年的克維多在塞維利亞港口看見美洲來的大船，終於下了決定：把小說主人公送到西印度去——好像……不太對？翻過一頁，上面寫著這本自傳體小說的作者從未被確定為克維多（真的嗎？）。
《火的記憶》《智利之夜》《突然死亡》，所有的書都可以是一本書，卻又是極具區分度的書寫，歷史如陶罐般龜裂，三位作家在一個又一個既定時間點上相遇又分開，沿著各自看見的裂痕走下去，在閱讀中再閱讀，創作中再創作，固定的史實變成會呼吸的生命體，總有生長出新的紋路的可能。烏拉圭人加萊亞諾用上了萬花筒，瞇起一只眼，整體的、共有的歷史被碎成個體的、個人的記憶，用多聲部“恢復歷史的氣息、自由和說話的能力”；智利人波拉尼奧給每個非虛構的人物都戴上面具，介紹他們和虛構人物一起加入他腦內的化裝舞會；而墨西哥人恩裏克不由分說地把歷史推進擺滿哈哈鏡的迷宮，在扭曲的、不實的或因為放大了弱點而過於寫實的鏡像中央嬉笑怒罵。作家不停探尋、調整歷史與寫作的關系，也在思索自己與作品的關系、記憶與文字的關系，立場鮮明或模糊，態度嚴肅或戲謔，每種寫法都是他們的答案。
加萊亞諾是最寫實的那一個，開門見山地將《火的記憶》三卷描述為“一個糟糕的歷史學生寫下的歷史書”，他不關心體裁的定義，只是用指明出處、列出參考文獻的體例再三確認“書中講述的一切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有立場的真歷史；恩裏克則從一開始就讓《突然死亡》高舉立場難辨、真假難辨的虛構歷史“免罪牌”，同樣大量的資料引文卻是用來模糊原創與引用的邊界，引文是否為真也並不易查證，全憑讀者的接受功力。每隔幾頁就跳出來的詞典釋義，因為過於荒誕而引人懷疑（雖然很多時候最荒誕的莫過真相），懷疑詞典對詞語的解釋權、作家對歷史的解釋權、讀者對世界的解釋權……墨西哥人的辦法很簡單：“若是事情變得模棱兩可，那麼我覺得作家應該保持這原有的模糊狀態。最靠譜的做法則是將我的疑惑通過文字傳遞下去，讓對話踏上更高的臺階——和我相比，我的讀者將會覺得眼前更加明亮。”
從經典文學中繼承下來的對歷史的記憶左右著小說家的虛構之力：布爾戈斯的安東尼奧神父有一只名叫羅德裏格的獵鷹，你想起布爾戈斯教堂墻上腐敗的棺木裏長眠著熙德，至少，史詩裏是這樣傳說的。也許他早已不在那裏了，但是神父（抑或是波拉尼奧？）給自己的獵鷹起名字的時候，會想起他來。有時候，你想要相信更多。加萊亞諾復原過1533年印加王阿塔瓦爾帕之死：他的雙手、雙腳和脖頸都被縛住，仍然在想：“我做了什麼以至於要死呢？”在波拉尼奧最早的小說《第三帝國》裏，主人公夢見自己和阿塔瓦爾帕下國際象棋，每一盤棋下完之後，棋子就被扔進壁爐裏當柴燒掉：“阿塔瓦爾帕明亮的眼睛透過頭發打量著我，他的頭發落在臉上像廢水瀑布。”你想要相信這個夢。（傳奇：歷史文獻以外你想要相信的東西。）
二
據恩裏克講，1519年，科爾特斯前往特諾奇蒂特蘭拜訪國王，阿茲特克大將請西班牙征服者看了一場荒謬至極的網球賽。你，作為明亮的讀者，當然沒有被墨西哥人的玩世不恭糊弄過去，反倒覺得作家對荒誕幾乎是一種需求，他需要大篇幅的戲謔去稀釋作為一個拉美作家記述某些特定歷史事件時的情緒。比如1521年特諾奇蒂特蘭城的覆滅。加萊亞諾是這樣為那兩個年份留下記憶的：1519年，國王打開了城門，“他很快就要完了”；1521年，特諾奇蒂特蘭城。“人和神都被打倒了”，城市在戰鬥中死亡；阿茲特克的國王腳下浸滿油的木柴被點燃，“世界沈寂，下雨”。而恩裏克在完全不合情理、史實錯誤繁多的鬧劇中寫下的1521年浩劫：“世界似乎被消音了”，終於得逞的人們（一如後來人）確信“他們今天破壞的，以後再也無力將其復原”——似乎，歷史的重量也沒有少掉一絲一毫。
“生活就是一連串模棱兩可的雙關語”，波拉尼奧如是說。《智利之夜》扉頁上引用“請摘掉您的假發！”直到全書終結時刻，假發被摘掉，原來九萬字的癲語都是剝離面具、暴露自我的歷程。人的面具有很多張，名字是回首生命時能依稀遵循的線索：馬車夫只認識莊園主岡薩雷斯·拉馬爾卡，不知道誰是評論家費爾韋爾。“我”寫文學評論作品的時候叫H.伊瓦卡切，“我”是智利詩人塞巴斯蒂安·烏魯蒂亞·拉克魯瓦，給皮諾切特講馬克思主義課程的時候，“我”是哆嗦著、顫抖著跳進歷史深淵的“那個業已衰老的年輕人”。名字很重要：“我”記不清莊園的名字，只記得和一本書的名字相似，可是書名也記不起來了。凱爾肯村莊被遺忘的名字聽起來像在叫著“誰？誰？誰？”馬車以毀滅性的姿態像要把誰帶去地獄，這時莊園的名字突然出現：它叫“在那裏”。（加萊亞諾補充道：1984年，皮諾切特將軍的獨裁政權要求“比奧萊塔·帕拉”村改成某位英雄軍人的名字。村民不接受被重新命名——因為只有比奧萊塔“知道如何歌頌智利的神秘”。）
有一刻，二十年血雨腥風的智利歷史被波拉尼奧擠進兩頁紙的篇幅，混著古希臘的經典密密麻麻羅列，窗外風雨飄零，主人公按照傳統要求依序讀著古希臘的聖賢書，默念著“上帝愛怎樣就怎樣吧”。小說家選擇讓他的人物讀著修昔底德和漫長戰爭，而他自己看見相隔千年的、手無寸鐵的普通人依舊在凝望著修昔底德凝望過的地平線。人該學會接受自己的地平線嗎？出於幸運或者不幸，歷史面前，詩人經歷危險的轉變，茫然和震驚包裹著厭倦和沮喪，一個傷口嵌進另一個傷口，詩歌展現給他超越歌頌和美麗的東西，展現給他惡劣的東西、毀滅的東西、褻瀆神明的東西，字裏行間有了終極含義。直到，他完成了從太陽神阿波羅式詩句到酒神狄俄尼索斯式詩句的危險轉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憤怒呢？”
對此，加萊亞諾有個相關回答：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加西亞·洛爾迦死於第一個殘酷的夏天，“聶魯達行走在浸滿鮮血的西班牙大地上。他目睹著這一切，自身發生了轉變。這位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乞求詩歌能變得像金屬或面粉一樣有用”。1939年，當敗局已無可逆轉，巴塞羅那即將淪陷，在蒙特塞拉修道院，聶魯達和巴列霍獻給西班牙內戰的詩句“印在由殘破軍裝布條、敵人的旗幟和繃帶做成的紙上”作為道別。而你忘記在哪裏讀過，聶魯達初抵馬德裏的時候，是加西亞·洛爾迦神采飛揚地在站臺上迎接他，以至於後來的很多年裏，每一次火車到站聶魯達下車的時候，仿佛還能看見洛爾迦年輕的面龐、生動的身影在站臺上迎接他。
三
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歷史讀下來，你暗想，假如歷史有平行選項、像《黑鏡》最新一集那樣給讀者提供交互體驗，寫作大概是提供可能性的遙控器按鍵吧。記錄歷史是旁觀者的功課，再客觀的史實在每個觀看者眼中依舊是主觀的，新世界並不知道自己是新世界，而有了“新西班牙”，西班牙才變成“舊西班牙”。（聽聞野蠻人玩球的時候贏家掉腦袋，科爾特斯撇撇嘴：“會有人教教他們，輸了的人才應該腦袋落地”。）
1562年，在墨西哥馬尼發生了焚書事件，一夜之間，八個世紀的瑪雅文獻蕩然無存，“與此同時，這些書的作者們，幾年前或者幾個世紀前死去的藝術家、祭司們，正在世界上第一棵樹的蔭涼下喝巧克力。他們很平靜，因為他們已經死了，他們知道記憶是不會被燒毀的。”你在心中笑嘆烏拉圭人這坦蕩的信心啊——哪怕作品被燒毀，記憶不會。火會記得。波拉尼奧這個著名的消極主義者可沒那麼大信心，雖然他也在費爾韋爾過世的那一天讓“我”站到了他的藏書面前，它們是書的主人“缺席和在場的化身”。
其實，記不得、記錯了、換種方式記也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在歷史的節點上相遇的時候，書與書自有它們對話的方式——
1.
《火的記憶》：1973年，智利聖地亞哥，阿連德念誦著“我決不辭職”死於總統府。
《智利之夜》：總統府爆炸了，阿連德死了，“那一刻我保持靜止，我的一根手指還放在當時正在閱讀的那本書的頁面上，我想：多麼安靜啊！”
《火的記憶》：“奄奄一息的詩人巴勃羅·聶魯達詢問這場恐怖行動的新消息。他有時能入睡，睡著了就說起胡話。清醒和做夢無甚差別，都是一場噩夢。”
《智利之夜》：詩人說起胡話。那之後的日子，所有人如夢初醒，又好像醒著做夢，“那些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呆滯的人物，正堅定不移地，向著那條灰色的、陌生的地平線行進”。
《火的記憶》：1984年，墨西哥群山裏，一個與世隔絕的印第安部落在一本小說（是《幽靈之家》嗎？）裏為自己找到了名字：薩爾瓦多·阿連德。
2.
《火的記憶》：“自從在廣播裏聽到了薩爾瓦多·阿連德極具尊嚴的告別演說，詩人就陷入了臨終的痛苦。”
《智利之夜》：巴勃羅死了，死於癌癥。——“我”打電話給費爾韋爾。送葬的隊伍裏，越來越多的人加進來，巴勃羅在棺材裏。與他的一首詩同名的評論家說，“我原本應該寫一篇美妙的頌詞獻給巴勃羅的”，並哭了起來。
《火的記憶》：“摯友們列隊為他送行。走過一個又一個街區，隊伍變得越來越長。”政變十二天後，《國際歌》第一次在智利街頭回蕩。從“齒縫間的喃喃”到“逆著恐懼前行的人民終於開始放聲歌唱”，聲嘶力竭，以此陪伴“他們的詩人聶魯達”走完生命最後一程。
3.
歷史面前，寫作文學的人孤身對抗，波拉尼奧說，“是沒法做成什麼的”。不過，加萊亞諾插嘴道，1928年的謝納加鎮大屠殺，官方認定“在馬孔多什麼也沒發生”；也是在那一年，一個嬰兒誕生，“多年以後，這個嬰兒將會向世界揭露這個得有健忘癥、忘記所有事物名字的小鎮的隱藏的秘密”。
（恩裏克：據說卡拉瓦喬有一把雙面刻字的匕首，一面寫著“了無希望”，一面寫著“了無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