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死後哀榮”，喪葬大禮，是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形成的習俗，出喪的儀典在整個喪禮之中尤為隆重。《紅樓夢》描寫秦可卿夭殤後，賈珍竟不惜巨資，以兩千兩銀子的代價為賈蓉捐了個五品“龍禁尉”，使秦氏得封“宜人”，就為的是“喪禮上風光些”，可見當時對“死後哀榮”是何等重視了。
近世以來，這種“大出喪”的場面已漸衰歇，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期，一代京劇大師楊小樓、北洋直系軍閥吳佩孚和廣濟寺住持現明和尚的三樁出喪典禮，卻殊為隆重，迥異於“尋常百姓家”而轟動一時。
1938年，一代京劇宗師、飲譽全國的名武生楊小樓於京病逝，辦理喪事，行禮如儀，並將舉行大規模出喪的消息早已傳揚出去，引起各界的關註。前一兩日，當政要人、社會賢達和梨園界同仁早已於殯葬所經之處的馬路兩側高搭席棚，以備路祭。
楊小樓、梅蘭芳之《截江奪鬥》
《紅樓夢》中描寫北靜王路祭秦可卿時的情景與此相若。路祭棚較一般席棚為高，以示闊綽。席棚三面圍住，正面敞開，尤其棚頂還聳起雲頭圖案的棚脊，給人一種肅穆的感覺。大殯經過時，棚中擺出供桌，上列香花醴酒，以祭送逝者，並向遺屬致以慰問。大殯一過，任務完成，席棚旋即拆除了。
出殯之日，一般群眾為了看熱鬧，也多佇立街頭鬧市，共襄盛舉，其中更有些有錢的閑人家，早在開設在馬路邊的茶點社或飯莊的樓上憑窗訂好座位，屆時居高臨下，邊吃邊看，將此盛大宏壯的喪禮風光盡收眼底。這恐怕是為北京市所特有一幅風情畫吧！僅以西單為例，當時的“賓來香”、“王強豆乳社”早已座無虛席了，訂座者一早即前來就座，饕餮一番之後，就專等一覽大殯之壯景了。
大殯為全套嶄新的執事，金瓜鉞斧，“回避”、“肅靜”的虎頭牌，以及香爐、雪柳、引魂幡皆系簇新之物。六十四杠高擡籠著用金線繡滿“百壽圖”花樣棺罩的靈柩，鼓樂喧天，滿街縞素，風光極矣！靈柩後，緊隨孝子孝孫以及全體梨園子弟。有的親手執紼，有的捧香；浩浩蕩蕩，好不威儀！
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日拋撒紙錢的是鼎鼎大名的“一撮毛”(因其面部有痣，上生一撮黑毛而得名)。他的絕招兒是能將四、五十張一疊的紙錢直線般地上拋五、六米高，中間絕無旁斜逸出，直達頂端後，又如傘蓋般地向四面八方飄落而下，真的是精彩紛呈，技藝絕倫。所謂“行行出狀元”，就連撒紙錢也不乏執牛耳者。
楊小樓、余玉琴之《青石山》
紙錢飄落時，觀者皆蜂擁搶接其未落地者，據說用這種紙錢擦拭面部或身上疥癬之疾，患處當可霍然。此說雖屬無稽，但觀者搶接紙錢的場面無意間為喪禮作了配合，蔚為奇觀矣。
楊小樓的喪殯盛況一時傳為美談，為人所景羨。其外觀如此，靈柩之內又將如何呢？據當時的《立言畫刊》於翌年披載的楊墓被盜的通訊看來，殉葬品既多且精，金銀珠寶，無所不有。
楊小樓墓被盜的消息
1940年冬，北洋軍閥首領、直系頭子吳佩孚病故於北京東四什錦花園住宅。首先，“吳子玉將軍治喪委員會”馬上成立起來，其成員多為一些趨炎附勢的吳府幕僚和門客，也有一些社會賢達，唯掛名而已。
吳佩孚靈柩
吳氏出喪，除與楊小樓大致相仿外，尚有以下三大特色：
一、訃告、行狀編印得既大且多，遍發至諸親貴友、要員聞人，當時真可說是“京城無處不飛花”了。
二、送喪者按品級、親疏一律發給孝服。上等發白綢子大褂件，中等為白布大褂，末等僅為孝帽一頂、孝帶一條。僅此一項，據雲即耗資達千元以上。
三、特制紀念章，送喪者每人以給一枚，以治喪委員會名義監制的藍邊、中間有一個凸起的銅版印成的吳佩孚半身戎裝像。藍邊上制有“吳佩孚將軍治喪委員會”字樣。從當時工藝水平看來固極粗糙，但也是空前創舉了。
出喪日，其出殯行列與觀者大體與楊相仿佛：也是全部滿漢執事，嶄新鮮明的棺罩，內用上等金絲楠木的棺木盛殮，也由“一撮毛”拋撒紙錢，看來卻都較楊更為排場。至於殉葬品，我想總不會遜色於楊小樓吧！此外，是日出殯行列中有許多日偽軍政要員，除馬車隊外，小臥車亦淤塞於途。各界的路祭棚也多且大，皆為楊所不及。
吳佩孚之送殯親友
雖則如此，到底俗不如僧。
廣濟寺原住持和尚現明，生前倒鮮為人知，惟其圓寂之後，反倒名滿京都了。尤其從其送喪時的情景看，似與日偽關系不同尋常。
現明死於1942年。“近水樓臺先得月”，廣濟寺建立七七四十九日水陸道場為其超度，本不足為奇。但從道場現場看來，真是為人鮮見的異景奇觀。
道場設在寺內千手千眼觀音殿(菩薩像帶蓮臺約高四米，金身系紫銅澆鑄。千手千眼，工藝精湛，技法絕倫)，殿內布置既華麗又莊嚴，高懸幢幡寶蓋，廣列花罐魚腸，繡工精美，色彩斑斕，令人目眩。加之殿內香煙繚繞，鐘磬悠揚，撲朔迷離，如入仙境。尤其所焚之香更是大有講究，有蕓香、檀香、降香、龍涎香，還有長約二尺、直徑為四分左右的深棕色大藏香，真是煙雲氤氳，異香撲鼻。
道場期間每天晨鐘暮鼓，早晚兩課，午間、子夜還需誦經，逢七也另加佛事。有時夜間還增加瑜珈焰口，似乎已到了西方雷音勝境。一百零八眾佛門弟子，身披錦斕袈裟，高誦佛經，聽來和諧一致，音韻悠揚，仿佛也是一種藝術享受。
現明的喪禮，其靈柩皆由信士弟子承擔，也沒有俗家的那樣拋撒紙錢，但因其與日偽關系曖昧，其規模氣勢之大，卻要比楊、吳高出多少倍。
現明和尚
其殯列路線自西四廣濟寺始，繞道缸瓦市、甘石橋至西單沿原路折回，然後經白塔寺出阜成門直至八裏莊白堆子毘盧火化塔火化。一路上北京各名寺僧尼、居士以及各界善男信女，甚至還有專門湊熱鬧的結成了一支三、四華裏長的送喪大隊：有的手執法器，有的高奏梵樂，有的默誦佛經，有的左顧右盼，熱鬧非凡。
殯列兩側排列著日本憲兵和偽警察荷槍實彈的警衛隊，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卡，煞有介事，不可一世。日本憲兵頭頂戰鬥帽，“屁股簾”隨風飄揚，身穿土黃粗呢子軍裝。偽警察除白帽圈、白裹腿外，渾身全黑。他們肩扛駁殼槍——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駁殼槍插在槍盒的卡子上能扛著走。只此一項，即可說明現明與日寇的非比尋常的關系。
沿馬路兩側的路祭棚決不少於楊、吳，然最為突出的是廣濟寺於阜成門臉兒至白堆子這八裏地中間，每隔約華裏還設有粥棚一座，敞開為送喪的人和看熱鬧的人盡飽供應小站米粥和“方袋面”(澳洲面粉)的饅頭，其耗資之巨，於此可見一斑。何況平時京市境遇稍好一點的老百姓，也不過是以棒子面雜合面果腹，差的也就只有吃混合面了。
送到白堆子，只見一座高約五米的石座磚身的“毘盧塔”，當時塔門內已堆滿木柴和澆上了火油。柴上有一鐵篦，系放置靈柩之處。靈柩放妥後，最後關閉了上面鐫刻著“五蘊皆空”四個大字的塔門。一聲“舉火”，登時烈焰熊熊，黑煙滾滾，升空而去，圍滿塔周的僧尼、居士皆與大火燃燒的烈度成正比地高誦佛號，於是乎禮成焉．
我所見的這三次大出喪，雖不敢說是空前，但肯定是絕後了。
（《舊京人物與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