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高佳
編輯 | 劉海川
農民工就業正經歷從發達地區向家鄉回流的區域再配置，這一過程因疫情暴發而加速，但並未因疫情穩定而放緩。農民工持續回流不是發達地區就業需求下降所致，而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引力”和舉家城鎮化成本高昂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上述觀點，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研究室主任卓賢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項目主任楊修娜聯合撰文提出。
農民工回流不是新興現象，文章中提到，跨省農民工的絕對人數出現下降始於2015年，2015年-2019年下降了359萬。而疫情加速了跨省農民工的回流，2020年跨省就業農民工比上年減少456萬人，超過了此前五年的下降總和。
對於農民工回流帶來的近憂與遠慮，卓賢和楊修娜分析稱：“農民工持續回流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空間錯配；從中長期來看，農民工持續回流有可能造成機器替代、勞動降級和收入增長停滯。”
界面新聞聯系到三位曾經的跨省農民工，他們都在近年做出了返鄉決定。他們當中有的偶然“成名”，決定回到家鄉以網絡直播維生；有的“北漂”20年後，選擇回鄉創業；有的為了兼顧照料家庭，返回縣城做外賣員。他們講述了返鄉決定背後的緣由，也袒露了回鄉之後，生活仍存憂慮。
以下是他們的口述：
吳恩師（39歲，在深圳打工15年，在大排檔賣唱，回鄉後做網絡主播）：
我是廣西省河池市人，19歲離家，由於上學晚，那時剛初中畢業。我家鄉的年輕人外出務工首選廣東城市，我最早去了東莞，後來又到過佛山。當時雜誌上到處是關於深圳特區的介紹，我知道深圳有個地方叫大芬村，是畫油畫的，我喜歡書法，很想有機會到大芬村去。
恰好有位在深圳打工的同鄉，他所在的工廠招工，2005年，在他介紹下，我終於來到深圳，那年我23歲。因為得過肝炎，體檢不過關，我沒能進廠，只能另尋一個沒那麼正規的企業做搬運工，後來又陸續換了幾份工作，在自行車廠做過工人，在大芬村做過油畫學徒，也當過郵遞員。
在深圳打工當然不輕松，但我還是決定留在那裏。我喜歡深圳，喜歡它的大和繁華。在深圳，賺錢看上去比在別的地方容易一些，我也想看看有沒有屬於我的機會。
準確地說，我的機會是在2016年6月15號那天到來的。來到深圳的第一個月，我拿到的工資是317塊。6月15日晚上，在歐洲城路口，我第一次在街頭賣唱，唱了兩個小時，賺了140多。
我已經30多歲了，悟性不好、工作能力不強，同齡人當上主管時，我還是只能做普通銷售員，這讓我挺受挫，那次賣唱之後，我決定不再找工作，開始做全職賣唱歌手。
在深圳15年，賣唱是我認為最理想的一份工作，平均每個月有1萬多元收入。我能從這份工作裏得到滿足感，唱歌是我唯一能認真做好的事。從2018年開始，我常把自己的唱歌視頻發到短視頻平臺，2020年4月，我在發布的一條視頻裏翻唱了《他不愛我》，這條視頻火了，播放量有90多萬。
我的粉絲開始猛漲，在那個春天漲到了40萬，有幾家經紀公司跟我打電話，說要和我簽約。我選了一家武漢的公司，他們承諾給我一筆幾萬元的預付金，我想用這筆錢裝修老家的房子，只是到後來才知道，這筆錢並不付給我，是借給我的。
2020年9月，我回家裝修，在家裏學著做直播，發現收入竟然還不錯。直播間裏一般有八、九百人，多的時候到上千人，打賞最多時，我一天能收入幾千塊。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想再回去做“深漂”，年底時，就回到深圳退掉了出租房。
在家的生活當然比外面好很多，我有兩個小孩，一個讀小學六年級，一個還沒上學，之前沒時間陪伴他們，現在正好能做些補償。但回家一年後，我才清楚，直播這個工作是做不長久的，不會有人一直在直播間給我打賞，這沒什麼意義。我的粉絲近半年沒有再增長，最近兩個月，我每天收到的打賞不超過300塊。我也開始焦慮，擔心之後靠直播掙的收入越來越少，不得不再出去打工。
在我們縣城，找個理想的工作很難，餐廳服務員這類的服務性工作工資在2000元左右。我想，如果真需要再次外出打工，我還是會選擇深圳，在我熟悉的地方，還是靠賣唱掙錢。只是，嘗到了做小網紅的滋味，再回去看別人臉色工作，對我來說，會更覺得失敗吧。
李海霞（46歲，在北京打工20年，服裝廠廠長，回鄉後創業）：
我18歲時，北京的一家中外合資服裝廠來縣裏招工，名額大約30人，我很想去。那是1993年，在我家鄉山東省菏澤市鄆城縣，像我這樣的女學生，高中畢業後沒有別的出路，只能在農村田裏幹活，我想，如果有出去闖的機會，我一定要抓住。
家裏人都不同意，但我還是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在廠裏，我最初的工作是踩縫紉機，第一個月拿到100塊工資，我覺得特別滿足，算下來，到年底攢夠四、五百塊，足夠還上出門時借的父親的錢。那時，我父親一個月賺5塊，我在廠裏工作三個月，工資漲到150塊。
工資能大大貼補家用，弟弟妹妹上學不用再擔心學費的問題，於是我決定留下來，之後20年一直待在這家工廠，我的家也安在北京，丈夫和孩子都在北京生活。
有一年春節回家，我見到曾經一起到北京打工的姐妹，她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回家結婚，生了四個孩子，家裏沒一點積蓄。她羨慕我：“什麼時候我們也能像你一樣，有份工作幹著呀。”從那時開始，我有了一個念想，“什麼時候能回家帶動她們一起幹活？”這個事兒要是能做成，我覺得我心裏肯定特別舒服。
2012年，我35歲，從工廠一線員工做到班長、車間主任、廠長，把服裝廠經營的所有流程完整走過了一遍。我決定辭職回鄉創業，辦一家制衣公司，做服裝設計、生產和銷售。2013年，公司剛起步，租地皮、建廠房，辦理各種繁瑣的手續，采購面料、培訓員工，再加上客人催貨，虧損了30多萬元。後來隨著人員穩定、管理精進，很快扭虧為盈，2020年，我們公司的營業額達到一千多萬元，得到縣裏頒發的10萬元“返鄉創業獎”。
我很感激自己當時做了返鄉的決定。我個人經濟上的提升是很明顯的，在北京打工年收入十來萬元，目前行情好的情況下，一年收入能頂以前十年。而且，由於公司效益不錯，能給100多名留守婦女提供工作崗位，這給我帶來的幸福感也更強。
近三、四年，回到村裏的務工者確實變多了，有的是在外工作好多年，買不上房，決定回老家；有的是找了老家的對象，生了孩子，不舍得再丟下孩子出門。我招工時經常碰到她們，“以前我在青島幹的”、“從前在上海幹過”，她們說。問她們為什麼不再出去，“再出去的話，孩子學習成績都跟不上了。”
我在農村辦廠，也遇到一些棘手問題，比如“打不了硬仗”，沒辦法積極調動，緊張生產。工人們都有孩子，以家為重。孩子四、五點鐘一放學，她們就要回家做飯，加不了班。
原來在北京，一個月後交貨的訂單，我們25天就能完成，在村裏，35天都完不成。“戰線”拉長，對企業來說，效益受影響，工人的工資也跟著受影響。城市裏的企業能高速運轉，管理方法也成熟，把這種方法生搬到農村來，許多時候實施不了，很容易被農村的生活習慣打破，這是我現在碰上的最發愁的問題。
郭慶光（39歲，在廈門打工10年，膠卷廠主管，回鄉後做外賣員）：
我是山東曹縣人，在福建省廈門市工作10年之後，2014年回到曹縣。做這個選擇主要是為了家庭，在那之前，我的妻子和小孩從廈門回了老家，孩子開始在家裏上小學。
我是1982年生人，高中畢業兩年後，21歲來到廈門。那時，家鄉出去打工的人不多，外地工廠招工很嚴格，工作並不好找。因為我有個朋友在廈門做工，比較熟悉當地情況，我心裏有了底，才下決心出門闖蕩。
到了廈門，我每天都跑去工作介紹所，最後終於在柯達膠卷廠謀了個崗位。在廈門十年，我一直都在這個廠裏上班，從作業員做到車間班組主管，工資能拿到五、六千元。膠卷廠的工作不論是在待遇上，還是工作強度上，都比較符合我的期望。只是為了照顧、陪伴家庭，返鄉看上去是更合適的選擇。
回到曹縣之後，有近兩年時間，我什麼工作都沒做。我嘗試過進廠，去了一家醫療器械廠，但曹縣工廠跟廈門很不一樣，工作時間長，管理模式也不同。這可能跟時代變化也有關系。2003年，我在廈門找工作時，工廠難進，對學歷有要求，進廠之後每年還要考核。等我再回到老家，工廠對工人的要求已經越來越低。
從前我做工人，工作上出現問題，組長、班長可以隨便訓話，現在在廠裏，領導都會叮囑管理人員，“要好好跟工人講話，不能訓斥。”工廠用工關系跟以前很不一樣，我在這家醫療器械廠做了一段時間，實在覺得適應不了，就離開了。
只能開始重新找工作，我在我們本地的信息港網站上看到美團外賣員和郵政快遞員的招聘。我選擇了做快遞員，工作了兩天，感覺工資不理想，車輛設備也不理想，又換做外賣員，從那之後，我一直在外賣行業工作，到現在已經做了四年。
外賣工作的優點在於不用待在一個地方，不像長期在工廠，有被束縛的感覺。我給自己安排的工作時間比較長，早上9點開始接單，夜裏12點下班，在這期間，我有一小時休息時間，能接送孩子。我每天接五、六十單，一個月賺六、七千元，這在縣裏算不錯的收入，其他服務行業的工作，例如服務員，月工資在三千元左右。
現在曹縣在網絡上火了，但我們的實際生活包括我的收入，沒有什麼變化。我對未來也有憂慮，外賣員的工資雖然高，但這是用工作時間換來的，再過幾年，如果身體吃不消，我想這份工作很難長久地做下去。可目前，我也沒有別的打算，這是我在曹縣能找到的最合適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