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安徽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入藏一批竹簡。經過專家的鑒定和竹簡樣品的年代檢測，我們確認其年代為戰國。
經初步整理，這批竹簡共有編號1167個，保存狀況總體良好，完簡較多。竹簡形制多樣，長短不一，最短的約21.3、最長的約48.5、簡寬0.4～0.8厘米。長簡編繩三道，短簡則為兩道。殘留物顯示，編繩屬於絲麻類材料，有的染成紅色。簡背含有豐富信息，不少留有劃痕或墨痕，有的還有編號或一些其他文字。竹簡由不同人抄寫，書體風格多樣，字跡清晰，內容十分重要 (圖一)。
一、主要內容
經過初步整理和辨識，我們發現這批竹簡全部是書籍類文獻，涉及經、史、哲、文和語言文字學等不同學科，具體包括《詩經》、楚國歷史、孔子語錄等諸子類著作、楚辭以及其他方面的作品，多不見於傳世文獻。
(一) 《詩經》
這組簡完簡長48.5、寬0.6厘米，三道編繩，字數少的每支簡不到30字，字數多的接近40字。簡背有劃痕，簡首尾留白。簡正面下部有編號，自第1號始，最後一簡的編號為第117號，實際存簡97支，其余缺失。簡文內容為《詩經》部分國風，有“《周南》十又一”“《召南》十又四”“《侯》六”“《鄘》九”“《魏》九 (實際十篇) ”等，另有《秦風》十篇，共存《詩》58篇。與傳世的《毛詩》相比對，簡本《詩經》各國風之排列順序與《毛詩》不盡相同。值得註意的是，出現了《侯風》，所屬六篇詩《毛詩》則歸《魏風》，而《魏風》除首篇《葛屨》外，其余九篇則是《毛詩》之《唐風》。各國風內部所屬詩篇排序和數量也與《毛詩》略有差異。各篇詩連抄，每篇結束之後以一墨點標記，皆無篇題。多篇詩的章次與《毛詩》不同，異文更是大量存在。
(二) 楚史類
楚史類竹簡根據形制和字體風格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完簡長34、寬0.6厘米，三道編繩，首尾留白，每簡27～30字。簡背有劃痕或編號，編號可分為若幹組，完簡有300多支，殘斷較少。這批簡可能是一部較為完整的楚國官修史書，簡文從“顓頊生老童”起到楚(獻) 惠王“白公起禍”止，記載了楚先祖及熊麗以下至惠王時期各王的終立更替和重大歷史事件。
圖一 竹簡
1.《詩經》類 2.楚史類 3.《曹劌之陳》 4.諸子類 5、6.簡背
第二組簡有140多支，完簡長34.5～35、寬0.6～0.7厘米，三道編繩，首尾留白。簡文書寫較密，各簡字數不等，每簡37～40字。簡文內容為輯錄楚國之重要史事，涉及楚國與相關國家許多重大事件。簡文每記一事畢，則以墨識標記分章。其中，有一支簡記有“陳子魚內 (入) 陳，驛告枼，枼公見。春秋啇 (適) 三百歲”，我們認為這應是這組簡的最後一支。
（三)諸子類
我們歸為諸子類文獻的簡，內容以儒家為主，形制上各有差別，可以分為若幹篇組。
第一組共有完簡13支，簡長43、寬0.6厘米。兩道編繩。頂格書寫，首尾不留白。1～7號簡背有編號，第7、8、12支簡背尚有一些文字，與簡面內容似乎沒有直接關系。這組簡輯錄孔子的言論，每條皆以“仲尼曰”引出。簡文保存的孔子言論，只有幾條見於今本《論語》和《禮記》等書，文字也不完全相同。
第二組簡共有33支，完簡長45.2、寬0.6厘米，每簡約38字，三道編繩，簡背有劃痕。簡文記載子貢入見孔子以及二人的對話。
第三組簡共有14支，簡長36、寬0.75厘米，三道編繩，首尾留白。多數簡末端殘斷 (失1或2字) 。簡文主要論述君子的行為堅守，如君子對學與行的態度，主張君子“尊位令名”要“貴位不忘賤, 富則能以貨分”，要“龏儉不倦”“慎獨”“敬信”等。
第四組簡共有10支，拼接後為6支完整簡，簡長46.9、寬0.6厘米，每簡35～41字。三道編繩，首尾留白，簡背有劃痕。簡文以“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以及受 (紂)、晉平公、宋景公等為正反之例，論述“聖人樂義而美利”，指出“今人之所美與其所樂各異”。
第五組簡共有32支，殘斷居多，完簡3支，簡長28、寬0.5厘米，每簡22或23字。兩道編繩。簡文以君子與小人比較，論君子之行為規範，指出“君子日自新，而小人日自厭”。
第六組簡共有7支，完簡2支 (稍殘)。完簡長約44.2、寬0.5厘米，三道編繩。每簡34～36字。這組簡當有一些缺失，簡文謂天地、民人、四時古今不變，“日月星辰不改行，然而古富今貧，古治今亂”，則是由於當今社會“失本正”之故。
第七組簡有29支，完簡20支，其余為殘簡。完簡長46.3～47.5、寬0.7～0.8厘米。簡首尾為圓頭，字皆頂頭，首尾無留白，每簡31～33字，三道編繩。簡文以古聖王事跡為例論“輔王之道”，文中出現“虞、夏、商、周”以及“堯、舜、禹、湯、文、武、秦穆、齊桓、晉文、勾踐、闔閭”等帝王名。簡背有一些文字，與簡面內容似無關聯。
第八組簡約60支，完簡9支，簡長44.2、寬0.6厘米，三道編繩。簡首尾留白，每簡27字。簡背有序號，似為兩組編號。簡文記載申徒狄見周公及其與周公的對話。“申徒狄”一名見於簡文，“狄”作“易”，或稱“易也”。簡文與信陽長臺關竹書[1]以及《太平禦覽》所引“《墨子》曰”[2]可以相互對照。這組簡與長臺關竹書當是同一篇文獻，而保存則較長臺關簡完好，保存的文字也遠多於長臺關簡。簡文記載申徒狄最終“因伓(踣)，退，自投於河”，與《莊子·外物篇》等先秦典籍“申徒狄因以踣河”的引述也相吻合[3]。關於長臺關竹書的性質有儒、墨之爭[4]，這篇簡文較為完整，有利於問題的進一步討論。
第九組簡共有78支，較為完整的簡約40支，完簡長48.4、寬0.6厘米。每簡約40字，三道編繩，首尾留白。簡文與上博簡《曹沫之陳》[5]是同一篇文獻，個別字略有不同。
(四) 楚辭類
根據簡的形制和內容，楚辭類文獻應該是2篇保存完整的作品。
第一組簡共有23或24支，完簡長21.3、寬0.6厘米，兩道編繩，首尾不留白。每簡17或18字，簡背有劃痕。簡文為舜之二妃對舜的悼念，當是楚辭的佚篇。簡文中出現二配 (妃) 和重華等人物以及地名“蒼梧”和“沅、澧、湘”等水名，與《禮記·檀弓上》“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6]以及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7]等文獻記載可相印證。簡文以舜之二妃娥皇、女英悼念舜為主題，抒發“離居”之懷，體現了楚辭“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8]的特點。楚辭這一佚篇的發現，顯示舜與二妃題材對楚辭創作的深遠影響。
第二組簡共有27支，完簡長33、寬0.5厘米，三道編繩，簡背有編號。簡文首句曰“善而莫吾知”，作者認為自己德高行善，“小心翼翼”“貴吾不驕”“貧吾不惑”，但不為世所認可。對“寇盜富貴”“善者貧貶”“聖智亡遠”以及小人得勢等社會現象，作者“憂心之戚戚”，並以此為恥，堅持“從信與義”“從善之所處”“寧生而饑, 毋死而祀”“寧言而勿用，毋知而弗起”，表達了作者對社會失卻道義、為富不仁的針砭以及自身對信義德善的堅持。這篇楚辭佚作與《離騷》表現的憂憤之情頗為相似。
(五) 其他
這批簡中還有一些涉及相面、占夢等方面的材料。
第一組簡共有22支，其中殘簡7支，大多完好。簡長42.8、寬0.5厘米，三道編繩，首尾留白，每簡約30字。簡面下部有編號，應原為18支簡。簡文內容當為相術，根據女子身體特點和面相列舉女子之“不可畜”的各種情況，還根據飲食預測孕婦生子或男或女或美或貴等。
第二組簡共有11支，殘斷過甚，無完簡。殘簡內容有“某夢得金玉生肉生魚”“某夢不能舉其手”“夢乘鬼車鬼馬乘舟”等，此篇應為解夢一類的作品。
第三組簡共有6支，當拼合為3支簡。完簡1支，長44.4、寬0.4厘米，三道編繩。這組簡的確切內容較難理解，尚待深入研究。
二、國別和時代
這批竹簡不是科學發掘品，對其國別和時代的鑒定是判斷竹簡性質的重要基礎性工作。這批簡雖然經過了一定的流傳轉手，所幸沒有出現嚴重的人為損壞。全部竹簡疊壓在一起，含有不少淤泥，各簡的次序雜亂。經過清洗，竹簡顯示出清晰的字跡，不少簡的契口殘留有編繩，有的編繩呈紅色。根據地域和時代明確的竹簡判斷，簡上的文字體現了戰國楚地的文字風格，簡的形制等與戰國楚簡也較為一致。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一批戰國楚簡。
全部竹簡清理完畢後，經過初步釋讀，我們發現這批簡中包含了《詩經》和諸子類等珍貴文獻，尤其是楚史、楚辭等內容的發現，更加支持了我們對該批簡地域和時代的判斷。在這批簡中，還發現了與長臺關竹書、上博簡《曹沫之陳》相同的文獻，這也進一步證明了它們所屬的時代和國別。
為了科學檢測這批資料的年代，我們選取空白竹簡、竹笥殘片和漆片等3種樣品，委托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進行了碳-14檢測；同時，截取有字簡的空白部分，由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湖北省荊州文物保護中心進行了化學分析檢測。
根據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檢測結果，加速器質譜 (AMS)碳-14 測試經樹輪校正後的年代是距今 (1950年) 約2280年 (表一) [9]。
選取3個樣品，委托湖北省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對這批簡進行化學分析檢測，包括1#荊州夏家臺楚簡、2#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 (為保證可信度，從有字簡上截取) 、3#安徽大學藏竹笥殘片。通過對樣品進行綜合化學檢測, 對比辨識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與荊州戰國楚簡的相似度[10]。
1.紅外光譜分析
1#、2#竹簡樣品的紅外光譜圖較為接近，二者均在3410cm-1左右出現羥基的伸縮振動吸收；在2852、2924cm-1處出現-CH2的對稱與反對稱伸縮振動吸收峰；在1597、1507cm-1處出現單核芳烴的C=C伸縮振動吸收峰；3#樣品在3409cm-1出現較寬吸收，在2935處出現飽和C-H的吸收峰；與1#、2#樣品一樣，出現了1597、1508cm-1的單核芳烴的C=C伸縮振動吸收峰。3個樣品的紅外圖譜一致，與現代竹材相比差距很大 (圖二、三) 。
圖二 竹材樣品紅外光譜圖
圖三 現代竹材紅外光譜圖
2.結晶度分析
現代竹材中主要含有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這三類高分子物質，其中，只有纖維素具有較為規則的晶體結構，能在X射線衍射中得到尖銳的衍射峰。因此，竹木樣品衍射峰強度的變化反映了纖維素結晶度的變化，從而反映了纖維素晶體結構的降解程度。纖維素的結晶度即結晶區占纖維素整體的百分率 (圖四；表二) 。
圖四 竹簡樣品X射線衍射圖
現代竹材結晶度為72.6%，與天然竹相比，3個樣品的結晶區有序結構被嚴重破壞，發生了嚴重的降解。
從上述檢測結果看，安徽大學所藏竹簡與荊州戰國楚簡化學特性高度相似，而與現代竹材相去甚遠，可判斷其年代為戰國時期。
三、價值和意義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數量較多，保存狀況良好，內容涉及經、史、子、集各類文獻，尤其是《詩經》和楚史、楚辭類文獻的發現，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
《詩經》和《尚書》等儒家經典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廣泛而深遠，是傳統文化最核心的文獻。簡本《詩經》是楚地的抄本，也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抄本。簡本《詩經》的發現，將會推進《詩經》學研究的進展。與傳世的《毛詩》、三家《詩》以及阜陽漢簡《詩經》相校核，簡本與它們既有相同的一面，也存在明顯的差異。簡本與各本的異同，為進一步探討《詩經》學史上《詩》三百的編成時代、孔子刪詩說、《毛詩》的流傳和性質等重要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簡本《詩經》中的大量異文，為古文字學、文獻學、漢語史研究增添了寶貴的新材料。
這批竹簡中發現的楚史類文獻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最為完整且系統的楚史資料，極大豐富了楚史研究的內容，可以正史、補史，對先秦史尤其是楚史研究極為重要。關於楚早期歷史傳說的有關記載，傳世文獻相互矛盾，含混不清。按照《史記·楚世家》的記載，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11]。《楚世家》記載的“卷章”即“老童”，以往研究已指出[12]。“重黎、吳回”或以為是兩人，或以為是四人，看法不一。“穴熊”到“鬻熊”之間，司馬遷則說“弗能紀其世”。近年來新出楚簡材料中，楚人祭祀先祖時出現了“老童、祝融、穴熊”和“老童、祝融、毓 (鬻) 熊”的兩種組合，還出現了“三楚先”的簡稱[13]。根據安大簡第一組楚史類文獻材料初步整理的結果，楚早期世系為帝顓頊生老童，是為楚先。老童生重及黎、吳及韋 (回) 。黎氏即祝融，有子六人，其六子曰季連，是為荊人。“融乃使人下請季連，求之弗得。見人在穴中，問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懼, 告曰：酓 (熊) 。”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 (熊) ，是為荊王”。穴熊生熊鹿 (麗)，穴熊終，熊鹿 (麗) 立。簡本對楚先祖的來源、世系的記載非常清楚，與《楚世家》等傳世文獻比較，簡本主要有6點不同。一是老童為顓頊所生，不是稱所生。老童所生有四子，即“重及黎、吳及韋 (回) ”。簡文兩個“及”這麼用，顯然是要防止將四子誤為兩人。二是黎氏即祝融，而不是重或吳、回。三是無陸終其人，生六子者就是祝融黎，文獻陸終當是祝融之誤。四是季連就是穴熊，而且簡文交待了穴熊得名之由。五是不存在附沮一世。六是穴熊生熊麗，期間並不存在世系的中斷，這也證明《楚世家》鬻熊就是穴熊。以上只是對簡本撮其大要，與《楚世家》進行初步比勘。可以看出，簡本對楚早期傳說歷史進行了清理和整合，記述翔實，線索清晰。《史記》關於楚先祖歷史記錄的一些矛盾和不清楚的地方，簡文都交待得很清楚。根據簡文記載，原來老童出自顓頊，是楚人始祖，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季連，季連就是穴熊，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因此，楚簡中才會出現祭祀“老童、祝融、穴 (鬻) 熊”這三位祖先的組合，“三楚先”確定無疑就是這一組合的簡稱。長期以來困惑學者的問題，根據簡本楚史的記載就迎刃而解了。這證明安大簡楚史與其他楚簡對楚先祖世系的記載是一致的，是戰國時期楚人業已形成的統一看法。因此，我們認為安大簡楚史可能是楚國的一部官修史書。
這批簡諸子類文獻中，孔子語錄等儒家類文獻，對儒家學說在戰國時期的傳播和發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關於申徒狄、曹沫等文獻可以與已經發現的相關文獻進行比勘和綜合研究；楚辭類文獻對楚辭的形成、發展和先秦文學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是繼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之後先秦文獻的又一次重大發現，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價值。隨著研究的深入，這批竹簡對古代經學史、思想史、楚史、文學史和語言文字等領域必將產生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2] (宋) 李昉等《太平禦覽》卷八○二《珍寶部一》，第3560頁， 中華書局，1995年。
[3] (清)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944頁，中華書局，1985年。
[4] 關於長臺關楚簡的墨、儒之爭可參看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352～359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楊澤生《長臺關竹書的學派性質新探》，《文史》2001年第4期；李零《長臺關楚簡〈申徒狄〉研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4年。
[5]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6] 《十三經註疏·禮記正義》，第1281頁，中華書局，1982年。
[7] 張濤《列女傳譯註》，第4頁，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
[8] (梁) 劉勰著、範文瀾註《文心雕龍註》，第4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9] 本項檢測工作由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完成，檢測結果由該中心提供。
[10] 本項檢測分析由湖北省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方北松研究員完成，檢測報告也由其撰寫並提供。
[11] 《史記·楚世家》，第1689～1691頁，中華書局，1963年。
[12] 《史記·楚世家》裴骃《集解》引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第1689頁，中華書局，1963年。
[13] 黃德寬《新蔡葛陵楚簡所見“穴熊”及相關問題》，《古籍研究》2005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刊於《文物》2017年第9期。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黃德寬、徐在國 主編
2019-8，定價：1080元
ISBN：978-7-5475-1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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