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奧爾罕·帕慕克
（發自伊斯坦布爾）
翻譯｜李琬
過去四年間，我一直在寫作一部時間設定在1901年的歷史小說，故事發生在被稱為第三次瘟疫大流行的時期，當時爆發了一種腺鼠疫，它在亞洲奪走了幾百萬人的生命，但在歐洲並沒有造成多少死亡。而過去兩個月裏，知道我在寫這部《瘟疫之夜》
（Nights of Plague）
的朋友、家人、編輯和記者都接二連三向我拋出一堆有關瘟疫的問題。
他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當下的新冠肺炎和歷史上爆發的疫病、霍亂之間有什麼相似性。實際上它們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在人類歷史和文學書寫的歷史上，不同瘟疫之間的共通之處，不只在於細菌和病毒本身是相似的，更在於我們最初面對瘟疫時的反應總是相同的。
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當代歐洲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生於伊斯坦布爾，自幼學畫，大學主修建築，後從文。200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稱：“在探索他故鄉憂郁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錯的新象征。”
我們一開始面對疫病暴發的態度總是去否定它的存在，想要否認的確有瘟疫暴發。
《瘟疫年紀事》幾乎是僅有的一部關於傳染病與人類行為的有洞見的文學作品，在這部書開頭，笛福寫道，1664年，倫敦附近某地暴發瘟疫，地方當局力圖降低死亡數字，他們隱瞞數據的方法是把一部分死者的死因登記為瘟疫之外的一些疾病。
《瘟疫年紀事》，[英]丹尼爾·笛福著，許誌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意大利作家曼佐尼寫於1827年的《約婚夫婦》是關於瘟疫的最寫實的作品，作者帶著同情描繪了1630年米蘭瘟疫暴發時，當地民眾對政府應對方式的憤怒。盡管政府已經獲知疫病暴發的現象，米蘭總督仍然忽視了疾病帶來的巨大威脅，不願意取消慶賀王子誕生的盛大典禮。曼佐尼向我們表明，瘟疫急速蔓延是因為對人群活動的限制措施還不夠充分，執行還不夠徹底，以及米蘭市民還不太留意這些規定。
許多有關瘟疫和傳染病的文學作品把當權者的疏忽、無能或自私呈現為民眾憤怒的唯一根源。然而，像笛福和加繆這樣最傑出的作家，能夠讓讀者瞥見憤怒浪潮之下還有著政治之外的東西，它根源於人類境況的本質。
笛福的小說讓我們看到，在無止無休的抗議和怨氣背後，還有一種對於命運的憤怒，對旁觀甚至縱容這一切死亡和痛苦的造物主感到憤怒，對似乎不知如何應對這一切的宗教組織和機構也感到憤怒。
另外，制造謠言、傳播虛假信息也是人性面對瘟疫時普遍和自發的反應。在過去時代的諸多瘟疫中，謠言的生長是由於得到錯誤的信息或者無法了解完整全面的事實。
《我的名字叫紅》，作者: [土耳其] 奧爾罕·帕慕克 ，譯者: 沈誌興，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笛福和曼佐尼都寫到，瘟疫時期人們在大街上相見時互相保持距離，同時他們也會彼此詢問各自家鄉和鄰居的情形，從而有可能得知有關瘟疫的更大規模的圖景。只有了解更宏觀的情況之後，人們才有指望逃脫死亡，找到安全的避難所。
在一個沒有報紙、廣播、電視和網絡的世界，不識字的廣大民眾只能通過想象力來弄清危險的來源、嚴峻程度和它可能造成何種程度的痛苦。對於想象力的依賴，讓每個人的恐懼都擁有了一種個體化的聲音，為它註入了一種抒情的質地——小範圍的、精神性的、神秘的。
瘟疫流行時最常見的謠言是，討論最初攜帶瘟疫而來的人是誰，以及從何處而來。在三月中旬，驚慌和恐懼開始在土耳其蔓延，吉漢吉爾一家銀行的經理、我在伊斯坦布爾的鄰居帶著一種深知內情的神態告訴我，“這個東西”是中國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發起反擊的方式。
（我並不這麼認為。）
就像邪惡本身一樣，人們總是把瘟疫描繪成一種從外面侵入的東西，認為它在其他地方暴發蔓延了，當地人沒有足夠有效地控制這場瘟疫。在記述雅典的瘟疫時，修昔底德一開始就說瘟疫是從很遠的地方開始的，來自埃塞俄比亞和埃及。
疾病是異國的、從域外進入、帶著惡意的企圖，這種假設最初攜帶疾病的人具有某種特定身份的謠言，總是最流行、最普遍。
在《約婚夫婦》中，曼佐尼描述了從中世紀以來就流行的大眾想象中的形象：每天都有人說起這樣一個毒辣邪惡的人，他在黑夜裏把被瘟疫汙染了的液體塗抹在門環和聖水缽上。他還寫到一個勞累的老人坐在教堂地上時，旁邊的女人就會指控他用外套摩擦地面來傳播毒物，接著騷動的眾人就會湊過來揪鬥他。
《約婚夫婦》，作者: [意] 曼佐尼，譯者: 呂同六，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7月
這些出人意料而且無法控制的暴力、傳聞、慌亂和反叛在文藝復興以來的瘟疫書寫中十分常見。馬可·奧勒留將後來被稱為古羅馬“安東尼瘟疫”的災難歸咎於羅馬帝國的基督徒，因為這些基督徒沒有參加祭祀羅馬眾神的儀式。
在後來的瘟疫中，人們指控是猶太人汙染了奧斯曼帝國和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水井。
瘟疫的歷史和文獻為我們揭示，折磨、死亡的恐懼、精神上的絕望以及受災民眾對這種異常遭遇的體驗越深，他們的憤怒和政治上的不滿就越是強烈。
和過去的那些瘟疫一樣，針對特定國家、宗教、族群和地區而散布的毫無根據的謠言和指控也同樣會對事件的發展造成顯著影響。社交網絡和右翼民粹媒體對傳播謊言的嗜好，也擴大了這種影響。
但是今天，相比過去時代經歷瘟疫的人類，我們要獲得有關瘟疫的可靠信息便利得多了。我們現在體會到的強大而合理的恐懼與以往非常不同，我們的恐懼主要不是因為謠言，而是因為準確的信息。
當我們看到紅點在各國和全世界的地圖上不斷增加，我們意識到自己無處可逃。不需要動用想象力，我們就會開始擔心最糟糕的情況。我們在視頻中看到黑色的大型軍用卡車組成車隊，把屍體從意大利的一座座小城運送到附近的火葬場，我們仿佛在看著自己的送葬隊伍。
然而，我們所感受到的恐懼不再包含想象和個性，它顯示了我們脆弱的生命和共同的人性其實是多麼驚人地相似。就像關於死的念頭一樣，恐懼讓我們感到孤獨，但意識到我們都在經歷相似的痛苦又讓我們不再那麼孤獨。
奧爾罕·帕慕克
從泰國到紐約，所有人都操心著如何以及在何種場合使用口罩，什麼是對商店買來的食物最安全的處理方式，以及我們到底要不要自我隔離——這一切提醒我們，我們並不孤獨。它造成了一種團結的感覺。恐懼不再令我們窘迫；我們在恐懼中發現，這種難堪的體驗有助於人與人的互相理解。
當我在電視中看到，人們在世界上最大的醫院外面等待，我可以看到我的恐懼也是其他人的恐懼，我感覺並不孤獨。隨著時間推移，我不再為我的恐懼而羞愧，而是漸漸將其視為完全合理的反應。我想起了那句有關疫病的格言：怕死的人活得更久。
最終我意識到，恐懼引發了我體內兩種十分不同的反應，也許對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有時它讓我只想退居自己內心，在孤寂和寧靜中生活；有時它卻讓我學會謙卑，與人團結一致。我最早想到要寫一部關於瘟疫的小說是三十年前的事，在那麼早的時候，我就把關註點放在對死亡的恐懼上。
《我腦袋裏的怪東西》，作者: [土耳其] 奧爾罕·帕慕克 ，譯者: 陳竹冰，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1561年，法國旅行家比斯貝克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作為哈布斯堡王朝的大使來到蘇萊曼大帝統治下的奧斯曼帝國，他逃到距離伊斯坦布爾六個小時路程的Prinkipo島上躲避了瘟疫，那是伊斯坦布爾東南方馬爾馬拉海王子群島上最大的一座島嶼。他指出伊斯坦布爾的隔離律法不大嚴格，將土耳其人稱為“宿命論者”——因為他們信仰伊斯蘭教。
大約一個半世紀之後，即使是頭腦通達的笛福也在他的《瘟疫年紀事》裏寫道：“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依賴他們所謂的宿命論思想，由於每個人的結局都是被註定的，並且是事先決定無法更改……”我的瘟疫小說幫助我在世俗化和現代性的語境下思考穆斯林的“宿命論”。
無論是否是宿命論者，在歷史上各次瘟疫中，說服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接受隔離比說服當地的基督徒更加困難。商店店主和各種信仰的鄉村居民迫於經濟壓力對隔離措施發起反抗，此外穆斯林社區中有關女性品行和家庭隱私的觀念也助長了這種反抗。19世紀初開始，穆斯林社區要求由專門的“穆斯林醫生”接診，因為當時大多數醫生都是基督徒，即使是在奧斯曼帝國。
19世紀50年代，乘坐輪船旅行更便宜了，去往麥加和麥地那的朝聖者成為最容易攜帶和傳播傳染性疾病的群體。進入20世紀之後，為了控制拜訪麥加和麥地那的朝聖者人流，英國人在埃及亞歷山大港建立了世界領先的檢疫站。
這些歷史事件，不僅無形中傳播著穆斯林是“宿命論者”的刻板印象，也助長著那種認為穆斯林和其他亞洲人都是傳染病來源和攜帶者的偏見。
《罪與罰》，作者: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譯者: 曾思藝，版本:果麥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2月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結尾，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夢見了一場瘟疫，這時，他也在同一個文學傳統中說話：“他在病中夢見全世界在劫難逃，遭到一場人們從沒聽說過，也沒見到過的可怕瘟疫，那是從亞洲的腹地傳到歐洲來的。”
在17—18世紀的地圖上，奧斯曼帝國的政治邊界由多瑙河標記，那裏被視為西方以外世界的起點。但在文化和人類學意義上標記東西方界線的，則是瘟疫，以及在多瑙河以東感染瘟疫的可能性要高得多這一事實。
這一切，在西方人心中強化了關於東方和亞洲文化固有的宿命論的印象，同時強化了這種
（並不正確的）
先入為主的看法：傳染病和瘟疫總是來自東方最幽暗的隱秘之處。
從當地搜集的各類歷史文獻為我們描繪的圖景是，即使是在大瘟疫流行時期，伊斯坦布爾的清真寺也依然在舉行葬禮，哀悼者依然互相拜訪，為對方送去安慰，在淚水中擁抱。相比疾病從何而來、傳播速度如何，人們更關心的是為下一場葬禮做好充分準備。
然而，在眼下這場新冠病毒肺炎瘟疫中，土耳其政府采取了更世俗化的舉措，禁止為染病的死者舉行葬禮，果斷地決定在對於信徒而言最重要的周五主麻日（編者註：主麻日是伊斯蘭教聚禮日，穆斯林於每周星期五下午在清真寺舉行的宗教儀式）關閉清真寺。土耳其人沒有反對這些措施。我們的恐懼是強烈的，但這恐懼也同樣顯示出智慧和包容。
如果我們希望看到瘟疫過後一個更好的世界，就必須擁抱和滋養當下的遭遇為我們帶來的謙卑與團結。
本文首發於《紐約時報》，原標題為《“瘟疫小說”教會了我們什麼？》，《新京報·書評周刊》獲獨家中文授權，為中文版首發。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翻譯｜李琬
編輯｜走走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