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秋，32歲的優秀飛行員康庭梓照例執行了一次讓他感到很光榮的專機任務，卻沒有想到，這一次任務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命運。“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那架256號三叉戟及機上9個人，一直被籠罩在歷史的聚光燈下，而被遺留下來的5名機組人員的命運，卻長期被遮蔽。他們身不由己被拋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體味了悲歡離合的人生故事。
墜落在蒙古溫都爾汗的256號三叉戟殘骸
口述：康庭梓 文：李菁
寧靜的周末我後來無數次回憶起39年前那個改變命運的事件，曾反復咀嚼事件發生前的每一個細節，仍然找不出一場舉世震驚的事件要發生的任何預兆。
9月12日是個星期天，按慣例，我應該回城裏的家探望家人，那時我第二個孩子剛兩歲多一點。我們飛行員平時都住在機場宿舍，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我一般從西郊機場騎自行車回到和平門的家，星期日晚飯前再趕回來。那時年輕，騎一兩個小時也不覺得吃力。但是一天前，我們專機師的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說周末有任務需要值班。於是晚上我給家裏打了電話，告訴我愛人這個周末不回家了。
那一天很平靜，我記得太陽很好，我把毛巾被洗了，拉了會兒二胡，又學了會兒外語。飛行的專業詞匯我基本上能看懂，三叉戟的飛行手冊就是我翻譯出來的。
18點鐘開飯，因為是周日，我們不需要像平時一樣排隊吃飯。我記得很清楚，晚飯吃的是蒸餃，我把蒸餃都盛好了，我們大隊值班室的人員就進來了：“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緊急任務！”我把蒸餃一推，趕緊往宿舍跑。
路上，我遠遠地看到機械師李平和潘景寅在辦公樓前說話，然後李平拔腿往機場方向跑。看到我，李平說了聲：“中隊長，潘副政委說要把油料加到16噸！”我一楞，16噸油是三叉戟從北京飛廣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關這麼短的距離加這麼多油幹嗎？
不過也沒來得及多想。我回去拿了個航行包，裏面有簡單的洗漱用品，然後把腳上的涼鞋換成皮鞋——因為要踩剎車，所以飛行員飛行時必須穿皮鞋；天氣有點涼，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褲。
當我到達團值班室時，領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經到了，他的家就在機場，也是被一個電話從家裏揪出來的。等了一會兒，潘景寅進來了，他只夾了個小資料包。“你們上值班室要車吧！”他就交代了這一句，神色也沒見任何異常。
機組9個人到齊後，我們坐車到達停機坪。這時，一輛油車正在給飛機加油。李平說：“潘副政委，就加了15噸油，油車加完了，沒油了。”心直口快的陳聯炳隨口說了句：“加那麼多油幹什麼啊？”潘景寅沒有吭聲，也沒有要求再來一輛車繼續加。
年輕時的康庭梓
一切準備完畢，我們就在機場待命。這架三叉戟被改裝後，分為三個艙：第一艙裏，左邊是張床，右邊是一個沙發，算是首長的包廂，外邊用一個隔扇隔開。中部是第二個艙，擺著茶幾和沙發，也就是辦公的地方。再往後去就是普通的座位，隨行工作人員大多坐在這裏。
過了一會兒，一輛藍色伏爾加小轎車駛來，下來的是空軍黨委辦公室的劉沛豐，從車上卸下很多東西。之後，汽車突然一加油門，從飛機左翅膀下急駛而出，把我嚇了一大跳，我心想，開得這麼快撞了飛機怎麼辦。
等了一會兒，伏爾加又開過來了，下來幾個人，我認出濃眉大眼的是林立果。同車來的還有一個戴眼鏡的人，白白凈凈，一副書生模樣，後來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譯程洪珍，車上還下來兩個不到20歲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的空軍軍裝顯得有些肥大。
這次專機就是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一共5位乘客。19點40分，256號三叉戟從西郊機場起飛。這是256號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機長是潘景寅，第一副駕駛是陳聯炳，我是第二副駕駛。飛比較長的航線，或者領導當機長的時候，一般會配第二副駕駛，以便可以隨時提供幫助。但駕駛艙裏沒有第二副駕駛的位置，所以飛機起飛後，我就坐在包廂的沙發上。我無意間往後艙掃了一眼，正好看見林立果和劉沛豐隔著茶幾在交談。林立果見了我之後不再說話。事後想起來，他的表情異常沈重。
35分鐘後，飛機降落在山海關機場。下飛機前，林立果禮節性地同機組成員握手，還一臉莊重地說了句：“明天首長要坐這架飛機，我代表首長感謝大家。”林立果當時雖然只有26歲，但身份已經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他那時也經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很多場合。所以他的這一番話在我們聽來，也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飛機後，機組人員開始例行檢查。我在後面幫機械師張延奎往發動機裏加潤滑油。這時，我看見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說：“待會兒把飛機加到17噸。”這是潘景寅第二次囑咐加油，我一聽，馬上就問：“為什麼加這麼多油，明天上哪兒去啊？”當時我滿腦子想的是把“林副統帥”拉回北京參加國慶慶典，哪用得著17噸油？潘景寅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只是說：“一會兒咱們上了飛機研究一下航線。”他這麼一說我也沒吭聲。
油車開過來後，才發現出了小麻煩。三叉戟飛機是用一個特殊的接頭，從機翼下邊通過油車的壓力，直接加油進去。但是山海關機場的這輛加油車導管和我們自己帶的壓力接頭不配套，無法正常加油。潘景寅聽匯報後說：“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說吧。”其實如果強行加，也能加進去，就是和其他飛機一樣，站在機翼上，打開蓋兒，利用重力加油，但那樣速度比較慢。潘景寅沒堅持，我們也沒再加，粗略地講，飛機上此時剩了12噸半油，這也決定了256號後來的命運。
1999年9月8日，“九一三事件”中墜於蒙古的三叉戟飛機殘骸在香港展出
加入“專機師”其實就在5天前，也就是9月7日，我自己剛剛飛了一次山海關。這一次飛行性質也是“訓練飛行”，可是那一天我一到西郊機場，就發現有點不一樣。平時的訓練飛行，飛機都停在停機坪上，可這一次卻拖到了候機室，只有專機或者有重要任務的時候，才會這樣。
正在我納悶時，看見一群穿著空軍衣服的年輕人上了飛機。我認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軍人是林立衡，因為她以前在我們部隊蹲過點。等到人都坐齊，我準備推操縱桿滑行的時候，林立衡突然說：“不行不行，還有點事兒，停一下！”後來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雙皮鞋要回去拿，於是我們等了40分鐘，等她第二次上飛機，才開始正常飛。不過林立衡坐的不是專機，屬於搭便機，這種飛行在我們部隊還是很多的。那一次飛的是三叉戟252號，也不是後來出事的256號。
9月12日的256機組一共9個人：機長潘景寅，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第二副駕駛是我，三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和張延奎，領航員李成昌，通訊員陳松鶴和服務員小魏。從飛行、領航、通訊到機械各個業務崗位，都是三叉戟飛機的技術權威，在當時空軍中不可能再組成第二個同樣水平的機組。我沒想到，這會是我人生的最後一次飛行。
潘景寅
我是河南鞏義人，1959年8月，我讀高中三年級，很順利地通過了飛行員考試，那一年我20歲，接到通知書的時候，我還在地裏幹活兒。當時全市的高中應屆生被挑中了3個，由於身體、技術等原因，最後只有我一個人飛了出來。正式入伍後，我被分到涿州的空軍第六飛行學院，當時叫第六航空學校，從初級教練機蘇制雅克-18飛機開始，學習駕駛殲擊機。
1964年，4年的航校學習結束，學員基本上淘汰了一半，兩個班合成一個班，分到空軍第34師，也就是唯一擔任國家專機任務的專機師。毛澤東建國後第一次坐飛機是1956年從北京飛廣州，當時就是專機師的蘇制裏-2飛機擔任的。
當年能被挑進專機師的，當然都是“根紅苗正”，我在學員班任班長，很快就被選拔出來學習飛相對先進的蘇制“伊爾-14”。經過一段集中訓練後，除了給老飛行員做副駕駛執行任務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擔任機長單獨執行任務。在我剛剛完成夜間的飛行訓練科目不久，我又被調到專機師的第100團。100團是專機師主力團，重要任務都是由100團來執行的，比如毛澤東1956年從北京飛廣州，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坐飛機，就是我們用蘇制的“裏-2”專機送的。100團的主力機型是蘇制伊爾-18，這是當時最好、最大的專機。當時周總理出訪一般都用這個機型。因為執行中央領導一級的任務，在部隊裏多少有些優越感，感覺像“禦林軍”一樣。
1970年初，中國從巴基斯坦引進4架三叉戟飛機。當時負責去巴基斯坦交涉買飛機之事的，是34師副師長潘景寅。回來後，也由他牽頭組建了三叉戟中隊，他的副手是陳聯炳。那時我已是伊爾-18的中隊長，就成了我們班唯一被挑出來訓練飛三叉戟的人選。我們組成一個三叉戟空勤中隊，我任中隊長。我們一起到廣州白雲機場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訓。
陳聯炳
三叉戟的飛行性能比伊爾-18要好，它的飛行速度也不亞於現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點是耗油量過大，進入上世紀90年代就逐漸被淘汰。但在當時，因為三叉戟采用渦輪噴氣式發動機，而且位於飛機尾部，不但飛得快，噪音也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為第一批乘客。
我給潘景寅當副駕駛拉過幾次江青。江青坐飛機有一個特殊要求：飛行起飛前不準在地面滑行，飛機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飛機一律不能起飛、落地。我記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後，同樣要停在跑道上。當時正趕上北京刮大風，我們從飛機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等人穿著軍大衣在跑道旁邊接機，凍得直跺腳。但江青還是不慌不忙在飛機上洗漱，大概過了20多分鐘才下了飛機。
江青每次出行，要帶炊事員、醫生、衛士、護士等一大堆人，我們專機也有自己的服務員。有一次飛行結束後，我們的服務員告訴我們，在飛行上她看見江青的服務員沏好咖啡後，把手伸到咖啡杯裏試溫度，她很驚訝地問為什麼，江青的服務員說：“咖啡熱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來嘗溫度，所以只能這樣。”還有一次江青想從廣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氣條件不利於飛行，但江青堅持一定要去，最終驚動了周總理，總理不同意飛。江青說自己的衣服沒帶夠，又派專機從北京給她送了一趟衣服。
第4架，也是最後一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給我國的。是我帶領機組和機務人員去廣州負責交接。這樣，4架三叉戟飛機就全部到齊了。它們的號碼分別是250、252、254和256。其中250和252號算是一般的專機，254號是江青經常乘坐的專機，256是這4架飛機中設備與客艙改裝比較好的一架。
三叉戟來之前，林彪冬季和夏季都來往於北京—揚州、北京—北戴河—山海關之間，坐的都是英國的“子爵號”，專機師有兩架“子爵號”。從1967年以後，為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中央決定不讓他坐飛機，因此，“林副統帥”的任務在專機的級別中就是最高的。所以，雖然沒人明說，但大家都知道，“林副統帥”肯定是這個專機的第一人選。
每逢10月1日國慶盛典，林彪是必須參加的，所以在我的潛意識裏，1971年9月12日派256號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統帥”回京參加國慶的。此前，我從來沒有拉過林彪，但我做夢也不會預料到，這竟然是一次走向死亡的飛行……
不平靜的夜山海關機場原是海軍航空兵駐軍基地，飛行部隊及飛機已經撤走，只留下負責機場警衛、通訊調度、後勤保障等的場站工作人員。當晚256號飛機落地後的一切工作，基本上是同海軍方面打交道。因為是重要專機，當晚海軍特別安排排以上幹部擔任飛機警衛。不僅如此，山海關場站還特意在停機坪的邊上臨時加裝一部場內分機電話。
9月12日晚上，到達山海關機場後，一切都順利。我們在整理飛機的時候，那兩個年輕女兵突然又回到飛機上，各自拿了軍用挎包下去。晚上21點多，我們機組一起到食堂吃飯的時候，看到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也在食堂吃飯。程洪珍身邊放著一個特別精制的手提皮箱，兩位女兵左肩斜背著剛從飛機上拿下來的軍用挎包。因為互不認識，我們分坐在兩張桌子上開始就餐。那兩個女孩子顯得比較沈默。
晚上我們就住在山海關機場的招待所裏。潘景寅是師級幹部，被安排在單獨的高幹房間，服務員小魏和那兩個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我們7個人住在另一棟基本連在一起的平房裏。房間是我分的：最東邊第一間是我們西郊機場調度室主任李海彬，他本來應該在北京工作，後來只要林彪在北戴河，空軍就專門派他在山海關負責調度；第二間住的是程洪珍；第三個房間正好有3張床，我分給了3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和張延奎；我與領航員李成昌住第四個房間；第五間是陳聯炳和陳松鶴。
過了一會兒，潘景寅來了，我們機組9個人聚集在3個機械師的房間裏。按慣例，在飛行結束後有個講評會，潘景寅簡單地評了一下當天的飛行。小魏還檢討自己沒固定好用具，摔了個茶杯。關於第二天的飛行，我還插嘴問了句：“到現在航線還不知道，明天怎麼看天氣？”他說：“這就甭管了，空軍航行局都掌握呢，咱們聽他們的。”潘景寅最後交代：“明天6點起床，6點半吃飯，然後早些到機場準備飛機，待命。”
睡覺的時候接近23點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戶的床上，我的窗離機械師們的房間不到1米遠。9月份的山海關夜晚已經有點寒意，臨睡前我還特地把窗戶關得嚴嚴的。睡得正香，突然聽見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李海彬在門外急呼：“首長到了！快起床！”接著又聽到猛敲隔壁房門的聲音。我一下子就爬起來了，打開電燈，李成昌也起來了，我們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當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時候，突然聽見很響的一聲“轟——”，這聲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發動機的轟鳴聲。我更著急了，沒顧上系鞋帶，衣扣也沒扣好，提個包就往機場跑。
借著招待所外的燈光，我看到副駕駛陳聯炳和通訊員陳松鶴兩人已經跑在了我們前面。經過程洪珍房間時，隱約見他站在房門口，兩手捂著衣服口袋，呆呆地看著我們往停機坪方向跑。
當從右前方看到停機坪時，那架256飛機，在白熾燈照耀下更加耀眼。我們4個人還沒上，飛機怎麼就走了呢？我滿腦子都是不解，也顧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機坪跑。
山海關機場在白熾燈照耀下，如白晝一樣。我看到256飛機正在快速移動，準備進入路道，發動機的聲音在深夜顯得格外大。這時，海軍地面人員也迅速趕來，我們站在一起，不約而同望著飛機，呆在那裏，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混亂中，一隊人馬突然從黑暗中出現，一輛卡車滿載著荷槍實彈的陸軍士兵在停機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經端著步槍從車上跳下，有人喊“開槍”，又有人喊“不準開槍！”我確定聽到了槍聲。人們的喊聲、汽車發動機聲、飛機的轟鳴聲混在一起。在那輛卡車到達的同時，一輛吉普車也出現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一位40多歲的陸軍軍官急速跳下車，他看我上身穿飛行員工作服，知道我是機組人員，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著手槍點著正在滑行的飛機，操著濃重的山東口音非常著急地說：“你，你……快把飛機攔住！”
我也很著急，就一個勁兒問他：“誰在飛機上？”他答非所問，只是不停地說：“這架飛機不能起飛！你把它攔住！”我看到停在那裏的吉普車，急中生智：“你拉我幹嗎？你把汽車開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飛了！”他趕緊上了吉普車，可是這時飛機已經滑入跑道的一頭，開始增速滑跑，幾十秒鐘後，便衝天而起，消失在機場西南方的夜空……
轟鳴聲遠去，機場突然陷入一片沈寂，站在我身邊的領航副主任李成昌，沒有忘記他的職業習慣，很習慣擡腕看表：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
謎團稍緩過來後，我最急於弄清楚的，是飛機上都是誰。顧不得叫上另外3名的機組人員，我“蹭”一下轉身，想找調度室主任李海彬問個究竟。半路上碰到服務員小魏，手裏還拿著兩個暖水壺，看見我，她第一句話就問：“飛機怎麼起飛了？我的開水還沒有打呢！”
我接過小魏的水壺，我們一同奔向調度室。調度室的門開著。我老遠就衝裏面喊：“誰在飛機上？”李海彬回答：“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沒等老李把話說完，我和小魏扭頭朝機場調度室走去。到了那兒一看，8341部隊林彪警衛團的人已經將調度室團團圍住，個個荷槍實彈。拿槍的士兵見我們是機組人員也沒有阻攔。
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塔樓裏氣氛異常緊張。我看見調度員正在用話筒喊“聽到請回答”、“快回來”這些話，可是對方一片沈寂。我明白，機上肯定把與地面的通話系統關閉了。8341的那些人拿著電話呼叫，喊接“北京9局”，電話接通後，我聽他們說：“向中央報告，‘老虎’和葉群把首長搞走了！”聲音很大，滿屋子人都聽得特清楚，我們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葉群把林彪給綁架了？！
林彪
調度室裏有一張罩在玻璃下面的大地圖，一名標圖員戴著耳機，一邊聽雷達員傳來的信號，一邊用紅鉛筆在玻璃板上畫出飛行軌跡圖，我們機組剩下的5個人就圍在地圖旁邊，焦急地看著。過了一會兒，標圖員的手停下來，他站起來摘掉耳機，很鎮靜也很職業地說：“雷達員報告，256飛機的信號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此時，離起飛14分鐘。
我們從塔樓又回到招待所調度室主任李海彬的房間裏。突然，門外衝進一位陸軍軍官，只見他在房間的中央呈半蹲姿勢，手拿著幾支“五九式”小手槍，很熟練地從槍膛裏退出子彈。這些手槍是從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孩子身上搜出來的，他們3人已經被看管起來。程洪珍隨身攜帶的那個小皮箱裏裝著4支五九式手槍，程洪珍可能有點害怕。年齡小的那個女孩子後來親口告訴我：程洪珍把她倆叫到房間，給每人一支手槍，說：“不管遇到什麼事，咱們聽林副部長（註：指林立果）的指揮。”那兩個女孩子身上沒地方擱槍，就又返回飛機找到了軍挎，每人在軍挎裏背一把手槍。
在256號起飛之前，程洪珍接到了周宇馳從北京打給他的電話，讓他趕快跑。程洪珍問“往哪兒跑”，周宇馳只回答說：“你快跟他們跑！”程洪珍一時也不知道該往哪兒跑，就待在那兒。其實他是有時間上飛機的。在我們往機場跑的時候，站在宿舍門口的程洪珍，已經將子彈上膛的兩只手槍插在腰間。一片混亂後，山海關機場漸漸恢復了寧靜，8341的人也從機場撤離。可是我們誰也平靜不下來，我們5個人不約而同來到機械師們的房間，想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有兩床被子胡亂疊在一起，另一床鋪在那兒，伸手一摸余溫尚在。我們一時也不知道怎麼辦，就坐在那兒看表——我們都清楚，飛機裏就剩下12噸半油，你能飛哪兒去？頂多能飛兩個小時，到時候你不落地也得落地。
很多信息從各方面匯集過來，我們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細節。那天晚上，潘景寅並沒有回他自己的房間睡覺，而是待在李海彬的調度室裏，程洪珍也沒有睡，他們3個在一起聊天。
9月13日淩晨零點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個電話，他隨後就通知李海彬給油車加油。在李海彬打電話要加油車的時候，潘景寅走出調度室，先經過程洪珍的門口，再經過我們的房間，直接走到3個機械師的房間，把他們叫起來去機場——我的房間與機械師們住的房間只有一墻之隔，我是個睡覺很輕的人，房間開著燈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機械師起床時，我竟沒有聽到任何一點聲音。
3位機械師到機場時，油車還沒有來，他們開始做飛行前的準備。一會兒，油車來了，一個機械師爬到機翼上準備加油時，突然，一輛黑色紅旗牌轎車從停機坪外的黑暗中急駛而來，在飛機的左後方停了下來。此時是零點22分。
這是林彪的專車，潘景寅隨即直奔停機坪。從調度室到停機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機坪，直接登上飛機。在接到電話、把機械師叫醒到登機，中間有十幾分鐘的時間，但潘景寅一直沒有把我們其余5位機組人員叫起來。在我看來，他是有意識地把我們甩掉的。
墜機現場
現在有很多關於“九一三事件”的評論文章，其中一個觀點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誤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駕駛、領航員和通訊員——甩下來，而把沒用的機械師帶走了。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機械師是飛機的關鍵人物，飛機艙門的鑰匙都在機械師手裏，加油也靠機械師。這些飛機起飛前的種種動作沒有機械師是完不成的。
我後來聽海軍的地面人員說，林彪的紅旗車停了以後，第一個下來的是葉群，她說：“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現在有情況，快讓油車離開，我們要走！”並高呼：“誓死捍衛林副統帥！”第二個下車的是林彪。三叉戟是一個軟軟的梯子，兩邊用很粗的鐵棍固定。一車人陸續下來後，又上拉下推地上了飛機。
這時候，機械師邰起良看見林彪已經到來，而機組其他5位成員還沒到，他可能有點納悶，到飛機下面抓起臨時內線電話，找到調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長都到了，機組人員怎麼還沒來齊？！”李海彬也大驚，才趕緊去敲我們的門。
當時參與攔截飛機的，還有山海關機場場站的參謀長。他告訴我們：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準256飛機起飛的命令，然後他直奔機場，到了飛機下面，沒看到潘景寅，卻看到正在打電話的邰起良。參謀長回憶，當他把命令告訴邰起良時，邰起良緊皺眉頭，楞楞地呆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林立果大步跨到電話機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飛機。邰起良一邊走一邊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們能馬上出現。可是最終也沒能等到我們，他成為倒數第二個登機的人。最後一個登機者是林立果。
已經登上飛機的葉群，還把頭伸出駕駛艙的窗外，高喊：“油車趕緊讓開！我們要起飛！”被她這麼一喊，油車司機開始猶豫著往後面倒，可是還沒等他完全把車倒走，飛機就急著開始滑行，結果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掛在了油車頂部，燈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機坪上。
3685號直升機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其實涉及了兩架飛機。除了三叉戟256之外，還有一架是被周宇馳劫持的3685號直升機，但是，很多年來，關於這架直升機的故事卻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這架直升機的一位親歷者陳士印是我在航校時的同學，1964年7月我們一起被分配到34師。陳士印後來被調到新成立的四團改飛直升機，1967年，空軍從法國進了“雲雀”直升機之後，他又開始學習飛“雲雀”，很快就擔任飛行副大隊長，當時不足30歲。
1971年春，空軍參謀長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機團的專機師副師長，說空軍首長要求，在首長(林彪)身邊要培養一名直升機飛行員，這位準備學習直升機的人就是周宇馳。雖然周宇馳在空軍的身份只是司令部黨委辦公室副主任，但是他與林立果的親密關系眾所周知，所以副師長親自帶周宇馳學比較先進的雲雀機。作為副大隊長的陳士印也被指定擔任訓練飛行的指揮員，因此也認識並接觸到周宇馳。
陳士印和他當年駕駛的3685號直升機
9月13日淩晨1點多，正在熟睡的陳士印被周宇馳的電話叫醒。周宇馳讓於新野用車把陳士印接到空軍指揮學院的小樓裏，周宇馳拿出一張16開大小的白紙讓陳士印看，上面是紅鉛筆寫的歪歪斜斜的幾個字：“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沒有紅頭，下面沒有紅章。周宇馳說有重要任務，讓陳士印開直升機去北戴河給林彪送文件。
周宇馳與於新野、李偉信3人在空軍指揮學院辦公室匆匆忙忙裝上一大堆東西後，拉著陳士印趕到沙河機場。因為很長時間沒有飛直-5型直升機，陳士印覺得沒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
周宇馳拿著這張林彪手令，騙過了機械師打開直升機，也騙過汽車連連長給3685號飛機加了油，最後騙過調度長通過場站調度室值班員給直升機放飛。淩晨3點15分，3685號直升機起飛。其實那時候，周恩來總理已經通過在空軍坐鎮的李德生向全國發出了“禁空令”，這時張家口機場的殲擊機已經起飛，決定對3685號直升機進行空中攔截。
陳士印和陳修文當然不知道這一切。直-5的駕駛艙只能坐3個人，陳修文坐在左邊正駕駛員的位置上，陳士印在右邊駕駛，周宇馳坐在陳士印的後面。他關掉了通話開關，又熟練地關閉了航行燈和機艙所有燈光，說是任務絕密，要保持靜默飛行。飛機起飛後，周宇馳讓兩位飛行員向張家口方向飛。飛行員質疑：不是到北戴河執行任務嗎？周宇馳認為不可能再繼續瞞下去，才拿出一張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圖，命令兩位飛行員飛烏蘭巴托。
陳士印後來告訴我，他們當時對錯綜復雜的政治局面並不了解，在他們看來，周宇馳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要叛逃，這是他們堅決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們一邊飛一邊想對策。
其實，這架3685號飛機當時已經處在地面雷達的監視下，張家口一帶機場8架殲擊機已經起飛。陳士印回憶，他和陳修文也隱約看到了在飛機周圍閃過的小飛機的影子，他們告訴周宇馳有飛機攔截，當周宇馳慌忙伸著脖子往外看的時候，飛行員趁這個間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飛機航向表往回擰了180度，並巧妙地操縱飛機向後轉彎。就這樣，直升機調轉機頭開始返航。淩晨4點50分左右，到達官廳水庫上空。北京城內的燈光依稀可見，周宇馳頓時意識到被騙了，他方寸大亂，先是掏出手槍要跟兩個飛行員拼命，又讓他們衝擊釣魚臺國賓館，飛行員回答說，釣魚臺附近都是高炮，還沒飛到就會被打下來。
於是，他們一邊繼續和周宇馳周旋，一邊降低高度，準備在他們很熟悉的西郊機場降落。但在周宇馳的瘋狂阻止下，這些措施都沒有實現。
當時我們專機師的師長一夜沒睡，正在西郊機場布置處理三叉戟的事，一看直升機回來了，又趕緊布置地面處理直升機之事。一切都布置好了，結果直升機沒落地，又拉起來，飛走了。到了沙河，也還是那樣，沒有落下來。
直升機漸漸飛到懷柔上空，天已經亮了。懷柔是我們經常在訓練中光顧的地方，大家對地形很熟悉，陳士印說他在沙峪一帶看到河灘上的一片開闊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時已經飛了3小時，周宇馳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經不可能飛出國境線，所以沒有再阻止落地動作。
當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時，陳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轉身，想奪周宇馳的槍，結果周宇馳順手一槍近距離射中他的左胸。正在操作飛機降落的陳士印回憶，他聽到槍聲看見陳修文中彈，他顧不上保持飛機平衡，本能地擡起左手向身後擋去，大喊：“為什麼要動槍?”飛機一時處於完全失控的狀態，最終陳士印還是憑借他的技術穩住了直升機，在客觀上保留了大量珍貴的資料。
飛機落地後，坐在後客艙的於新野和李偉信登著梯子上來了。他們看見陳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發生了衝突，於新野立即將槍口對準陳士印準備射擊。陳士印後來告訴我，他從眼睛余光裏發現有人上來，趕緊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馳的兩只手正使勁抓著他的肩膀，陳士印倒下的瞬間槍響了，於新野的子彈射過來，打穿了周宇馳的手腕。周宇馳大叫：“打著我了！”陳士印說他趁亂推開右艙門，跑了出來。陳士印那天穿著一件皮夾克，裏面套著一件布工作服，他後來發現，子彈貼著皮肉，把裏外兩件衣服打了4個洞。
地面的民兵聞訊趕來，看到陳士印滿臉是血，以為他受了重傷，背起他就跑。陳士印急著說：“不要背我，飛機上還有一個……”等民兵們到飛機上找到陳修文，他早已不行了。
到了一個村裏的生產大隊部，陳士印打電話找到正在西郊機場的胡萍，胡萍讓他待在原地別動。陳士印在大隊部等了幾小時，接近中午，武警部隊用汽車把他接走。
當時，陳士印跑了後，於新野和李偉信架著受傷的周宇馳從飛機上爬下來，跑到一處玉米地裏，周宇馳與於新野、李偉信相約自殺。3個人都掏出手槍，周宇馳、於新野倒下了，而李偉信衝天打了一槍，活了下來。我聽說李偉信後來在上海從事建築業，據說生意做得還不錯。
陳士印被帶回北京後，被拘留審查長達11年之久，最終被轉業到沈陽老家。陳士印多年不願意對外談這段往事。我以老同學、老戰友的身份找到他，終於說服他開啟了塵封多年的回憶。這架返航的3685號直升機至今還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樂部裏，我們倆還專門跑到那裏，我為陳士印在那架直升機前照了張相。那被子彈擊穿了4個洞的飛行工作服至今也保存完好。
命運逆轉那天晚上，雖然只睡了一個小時，但是經過一番驚心動魄，我們剩下的5個人誰也無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復回顧白天的細節，尋找種種不正常處，天色逐漸明亮起來，但我們仍一頭亂麻。
不過我們都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我們推舉副駕駛員的陳聯炳作為機組的負責人，盡快與上級取得聯系。空軍的專機，在海軍的機場發生了問題，是找空軍呢，還是找海軍，一時又拿不定主意。有人說，我們應該盡快告訴中央，林副統帥半夜乘機不知去向。可是怎麼能找到黨中央呢？最後大家想起找空軍航行局局長，他是直接管飛行的。陳聯炳把電話打到他那兒，把前後情況大致匯報了一番，對方的第一反應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飛機走了把你們留下來的事？不可能！”又費了一番口舌，他才確信我們說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飯的時間，我們還在商量匯報的事，這時場站的同誌通知我們：中午飯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軍的同誌直接把午飯送到招待所來。我們聽到後一下子都楞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崗。我明白，我們失去自由了。
9月14日下午，我們機組5位成員，加上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孩子，每人一輛吉普車，車上有兩個海軍“陪同”，被送上開往北京的火車。到北京站時，同樣還是每人一輛吉普車，直接從站臺駛出，沿著寬敞明亮的長安大道急馳而去。
我們被送到海軍司令部後院的一個家屬招待所，一人一間，被看管起來。其實看管我們的海軍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麼。我記得有一天一個人還把我叫到破倉庫裏問：“山海關那邊究竟出什麼事了？”9月19日，一輛大轎車又把我們全拉到位於西山的北京軍區政治部招待所。其實這時由紀登奎負責、公安部部長李震主抓的“中央專案組”已經成立了。
單獨關了一兩天後，有一天半夜，我們幾個人被叫到一間屋子，進去一看，找我們的是紀登奎。他對我們挺客氣的，像聊天一樣詢問我們事件的詳細經過，聽罷說了句：“林彪急著搶班奪權，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溫都爾汗！”這時我才知道那架飛機上的人的命運，以及整個事件的定性，頓時百感交集，又震驚，又有逃過一劫的僥幸和後怕。
發動機渦輪殘骸
公平地說，專案組的人對我們還都挺客氣的，但措施該嚴還是比較嚴。怕我們自殺，刮胡子不能用刮胡刀而是用推子，窗戶都被糊上還用木板釘上，不讓我們和外界有任何聯系。北京軍區專門挑選排以上幹部輪流值班，一天24小時看著我們，上廁所不能關門，睡覺時可以關燈，但看管我們的人還要坐在那兒，視線絕不離開我們。
我和陳聯炳住在一屋，但有時我們倆半天也不說一句話，都是躺在那裏，眼望天花板，想著自己的心事。那時我最擔心的是獨自帶著孩子的妻子和老家多病的老母親，我想妻子可能到現在都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會發瘋一樣到處找我。
轉眼到了11月，天氣已是很涼了，我們身上還穿著離家時那身單布工作服。我們向專案組提出到我們每個人家裏給我們拿過冬衣服，專案組沒有拒絕這個要求。
其實我們也想通過這個舉動，向家裏人傳遞我們還活在世上的信息。事後證明，這的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愛人當天只知道我出差了，後來一直不見我回來，就多次往部隊打電話詢問，但得到的答復只是含糊的“出差未回”。10月7日，她在工廠裏聽到中央傳達了“九一三事件”的文件，一下子傻眼了。中央文件並沒有說還有活著的機組人員，所以她以為我必死無疑。她後來告訴我，那一天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從工廠回到家的。直到有人上門取我的衣服，她才知道，我還活著。此後，她到處打電話打聽我的消息，但是誰也不敢告訴她我在什麼地方，實際上他們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
我拿到衣服後，第一件事是急不可待地裏裏外外翻了個遍，想看看妻子有沒有留什麼只言片語，結果什麼也沒發現——我後來想，等衣服送到我這裏，不知早被人翻了幾遍了。但隨後我就震驚地發現，我們衣服的領章都被撕了下去，這意味著，我們這幾個人早已不是“同誌”，而是“叛徒”了！
之後，我們幾個機組人員在陸軍“陪同”下，可以到樓下自由活動，也可以到小賣部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我看到了胡萍和陳士印，我才知道許多與“九一三”之夜飛行活動有直接關系的人都關在這裏
在中央專案組裏待了幾個月，他們認為我們沒什麼問題。眼看春節就要到了，專案組說讓我們回家過春節，於是我們又被“還”給空軍。回到西郊機場，其實又開始新一輪審查。我們每個人被單獨關在一間屋裏寫交代材料，這時我開始有意識地為將來留存一些資料，所以每次寫完交代材料後，我就用鉛筆在另一張紙上悄悄寫下整個事件的過程。
在空軍被審查了22個月後，1973年6月我成為機組裏繼服務員小魏之後、第二個被放出來的人。之前我出事的消息早已傳到老家，那邊傳得更邪乎，有人跟我的老母親說：“你兒子和林立果是結拜兄弟。”我弟弟不信：“文件上沒有說這事啊！”對方說：“中央文件沒有，但河南文件上有。”母親身體本來就不好，我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病情，沒等到我出來她就去世了。審查結束時，給我的定性是“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方向錯誤”。
1976年，我們被宣布停止飛行資格，強行轉業，必須離開北京。我不死心，我還想在天上飛，況且當時三叉戟也很缺人，我給他們寫信，請求能把自己留下來，但最終也如石沈大海。因為我的愛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就要求在河北離北京最近的地方安置，而河北省規定，凡是要求就近安置的，要到張家口最窮的地方安置。最終我到了張家口懷淶縣一個拖拉機工廠當車間指導員。
拖拉機廠很簡陋，連圍墻都沒有，平時工人們下班了，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明白，自己照顧好自己，是我對這個家庭能盡的最大的責任了。在工廠裏生活得很苦，我學著把舊衣物拆開，按書上的公式裁成紙樣，貼在布料上，自己學著做衣服。有時星期天我會在衣服攤上站一整天，就是為了看他們怎麼裁剪衣服。那時工廠裏分的白手套用不完，我把它們拆了，再加股白線，晚上就我一個人，關起門，在昏暗的燈光下，我一個大男人笨拙地用粗粗的棒針學編織，最後我給自己織了條線褲，還給孩子織了毛背心。一雙握過飛機駕駛桿的手，卻在這裏一針一線，編織著生活的希望……
我們這些人1980年底，在工廠的單身宿舍裏，借著昏暗的燈光，我讀著《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久久不願放下。那是1980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在談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飛機失事的原因時，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雖然是很簡短的幾句話，卻讓我熱淚盈眶。這時，我已經被驅逐出北京4年了。
1982年，中央下了一份文件：所有“九一三事件”牽涉的人中，團以下幹部不做結論，意思是說就當歷史上沒有發生這件事，至少檔案裏再也沒有這個“汙點”了，可是停飛和轉業已是既成事實，也無法改變。那時候，我們部隊有60多名幹部因此事而受審查，這些人中凡是跟飛行打交道的，基本上被都停飛了，以後也再也沒有回到飛行崗位上來。我們的老師長時念堂當時只有40多歲，“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他剛剛從阿爾巴尼亞回來，完全不知情，但他先被關進學習班，後來又被送到山西農場，前後被關了11年，從正師降為正團。雖然他是1943年的兵，而且還曾經得到過一枚抗戰紀念勛章，但他至今仍是正團退休待遇。
1984年，老伴以兩地生活為由，通過電子管廠向四機部要了一個名額，把我調回北京。時隔十幾年後，我終於又回到了北京。自我回京後，我就利用業余時間走訪當年的親歷者，想為我們共同經歷的歷史留下一個記錄。
機組第一副駕駛員陳聯炳後來帶著妻子和兒子返回老家安徽，已經參加工作的大女兒獨自留在了北京。陳聯炳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後來被挑到空軍當飛行員，多少年來，他飛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但這場意外之災讓他從此不得不告別飛行事業。
機組通訊員、團通訊副主任陳松鶴與全家回到老家浙江省，愛人和兩個兒子留在杭州，而他本人最終到了一個縣的衛生院任支部書記。他已經熟練掌握的英語空中聯絡對話專業徹底無用武之地。
領航員李成昌後來被安置在上海自行車廠供銷科，他的愛人是我國少有的第二批女飛行員之一，“九一三事件”之後，她暫時被停止飛行資格。幾年後，他愛人脫下軍裝，分配到上海民航局繼續飛行，這樣他們一家四口在上海團聚。李成昌在我們這些人中算是結果最好的。
服務員小魏姑娘先是被分配到農場勞動，後來被分配到西郊機場衛生隊工作。不久，她復員，在一家報社的印刷工廠當排字工人，一幹就是8年。
而對登上256號三叉戟的4名機組人員來說，他們的家庭遭遇了一場更大的劫難。只有20多歲的機械師張延奎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愛人正懷著未出生的孩子。張延奎本不是256飛機的機械師，由於當時256飛機的機械師臨時有事情，又住在城裏，就讓張延奎頂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墜機起落架支腿
邰起良出事後，他的愛人獨自帶著兩個女兒艱難地生活著。他的夫人當年是名大學生，這個事情對她刺激很大，身體很快就垮了。等我後來找到邰起良的家屬時，她已經去世了。邰起良的女兒告訴我，凡是電影裏出現飛機的鏡頭，她母親都不允許家裏人看，可見精神上受了多大的刺激。
機械師李平的家在天津，出事時，他的第三個孩子剛出生不久。李平的愛人在清理丈夫遺物的時候，發現李平生前在部隊的存折不見了。部隊進行調查，儲蓄所工作人員反映，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長而且戴著口罩的大個子將存折上的錢全部取走的。原來這個人是李平的老鄉，在地方上和李平同時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同時當兵，又在同一個單位同時維護同一種飛機，可謂最最親密的戰友。沒想到李平一出事，他把人家這點錢也冒領了，後來這個人也被部隊處理了。
整個事件中最關鍵的人物當然是機長潘景寅了。潘景寅個子高大，性格非常內向，不善表達。他是一名優秀的飛行員，並為毛澤東、周恩來等許多國家領導人出國時開過專機，當時只有40多歲。武漢“720事件”，毛澤東臨時從武漢飛上海，正好趕上潘景寅的飛機，當他知道毛澤東上他的飛機時，興奮地跑去找團長匯報此事，激動得臉通紅，話都說不出來。潘景寅非常熱愛飛行事業，他給3個孩子分別起名為鶩、鷺、鵬，我想也寄托著他對藍天的一片熾熱之情。
墜機機身蒙皮銘片
265號三叉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之後，先是朝西南方向飛行了4分鐘，之後用極緩慢的動作轉彎，3到4分鐘後，才穩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對著正西北京的方向又飛了3到4分鐘後，又開始增大航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飛去。接下來繼續轉彎到345度後，又最終調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值得註意的是，完成這個動作正常情況下只需要2分鐘，但潘景寅用了接近20分鐘。根據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況，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飛廣州的。當然，他也是被蒙蔽者，以為有人要加害於“林副統帥”，所以要誓死捍衛林彪。但是在空中，當他知道林立果等人要叛逃的時候，還是拒絕執行飛行任務。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斷，最終結果還要靠飛機上的黑匣子來解答。
回到北京後，我也輾轉找到了潘景寅的子女們。他們告訴我，父親出事後，母親帶著3個孩子艱難地生活著。潘景寅的愛人看到鄧小平的談話後，她和孩子們拿著這張報紙找信訪部門跑了整整一年。1981年，他們和3名機械師家屬接到一份“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潘景寅的老伴起初還嘀咕：怎麼算是“病故”呢？應該算“因公殉職”吧！但最終也還是簽了字。
潘景寅的子女們曾委托一位到蒙古出差的朋友到溫都爾汗拾了些碎片、挖了些土回來，潘景寅的夫人去世後，他們給父母在昌平買了塊墓地，做了合葬，當時找到我讓我給寫碑文，我後來也不知道是否派上了用場。
每年到了9月13日，我都會非常關註《參考消息》上的報道。2002年，日本一條報道上說，黑匣子上有爭吵聲，既然有爭吵，那是誰和誰在吵？這個黑匣子現在還保存在俄羅斯，這是目前弄清256飛機空中情況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證據。
我的兒子出生時，我給他起名字“飛”，我們對飛行的熱愛、對藍天的眷戀是常人難以理解的。回首往事，我最後悔也是最難過的，是當年沒有在心愛的飛機上留下幾張照片……有時我也覺得憋屈，我們是千挑萬選才出來的，可是就在我人生正在往上走的時候，突然遇到這樣的事情。當初投身於飛行事業時，我們都做好了犧牲準備。但是我沒想到，我們的事業最終竟是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了。最難熬的時候，我就想死在溫都爾汗的那幾個戰友。他們死在荒郊野外，異國他鄉。跟他們比，我也沒什麼好抱怨的。
“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39年了，曾經的親歷者胡萍、陳聯炳已經去世，那時32歲的我，現在已經是71歲的老人。經過十幾年的調查和訪問，從1997年起，我開始撰寫“親歷九一三事件”。目前，我已完成了40萬字的書稿。能讓這本書順利面世，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一份歷史資料，是我現在最大的心願。
（本文刊發於《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9期，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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