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禦極之第四年，西元1878年，離京城數千裏之遙的廣東潮州海陽縣閣洲村，冒出個“祺祥皇帝”。對此案的描述，來自本地、省城、鄰省福建的記載相互打架，差異甚大。這一現象提醒我們：依賴單一信源作判斷十分危險，歷史如此，新聞亦然。
祺祥通寶
本地版本
我們先看看事件發生地的記載。1900年，《海陽縣誌》寫道：
（光緒）二年二月，捕斬偽皇帝王三義（縣案冊）。先是光緒改元，其年號初傳“祺祥”，逮詔書宣布中外，鄉民猶有狐疑者。時揭屬齋姑某某，往來海、潮、揭世家，誆騙財物無算。造船三艘，泊閣洲鄉堤岸側，載所勾引男婦其中，聲言將往海外求仙。閱一二載，官府莫之問。會詔安王三義來潮，詭稱己為祺祥皇帝，齋姑見其異，惑焉，引共住船中，號其船曰“三奇”。三義乃偽封其黨孫泡為左丞相、黃淑賢為右丞相，復由閣洲歷遊西北各鄉，所至之地，婦女被惑願為偽嬪妃者甚夥。知縣樊希元至是聞其事，二月會同城守營方鰲帶兵差至閣洲“三奇船”，搜緝有龍鳳轎、日月旗、覺羅皇帝親兵號衣等物，齋姑逃竄，獲王三義及孫泡、黃淑賢等，四月解省斬之。（光緒庚子《海陽縣誌·前事略》）
1915年潮汕地圖中的閣洲
大意是：光緒二年（1876）二月，海陽縣（今潮安區）閣洲地方有一揭陽籍齋姑（神婆），斂財無數，造船三艘，宣稱要去海外求仙。剛好有個福建詔安縣人王三義來到此處，自稱“祺祥皇帝”，神婆請他一同住在船上，稱為“三奇船”。王三義封孫泡為左丞相，黃淑賢為右丞相，許多婦女願做他的妃嬪。知縣樊希元收到線報，帶兵圍捕，搜得龍鳳轎、日月旗、覺羅皇帝親兵號衣等違制物品，神婆逃脫，捕獲王三義、孫泡、黃淑賢等，四月份解往省城斬首。縣誌說得斬釘截鐵，王三義自稱“祺祥皇帝”，還封了左右丞相，資料來源是“縣案冊”也即縣政府檔案，但卻把事件發生的年份弄錯了。
《海陽縣誌》說光緒皇帝繼位，最初傳聞年號是“祺祥”，這個屬於誤會。“祺祥”是1861年同治皇帝繼位時的最初年號，由顧命八大臣擬定，不久慈安、慈禧太後聯合恭親王發動政變，廢黜顧命大臣，年號也改為“同治”。“祺祥”年號只與同治皇帝有關。《海陽縣誌》把同治元年的事跟光緒元年的事混淆起來，純屬“張冠李戴”。
同治皇帝接見各國使節
王三義的離奇說法能讓人相信，很重要一點是鄉民對“太子落難”故事印象太深，而“太子落難”故事的傳播，則仰賴潮州歌冊、潮劇的流行。清代潮州歌冊《百屏花燈》（又稱《花燈百戲名》等）列舉一百個潮劇劇目，第九個就是“李旦探鳳嬌”，演的是武則天之子李旦淪落為乞丐、家奴，與富商侄女胡鳳嬌喜結良緣的故事，這是四集“李旦興唐”劇目的第一集。李旦歷盡劫難，每到險處總有好人出來救駕，最後得以登基即位。那些爭先恐後想做王三義妃嬪的女子，只是入戲太深，把自己想象成戲臺上的胡鳳嬌。
潮州歌冊中的“李旦探鳳嬌”
在國民教育、傳播媒介普及以前，民間文學、地方戲是底層社會了解朝廷的主要渠道，民間文藝作品塑造了鄉民的“意識形態模型”。英國人類學家華德英通過對香港疍家人社區的長期田野調查中，發現不識字的疍家人（船民）也形成對皇帝、朝廷、官員文人的一整套觀念，這個意識模型的主要來源是戲曲。在潮汕地區，潮州歌冊的滲透力十分強勁，通常是一個略識文字的婦女，給不識字的同伴誦讀潮州歌冊，由此把歌冊體現的觀念傳播到底層。對民間文藝、民俗的闡釋，需要具備人類學的洞察力。
福州英國人版本
1878年9月，英國駐福州領事館官員白挨底（George Macdonald Home Playfair）發表報道，題為《中國的帕金·沃貝克》（“Perkin Warbeck in China”），把王三義比擬為英國王位挑戰者沃貝克。
帕金·沃貝克約1474生於比利時一個寒微之家，先後當過幾個貴族的仆人。他後來獲得勃艮第公爵夫人瑪格麗特垂青，得歐洲多個王室支持，冒稱愛德華四世之子理查，準備推翻英國國王亨利七世，取而代之，兩度率軍入侵英格蘭未果，1497年第三次入侵時戰敗被俘，1499年被絞死。沃貝克冒認英國王位的繼承人，白挨底深信王三義也意圖挑戰光緒帝帝位。
帕金·沃貝克畫像
王三義自稱“祺祥親王”，也即已故同治皇帝的兄長（elder brother of late Emperor T’ung Chih），但慈安、慈禧太後不喜歡他，讓他弟弟繼承皇位。按王三義的講述，有一天晚上，他被塞進一口棺材，擡往烏有之鄉。他逃走了，還召集了一支軍隊，支持者有不少八旗子弟。
白挨底接著說，王吳氏（白挨底錯記為“陳氏”，這個無關緊要）年屆五旬，雙目失明，能代神佛傳遞“諭旨”、先知未來事而擁有甚多信眾。上一年冬天，王吳氏扶乩，自稱得到觀音（慈悲娘娘）示諭，來春將有大災降臨，潮汕一帶受禍最深。要避過此劫，唯有集資造船。王吳氏有個虔誠信徒叫做黃作舟，聽到慈悲娘娘指示，馬上付諸行動，在龍湖日夜監工，督造三條船，稱為“三奇船”（“Triple Wonder”），並排停泊在閣洲江邊，纜繩上鋪設跳板。一旦災禍降臨，信眾只需走過跳板，開船出海，就可駛往快樂彼岸。
白挨底的文章說王三義老家在福州附近，但是據兩廣總督劉坤一奏折，王三義是福建詔安人，我認為後者比較可信，因為詔安、潮州雖分屬兩省，但語言相通。在白挨底的版本中，王三義出身富裕家庭，父母早喪，他本人好吃懶做，揮霍無度，遭到鄉人鄙視，遂於1877年遊蕩到廣州，在白雲山一間寺廟中打雜。在廟裏，他依然懶惰成性，違反清規，最終被和尚趕了出來。他身無分文，頭發越來越長，靠著乞討一步步走到潮州。旅途中，他趁人不備，偷了7個石獅子，還有一個觀音像。
當他在閣洲停留時，聽到了“三奇船”的故事，跑去拜訪王吳氏，兩人一見如故。他帶來的石獅子、觀音像讓信眾十分好奇。王三義編造了觀音像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穿過一片灌木叢時，註意到叢林有紅光閃爍，順著光線搜尋，找到了一個觀音像；觀音像一旦落入他手中，紅光就消失了。至於石獅子，說來話長，這屬於北京宮廷。王三義解釋說，他就是“祺祥親王”本人，只因在兩宮皇太後那裏失寵而丟掉皇位。他曾帶兵向北京進軍，希圖恢復皇位，但他的軍隊被一只大老虎擊敗了，本人被迫逃亡，7個石獅子就是他身份的證明。故事十分離奇，卻很快就被村民接受了。
親王殿下被接到“三奇船”上“駐蹕”，太子落難的故事馬上傳遍了附近各個鄉裏。從此，窮途末路的王三義過上了奢侈豪華的生活，村民們不斷進貢各種物品，還有白銀。王三義訂造繡著五爪金龍的轎子，率領一隊帶“王勇”號衣的侍衛，煞有其事。村民們不僅爭先恐後進貢，也把故事廣為傳播。不幸的是，消息傳得太廣，傳進了縣太爺的耳朵。不久，一隊士兵來到閣洲岸邊，把三奇船上“國王的人馬”全部抓走了。
白挨底的報道
省城版本
1878年9月20日，上海《申報》刊登了兩廣總督劉坤一、廣東巡撫張兆棟的奏折全文，以粵省兩個最高長官的身份，對此案作官方描述。
按照省城版本，王三義並非剛好在此時來到閣洲，而是在10歲的時候，從福建詔安被人拐到潮州，騙子想把他出賣，卻因渾身疥瘡無法賣出而遺棄。王三義被迫乞討為生，曾到王吳氏的齋堂討飯。王吳氏見他可憐，收為義子，讓在齋堂裏面煮飯掃地，信徒黃作舟經常到齋堂坐談，彼此熟悉。1864年，王三義16歲，覺得在齋堂工作太辛苦，情願入山修道，王吳氏囑咐黃作舟帶他到鎮武荒山搭寮居住，不時送木薯等食物給他，仍不夠吃，王三義還要在附近化緣。
1874年，王三議因乞食艱難，起意蓄發，扮作道士，化緣度日，要黃作舟通知王吳氏制給道袍帽鞋，到藤吊嶺（現屬揭東縣）空廟居住。1876年底，黃作舟到廟裏跟他聊天，王三義起意冒充王爺，要黃作舟轉告王吳氏，哄騙信徒捐錢造船，把齋堂移到船上。王吳氏向常來拜神的孫亞炮、陳淑賢等人說，觀音菩薩降乩，光緒三四年間，潮州應有水患，要預先捐錢造船，請神佛禳解；一旦災難降臨，信徒可以駕船出海逃生。孫亞炮等人誤信這個說法，傳播到四鄉，附近信神的村民，都希望能免災避禍，踴躍捐款，王吳氏共騙得洋銀二千余圓。
1877農歷八月，黃作舟在龍湖河面，雇請工匠造船，名為“三奇船”，由孫亞炮、陳淑賢督工。王三義暗中囑咐黃作舟、王吳氏散布謠言，說慈悲娘娘托夢，船造成以後，將有“長毛貴人”降臨，凡是見過貴人的都有好處。十二月間，船只造好，王吳氏下船居住，還把齋堂裏面的玉觀音、石獅子等物品移到船艙供奉。附近善男信女聽到後，都來拜神祈福。
光緒四年正月初十日（1878年2月11日），王三義置辦衣服行李，移到溪南山腳荒園暫住，刊刻“玉旨”牌一個、“王勇”圓戳一個，又在舊貨攤上購買藍頂冬帽十一頂，叫裁縫縫制旗幟、號衣等，定制盤龍旗幟，號衣前後心印“王勇”二字，扮作王爺模樣。
5天後一早，眾多遊人登船，王吳氏對眾人誆稱，昨晚仙人托夢，有貴人住在溪南山園中。黃作舟也隨聲附和，說他也夢見仙人如此指示，遂邀同孫亞炮、陳淑嫌一同前往迎接“貴人”。午後，黃作舟雇人擡轎，將王三議接到“三奇船”。
眾人見王三議留長發（當時都是前額剃光腦後留辮），感到奇怪，盤間來歷。王吳氏故意神秘其事，悄悄說：這是王爺，同治十三年奉玉旨出京訪查天下行善男女，後來碰到同治皇帝去世的國喪，要等回京復命後才能剃頭。王爺準備本年二月回京，但盤費短缺，各人如果敬送程儀，日後定有好處。
王三義雇木匠制作雕龍八擡大轎擺在船內，讓王吳氏悄悄向來人說，龍轎是王爺回京乘坐之用。連日來，上船拜神遊玩的男女絡繹不絕。王三義對眾人謊稱看過天書，能知未來禍福，王吳氏、黃作舟也幫助敲邊鼓。很快，有男女多人送銀子到船上，王三議收下後說，回京一定報答。
黃作舟雇孫阿悾、鄭林興、黃娘保、林克武、陳撙儆、陳阿鵝、辜喜、黃亞中、林廷有到船上，或打掃服侍，或做木匠油漆，這些“臨時工”後來都供稱不知王三議假冒騙財內情。到農歷正月二十八日止，共騙到洋銀1800多圓。這些銀子，除船上花費外，由王三議、王吳氏、黃作舟三人瓜分。
海陽縣知縣樊希元收到確切消息，於農歷二月初一日（3月4日）一早，率領營兵來到“三奇船”，當場捕獲王三義等人，並搜出多種違禁物品，初步審訊後立即解往省城。
關押期間，王吳氏、黃作舟均瘐斃獄中，官方解釋是帶病進監，但有可能是被淩虐致死。9月初，廣州府讞局進行審訊，認定此案主犯“造言偽號，誆騙銀錢，並無謀為不軌情事”，大事化小。王三義按“妄布邪言煽惑人心”法條，判斬立決，立即執行。粵省當局顯然不願繼續株連，除孫亞炮、陳淑賢判杖一百、流放三千裏，孫阿悾等人判杖八十後釋放，其他被牽連者，包括木匠、裁縫、進貢錢物者，均不予追究。奏折裏面有一句話“該犯語言極其狂悖，駭人視聽”，暗示有些供詞一定會觸怒慈禧，不便上達天聽。
兩廣總督劉坤一
進一步分析
三個版本差異很大，最大的差異是：一、本地版和福州版都說，王三義是本年才來到潮州，省城版則說他10歲就被從福建詔安拐到潮州，被王吳氏收為義子。二、省城版認定王三義只是冒稱王爺，本地版、福州版則認定他自稱“祺祥皇帝”。三、本地版說官府圍捕時王吳氏“逃竄”，省城版、福州版則明確記載她也被捕入獄。
兩廣總督劉坤一認定王三義只是冒稱王爺，是深怕把“祺祥皇帝”的說法上奏朝廷，一定會讓慈禧大動肝火、大開殺戒，廣東官員也會受到牽連。
慈禧只有載淳（同治帝）一個兒子，19歲就去世。“祺祥”是端華、肅順（顧命大臣）強加的年號。更令人火冒三丈的是，光緒皇帝乃是慈禧的侄子兼外甥，王三義自稱是同治帝的哥哥（實際並不存在），是直接挑釁慈禧權威，否定光緒帝繼位的合法性。若把王三義的供詞如實上奏，後果極其嚴重，慈禧會要求徹查到底，導致大批無辜村民被殺害。劉坤一的奏折小心翼翼地抹去任何可能產生株連的痕跡，保住了受蒙蔽村民的生命，功德無量。這份奏折，雖有不實之處，卻透露了劉坤一宅心仁厚的一面。
慈禧太後油畫像
事件的發生有些偶然，但可以從地理環境、民間信仰方面加以理解。閣洲村位於韓江西溪西岸，今屬龍湖鎮。清中期以來，韓江決堤多次，村民生活在一個朝不保夕的狀態當中。據《浮陽鎮誌》記載：“歷史上韓堤年久失修，曾多次潰決，其主要險段有：惠民涵邊一段、七都祠段、上下新安彎堤段、閣州涵段，以及下閣州瓷廠腳堤段。”鹹豐三年，登隆潘劉堤潰，四年復潰，“耕農失業，吳忠恕因之作亂。”吳忠恕起義隊伍圍攻潮州府城達5個月之久，各縣震動，光緒《海陽縣誌》把起義與韓江潰堤聯系起來，是符合當時實際的。學者黃挺認為：“晚清韓江水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潮州社會動亂的重要誘因。”《海陽縣誌》記載：同治十年（1871）龍湖堤潰140丈，閣洲堤潰40丈；光緒六年（1880），市頭堤潰75丈。滔滔韓江水，成為懸在居民頭上的利劍，造成人心極度惶恐不安。迷信鬼神，本是南方各地根深蒂固的傳統。面對隨時到來的災禍，人們只能向神佛尋求指示。神婆王吳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憑借觀音信仰的權威性和自身的“靈媒”天分，在鄉民當中樹立起威信。
這個案件首犯的姓名，究竟是“王三義”還是“王三議”？按照傳統的史料學觀點，奏折屬於檔案，可信度最高，清史學者大都不加懷疑。但這一次檔案卻是故意“出錯”，也就是說，主犯本名是王三義，被官方改為“王三議”。按清代刑部慣例，凡是罪名達到一定嚴重程度的逆犯，如果名字含有“正能量”字眼，要加一個偏旁來貶低他。
最著名的例子是孫中山。孫中山本名孫文，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清廷在官方文書上寫的是“孫汶”。“文”字的意義十分正面，為了不讓“逆犯”給人產生好感，給“文”加三點水，幾乎是清廷的標準操作。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人刺殺，兇手本名張文祥，在官方文書上卻寫成“張汶祥”，這個案件立即被編成戲曲《張汶祥刺馬》不斷演出，“張文祥”真名遂被遺忘。從“祺祥皇帝”案，我們可見到清廷對逆犯名字加偏旁的其他類型。王三義的“義”字，加三點水則不成字，最後加上言字旁，變成“王三議”。從犯裏面，陳尊敬變成“陳撙儆”，陳淑賢被改成“陳淑嫌”。
孫中山被寫成“孫汶”
檔案體現的是當權者、檔案書寫者的考慮，不能說一定百分之百可信，應該放在具體情景下加以批判分析。在這個案例裏面，總督署的檔案與海陽縣署的檔案明顯衝突，海陽縣檔案反映了府縣官員的邀功心態，督署檔案體現的是總督不想株連的慈心。英國駐福州領事館官員白挨底的版本，則幫助我們進入歷史現場，理解民間文藝、民間信仰的巨大威力：經過神婆的權威“背書”，借助太子落難的傳說，可憐的孤兒瞬間變身“祺祥皇帝”。三份記載的巨大差異也提醒我們，當你聽到一個歷史故事或者新聞時，不要隨便相信單一來源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