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自己販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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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記者 鄭詩亮

黃小峰(章靜繪)

《古畫新品錄》,黃小峰著,理想國·湖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7月版, 454頁,128.00元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黃小峰先生長期關註中國美術史,致力於中國古代繪畫的研究,對視覺文化尤有興趣。他最近出版了《古畫新品錄:一部眼睛的歷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部作品關註的“不是裝珍珠的盒子、串珍珠的鏈子或是撈珍珠的網,而是珍珠本身”。他站在觀看者的立場上,通過不同的角度,運用種種材料與方法,去欣賞、細讀那些經歷了各種歷史偶然性才留存至今的藝海遺珠。近日《上海書評》采訪了黃小峰,請他談談中國古畫的觀看之道。

您是怎麼想到寫這本《古畫新品錄》的?

黃小峰:這本書其實是我在《中華遺產》雜誌上開的“讀畫筆記”專欄的結集。從2010年1月開始,十年下來,前前後後寫了四十多篇。我寫這些文章,心態是比較放松的,但是文章的內核又非常學術,總是在想能夠找到哪些有意思的點。這個過程其實與許多朋友看畫是一樣的,雖然我是一個中國古代美術史的研究者,可是對不少中國古畫,我也一無所知,一開始只能是欣賞,然後逐漸去嘗試找到這張古畫能夠引起我興趣的部分,尤其是與我這個現代人能夠產生關聯的內容,再就是從美術史的角度提出問題,最後才是運用美術史的知識和各種材料來做出解讀。我後來寫了十幾篇很長的學術論文,其實都是從專欄短文裏生發出來的。這種看古畫的過程對我來說很有意思,也特別舒服:首先是眼睛的欣賞,然後是思想的理解,最後是學術的呈現。

記得最早的時候,雜誌編輯跟我商量,想先從古代風俗入手,讓我寫一寫風俗畫,我正好也對這個非常感興趣。因為我的第一篇藝術史論文,就是研究一件風俗畫——《貨郎圖》,2007年發表在《故宮博物院院刊》。專欄寫來寫去,似乎沒什麼可寫的了,我又慢慢擴展到其他內容,比如花草畫、動物畫,還有山水畫。記得有一年,我寫了一次山水畫,據編輯反饋,那一期反響一般,讀者對山水畫的興趣沒有風俗畫那麼大。我就在想,中國美術史的主流敘事中,宋代以後,山水畫是絕對的Number One,可是,為什麼很多觀眾對山水畫又不感興趣?這種問題就是我會關註的。那些不太有人關註、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作品,我也會感興趣,覺得有寫頭。《古畫新品錄》裏的三十五件作品,就是這麼來的。

您前面談到,您解讀古畫時,會留心尋找這張畫跟現代人的關聯,能不能深入談談?

黃小峰:對歷史研究而言,不管是我們談的中國古代藝術史,還是文學史、音樂史等,尋找古代知識與現代社會的關聯,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在我看來,中國藝術史教科書那種講法——某個畫家的生平怎麼樣,作品的風格、筆法怎麼樣,都不夠打動人,因為它有一個知識門檻。那麼,當你不了解這些知識的時候,一件作品能打動你嗎?這其實是一個觀看的問題。我始終在思考:一張畫怎麼能夠打動我。因為,純粹從視覺上來看,一件中國古畫,沒有西方古典油畫那種立體的光色感,也不能像電影那樣在視覺上使人不斷地處於緊張和興奮狀態,也不是每件古畫都有一個很酷炫的故事,比如花了收藏者多少億,又比如曾被燒過,變成了兩段,或是不斷地被人偷來搶去。絕大多數古畫都是靠畫面本身來打動觀眾。其中就有很多文章可做了。比如,有人抱怨中國古畫太平,或是太暗,那麼,這種感覺有沒有歷史客觀性?我還會把它放在一個歷史化的語境裏,想它怎麼打動宋代或者明代的觀眾。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繪畫,是與當時的觀看經驗、視覺文化相關的,它要打動的一定是當時的觀眾,所以這就變成了一個視覺經驗的歷史化的問題。研究中國古畫,我喜歡討論的,就是一件作品怎樣揭示視覺經驗的歷史化的過程。

您書中選擇了三十五幅古畫展開解讀,請問您是依據怎樣的標準來選擇的?

黃小峰:我想,標準問題可以分成兩個角度來談。

首先,我想盡量涵蓋各種中國古代繪畫的類型。站在今天的角度,比如在我們中央美術學院的中國畫學院,基本就是分成人物、山水、花鳥這三大類。實際上,中國古人談及的繪畫類別是非常豐富的,並不能被這幾類完全涵蓋。比如我用作書封的那張馬遠的《踏歌圖》。它當然可以算作山水,但是,畫中的人物又起著關鍵作用,我們該怎麼去定義它呢?有些所謂的“花鳥畫”,畫的其實是狗或猴子這些動物。還有一類“嬰戲圖”,那就更復雜了,和嬰兒在一塊的,有時是花鳥,有時是小狗、小雞,我們又該怎麼去定義它呢?

馬遠《踏歌圖》

其次,我在書中選的這三十五張畫,當然也無法涵蓋全部類型,但是,我想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古人眼中的繪畫類型會這麼豐富?其實是因為,對古人而言,繪畫是一種形象化地表現世界的最好媒介。換句話說,繪畫承載的是不同時代的人們對這個世界的想象。所以,當我解讀這三十五件作品的時候,我希望凸顯的是一個圖像世界。我讀書的時候,學到漢代藝術,會講到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其中這樣描寫魯靈光殿裏的壁畫:“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天地間的事物都通過圖畫形式表現出來,圖畫構成了古人所理解的整個世界、整個宇宙。對我而言,更為重要的,就是通過圖像去深入古代的社會、古代的世界。實際上,這也是目前歷史學科一個非常重要的共識。

我們今天對中國古代繪畫的分類,是否從某種程度上窄化或者限縮了古人對繪畫的豐富分類,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整個世界的理解和想象?

黃小峰:其實,分類始終都是一個工具,山水、花鳥、人物這樣的分類也是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雖然確實會簡化很多東西,至少它可以起到一個重要作用:讓我們在討論的時候,能夠更加集中。

如果我們從分類的角度去考察古代藝術,繪畫類型本身,就能體現古人的想法和處境。比如宋代的《宣和畫譜》分成十個門,就是十類,其中有一個類別叫“番族”,裏面收入的畫,表現的多是契丹人、女真人騎射或者捕獵的場景。不管是之前的唐,還是後來的元、明,都沒有這個分類。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宋代所處的環境非常特殊,被遼、金、西夏包圍著,這些少數民族的人物形象就會變成宋人所關切的問題,進而成為一個單獨的繪畫類型。

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宋代的嬰戲圖特別發達,畫的是母親帶孩子,這是一種繪畫類型,宋代還有另一種有趣的繪畫類型,就是動物畫,畫子母雞,母雞帶著小雞,還有畫猴子媽媽帶著小猴子。嬰戲圖與子母雞有本質的區別嗎?我看不見得。按照宋人的分類,一者是畫人,一者是畫動物,這是要區分開來的。可是在具體的藝術實踐當中,兩者又是相通的,它們都在表現母親與孩子的關系。如果我們進一步追究下去,又可以發現,整個宋代藝術對母性、對脆弱的小生命都非常關註,會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深入到了藝術觀念的問題。所以,這樣一路考察下去,我們就會發現,宋代畫家會不斷地在繪畫分類已有的基礎上加以創新,打破舊的分類,然後形成新的分類。分類與藝術實踐、藝術觀念之間,就這樣發生著非常有趣的關聯。

在我看來,對這些分類,我們要保持一定的警醒,當然,同時也可以從中獲得某些啟發。

您在《古畫新品錄》中解讀古畫,分成若幹個單元:皇宮、市井、森林、山水、歷史,還有讓我感到比較新奇的眼睛與身體。能否請您談談,為什麼這樣分類?

黃小峰:我沒有采用慣常的結構,比如按宋、元、明這樣的時代劃分。現在這個分類,一方

面就像我前面所說,中國古代繪畫實際上表現了古人的世界觀,是一種用來表現他們所處的那個世界的各類事物的媒介。所以,我粗略分成了七類。“皇宮”有宮廷繪畫,或是直接表現皇宮,或是宮廷畫家在皇宮裏畫,也有民間畫家對皇宮的想象。總之,是作為權力中心的皇宮所催生的文化。有“皇宮”,肯定就有“市井”。市井其實與風俗畫有關,但是,“風俗畫”是一個較晚才出現的概念,我更願意稱它為“市井”。“山水”與“森林”與動物、植物有關,是為了展示古人怎麼通過繪畫去表現那些與人一樣有生命的東西。“歷史”與中國古代的人物故事畫有關,追溯過去的人物,其實也是當時的人們對他們所處的世界的一種把握。

至於你覺得新奇的“眼睛”與“身體”這兩類,確實是我特別想去討論的古畫。所謂“眼睛”,其實是關註中國古代繪畫對視覺經驗的強調,我選了五張圖。《瑞鶴圖》是用特寫的構圖表現皇宮大殿的一角,還有祥雲,給人很強的視覺代入感,強調的就是把觀看的眼睛納入整個畫面。《看畫治病》顯然與眼睛有關,側重於關註當時視覺如何成為一種神秘的知識。《盲人打架》與《柳蔭群盲圖》關註的都是視覺存在缺陷的人物形象。畫家為什麼會表現這一類人物形象?其實也和一種對視覺的強調有關。還有《村舍驅邪圖》,有一個人在展示一幅畫,上面是一個大大的鐘馗的腦袋,整個家庭圍著這幅畫,所有女性都蒙著眼睛或者躲了起來,不敢去看那個鐘馗神像,而男性卻看得很開心。為什麼女性不敢去看?這就是一個視覺經驗的問題。還有就是《月華圖》,清代金農的作品,他筆下的月亮,好像既有傳說中的玉兔搗藥,但是又很模糊。在我看來,這幅畫其實是匹配畫家的眼睛,他在一個有明亮月色的晚上,看到月亮裏的影子,就是這種效果。所以,這是一種十八世紀的視覺經驗。

《瑞鶴圖》

至於“身體”,多年以前,學界就有過關於身體理論的討論,我肯定也會受到這些討論的影響。但是,我更想做的,是把這種理論與具體對圖像的精細討論結合起來。比如,討論宋代的繪畫,宋人有沒有對身體的興趣?我覺得是有的,雖然與我們今天的身體觀念肯定不是一回事。所以,我選的五張畫,其實都是不同階層的不同人物的身體的表現。《浴嬰圖》關註的是小孩的身體。《歲朝圖》關註的是下班後的明代官僚。畫家筆下的官僚,哪怕身處下班後的空間之中,也還穿著官服,官服是他的身體裝飾,畫家想要強調他的身份。然後還有《蹴鞠圖》,關註女性的身體,女性蹴鞠時腳會露出來,會出汗,衣琚也會飄起來,這就帶有性感的成分。《農閑平話圖》討論的是光著膀子的農夫的身體,而《蕉林午睡圖》討論的是畫家的身體,羅聘畫自己的老師金農,赤裸著上身,正在午睡。那些古代的品評家,例如明代的董其昌,肯定不會從眼睛與身體這樣的角度去欣賞一幅古畫。而我恰恰想要凸顯,今天的學術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發,讓我們如何從中吸取各類養分,去反觀那些古代繪畫。

羅聘《蕉林午睡圖》

您曾經翻譯過柯律格那本關註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大明》,想請問您,西方漢學這種對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關註,對您的研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黃小峰:柯律格確實對我有很大影響,比柯律格更早的學者高居翰,對我的影響也很大。這種影響主要體現為藝術社會史的視角,雖然柯律格會用一些更復雜的方法,像人類學,但是總體來看,他和高居翰的藝術史研究都還是一種社會史的視角。柯律格這方面的代表作是《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副標題中“社交性藝術”的原文是social art,我們其實今天也經常會講“出去social一下”,意思是去跟朋友聚會或者搞關系。柯律格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講文徵明的。

《雅債》,三聯書店2012年4月版

今天很多人都很關註藝術社會史,也在不斷地深挖,早已不再是那種簡單地將階級、身份與藝術對應起來的“庸俗社會學”。我的老師尹吉男教授以前上課時經常說,做研究一定要尋找有機關聯,而不能“空對空”。柯律格對此是比較註意的;高居翰也是,他那本《畫家生涯》是很早之前出的,比較簡略,但是很有意思,關註畫家如何謀生,怎樣去畫畫、賣畫。柯律格的《雅債》因為是討論文徵明的個案,就要細致很多。藝術社會史這種視角,會很自然地與我們今天討論的視覺文化發生關聯。我覺得,研究中國古代繪畫,如果能夠把圖像問題和歷史、社會問題精細地對接起來,就能避免陷入“庸俗社會學”的泥沼。做這種藝術史研究,強調的是有機關聯。

那麼,什麼是有機關聯呢?舉個例子。一個藝術家生活在世界上,他的生活不只是畫畫,還有其他很多事情:家人生病,得找名醫送禮;孩子求學,得四處找關系訪名師;缺錢了得借錢,還要借得優雅;畫的畫也想盡量賣出高價。這樣一來,他就必須結識很多官場朋友、建立很多社會關系。文徵明也是這樣,他當然有所謂純藝術創作,這種創作也是在某種心境、某種視覺刺激、某種思想啟發下產生的,而這些都離不開一個視覺環境、一種視覺文化。就像今天很多藝術家,雖然畫的是傳統中國畫,但他們離不開各種各樣的新媒介。你能想象他不上網嗎?這是不可能的。他一打開某個App,就是五花八門的推送,走到街上,就是各種電影海報、明星宣傳商品的廣告。古代也是一樣,一個畫家走到街上,就會看到各種各樣有意思的東西。

所以,站在藝術社會史的角度,研究一張古畫,就要找到這種有機關聯:如果我們能夠知道畫家是誰,那麼,他為什麼畫這幅畫,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畫的,他看到了什麼?這些都是一種視覺文化。比如我在“市井”這一章,討論了明代蘇州畫家周臣的畫。按過去的看法,他的作品被稱作《流民圖》,帶有某種政治含義。但是,“流民圖”這種叫法是很晚才出現的,因為他畫了很多乞丐,過去人們就從關心流離失所的民眾這個角度去看他的畫,可是周臣自己說了,他畫的是“市道丐者”。我們仔細去看,畫中確實不全是乞丐,還有三姑六婆之一的“賣婆”,就是一種販賣東西的職業女性,還有雲遊僧道。這就顛覆了我從其他學者的書中得到的認識。其實,周臣自己也說了,他畫這張畫,就是作為一個畫家,閑窗無事,突然記起過去在市井中常常看到的那些“市道丐者”,想要畫下來。套用一句俗話,藝術源於生活,周臣就是受到自己生活的影響,正是因為他經常去逛市場,才能看到這些東西。所以,這是一個綜合性的視覺環境的影響。

還有一點。現在關於視覺文化的內涵與外延也有很多討論,不管怎麼說,視覺文化還是以現代社會為中心的。雖然柯律格在《雅債》中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其實明代就有視覺文化了,以此類推的話,宋代可能也有,但是不可否認,視覺文化興起的關鍵,還是與現代社會有關,因為現代社會進入了一個圖像時代,恰恰是因為圖像泛濫,才會催生視覺文化這個概念,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約翰·伯格就寫了《觀看之道》。這個現代語境之下,呈現出一種圖像民主化的潮流。過去很多藝術史的精英敘事裏,所謂“文人畫”是主流,很多職業畫家的商業性作品不太受重視,但是在視覺文化的關照之下,所有圖像都是平等的,很多默默無聞的畫家批量創作的商業性、通俗性的作品,價值也得到了承認。

這是視覺文化對我的另一個很大的影響,就是關註通俗文化、通俗藝術。我討論的三十五件作品,有一半是名氣比較大的,也有不少作品可能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在我看來,這些圖像其實跟那些中國藝術史上的名作一樣,對我們今天討論古代繪畫都很有價值。柯律格就討論很多通俗性、商業性的作品,例如版畫。高居翰晚年也在轉向,關註那類通俗的女性圖像,他用了一個詞叫“俗畫”,例如清代那些掛在妓院的圖像,還有那些看似俗氣的仕女畫。

我自己深受這種現代學術潮流的影響,所以我在《古畫新品錄》中不太關註風格、筆法這些傳統問題,也許對這本書更適合的看法是,受視覺文化影響的一種對古畫的解讀。

您討論《虢國夫人遊春圖》的時候提到,實際上這幅畫有“三重作者”——原作者:唐代畫家張萱;名義上的臨摹者:宋徽宗趙佶;臨摹者的實際代筆人:趙佶的某位宮廷畫師,其實這幅畫應該命名為“北宋佚名代趙佶摹唐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每一位“作者”都擁有著作權,同時又不具有著作權,這是中國獨特的繪畫文化的產物,在西方繪畫中是看不到的。能請您展開談談嗎?

黃小峰:這個問題非常有趣。其實,這種對藝術品的模仿,西方也一直都有,比如一幅十八世紀的版畫,號稱是拉斐爾某張畫的復制品,又添上了一些變化,這是一個仿品,但同時又是一種變體。再舉一個更耳熟能詳的例子,很多古希臘的雕像是通過古羅馬的復制品才留存下來的,比如擲鐵餅者,它當初在古希臘是青銅的,在古羅馬才被做成大理石雕像,也許到了十八世紀,又會有某個藝術家模仿一遍。

但是,中國的情況會特別一點。這是因為,在中國,模仿也可以作為一種創新。這種理念可以說是源遠流長。五世紀時,謝赫在《畫品》中提出繪畫六法,其中就有“傳移模寫”。臨摹、復制對我們的藝術傳統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在書法、碑刻上都有體現,比如各種雙鉤、拓片。這就形成了一些專有概念,比如“摹本”。像《洛神賦圖》,就有唐、宋、元等不同時代的摹本。這個摹本概念的影響非常大,在我看來,這還是因為,中國古代文化非常重視以復制方式來保存文化精髓。而在歐洲,或許是在浪漫主義時代,也可能從文藝復興時代就開始了,藝術的“神聖性”這種觀念變得越來越重要,隨之而來的,就是“獨創性”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了。一幅作品,哪怕出自某位藝術家的工作室,只要是徒弟模仿的,不是藝術家親手畫的“原作”,好像就不太重要了。人們就被這樣的觀念支配著。在古代中國,類似的觀念相對來講要晚一些,而且,與西方也不太一樣。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直接的原因,就是當今學術界在試圖書寫一個連貫的藝術史的時候,比如中國古代藝術史或中國古代繪畫史,會面對兩個系統:一個是文獻系統,記載得非常完備,比如《歷代名畫記》,從三皇五帝開始,一直到唐代,每個時代的大畫家都會被記錄下來;另一個是留存下來的圖像系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那些被記載下來的大畫家,有不少沒有作品留存。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摹本——雖然沒有真跡,有摹本也可以,“下真跡一等”嘛。藝術市場中也會不斷出現假畫。古董商會刻意迎合人們的需求:你們不是想要連貫的歷史嗎?不是想要文獻中那些大畫家的作品嗎?我來給你們造。有一本很有名的書叫《寶繪錄》,是晚明松江的一個文人張泰階造出來的繪畫著錄,裏面什麼都有。據說,他先把這本著錄故意散布出去,等到產生影響以後,再根據著錄造假畫售賣,大家一看,這些畫在著錄上都有,也就願意掏腰包了。

所以,這就反映出一種矛盾:一方面,我們在觀念上希望藝術史是連貫的,可是具體而言,中國古代繪畫的文獻系統和留存下來的圖像系統往往存在很大出入,比如《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這麼重要的一位畫家,文獻記載非常少。又比如我感興趣的、曾經做過研究的《貨郎圖》的作者李嵩,文獻記載也很少,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很多,光《貨郎圖》就有四件。如果僅看作品的話,他就變成一位很重要的畫家了,而從宋代的文獻系統來看,他可能只是一位很一般的畫家。既然這兩個系統之間是存在出入的,那些摹本、那些托名大畫家的作品,就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覺得,有的時候我們的心態是,寧可相信有這麼一個摹本,雖然心中有所懷疑,但還是選擇讓它來填補藝術史上的空白。我現在也開始反思這個問題,我前一段時間寫了一篇文章《再造“唐畫”:展子虔〈遊春圖〉新探 》,討論傳為隋代展子虔所作的《遊春圖》。經過前輩學者的研究,現在已經公認,傳世的《遊春圖》應該不是隋代展子虔的原作,大部分人認為這是一個摹本,具體有晚唐、五代、北宋、南宋、明代等不同的看法。而我現在對它是不是摹本都開始產生懷疑了,所以我那篇文章才叫“再造唐畫”。我認為,《遊春圖》有可能是宋代通過某種方式再造出來的作品。我們今天完全可以根據已有的知識再造一幅唐代的畫,但我們不能說這是一個摹本,這其實是在一個全新語境之下創造出來的新事物。

我也在想,通過這個討論,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撼動摹本這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尤其是我們今天討論宋代或唐代繪畫,一說到某一幅畫,就是某某大畫家的摹本,因為你既不可以證實,也不可以證偽,最方便的做法,就是接受它是一個摹本。而我現在覺得,如果摹本這個概念太強大,會遮蔽一些問題,這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包括《虢國夫人遊春圖》,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一上來就是討論張萱,討論唐代,理論上來講,我們應該討論宋代,因為它是一件宋代的作品。只是,我們在一個非常強大的摹本概念的支配之下,習慣於首先去討論它的唐代祖本,然後再來看宋代這個本子中,唐代的基因減弱了多少。其實應該反過來,去討論宋代的人怎麼去理解唐代的作品,宋徽宗和他的宮廷畫師怎麼去理解張萱、去理解唐代畫中的美女。這樣討論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您怎麼看當代的技術進步對美術史研究的影響?此前讀到您的一篇《美術史研究的變與不變》,談到數字化技術的進步“可能會推動美術史研究更進一步地展開對於圖像和作品的分析”,能夠給圖像帶來真正的“細讀”,也就是細節的閱讀。您能展開談談嗎?

黃小峰:其實現在人文學科普遍都很重視利用技術,比如考古學,有仿真的研究,研究新石器時代的一個磨制石器,可以通過仿真,去探究用什麼方式才能磨成那樣。藝術史研究的仿真也可以靠一些新技術,比如,photoshop最早出現時,有一些學者就利用這個技術,把一件古畫上的各種後代藏印全都抹掉,一張畫有藏印與沒有藏印,感覺是不一樣的,這就會引發新的討論。我自己研究受惠較多的是高清攝影圖片,高清的數字圖像可以放得很大,看到很多細節。而且,很多古畫都變得非常黑了,這是自然形成的,通過高清圖片就可以把它提亮,更符合這個作品剛畫出來時那種很亮的狀態。

還有一點,今天除了一些私人收藏以外,大部分藝術品都在公立博物館,我們只能隔著展櫃很遠去看,展廳裏不能很亮,你也不能拿手電筒去照它,很多地方是看不清的。而古人自己欣賞一幅畫,只要不造成損傷,可以翻過來、掉過去,想怎麼看就怎麼看,還可以臉湊得很近,甚至去聞一聞。我曾讀過某本野史筆記說,鑒定繪畫去聞一下就可以了,好像還有記載說,一張畫摸一下,就能知道是誰畫的。現在的畫是不可能讓你這麼做的。那麼,高清電子圖片也許能夠部分恢復那種感覺,讓你能夠看得很細,回到當初那種觀看的語境。

另一方面,其實也有人指出,細節放大到了一定程度,就會產生消極影響,甚至給人一種虛假的感覺。舉個例子,前些年關於《千裏江山圖》有過一次學界討論,有的學者把蔡京的題跋通過高清圖片放大,發現有鉤填痕跡,於是提出:這個題跋可能是別人臨摹的,不是手寫的。後來又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一張高清圖片放大了,自然就會出現邊緣銳化的情況,看上去像是雙鉤。這就是高清圖片可能會帶來的負面作用。

還有一個,如果不考慮一件作品中圖像元素與圖像元素之間的相互關聯,只把某個細節放大的話,那麼有可能違背整個畫面的圖像邏輯,進行過度闡釋。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我已經開始習慣利用各種畫作的高清圖片了,我的導師薛永年教授對此說了一句話:細節不是風格,還需要從整體上去把握一件作品的風格。不光是藝術史領域,在其他歷史研究領域也有類似情況,比如說現在流行“數字人文”,大家可以利用數據庫,很方便地檢索,已經有學者指出,如果你用關鍵詞可以輕松查到各種資料,那麼,有可能忽略對文獻的整體把握。而且,我們今天用的很多高清圖像,有的是從博物館官網上下載的,經過了官方認定,而其他很多不經官方認定的高清圖像可能是經過裁切、改造的。使用這些圖片時,要時時回到原作,小心比對,不然就會出錯。

總之,現在美術史這個領域對新科技的利用還是比較淺的,僅限於高清圖像,未來我們研究雕塑、石窟,可能還會建構虛擬的3D模型。盡管如此,高清圖像還是相當於提供了新的材料,以前我們看不太清楚的東西,現在都能看清楚了,所以我覺得還是很重要的。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