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裏，藝術家曹斐還原出了一座紅霞電影院。圖/ 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攝影師/ Stefen Chow
藝術家曹斐從南方來到北京，用一部電影和一場展覽，讓酒仙橋關閉多年的紅霞影劇院重獲新生。紅霞影劇院，不只是一座停業的電影院，更是附近居民的記憶之所，它背後盤根錯節的是酒仙橋半個世紀的變遷，以及影影綽綽的、不為人知的電子工業歷史。
2011年，曹斐第一次與紅霞影劇院相遇。為了籌備新作品《東風》，她和制片在北京物色外景。為了避免大山子的擁堵，她們拐進了一段與主路平行的小路——紅霞路，在路邊，曹斐見到了一座關閉許久的影劇院。
圍繞紅霞，曹斐創作了科幻電影《新星》。電影裏，紅霞電影院是一處可以穿越時空的地方。圖片由藝術家、維他命藝術空間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這是一棟典型的單位式建築，“對稱、秩序、具有儀式感”，影劇院被架在層壘的階梯上，外立面是紅、白、藍的三色瓷磚，旁邊售票處的招牌已經被曬掉了色，兩側的海報也已斑駁多時，外面一圈鐵柵欄不鹹不淡地圍著，宣告著這裏的停業。在狹窄的路上，人們需要仰頭才能在高聳的招牌上知曉它的名字——“紅霞影劇院”。
“（紅霞）像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不肯低下高傲的頭顱，卻掩飾不住自哀自憐”，曹斐這樣形容。那個瞬間，她的腦中閃過很多片段：“有點像賈樟柯《小武》《站臺》裏無聊縣城青年流連忘返的地方，又有點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懷舊的青春光芒的影子。”曹斐被它凝固的歷史感所震撼，甚至沒來得及記住這座電影院的名字，只是在心頭閃現出一個樸素的願望：希望有一天，我能在這個電影院裏拍攝自己的電影。
2021年，在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展覽“曹斐：時代舞臺”中，曹斐還原出了一棟紅霞影劇院。4年多的時間裏，圍繞著紅霞及其所在的酒仙橋，曹斐制作了電影、紀錄片、裝置、VR等作品，搜集了數不清的照片、檔案、新聞和資料，占據了美術館四分之一的位置，就像一個小縣城的俱樂部，邀人進入。影院的簾布是暗紅色的天鵝絨，中間是前臺，背後寫著：星河燦爛，人間影畫。
“曹斐：時代舞臺”裏的紅霞影劇院前臺。圖/ 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攝影師/ Stefen Chow
藝術家來到北方
電話鈴是在下午響起的，打電話的是一位男士，他說想來紅霞影劇院看看。這讓接電話的人疑惑，紅霞已經停業多年，雖然它仍歸這裏管轄，但即使是在周邊與其朝夕相處的居民，也沒有流露出對紅霞的眷戀。不過，對方聲稱自己是“搞藝術的”，這讓接電話的人感到稍稍寬心。
2015年，曹斐讓先生撥通了紅霞影劇院的電話。之前，她偶然在網上看到了紅霞的照片，雖然樓頂的招牌被打了馬賽克，但她還是認出了幾年前路過的電影院。記憶被喚醒，她想立刻來看看。兩廂人馬約定好時間，第二天就碰了頭。
第一次進入紅霞，是一望無垠的黑。沒有電，到處都是土。撲面而來的是潮濕和腐味兒，之後才是眼睛看得到的東西：綠色的墻托著粉色的庭身，圓形的鍍金水晶燈已經氧化，寫著單雙號的門前是布滿塵土的羅馬柱。
復原的紅霞占據了美術館四分之一的空間。圖/ 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劇院內部跟曹斐想象的不一樣，“只剩下一個宏偉的空殼”：影院內部觀眾席的折疊椅都沒有了，空蕩蕩的，擺放著雜物；墻皮布滿剝落的痕跡，天花板上都是被液體擁簇出的水印，老化的線路裸露四處，這片大概四百平米的空間，看起來已廢棄多年。
站在二層的觀影臺前，遠處舞臺上兩簾深紅色的巨大帷幕靜閉著，如果臺下的觀眾不是廢棄的床墊、四角朝天的桌椅和栽在貨物紙箱裏的沙發，這裏似乎仍然停留在昨天。
二樓放映廳的雙開大門上有一組由圖釘摁出來的奧運會標誌，這些生銹的圖釘成為了它的墓誌銘——2008年8月1日，紅霞在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前夕停業。這似乎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諷刺，在這座城市即將面向世界的時候，一座不被人關心的電影院迎來了落幕。
帶著好奇，曹斐知曉了紅霞的伊始遠比眼前的衰落輝煌許多。紅霞影劇院始建於五六十年代，最早是北京國營有線電廠（國營738廠）的員工食堂，後用作倉庫，上世紀70年代被改建成電影院。
當時以“7”字開頭的工廠皆屬保密廠，為了新中國的電子事業，共和國的學者、工程師和科學家們從上海、杭州、沈陽、哈爾濱來到這裏，成功研制了我國第一部自動電話交換機、第一臺電子管數字計算機、第一臺超百萬次大型計算機、第一臺長城0500系列微機，並參與了“兩彈一星”等重大工程。
電子廠是在極短的時間和薄弱的技術基礎上完成這些成果的。當人們從象征著高精尖的廠房裏走出來，脫下工裝，卸下袖套，去到母嬰室裏接走孩子，回家放下打水的暖瓶時，就會想去紅霞影劇院裏，看一場《永不消逝的電波》。在這片封閉區域裏，紅霞承載著電子廠職工及其家屬們的精神生活，這一點，在紅霞市場化之後仍沒有改變。
《永不消逝的電波》海報
城市空間的研究學者車飛認為，紅霞是一座共同建築（common building），而不是公共建築，它本質上服務於街坊和社區，類似於廟宇和教堂，是撫慰人精神生活的地方。
曹斐被紅霞深深觸動，不只是美學上的吸引，更多的是它對時間與記憶容納、吸收和對抗的姿態。紅霞的隔音墻還是原始的樣子，是一種現在不會用到的工藝，叫“飛毛”。在墻上的泥灰尚未晾幹之前，拿著抹膩子的鏟子來回比劃，造成不規則的凸起以完成隔音的效果。
行走在這裏，曹斐的想象開始變得浪漫和感性，她覺得那些陪伴著電子廠工人的光影隨著時間腐蝕在了凹凸不平的墻裏。一棟電影院，不僅是酒仙橋居民的記憶之所，還埋藏著共和國電子工業的幽靈。
這種層層褶皺的意涵，撩撥著曹斐藝術家的直覺，她決定以紅霞影劇院為主體創作，以另一種方式將這裏永久存檔下來——當時紅霞影劇院已經被劃分為酒仙橋棚戶區改造的一部分，紅霞已經是一處被宣判“死亡”的地方。
曹斐是在奧運會的前兩年來到北京的。當時很多人都來，藝術家、媒體人以及各行各業人員。“奧運之前有很多機會，”曹斐說，“很多工作、很多事情，人都吸過來了，時代潮流轉移到這裏。盡管過後有很多人因為水土不服就離散了，回到了自己該去的地方。”
很少有人願意在北京留下來，但是那個時候，曹斐覺得北京很好玩兒，到處都有一種向上的勢頭。當時有很多展覽，年輕一代有很多機會，還有一眾國際策展人來參觀北京，這裏是光彩照人的舞臺，比起廣州，有更大的藝術圈子，或者說泛文化圈。
身邊的藝術家朋友紛紛進駐五環邊上空置的工廠，曹斐覺得那是時代的縫隙，城市在轉型，趁被丟棄的沒落廠房消失之前，用兩三千元房租就可以擁有它們，曹斐也加入其中，她落腳在小陳各莊的一棟模具廠裏。當2015年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人奧奎·恩威佐來到這裏時，他需要坐著黑色桑塔納搖搖晃晃地開到村子裏，才能在城鄉結合部裏找到中國的藝術家們。
遇見紅霞，正是在曹斐工作室倒騰轉退的間隙，她的工作室剛剛被拆除，因而更對紅霞的命運惺惺相惜。後來，參與紅霞項目的北大教師王洪喆對曹斐說：“不只是你選擇了紅霞，紅霞也選擇了你，你們是互相選擇。”只不過在當時，曹斐仍懷疑自己，再次為一個註定消亡的地方奔波是否有意義，那時的她還不知道，關於紅霞的一切會去向何方。
曹斐在“曹斐：時代舞臺”展覽現場。圖/ 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攝影師/ Stefen Chow
遊蕩的電子孤魂
2018年，曹斐找到了魏國田，不只因為他是最了解紅霞的人——自紅霞影劇院創立，魏國田就在這裏做經理——還希望魏國田能還原一次紅霞影劇院內部的放映操作。當時，曹斐正在持續為紅霞奔走：黑色的老式電燈開關、綠色的窗簾、丟失的放映機、暗淡的水晶燈原件還有在這裏放映的電影海報，很多東西需要在周邊和舊貨市場上尋找，更多的東西則是在淘寶上搜索。
曹斐在離紅霞不遠的烤串店裏找到了原來的放映機，這是紅霞影劇院在上世紀80年代從天津買回來的，一直用到停業，紅霞裏的時光都是由它們鑄造的。烤串店裏，兩臺放映機都在，主要作用是裝飾，每天被炭火和調料熏烤。當魏國田打開之後，裏面的膠片都是脆的，全然沒有感光材料該有的韌勁，一碰便全碎了。
“曹斐：時代舞臺”構築了一個賽博朋克式的廣州。圖/ 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
我見到魏國田是在北京初夏的午後，他騎著自行車，準時出現在紅霞路。現在的紅霞路很安靜，陽光刺眼，樹蔭擴散出來，卻聽不見蟬鳴。這裏仍然像一個時間的窪地，它沒有曹斐初見時的熱鬧，煙火氣少了很多。最現代化的“設施”是穿過這裏的公交車，天然氣驅動；還有一些東倒西歪的共享單車，沒有識別區域的功能，放置它們的人忘記了疊代和更新。
魏國田的世界寂靜了一半。有一年他在自家的陽臺抱著孩子，飛上來的炮仗把窗戶的玻璃炸開了大口子，他耳朵壞了，有時候聽不太清人說話。魏國田聲音洪亮，不吝於表達，穿著紅色的Polo衫和黑褲子，說到激動時，魏國田會起身比劃，還原當時的場景。他對那些登上舞臺、閃閃發亮的名字仍有印象，那些與紅霞有關的日子他都記得。
1970年，20歲的魏國田復員。他從唐山老家出來闖蕩，在公主墳當了三年的通信兵，一直是深得首長信任的貼身人，“腰帶一弄，手槍一背”，形容自己“神氣得很”。他是當年元月來北京報到的，剛來738廠的時候，這裏還沒有影院。
北京冬天的蕭瑟勁兒看得人心涼，除了廠房就是蓋起來的破平房，還有延續到今天的十二街坊。廠子四周被圍墻攔住，再往外都是光禿禿的老玉米地。他最開始在車間幹活，作為一個年輕的光棍，魏國田覺得自己還不算真正到過北京，所以一到禮拜天，他就會鉆進老玉米地，踩著田壟小路，走到二環裏去。
當時的北京已經是初具規模，但酒仙橋還屬於荒涼之地。附近的地名是六公墳、王爺墳、東風農場，河邊還有許多散落的殘碑。碑的基座都是雕刻精致的霸下，碑體和基座已經分離有幾米的距離，殘碑的左面是滿文，右面是漢文，他不認識滿文，從殘缺的漢字中還能找出這樣的句子：“一等精部伲哈番……朕甚悼焉……”
北京酒仙橋。圖/圖蟲創意
曾經有人說，酒仙橋祖上的墓氣太重，所以需要有工礦或者大企業來“踩住”。上世紀50年代，新生的共和國將“一五”計劃選定在這裏實行，738廠作為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項目之一也在那時建立，“紅霞”這個名字便取自蘇聯聖彼得堡的紅霞工廠。
轟轟烈烈的建廠運動開始，700廠、706廠、878廠、718廠、774廠先後成立，到上世紀60年代，這裏已經成為彼時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僅一次對外的招工就有2000人。
為了解決住房問題，電子廠參照蘇聯“赫魯曉夫式”社區樓房模式，建造了工人生活社區，也就是俗稱的“筒子樓”。相比於其他房子，紅霞這棟建築東西不正，南北還偏，所以魏國田對它印象深刻。當時738廠集體宿舍旁邊已有一處紅霞俱樂部，是跳交誼舞的地方，面積小，不方便，於是更大的紅霞影劇院便改造而成。
“（紅霞）改造完以後就方便了，放電影、文藝演出，逢年過節或者是重大節日，七一、八一、十一和元旦的活動都在這裏舉行，還經常做職工活動。”魏國田說。當時，他已經一路從車間做到科室，進入了廠工會。因為熱愛文藝，他負責紅霞俱樂部的事務。
在廠裏跳舞的青工委都是年輕的大學生，當時《流浪歌》最火，自覺笨手笨腳的魏國田很快學會並樂在其中，那個時候，他甚至覺得自己把人生最好的時光都浪費在了首長身邊。
魏國田告訴我，當時在電子廠區，總共有三大電影院。幾個影院每天都會放電影。一有大片兒上映，就會有一群人騎著摩托車在這幾個影院來回奔襲，看完一場就跑向另一場，紅霞在這裏不算最火的，但每天都有二三十人來看。
因為在俱樂部做得有聲有色，魏國田也擔任了紅霞影劇院的經理。紅霞對外開放後，不僅放映電影，也承辦了不少周邊小學、居民、企業和社會各界的活動。不少名家都在這裏登過臺，杜建芳、馮誌孝、李雙江、馬季，等等。很多酒仙橋的居民對紅霞的感情深厚，有人發微博懷念自己曾在小學組織的紅霞觀影中看到了自己隔壁班暗戀的人，也有人夢到了紅霞設施最好的時候，醒來路過時卻覺得它一片淒涼。
曹斐把紅霞流散在互聯網上的靈光片羽撿拾打撈，對她來說，這便是這座電影院的“電子孤魂”。和曹斐工作過的人說，比起她的藝術家身份，更佩服她對資料的檢索能力，那些隱匿的歷史鉤沈竟然能被她在各種犄角旮旯找出來。其中包括將紅霞視為懷舊場景的奧運廣告，由可口可樂為裏約奧約會拍攝。
2013年，染著紅發的吳青峰在紅霞影劇院內拍攝了《我好想你》的MV，因為《小時代》電影的影響力，吳青峰的不少粉絲跑來劇院門前打卡。網上有教粉絲如何從北院墻外的大樹爬上劇院房頂，找到吳青峰在MV裏的展位，甚至有粉絲為此摔斷了腿。
蘇打綠《我好想你》專輯封面
有趣的是，最近幾年，更多的人知道曹斐，是因為她作為導演和流量明星蔡徐坤一起出現在某奢侈品的宣傳影片之中。在這次跟商業品牌的合作裏，曹斐利用了人造人的概念，探討了偶像工業及其背後的粉絲供養機制。
從電子廠到酒仙橋
曹斐出生在廣州，南方的養料滋養了這位藝術家的成長，有名的博爾赫斯書店便在她家附近。在學校時，曹斐已是風雲人物。當很多人還不知道移動電話是何物時，她就已經拿著手持DV為波導手機拍攝了廣告影片。
她過早地關註到了珠三角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在這些城市裏漂來浮去的人。很長一段時間裏，曹斐都是中國藝術家裏不可忽視的名字。她年輕，想法多，去過紐約、倫敦、威尼斯辦過展覽，她足夠廣州，足夠珠三角，足夠中國，也足夠世界。
很多人將曹斐作品中的獨特，歸於她對城市的理解。曹斐認為，這是她在大學剛剛畢業時，受到了荷蘭建築師庫哈斯的啟蒙。庫哈斯曾帶著一群哈佛學生來到珠三角做田野調查，他關註了當時中國城市的“灰空間”，將那些可以打桌球、吃燒烤、做夜宵的高架橋底、城中村等空間進行分析、類比和歸納，出版了720頁的研究報告。這影響了曹斐後期很多裏程碑式的研究項目和工作。
“當有一個客體對象來研究你的時候，它會有延伸。可能是批判性的，或者是對現場有分析性的，又或者是一種全球化的思維來衡量整個亞洲的變化。原來我身處的場域在他的世界裏面是這樣的，這讓我有更開闊的視野看當下的處境。而不是我每天在這裏吃、喝，但是沒有跳脫自身以外的視點去觀察我生存的珠三角的變化。”
城中村景觀。圖/圖蟲創意
通過庫哈斯的研究，曹斐知道了父親生活的城中村是怎樣的處境。一個邊緣的傳統村落，在經歷了城市化以後迎來很多小工廠。半夜，當她的父親還在做著雕塑的時候，一樓會傳來殺豬的嚎叫聲，旁邊小工廠會徹夜做著手工，縫縫補補一些袖套或者蕾絲服裝。於是農業時代的遺留，跟當代的小商品社會縫合在一起，以及包裹著藝術家的靈性創作，一同向未來進發。在這些地方，曹斐重新理解了城市。
紅霞紮根的酒仙橋同樣是一片混雜的地區，但因為長達十數年的拆遷拉鋸，這裏已經沒有向前走的動力。筒子樓、驢肉火燒、自行車鈴聲，以及附近環繞的樓盤和新建的商場，因為生源消失而關閉的小學以及一座倒閉的電影院。每天，都會有四五個老太太來到紅霞的階梯上，跳廣場舞，甚至不是跳，只是在伸展和繞圈，聊聊閑話，沒有時髦的鳳凰傳奇和短視頻神曲助興，她們只跳《賣湯圓》。
隨著時間推移，曹斐對紅霞的研究蔓延出了影廳和電子廠，擴大到了酒仙橋。她邀請了許多學者加入，工作室的助手和自己的學生也參與其中。曹斐擅長主動出擊，為自己做規劃，她說自己的工作方式“非常題材性，像新聞記者”。
“如果我要了解筒子樓，從建築角度，我可能就去拍這個。采訪當時的工作人員，比如說你過去的生活是怎麼樣的。但我不想論證某個東西，也不會有諸如工人歷史、建築形態、建築工業史、電影文化、當代的工人生活狀況、城市更新之類的題目。”相比於置喙城市化變遷的轉型，曹斐更希望走到虛一些的情感、記憶和人的部分。
在酒仙橋附近出沒，曹斐都用她中央美術學院老師的名頭。做紅霞那幾年，她染著金色頭發，留著利落的斜劉海，張口就是兩廣口音，前後鼻音不太分得清。本地居民出於本能的抵觸，對她有所防備。酒仙橋早已是一塊難啃的骨頭，這裏的人被形容為“刺兒頭”和“火爆脾氣”。
在電子廠的老照片裏，除了生活其中的老員工能夠說清“左邊食堂，右邊宿舍”，外人很難通過外表分清這些相似的青灰色樓體有著怎樣的功能。人、自行車、樓、馬路都是灰撲撲的，最顯眼的是樹和公交車。樹都是剛種下不久的樣子，但綠得濃郁，路上跑的公交車融合著三種顏色，主體是白的，車廂連接處是黑色，橫過來還有一條裝飾性的紅。
電子廠的生活像烏托邦。院裏有復古的噴泉、涼亭，甚至還有一棟仿照美國建造的“五角大樓”。大街上車水馬龍，但樓群裏卻寂靜無比，靜得常常能聽到麻雀、喜鵲“喳喳”的叫聲。在這裏長大的孩子在這種環境中睡著，醒來後，卻不知所措，恍如隔世。
如今，酣睡的長夢已經醒了。筒子樓早已是破敗不堪的模樣。擡頭向上望，北京成群的鳥兒從陰郁的雲層下飛過，許多老人從窗戶裏探出頭來，他們一輩子在這裏工作，等不來拆遷，也跟不上房價的起飛，仿佛被禁錮在了這裏。
筒子樓承載了很多時代記憶。圖/電視劇《筒子樓》
很多人下不了樓，能下樓的也不會走太遠，只能在路邊廢棄的沙發上曬曬太陽，聊聊天。進入筒子樓，直對著的就是衛生間，三家共用，公共廚房也布滿了油垢。上樓的腳步稍重一些就會震動整個樓層，樓梯扶手的墻面已經掉落了大半，就好像赤裸裸的現實將廠裏緩慢流淌的時間刺破，然後連皮帶肉地撕開了這裏。
因為實在不宜居，許多人搬出去了。魏國田如今住在陳各莊，原本單位給他分的駝房營的房子也被兒子抵押了。他在那個地方待了半輩子，但兒子做生意從銀行貸款貸了不少錢，時間到了，銀行要錢，還不上，最後沒辦法，只能搬走。
現在魏國田在七街坊還有一間房，是738廠分下來的。如今，他的心臟搭著三個支架，也屬於酒仙橋拉鋸陣營中的一員。兒子說，想用酒仙橋的房子要兩套房子，魏國田說他做夢。“像我們這種狀況太多了，都想利用這個機會，都要房子，你明白嗎？”
“酒仙橋十二街坊，6800戶，將近7000戶的居民，都不富裕，都想多要房子，不給，所以拆不了。10年不止了，這時我最有發言權了。”魏國田說，“房子是最後的機會了。打個比方，如果我有60平方米，我就想要兩套房子。我的現實情況就是這樣，兒子需要，我也需要。開發商你不給，那你甭拆。”
還有位80多歲的半導體科學家，獨居在北京北三環40多平方米租來的一室小屋。屋子裏仍然是一個標準的科研工作者居所的樣子：臥室就是他的實驗室，桌子上、陽臺上全是電路板和管線。曾有部裏負責投資的財務司領導對他半開玩笑地說：改革開放了，你怎麼不去深圳“發財”，還要在北京建集成電路廠？他說，自己始終想著來到北京時，廠裏講的“先生產，後生活”的號召。
面對新世界的那一天
曹斐是在網上撈到“芥末”的。他算電子廠的第二代，從小在這裏長大，父母也都在廠裏工作。從2000年初，芥末就開始用膠片相機漫無目的記錄著酒仙橋，一拍就是十幾年。芥末瘦高個兒，一口京片子，原來在國企上班，有文化宣傳的職責。因為年齡很小，所以拍照片、跑跑顛顛的事，都是書記安排他去做。
他循著記憶寫過幾篇《酒仙橋往事》放在網絡上，是關於酒仙橋少有的書影音。前幾年，他還想著去老廠子裏拍些照片，那裏邊很多花壇、長廊、老樹都是當年的，但是一懶、一拖沒去拍。前年，老廠子改造了。“地磚翻新了，小花園、小亭子也沒了，七八十年代的那些建築、印記全部都拆了，挺後悔的。”他說。
芥末小時候住在電子廠的11街10樓，走到紅霞也就100多米。好電影兩毛五，次點的一毛多。他記得清楚，是因為偷過他哥的錢去買電影票。“我哥攢了好多那種五分錢的硬幣，五分的一個大硬幣。我足足偷了五個，正好買了一張電影票。”
“多半時候都是我爸帶我去看電影，我爸有時候憑關系，到賣票那點個頭。‘你好，我用買嗎？’然後扶著我腦袋就混進去了，認識的人就給個面子。有一次特沒面子，因為對方不認識他。我爸就讓我進去看，他自己回去了。”
紅霞見證了芥末的愛情。“我媳婦從小是學跳舞的，我們倆也都是922中的，但是上學的時候我們倆壓根沒確定關系。雖然都是同年級的，知道這個姑娘跳舞。有一年的元旦演出，我底下當觀眾，他們演我們也不好好看，到電影院黑咕隆咚老師也管不了，使勁鬧、瞎看、聊天、不聽話、嘀咕。”
“突然臺上燈亮了，日本音樂響起來了，看一小姑娘穿著日本和服打著雨傘在那跳舞。慢慢地從幕後走出來，突然底下誰也不說話了，都開始瞪個大眼睛看小姑娘跳舞，特別安靜。”這個心動時刻芥末記了很多年，後來陰錯陽差又遇到一起，組成了家庭。
電影《新星》的最後，在時間裏流浪多年的主人公一家人相聚在沙灘上。圖/ 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攝影師/ Stefen Chow
90年代中期，市場化的紅霞過了幾年好日子。放映《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的時候，老舊的影廳裏擠滿了人，幾乎全酒仙橋的小學生都到齊了。當時的紅霞開辟了更多業務，樓上開了遊戲廳、錄像廳，有點文化宮的性質，附近的文娛活動都集中到這邊了。芥末有個發小叫劉寇征，中考第一天過後覺得自己沒希望了，考試期間就跑來這裏玩遊戲機，後來他組了樂隊叫“窒息樂隊”，玩兒的是重金屬。
新千年沒給紅霞帶來新氣象，反而新的視覺和音響技術把它逼得舉步維艱。馮氏賀歲片和張藝謀導演的《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在紅霞的售價是60到80元一張，消費得起的人受不了老舊的設施，更多的是難以承受價格的周邊居民。
魏國田回憶，從那個時候開始，紅霞影院最多不超過20人。當時票房報道都集中在“中國人看電影的消費水平差，美國人看電影很多”之類的雲雲。當然不到十幾年的時間，情況已經完全倒轉。
從2003年開始，酒仙橋開始吹風，說要拆遷改善了。那正是北京房地產發展最火爆的時候，加上酒仙橋樓太老，大家覺得它撐不了幾年了。那幾年周邊的農村搖身一變，成了個頂個的好樓盤。
2007年左右，街上開始貼滿了拆遷的告示，後來回遷房蓋好了，那棟被稱為“屎黃色的樓”從來沒受人待見過，酒仙橋自然也沒有拆。劉艾冬是在酒仙橋附近駐唱的歌手，他創作過一首《酒仙橋之下》的demo，裏面的歌詞唱著：“鄰居談論這裏快拆了，人們盼望早點住上新房，即使日子過得依然緊張……”
曹斐對集體生活並不陌生，小時候，她生活在以廣州美術學院為中心的世界，她的父親是老師，身邊的人也和她差不多。“讀初中，離廣美再遠一點的時候，我說的廣州話有時候會被廣州的同學嘲笑，他們覺得自己說了一些俚語，我卻聽不懂。”
對曹斐而言，面對新世界的那一天是從讀初中開始的。對酒仙橋的居民而言，新世界早已在自己身邊，而他們卻無法進入。曾有工作室的人員在進入一舊鍋爐房時，被看廠的老大爺扣在辦公室威脅報警，聲稱他們是日本間諜，前來竊取機密。
芥末小時候覺得，自己在酒仙橋生活接觸的世界跟外面的人接觸的是一樣的。別人也過同樣的生活，面對同樣的世界。“工人家庭的子弟，階級始終不高，不像那些文化知識分子的家庭。出來口碑也不好，比較粗俗、愛喝酒，文化審美水平也比較低。大街上經常看到酒仙橋有彈弦子的人，都是因為喝酒喝的，壽命都不長，這是整個地區人口綜合素質的寫照，就這麼一個地方。誰也沒想到讓它去變成一個寶地，能發財，就是有感情了。”
這也是曹斐在路過酒仙橋時會想到《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原因，快速變革的社會下，那種替代性的經歷讓她感同身受。“那是一種溫柔和殘忍交雜的記憶，對當代生活的脫軌以及面對轉型後整個社會變化的焦慮和失落，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可能是連通的。”
只有在那個年代生活過，才能感受到巨大變化帶來的失落。圖/《陽光燦爛的日子》
芥末的父母都是在四五十歲下崗的。媽媽當過阿姨，搞過衛生，爸爸看廠子。2007年那會兒，身邊的人都開始出租房子過活，但自己家就一套房子，沒法搞這樣的營生。劉寇征的爸爸之前是工廠裏的外科醫生，後來跑去麗都飯店裏做按摩，“一小時掙70，給女的做按摩，這麼大歲數實在幹不下去。但要養家，只能找別的做”。
在樓底下大樹被砍倒的時候，劉寇征說自己哭了。“從小我一開窗戶就是這棵樹，樹杈如果沒有修剪，就會伸到我的窗戶裏。你知道嗎？”在曹斐拍攝的紀錄片裏，他邊抽煙邊說，“快到夏天的時候，晚上喝酒回家，我都能聽到大樹上的毛毛蟲吃葉子的聲音。早上起來，一只鳥叫起來，馬上許多鳥也會跟著叫，我就知道天馬上會亮。喝完酒我在樹裏撒泡尿，這樹都是我哺育長大的，卻給我砍了。”
他回過一次筒子樓，打開鐵鎖，裏面還放著顯像管，“大屁股”屏幕的電腦，抽屜裏面還有自己媳婦的大頭貼，房間裏沒空調，就是藍色葉片的電風扇和飲水機，桌子的旁邊就是床，他說，那個時候雖然擁擠，但跟媳婦睡在這裏非常踏實。
“它已經得到了永生”
2018年，紅霞遭遇了北京的天際線運動，負責的城管人員要將“紅霞影劇院”幾個矗立60年的招牌拆掉。“那時候我想，如果沒有這幾個字，這個空間就不成立了，居民的印象就是字跟建築的關系，這個字沒有了，它不就變成了普通建築了嗎？哪怕它會隨著整體拆遷消失，但是在它沒有整體消失之前，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給人精神力量的。”曹斐不能接受紅霞的“身首異處”。
她一次又一次地來到紅霞，卻一次又一次忐忑地離開。“在城市化的進程裏，很多東西都沒留下，更不要說不太重要的區域，不太重要的一個影院。紅霞是因為各方的拉鋸才會殘留，但它必然要走向廢墟。這個東西我沒辦法說，我沒辦法去吶喊。”
曹斐拍攝的紅霞影劇院外觀。圖/曹斐、維他命藝術空間、Sprüth Magers
負責評估工作的人員開始頻繁光顧紅霞，魏國田說：“紅霞這塊能蓋成28層樓，你想想這能賺多少錢！”
曹斐還騎車到河對岸原來的工作室那片地去看看，一望無垠的瓦礫上只有幾只發情的野狗瘋狂地撲向一只邋遢的母狗，任憑母狗如何逃竄、反抗，也抵禦不住猖獗的欲望。她心灰意冷地看著它們追逐撕咬直到消失在遠方。
即便酒仙橋的拆遷工作仍是懸而未決的，但紅霞終結的那天已經在曹斐的心裏預演了100遍、1000遍，她感受到自己活在無形的倒計時中，緊張而焦慮，能撫慰她的，唯有持續進行的作品將這一切更立體更全面地存檔下來。
芥末說，他在紅霞看的最後一場電影，是指環王系列的《雙塔奇兵》。而此時，因為新冠疫情，中國電影院線正在重映指環王系列電影，時間仿佛在那天早上變成首尾相連的回環，而紅霞成為了時光機。
《新星》是紅霞在展覽中唯一會播放的電影，在曹斐拍攝的這部科幻電影裏，紅霞是一處可以穿越時空的地方。這部電影與《流浪地球》誕生於同一年。很多人將《流浪地球》的出現視為中國科幻電影的元年，而《新星》明顯更接近中國更早時候的科幻電影。
電影《新星》在紅霞影劇院的拍攝過程。圖片由藝術家、維他命藝術空間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曹斐喜歡蘇聯的科幻電影，那些電影指引著中國早期科幻電影的制作。從這些電影到父親的美學影響（她的父親制作過偉人雕像），到美術學院的教育再到仿蘇聯建造的電子工業園，一脈相承的社會主義美學是貫穿曹斐與紅霞的底色。在“曹斐：時代舞臺”的展覽裏，曹斐還設立了一間名為“酒仙橋KTV”的小亭子，輪播著《喀秋莎》之類的歌曲，屏幕裏配和的卻是酒仙橋地區的日常畫面。
曹斐沒有跟酒仙橋的居民完整提過自己在做的事情，因為關於紅霞項目的一切永遠都是在成長中，她自己也不知道結果，如今這些都已經在裏面了——她走遍了酒仙橋15個街坊，刺探了居民生活空間——社區醫院、鍋爐房、賓館、退休職工活動中心、美發店、煤氣站、小學、幼兒園等地，她不僅對街區建築進行了測量和三維采集，還留下了口述史的記錄。
這些內容都誕生了足夠多的回響。在今天，關於電子工業，芯片仍然是一種處於國家層面的焦慮；一臺電子計算機，曾經需要從數萬人的電子廠制造出來，如今卻可以支配數萬人的勞工生活。許多來到展覽的人，會在電影《特區打工妹》的海報下留影，說“這是一個適合每個上班族的表情包”。
當曾經是電子廠一員的798裏重現紅霞時，紅霞便重生了，它迎來了自己最完整的靈魂。雖然它仍然有骨有肉地存在於紅霞路上，但它已經不是一具空殼。對曹斐來說，紅霞已經不是一個需要無限膨脹下去的項目了。
當《新星》的片尾曲《八九點鐘的太陽》的手風琴聲在展廳響起時，展覽更像是一個告別儀式、一個完成時和一個休止符。在展覽的出版物《紅霞》（HX）裏，曹斐這樣寫道：
“是的，我們並沒有真正攪動到現實，既無法把紅霞影劇院留下，也無法為酒仙橋的居民爭取到什麼權益，所有的這一切，都只是以所謂藝術的崇高性來榨取我們對它的一廂情願，我們和絕大部分人一樣，在時代的節點面前，是無力的，也是悲哀的，所以，才要小心翼翼地刻畫下時代的美與榮光，失落與殘忍，復雜和清澈。”
《新星》男主人公被卷入時間漩渦醒來後，身邊的電子招牌顯示著“新的人類已經誕生”。圖片由藝術家、維他命藝術空間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也不是誰給的委托，它不關乎責任或義務，更不是一場義正辭嚴的工業遺產保護，從第一天來到紅霞影劇院起，我就向它承諾，無論如何，都將會用另類存檔的方式把它保存下來。現在，沒什麼好擔憂了，也沒有什麼好遺憾了，東西都在了。”
“感謝紅霞，感謝所有支持過它的人，愛它的人。
我們不再懼怕‘告別’那天的到來。
因為，它已經得到了——永生。”
致謝胡健楠、王沫文對本文的幫助。（受訪者芥末為化名）
《紅霞》，曹斐
《記憶中的紅霞劇院》，2010年4月9日
《酒仙橋往事》（一～六）
《未曾忘卻的記憶：回旋在酒仙橋地區的集成電路夢》
《賣房研發芯片的81歲老科學家，告訴我們中國“芯”到底缺什麼》，周洲，《新周刊》586期
✎作者 | 李靖越
✎排版 | 方詠心
原標題 | 一座電影院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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