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年
度田事件：皇上辦事也難啊！
公元39年，劉秀下令度田，清查天下土地和戶口，方便政府的管理和稅收。
此時東漢政權剛剛完成大一統不久，劉秀作為一個雄主，采取了很多措施來改變西漢末年以來的混亂局面。比如他“退功臣而進文吏’，采取措施抑制開國武將和外戚的勢力；宣布“天地之性人為貴”，禁止虐待奴婢，還釋放了大批的奴婢和囚犯，以便發展生產。他還加強中央集權，精簡政府機構，一副勵精圖治的樣子。
可是劉秀發現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土地和戶口資料非常混亂。從西漢中後期開始，天下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很多人口依附大地主，不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下。經過王莽時期的大混亂，很多土地多次易手。到了光武帝時期，土地究竟在誰手裏、誰家裏有多少人這種問題，已經搞不清了。但是不搞清這些問題，就不知道怎麼收稅、怎麼安排徭役。所以劉秀非常著急，下令要搞清楚天下的土地戶口情況，這就叫“度田”。
度田令一下，各地的地方官們有點撓頭。尤其是河南郡、南陽郡這兩個地方的官員。因為劉秀的親戚的功臣大部分是這兩個地方的，他們在起家的過程中兼並了大量土地，難道要查這些皇親國戚的家庭情況？地方官根本不敢查。而在其他地方，地方官往往和當地的豪強地主勾結，出現很多度田不實的情況。
劉秀很快發現了這些問題。劉秀推進度田的決心很大，一看地方官都在亂搞，決定要給他們一點顏色表示自己的堅定態度。於是他首先拿河南郡等地的地方官開刀。比如河南尹張伋以及十多名刺史、太守一級的大官，全被抓起來殺掉。劉秀用這種處置表示即使皇親國戚也要查！各地的豪強地主這才得知劉秀打算玩真的了。
這時天下剛從大亂中平定，無論地主還是平民，都有作戰經驗，所以豪強地主帶頭煽動平民百姓造反了。尤其是東部人口稠密土地狹窄的地方，民變最為嚴重。
劉秀對付這種事還是有一手的，畢竟他就是靠這個起家。還是軟硬兼施的套路，一方面讓各地官員放手鎮壓，另一方面分化瓦解造反的百姓，宣布只要五個人一起殺掉一個同夥投降，就既往不咎，放你們回家種地去。於是民變很快平息了。劉秀把那些不聽話的豪強地主遷徙到外地去，削弱他們的勢力，讓他們老老實實做順民。接下來劉秀派出謁者到各地，糾正錯誤的度田行為。這樣做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也便於繼續推行度田，獲得準確的土地和人口資料。經過這一系列操作，劉秀打擊了豪強地主，又迫使地方官員按規矩進行度田，總算把這事辦成了。
結論：劉秀的度田政策限制了豪強兼並土地，增加了中央的財富稅收。
可以說,"度田事件"已經演變成危害東漢政治穩定的事件。
公元42年
馬援平定二征之亂：交趾的漢化
公元42年，漢光武帝派將領馬援等人平定交趾（包括今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流域）的征側、征貳姐妹的叛亂。
這次叛亂的起因是漢光武帝改變交趾不交賦稅只交貢物的制度，派官吏到當地征收賦稅，當地的越人部落首領對此不滿。交趾郡的征氏姐妹不滿交趾太守蘇定征收賦稅過重，憤而起兵，征側被推舉為“征王”。
此外，蘇定在交趾推行東漢的法律，引起當地越人貴族的不滿，其中就包括征側的丈夫詩索。詩索做了犯法的事，蘇定處死了他，這加快了征側反抗的進程。征側起兵後，九真、日南、合浦（位於今越南北部、廣西南部）等地紛紛響應，叛軍席卷了六十五座城池。因為東漢只派了郡守到當地進行管理，縣還是由當地的越人貴族統治，郡守無力控制局面。蘇定和其他郡的太守只能自守，不能平定叛亂。
漢光武帝得知叛亂消息後，下詔讓長沙、合浦等地制作車船，修築道路和橋梁，儲存糧食。準備工作就緒後，光武帝派馬援率領兩萬士兵和兩千艘車船，水陸並進，前去征討征氏姐妹。漢軍行進到浪泊（今越南仙山）時，遭遇叛軍並與之交戰。漢軍大勝，殺死敵軍一千多人，叛軍一萬多人投降。
征氏姐妹率殘部逃離了戰場，馬援率軍追到錦溪（今越南永福省安樂縣）與征氏姐妹交戰，殺死了征側、征貳，將她們的首級傳到了都城洛陽。馬援率軍繼續清剿征側余黨都羊等人，斬殺和俘虜叛軍五千余人，三百余名叛軍俘虜後被流放到了零陵（今廣西與湖南部分地區）。
平定叛亂後，馬援參照漢朝的法律，對越律進行了調整，奏請朝廷修正了越律與漢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十幾條，向當地的民眾頒布執行，交趾等地都遵循馬援修訂的律法。馬援還取消了越人貴族統治各縣的世襲權，命令越人在衣食住行、婚喪禮儀等方面按照漢朝的風俗習慣行事。此外，馬援還讓漢軍幫助所經過的郡縣修築城郭、興修水利。軍隊中的部分將領和大部分士兵留在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再分散安插在雒越（百越中的一支，主要分布於交趾）人民中，後世稱之為“馬留人”。形勢穩定後，馬援率軍回朝，被光武帝封為新息侯。
結論：二征之亂的爆發，是東漢建立後重建對交趾地區的統治，引起的當地貴族的反抗。馬援平定二征之亂後，越南地區進一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受到中原政權的管轄。
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平定嶺南之亂後世以之於神明敬之
公元64年
白馬馱經：佛教與中國結緣的開始
公元64年的一天夜裏，漢明帝劉莊夜間得夢。他夢見一個身材魁梧、腳踏白雲、頭放綠光的金人在空中飛行，最後落到自己的殿庭之前，漢明帝正要上前施禮，卻見金人騰空西去。第二天一早，明帝就召集群臣解夢。博士傅毅回答說：“周昭王時，西方有佛出世，其身高一丈六尺，遍體金色，光芒四射，陛下夢中所見的金人，或許就是佛吧！”博士王遵接著說道：“按《周書異記》這本書裏的記載，佛出世時，天地間呈現了許多祥瑞，周太史蘇由曾預言，佛的聲教將在一千年後來到中國。臣以年代推算，蘇由預言的正是現在。陛下夢見的，想必是佛無疑。”漢明帝頓生赴西方求佛之心，於是詔令蔡惜、秦景、王遵等18人組成使團，遠涉千裏前往西域求取佛法，史稱永平求法。
自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時代開始，印度佛教就開始了向周邊國家的傳播，到明帝時期，佛教已經在西域地區廣泛流行。東漢使團到達西域大月民國（今阿富汗境至中亞一帶）後，遍尋佛跡，廣覓高僧，抄得佛經四十二章，並遇見了高僧迦攝摩騰、竺法蘭。攝摩騰、竺法蘭精通漢語，於是蔡惜等人便邀請兩位高僧來漢地傳播佛教。二人接受邀請，67年，二位印度高僧和東漢使團一起，用白馬馱著佛經佛像同返國都洛陽。漢明帝見佛經佛像十分高興，對二位高僧極為禮重，親自予以接待，並安排他們在當時負責外交事務的官署鴻臚寺暫住。
次年漢明帝敕令在洛陽西雍門外三裏禦道北興建僧院。應西域高僧的請求，按照天竺式樣建造廟宇，把佛經和馱經的白馬都供奉在裏面，取名白馬寺。白馬不僅代表了東漢使團白馬馱經迎佛教入華，同時“白馬”亦是佛教話語中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傳說釋迦牟尼出家時，所乘坐騎就是一匹白馬，一千余年後，大唐高僧玄奘西去取經，所騎的也是一匹白馬。
白馬寺於是成為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寺”字即源於“鴻臚寺”的“寺”字，後來“寺”字便成了中國寺院的一種泛稱。攝摩騰和竺法蘭在此譯出了漢文《四十二章經》，為現存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四十二章經》譯出後，收藏在當對的國家最高圖書館“蘭臺石室”的第十四間，受到了漢明帝劉莊的虔敬與珍視。
在攝摩騰和竺法蘭之後，又有多位西方高僧來到白馬寺譯經，逐漸完善了佛教經、律、論三藏體系在中士的傳播。在68年以後的一百五十多年時間裏，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計三百九十五卷佛經在這裏譯出。白馬寺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譯經道場。可以說，佛教中中國紮根傳播最初的二百多年，整個過程都與白馬寺息息相關。
在白馬馱經之前，黃老之學和各種神仙方術是人們主要的信仰，白馬馱經後，佛教漸漸走入了中國人的生活，並且逐漸壯大發展成諸多派系。由於佛教是外來宗教，白馬馱經奠定了中國對佛教外來經書的翻譯傳統，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佛經的譯者緊密聯系在一起。自白馬馱經以後，來華的僧人都十分重視譯經事業，湧現出了如鳩摩羅什、真諦等著名外來譯經家，同時如法顯、玄奘等高僧也延續了佛教向西域的取經求法之路，留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故事和傳說。
結論：白馬馱經是中國佛教史的標誌性事件之一，自白馬馱經之後，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從此開啟了佛教中國化和世俗化的漫漫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