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浪
小開本據說是為了“地鐵閱讀型”的需求
友人剛剛寄來印制精美的《老樹日歷》一冊，摩挲之余，想起當年和劉樹勇的對話。我說，你在新浪微博上最初的一撥畫是出離的憤怒，我還想“老樹是誰”？一問，知是樹勇。於是有句“都說網上有高人，遇到樹勇信始真”。後來突然看到畫風轉到穿越和出世了。樹勇說，都說是“做夢”的時候，我那就是從夢境裏來，到夢境裏去。
聞之大樂。那是2011年的事了，看到樹勇天天畫，還跑到他學校“做夢”的工作室去看。
小開本的“日歷”是這幾年市場上的熱銷。自打故宮2010年在1937年《故宮日歷》的基礎上重開了《故宮日歷》的新版以後，一時躥紅。2012年全國出版的日歷書只有4種，2013年有11種，2014年有23種，2018年達到200多種。中國地圖社這些年也有地圖主題的年度日歷，今年社長送我讀新出的《每日人文地圖》，逼得我回頭追前幾年的。我還有以文字信息組合視覺的《單向街日歷》，知道那設計是獲得了“紅點獎”的。
同樣文化主題的“年度”手冊，上世紀五十年代以《美術日記》為標誌，也熱過一陣。1955年的《美術日記》如今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美術成就的圖譜。第二年，作協又仿作了《文學日記》，集中外古今之文學大成，品相好的，如今是收藏市場上的罕物。又過了六十多年，《故宮日歷》繼承雅意，只縮小了開本，為我國出版業開拓了一種獨特的形式，成為當下日歷類圖書的開創者和先導者。
累計發行300萬冊的《故宮日歷》帶動了小開本的書裝市場。據說是為了“地鐵閱讀型”的需求，這一輪的小開本重點在內涵精致的人文類書籍，比如三聯新出的奇書《下裏巴蟲》，不但小，而且一函兩冊，圖文對照。
《下裏巴蟲》是汪家明領銜的“活字印刷工作室”的新品。汪是《山東畫報》的開山和三聯書店的繼任，所以“活字”的出品不但講究內涵還在意書裝，其中《下裏巴蟲》是報告文學家盧躍剛關於昆蟲的圖文並茂的新作。一掌盈握的小書，你只有上手讀過，才知道這類開本的韻味。
圖書裝幀是一門獨特的藝術，我講課經常舉證南宋版的《文苑菁華》，慨嘆中國古代書籍設計的簡約精美，其對線、欄框、篆印的使用達到增一分則多、減半分則少的境界。而對印刷字體的講究則直接造成了“宋體”和“仿宋體”的誕生。
小開本前身是可以放進袖子裏的“巾箱本”
自打唐末雕版印刷技術漸趨成熟以後，宋代印刷的發達中還有一脈是關於開本的。這就是“巾箱本”。巾箱是古代男人專門放置頭巾布的小箱子，“巾箱本”以喻其精巧，開本小到可以放進袖子裏，所以又稱“袖珍本”。
宋戴埴《鼠璞》載:“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手寫《五經》置巾箱中。”由於這種圖書體積小，攜帶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稱為袖珍本。古代書商還刻印有一種儒經解題之類的小冊子，專供科舉考生挾帶作弊之用，這種袖珍本則稱為“挾帶本”。
《北堂書鈔》卷一三五“王母巾箱”條引《漢武內傳》，說帝見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後序說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嘗以自隨，故得猶在。《南史》卷四十一載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可見無論手寫本書，刻印本書，只要開本小，於隨身攜帶的巾箱小篋中能夠裝下，都可稱為“巾箱本”。
進入雕版印刷時代以後，巾箱本仍然因為其便於攜帶，受到不少圖書消費者的青睞。而且，由於開本小，節省了印刷材料，降低了生產成本，書價也就相應便宜了很多。圖書出版商可以采取薄利多銷的營銷方式，更容易占領市場。精明的圖書出版者們自然不會忽視這樣的商機，歷代因此刊刻了不少巾箱本。
例如，清代重臣於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一書中，卷1著錄有宋版巾箱本《東萊家塾讀詩記》《五經》等，其中《五經》是“行密字展，朗若列眉”；卷2著錄有宋版巾箱本《南華真經》《太學新編排韻字類》等，而其中《南華真經》“版高不及半尺，較之經部中《五經》及《東萊家塾讀詩記》，尺寸尤縮，而字畫倍加纖朗”；卷3著錄有宋版巾箱本《玉臺新詠》《聖宋文選》《選青賦箋》等；卷5著錄有元版巾箱本《九經》《十七史詳節》等；卷6著錄元版巾箱本《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東坡集》《類編層瀾文選》《新編古賦題》等；卷7著錄有明版巾箱本《埤雅》；卷10著錄有明版巾箱本《老泉先生文集》《文苑英華纂要》等。
清代圖書出版者也刊刻了不少巾箱本，例如，王士禎《分甘餘話》卷3提到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葉德輝《書林清話》提到“乾隆十三年姚培謙刻《世說》八卷，五行十一字本，長止今工部尺一寸八分，寬一寸一分”。又乾隆中蘇州彭氏刻有《論》《孟》註疏兩種，“行字極細密，長止今工部尺二寸，寬一寸七分”。據葉德輝的說法，則清代不少巾箱本的制作在尺寸上比起前代來要更小。
“袖珍本”更是主人極為珍視、須臾不可離之物
大致說來，中國古代圖書出版商更傾向於把以下幾類書制作成巾箱本:一是和科舉考試有關的圖書。前引戴埴話裏已經提到，南宋巾箱本之所以盛行，早已不是像蕭鈞那樣是因為好學所致，而是為了便於科舉考試時挾帶，用來作弊時目標小，不易被察覺。
這種情況一直到清朝後期還有。道、鹹前，大小科場搜檢至嚴，有至解衣脫履者。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鰲與研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靴底雙屜者。
這裏提到的“石印小本書”就是用當時較新的印刷技術制作的巾箱本。當然，平時隨身攜帶，也便於讀書人揣摩舉業。因此，科舉類圖書制作成巾箱本很好銷售，例如《天祿琳瑯書目》卷6就說《類編層瀾文選》“系當時帖括之書，書賈刻以謀利者，故仿宋巾箱本式，取易售耳”。
之所以用較小的紙張以及密行小字印小說，不僅是為了攜帶方便，也是為了降低出版成本，壓低書價，以便更多收入較低的市井百姓(相對來說)能夠買得起書閱讀。哲學、歷史、文集類圖書的讀者主要是士人，而小說類圖書的讀者除了士人還有大量的市井百姓。
“袖珍”二字，本意指的是可藏於懷袖中隨身攜帶，除了物件本身體積小這一特點外，一般還是主人極為珍視、須臾不可離之物。例如，宋代米芾曾得到褚遂良摹的蘭亭序帖真跡，割截成“袖珍帖”。米芾此舉，自是因為對褚遂良摹寫的這件法書珍若尺璧，為了隨身攜帶、隨時觀摩，於是把整幅大的法書分割、裝幀成更小的帖子。而董其昌跋米芾之子米友仁《水墨雲山卷》，也提到小米“自稱有設色袖珍卷，為生平第一”，這裏的“袖珍卷”，側重強調的應該是畫的尺幅很小。可見，至少在宋代，法書帖子以及畫卷等也有“袖珍”一說。
明代有些書籍，書名上也有“袖珍”二字，例如明代徐用宣撰《袖珍小兒方》10卷、李恒撰《袖珍方》4卷等，只是並不清楚二書是否為巾箱本，或許二書的書名只是取隨身珍藏之意。但是從《天下水陸路程》一書序言的提法，我們可以推測，在明代時，人們已經把“巾箱本”和“袖珍本”混著叫了。清代沿襲了這一習慣。例如，《國朝宮史》卷35載：乾隆十一年，皇上校鐫經史，卷帙浩繁，梨棗余材，不令遺棄，爰仿古人“巾箱”之式，命刻古香齋袖珍諸書。
乾隆皇帝下令把武英殿刻經、史剩下的邊角料利用起來，模仿古人巾箱本樣式，刻成所謂“古香齋袖珍書”，這些書包括:《古香齋袖珍四書五經》一部、《古香齋袖珍史記》一部、《古香齋袖珍綱目三編》一部、《古香齋袖珍古文淵鑒》一部、《古香齋袖珍朱子全書》一部、《古香齋袖珍淵鑒類函》一部、《古香齋袖珍初學記》一部、《古香齋袖珍施註蘇詩》一部、《古香齋袖珍春明夢餘錄》一部等。
乾隆時人們把“袖珍本”和“巾箱本”混稱，還有一例子可以證明。如上所述，《施註蘇詩》一書為古香齋袖珍之一種，《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提要則徑稱其為“巾箱本”，說“乾隆初，又詔內府刊為巾箱本，取攜既便，遂衣被彌宏”。可見，此時人們的心目中，袖珍本就是巾箱本。
許多作家都以能在“百花小開本”中占有一席感到驕傲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文化出版社曾出過一套小開本系列的“五角叢書”，這套150余種圖書開本較慣常的32開瘦俏，而且定價確是五毛錢，內容以人文社科新知為主，在那個求知求學成風的年代很是翹銷了幾年。後來印刷成本上來了，價格上去，“五角”概念不存，遂沒。
再早的1962-1993年間，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過近百冊系列散文，都是690×960的開本。
“百花小開本”的誕生，與孫犁先生有關。1962年，孫犁將一部分散文編為《津門小集》，交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因為字數太少，很難印成一本書，使編輯犯了難。編輯希望孫犁再寫一些，病中的孫犁無力執筆，這一難題只能交給美術編輯陳新來解決。
陳新不愧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書籍裝幀設計專家，他先是把32開本橫豎各裁掉一部分，然後縮小版心，利用題圖和尾花彌補文字的不足，這樣，只有28000字的《津門小集》竟印成了一本典雅、漂亮的小書。這本書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既給病中的孫犁帶來了喜悅，也受到了讀者的歡迎。
《津門小集》的成功使得百花文藝出版社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今後出版散文書都采用這一開本。於是，在“文革”前又出版了葉君健的《兩京散記》、巴金的《傾吐不盡的感情》、碧野的《月亮湖》等十余種。
1975年，恢復工作不久的原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負責天津人民出版社文藝組工作的林吶，要求責任編輯謝大光依然采取小開本的形式出版散文書。“文革”結束後，百花文藝出版社恢復建制，“百花小開本”的出版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時期，從1979年到1991年，“百花小開本”又出版了八十余種。
這些小開本散文書，既包括冰心、葉聖陶、孫犁、羅大岡、馮亦代、馮牧等一批老作家的新品，也包括瑪拉沁夫、王蒙、鄧友梅、馮驥才、蔣子龍、張賢亮、葉文玲等文壇主力的佳作，還有賈平凹、趙麗宏等文學新秀的處女作，季羨林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也是以這種開本出版的。
許多作家都以能在“百花小開本”中占有一席感到驕傲。近百種“百花小開本”，好似百花齊放，散發著誘人的芳香，為各地文藝出版社所欽羨，為全國散文愛好者所鐘愛。
南開大學教授劉運峰多年來致力於搜集、整理和研究“百花小開本”。他認為，“百花小開本”雖然已有三十年沒出新品，但在今天的出版環境中愈加顯示出它們獨特的魅力。盡管它們開本不大，但由於版式疏朗，一點兒都不讓人覺得小氣。最值得稱道的，是它們的封面設計，大多出自天津裝幀高手、美術名家之手，這些封面或清新淡雅，或質樸厚重，但都可歸為一點，那就是“自然和諧”，它們本身就是完美的藝術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而這一風格也正是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出版風格。
我相信如今年過半百的老文學青年都讀過這些小書，上面說的兩套以開本小巧和價格便宜著世的書我都有存，其中碧野的《月亮湖》更是我曾鐘愛的作品。
除了實用一面小開本還有心理上的效應
其實“五角叢書”學的是三十年代上海灘上的“一角叢書”。此時，良友圖書出版公司老板伍聯德破格任用了剛從學校畢業的趙家璧，做《學生畫報》總編輯，同時由其編輯成套的學生讀物“一角叢書”。一毛錢一冊的統一價大得中學生之喜。估計那批中學生裏就有後來天津百花和上海文藝的編輯。
十七世紀荷蘭有一本暢銷的“情場寶典”，作者Johan van Dans在前言裏解釋為什麼該書設計成小十二開本：
“這樣做不是為了節省印刷經費，而是因為如此制作最適合裝進口袋裏，你在舉辦招待會和聚會的時候，去到哪裏都可以帶在身邊……還有，我把它做成這樣一個小巧的東西，那麼萬一某個黃昏你剛好埋頭此書，而你那渴望你在身邊作伴的父母卻突然出現，使你大吃一驚，這時你就可以把它藏在你的圍裙下面。或者，如果你是一個孤女，跟你的祖母或姑母住在一起，若她們碰巧看見這本書，就會發現閱讀起來太困難了，因為字很小。”
這本題為《斯科普斯的諷刺詩或提爾蘇斯在愛情上的才智》的書可以視作那時候的“小黃書”，其開本的狡猾是為讀它的女孩子設計的。
除了實用一面，小開本還有心理上的效應。凡物小則可親，大則可畏。小書可用於拉近距離，大書可用來制造距離。一本小巧玲瓏的書適合用來營造一種私密的氣氛，暗示一些微妙的乃至曖昧的情緒，被用來充當少女們的閨中密友自然是不奇怪的。
另一方面，一本厚重的大書適合用來增加莊嚴感、神聖感和歷史感，它意味著這本書是悠久傳統的承載者，所以在教堂，在博物館擺放一部桌面般厚重的大書，供人們隆重地披覽是再合適不過了。
現代出版是與印刷技術發展聯系在一起的。十五世紀，在文藝復興的時代背景中，機械印刷在意大利開始成熟。出版家瑪努提斯的一大貢獻是於1501年首創了小開本書籍。在此之前，書籍尤其是聖經，開本都非常大，原因是這類書主要放在教堂中，主教沒必要將如此沈重的書隨身攜帶，類似的書籍僅為少數人閱讀。但文藝復興推動了市民階層對圖書的需求，人們希望在工作之余可以隨身攜帶。於是瑪努提斯將書的尺寸由大開本縮小到可以放在口袋中的小開本，在合乎紙張裁切的情況下，書的尺寸一般為7.7cm x15.4cm，瑪努提斯還為小開本書設計了浪漫的斜體字，目的在於突出內容的抒情性，這種排列方式在當時是一個創舉。
書籍裝幀的歷史往往是這樣：那些厚重端莊的大本從內容到形式都是真正意義上的“一本正經”。而那些小開本的書，往往是情趣盎然、饒有興味、可以博人會心的文字。（楊浪）
來源：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