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這個人物，在大眾認知中有很多種面相，有說是市井流氓的，有說是基層小吏的，有說是楚人余燼的，有說是遊俠之概的，不一而足。
在遙遠的《其實你一點都不了解劉邦》一文中，三解為大家展示了一個在大秦官僚系統中如魚得水的中年“秦吏”，以及他作為大秦一百二十石軍吏所必須擁有的“武猛強健”，為他日後的征戰勝利所積攢的條件，其實已經對傳統的說法有所顛覆。
先從“高祖斬白蛇”說起，傳說並非後人偽造原文見《史記·高祖本紀》：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原從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原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裏，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這段故事人們耳熟能詳，翻譯下就是劉邦以亭長的職務為縣裏送幹活的人到驪山陵墓工地，路上跑了不少，自己盤算著到地方人都跑光了，到老家豐邑西邊的湖泊沼澤停了下來喝酒，晚上就把人都放跑了，自己也準備逃亡，這群人中有十幾個壯士願意跟隨他，他喝多了就帶著這十幾個人行進，派了一個人探路發現有大蛇擋道，劉邦趁著酒勁上去就把大蛇砍成兩段，又走了幾裏地，喝多了，躺下就睡。後面跟著的人來到蛇的地方，看到一個老太太哭訴自己兒子是白帝子，被赤帝子斬殺了，這群人不信想打她，老太太一下子不見了，這群人找到劉邦，告訴他情況，劉邦樂得不得了，很是自負，跟隨他的人卻越來越敬畏他。
在《漢書·高帝紀》中，這段記載只是改了幾個字，沒什麼新增信息，另見於《史記·封禪書》：
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
如果是現代人，砍了一條大蛇，絕對想不了這麼多，但是在戰國、秦、漢之際，這個故事就很有現實意義，見《史記·高祖本紀》：
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
由於這個故事，劉邦在沛縣初起之時，就豎起了紅色的旗幟，以對應他的“赤帝子”身份。
現代人讀了這個故事認為是“真事兒”的，恐怕沒多少了，多數還是將其視為“魚腹丹書”和“篝火狐鳴”的神秘主義造勢，也就是“變戲法”糊弄無知群眾跟著造反。
但是，真正值得註意的是“赤帝子”斬殺的“白帝子”，也就是那條“白蛇”的象征。
眾所周知，秦始皇定秦為“水德”，服色尚黑，劉邦作為當時的“秦吏”，哪怕是編故事神化自己，也應該是“黃帝子”斬殺的“黑帝子”，或者“黑蛇”，這才合乎“土克水”的基本道理，否則怎麼也沒法和“滅秦”扯上關系。
正因為如此，在《史記索隱》註釋此條時引用：
應註雲“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雲：“水神哭，子褒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雲：“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也。
這段註釋包含了幾個信息來源，在“五德終始說”盛行的兩漢，如何將王朝興廢與五行征應結合，是絕對的政權合法性問題，所以這就出現了兩種解釋：
前者是認可秦為“水德”，而白蛇與“水德相關”，哭訴的老嫗就是“水精”；而後者則依據漢光武帝改漢武帝認定的“土德”為“火德”，秦為“金德”，火為赤色，金為白色，所以，對應“火克金”。
後者也是東漢通行的解釋，見《史記集解》註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應劭為東漢人，用東漢光武帝改定漢為“火德”，秦為“金德”的說法，來解釋“赤帝子”殺“白帝子”，也就是“火克金”，看起來絕對自圓其說，但作為現代人，我們能夠相信200年前的劉邦能夠預知200年後的劉秀的變革嗎？
這不由得人不懷疑，劉邦斬白蛇起義的故事是東漢人為了塑造了劉邦政權的神性而偽造的故事，但是，“赤帝子”的說法，直接關系著劉邦在沛縣起兵時的旗幟顏色，在其他記載之中也有旁證，漢軍起兵後為“赤幟”，且在西漢末年劉歆撰寫的《西京雜記》中有“高祖斬白蛇劍”之說，也就是說，這個故事並非東漢光武帝定漢為“火德”之後杜撰竄入《史記》的。
基本確認了這個故事出自劉邦之手，就揭示了更大的秘密。
“赤帝子”斬“白帝子”傳說的知識層次超越了平民階層在《史記·韓信盧綰列傳》中有這樣一句話：
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
這可能是《史記》中有限的關於高祖本人學問養成的記載，其他如他厭棄儒生，往儒生的帽子裏撒尿，洗腳的時候接見儒生酈食其，以及陸賈提醒他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一系列的軼事，塑造出的都是一個無心向學，厭棄儒學，乃至於“不學有術”的“浪蕩子”形象。
但是在他剛剛起兵的時代，鄉裏豪傑長者對他的看法卻是：
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蔔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註意理由，“平生所聞劉季諸診怪，當貴”，也就是我們一直聽說劉邦身上發生了很多神奇的怪事，命裏就該發達。
除了“赤帝子斬白帝子”之外，還有“呂後望氣”的故事，見《史記·高祖本紀》：
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後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後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這個故事的“戲法”就比較好變了，劉邦和呂後商量好，每次都讓媳婦找到，再說“雲氣”的說道，自然就湊得上了，但是，秦始皇經常念叨“東南有天子氣”，劉邦是怎麼知道的？這個疑點，姑且存疑，後文再提。
同理，“赤帝子斬白帝子”的故事，一樣也可以這麼串通好了演戲。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這兩件事情都發生在劉邦“縱徒逃亡”、“聚眾山澤”之後，先是只有十幾個人跟隨，一直到沛縣令請他“反秦”響應陳勝之時，他的部下才不過百人（《史記》作“數十百人”，《漢書》作“數百人”），他的“神話故事”全都直指“天子”、“赤帝”，乃至於“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反觀聚眾九百人的陳勝，哪怕是“神化”自己的想象力，也僅限於“大楚興，陳勝王”，兩者的區別是什麼？
是知識，是眼界，在那個時代，更代表著社會的階層。
具體可見《史記·封禪書》：
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昚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蔔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蔔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
此為“秦”之始祖祭祀“白帝”之肇始，之後數百年間，才陸續增加“青帝、黃帝、赤帝”的祭祀，至劉邦入關中後，方才補上了“黑帝”，也就是說，唯有“知古者”才能聯系到“白帝”與秦國諸侯的關系。
而“秦”開始受到“五德終始說”的影響，也就是“五方帝”開始於“五德”掛鉤，要到戰國時代，見《史記·封禪書》：
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
也就是在秦孝公父親秦獻公的時代，秦國的都城櫟陽天上“下金雨”，所以，秦獻公認為自家得到了“金德”的祥瑞，所以在櫟陽建“畦畤”祭祀“白帝”。
秦獻公在秦一統前150多年，“五德終始說”與諸侯秦國的“白帝”崇拜結合，“白帝”也就代表了“秦國”，但是到了秦始皇二十六年並吞天下，官方口徑大改，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自此至陳勝發難凡十二年，“裏耶秦簡”顯示，秦朝政府甚至不允許楚人稱豬為豬，而必須按照秦人的叫法為“彘”，這樣的細致管理，不可能遺漏了沛縣，劉邦這個秦吏更不會不知道“秦朝”已改“水德”，“色尚黑”。
那麼，“赤帝子斬白帝子”的傳說是高祖為了“神化”自身而偽造的，這個知識層次也遠遠超過了平民，而相當於在“知古”的前提下完全否定了秦始皇的“秦朝”法統，而只將其視為“周天子”任命西陲的一介諸侯國。
更重要的是，得到劉邦生前認可的，由秦柱下史，漢朝“計相”張蒼所主持的“漢為水德”的認定工程，絕非無的放矢，見《史記·高祖本紀》：
（漢二年）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漢二年）六月，……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裏。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
在還沒有全取關中的情況下，劉邦已令廢除“秦社稷”祭祀，換成“漢社稷”，並在四個月後，關中徹底平定後，命令祠官恢復秦國的所有祭祀，也就是說，僅僅是漢王的劉邦，將自己視為“秦國”的繼承者。
正因為如此，盡管史書並未明言張蒼的理論依據，借助《呂氏春秋》中“十二月紀”體現的“五行相生”論調，“木—火—土—金—水”，“秦國”之“金”恰生“漢國”之“水”。
而這也是漢初真正的官方解釋。
劉邦起兵時已有為王為帝的野心結合劉邦的諸多“造勢”傳言，逃亡、起兵前可以算作一類，往往有所節制，只是“貴”、“大貴”、“天下大貴”。
之後，則具體得多，“赤帝子”、“天子氣”，這已經不是“好為大言”了，而是“狂妄無邊”，但是，從劉邦起兵時的舉動來看，他的這種“狂妄”絕非因為“無知”。
見《史記·高祖本紀》：
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
對照下《史記·封禪書》：
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
……天下已定，詔禦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
集中說一下，就是劉邦在剛剛聚眾的時候，在豐邑東北十五裏的“枌榆社”，有人說是劉邦所居住鄉的“裏社”祈禱發願，待到進入沛縣成為沛公起兵時，為黃帝立祠，又在沛縣縣廷之中祭祀蚩尤，而《封禪書》的信息顯示，劉邦可能只是祭祀了蚩尤，因其與“枌榆社”一樣靈驗，才在定天下之後指示地方政府必須以“諸侯禮”的“少牢”祭祀“枌榆社”，並在長安為蚩尤立祠。
我們一般所知就是黃帝戰蚩尤，但在《史記·封禪書》中記錄的秦漢官方信仰之中，要復雜得多：
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瑯邪。
也就是說，這“八神”屬於“齊地”的神明信仰，在秦始皇的眼中，屬於僅次於“封禪泰山”的重要宗教活動，而蚩尤在“八神”之中排“第三”，為“兵主”，顧名思義，就是“軍神”、“戰神”。
劉邦此時僅為自立的“沛公”，因為響應自稱“楚國”的陳勝起義，才沿用了楚國的縣官名，相當於自居於陳勝屬下，就去祭祀“兵主蚩尤”，他的誌向不問自明。
這也恰恰是上文《一個被<史記>遺忘的王朝》中劉邦本人只承認自居“張楚”陳勝正統之後的核心原因。
按照《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的記錄，“沛公初起”為秦二世元年九月，與“項梁號武信君”正在“同時”！
如果從此時算起，劉邦屬“張楚”，比秦二世二年正月才接到召平“矯詔”的項梁歸屬“張楚”還“早三個月”，所以，站在劉邦個人的角度，心理足夠膨脹的情況下，當然可以認定自己接續“張楚”天命大任，“與項梁共立義帝”，也就是說，“義帝”並非“沛公”之君，只是“先入關中者為王”的“主約者”，一個“盟主”、“中人”，直至劉邦入關中受降秦王子嬰，秦國的天命已經自動轉移到了劉邦手中，漢王的社稷取自秦王，而非出自項羽“裂地分封”，之後的幾年時間，都是為了“止暴定亂”的“天命討伐”。
當然，這只是結論之一，另一個重要的現象對比就是，不知是《史記》漏記，還是當時根本無人顧及，從陳勝到武臣、韓廣、魏王咎、楚王景駒、齊王田儋、趙王歇、韓王成，項梁自號武信君、擁立楚懷王、項羽自為諸侯主伯，所有的政權，沒有一個有記載立國之初“祭祀”、“立祠”的。
在這方面唯一有一些“建樹”的，可能只有陳勝，見《史記·儒林列傳》：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
也就是魯國的儒生抱著孔子家族遺留下來的禮器去投奔陳勝，陳勝任命孔子後人孔甲為博士，後與陳勝一同死難。
至於項羽滅後，魯地諸生不降漢，很大程度上應來自於項羽“魯公”之封，君臣之義既然締結，當事君以忠，所以，哪怕面對劉邦的屠城威脅，仍舊堅持己見，也算亂世儒生的一點亮色。
不過，對於太史公這樣的專業人士而言，“禮”、“祭”，都是他非常敏感的信息，哪怕西漢初年官方銷毀了檔案，他的尋訪也不會不重視這些信息，那麼，確實有很大可能就是這許多政權，根本就沒有在這方面下心思，或者說，“沒當回事”。
這麼一對比，劉邦這個“起於微末”的豪傑，恐怕要比其他“起於微末”者要“高級”不少，說得直白點，同為“造謠生事”，劉邦的是拿“高級知識分子”、“廳局級以上官員”圈子裏“特殊信息”搞事情，而陳勝則是拿“鄉村知識分子”、“縣處級以下官員”圈子裏的“大陸貨”下功夫。
所以，創大功業者有“大格局”，絕非虛言，劉邦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