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明鵲 實習生 汪航 李科文 陳燦傑 樊一鳴
[編者按]：
他們是一群孩子，但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樣。
在他們最重要的成長時期，父母不在身邊陪伴，生活大多困難，又因父母入獄而背負汙名，直至成年有些人也無法釋懷，與命運和解。
在父母服刑的高墻之外，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活在一個無形的囚牢中，飽受痛苦。他們的“刑期”可能比父母還長。
目前，關於這個群體的官方數據，仍停留在2005年司法部的調查“逾60萬”。而針對這個群體的救助，至今存在事實上的法律和政策空白。
受一樁殺妻案的啟發，澎湃人物決定關註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群體，去抵達更多被遺忘的角落。
本專題共有三篇，這是第三篇，重點講述官方與民間力量對這個群體的幫扶。
剛進監獄前幾年，張小兵想過自殺。
湖南省雁北監獄，關的大部分都是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監獄長劉偉說，面對漫長的刑期，服刑人員時常後悔、孤獨、絕望，容易出現情緒不穩定、打架、自殺等現象。自2010年起，監獄加大對服刑人員的心理關註，發現孩子是他們心底最柔軟的牽掛。
每個月，他們能打5分鐘的電話，聽小孩的聲音，感覺生命在跳躍與延續。
電話那一頭，小小的身軀，經歷家庭巨變、流言蜚語、內心的衝突與撕扯，變得自卑、孤獨、敏感又偏執。他們是5類重點青少年群體之一，有些成為事實孤兒，流浪乞討，打架鬥毆，甚至步父母後塵走上犯罪道路……
2017年，衡陽市慈善總會副會長張弢發起“春風行動”。他招募了一群誌願者，關註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給他們送去物資和心理幫扶。有人問他：你為什麼幫兇手的小孩，難道犯罪還有理了嗎？
絕望與希望
一個空曠的草坪裏，2000名服刑人員坐在小板凳上，聽心理咨詢師王玉秋講課。
那是2018年，王玉秋記得，她講的是“父母違法對子女的影響”。講完課後，服刑人員一一散去，張小兵走到她身邊問：“我的小孩會不會有心理問題？”
六年前，張小兵因情感和經濟糾紛，刺傷了“女友”劉艷紅的哥哥和繼父，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此時，兒子張青松不到4歲，他目睹了父親被帶走的那一幕，至今記得奶奶暈倒了在地上。
張青松貼在家裏墻壁上的獎狀。 除特別標註外，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明鵲 圖
王玉秋第一次見到張青松時，小男孩8歲，帥氣的眉宇間透著一股憂愁，不肯說話。奶奶李秋菊說，自從兒子進了監獄，親友們鮮少來往，孫子的母親劉艷紅，也沒有再來過。
兩家同在一個鎮上，一條街相距幾百米。剛出事那會兒，李秋菊幾乎一整年沒出門，菜都是別人幫她買。她後來才知道，劉艷紅一家已經搬離了鎮上。
在李秋菊印象裏，出事前，劉艷紅和張小兵在福建做生意，兩人時常吵架又和好，一直沒有領結婚證。
案發後，他們一度想和劉家人和解，但因賠償款沒有談攏。張峰以為兒子張小兵屬故意傷害，最多判十年。2015年2月，衡陽中院一審宣判：張小兵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很長一段時間，李秋菊騙孫子說，你爸爸外出打工了。她很快發現，孫子看到別的孩子有爸爸媽媽，經常一個人偷偷掉眼淚。後來，她帶著孫子去了深圳投奔女兒。
張青松在深圳讀到小學二年級，又轉到衡陽市某縣城一小學讀書。他們在縣城租了一間民房，一年四千元房租。
此前，李秋菊一邊帶孫子，一邊幫人做手工，一天十幾元收入，後來忙不過來，就放棄了。她現在每天接送孫子，在家裏做飯，每月開支千元左右，全靠63歲的張峰在老家的收入。
每到寒暑假，李秋菊會帶孫子回老家的鎮上。張青松不喜歡老家，因為沒有朋友，他整天待在家裏寫作業。
張青松從小成績很好，家裏貼滿了獎狀，喜歡畫畫，夢想長大了當一名畫家。但家裏沒有錢給他報任何興趣班。
心理咨詢師李雨潔善於繪畫治療，跟小朋友討論畫的內容，幫助他們去表達自己的情感。她發現，張青松的畫非常豐富，沈默的外表下，是一個內心敏感的孩子。
張青松畫的龍。
每個月，張小兵準時打電話過來，問家裏的情況，兒子的學習和生活。他叮囑母親，不要把他們的事告訴兒子。
大約兩年前，奶奶帶著張青松去探監，走進監獄大門那一刻，他才知道父親為什麼不回家。此後，他變得越加內向，自卑，寡言，一提起爸爸媽媽就掉眼淚。
李雨潔說，童年時期沒有得到父母的愛和關註，對孩子來說是一個創傷。如果因父母做錯事而失去這些，孩子還會產生羞恥感。
那段時間，張小兵察覺到兒子情緒低落，他為自己什麼都做不了而痛苦。
當時王玉秋成立的心理咨詢中心承接了衡陽市幾家監獄的心理輔導工作。每周五，她們會在監獄待上一整天，對服刑人員做心理培訓和一對一的咨詢。她們發現，不少服刑人員有絕望或暴力傾向，小孩是他們最後的牽掛和希望。
2018年，王玉秋決定開展“尋貝計劃”，幫扶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有一次，王玉秋、李雨潔等五個心理老師一起去看張青松，給他帶了書包文具，陪他到廣場玩，小朋友終於露出了笑容。
此後，張小兵打電話回家，聽到兒子又開始叫他“爸爸”了。不久，他成為了監獄的心理互助員，幫扶獄友。
去年年底，李秋菊見到了劉艷紅的母親。她希望對方看在孫子的份上，出具一份“諒解書”，爭取幫兒子申訴減刑，對方沒有答應。今年，她又想辦法聯系劉家，得到的回復是：醫藥費一共20萬元，一次性付清。
張峰說，要支付這筆錢，除非把老房子賣了，但兒子不同意賣房。他也不知道怎麼辦，希望跟劉艷紅協商醫藥費和撫養費，卻聽說對方已經出國。10月26日，澎湃新聞聯系劉艷紅家人，未得到回復。
在王玉秋看來，父母間的糾紛對孩子傷害很大，讓孩子慢慢接受事實，去掌控自己的人生和命運，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長大了我養你”
一開始，王玉秋們去走訪這些小孩，總會遇到不信任和抵觸，11歲的楊曉佳是一個例外。
因為媽媽有精神疾病，楊曉佳從小由外公外婆帶大。2018年外公外婆相繼過世，她和媽媽就一直借住在舅舅家。媽媽狀態時好時壞，有時會莫名其妙發脾氣。有一次，媽媽問她：你會嫌棄媽媽嗎？她說：“你是我媽媽，我不會嫌棄我媽媽。”
她記憶中自己只哭過五六次，大多因為有人說她媽媽是“精神病”，或者說她沒有爸爸。每次她都會辯解：我有爸爸，我爸爸在外面工作。
但她印象裏的爸爸已經模糊不清了。直到2018年，“春風行動”誌願者來訪，家裏人才知道他在2016年8月被關進了監獄，因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被判刑17年。
當時媽媽告訴楊曉佳，爸爸住在一個監獄裏面，讓她不要想他。她不知道監獄是什麼，以為它是一個房子。後來才知道，那是關犯人的地方。探監時，她問爸爸到底做了什麼事情。爸爸說：“等你長大了我再告訴你。”
她時而覺得對她噓寒問暖的爸爸像“一個友好的朋友”，時而又會想到爸爸犯的錯很嚴重，不能出來保護她，而媽媽還需要她來“保護”。今年年初，一位走訪的誌願者發現，楊曉佳外表看起來活波開朗，內心卻經常感到自卑。
張容8歲那年，媽媽外出打工，爸爸也消失了。他和1歲多的妹妹被帶回了湖南老家。很長一段時間，家裏氣氛怪異，沒有人告訴他發生了什麼。幾年後的一個晚上，爺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時告訴張容，爸爸因販毒被判了無期徒刑。
張容經常感到孤獨。村裏小朋友少，妹妹又太小，他去外面找人玩，對方總躲著他。那時，大伯、二伯和他們的關系也不好，不滿兩位老人撫養張容兄妹。張容後來得知，父親出事前，借了二伯十幾萬至今未還。鬧得最僵時，堂哥讓他還錢，不還就要打他。
一開始，媽媽每年會寄幾千元回家，過年也會在家裏住一段時間。慢慢的，她回家的時間越來越少，寄回來的錢也越來越少。
2016年年底，媽媽回來離婚了，問他要不要跟她一起走。張容拒絕了。那年夏天，媽媽又懷孕了。張容覺得，媽媽不再是媽媽，媽媽變成了外人。
媽媽離開家後，沒有再回來過，只是偶爾會叫兄妹倆一起過去玩。弟弟出生後，媽媽帶他們去遊泳、爬山，張容都覺得無聊，不想去。而妹妹對什麼都好奇，整天拉著他出去玩，還跟幾個月大的弟弟玩得很好。
進入青春期的張容開始變得內向、脾氣暴躁。奶奶拉著他，淚流滿面：“你不好好學習，長大以後怎麼辦呢。”那時，他總會想父親為什麼要去販毒，有時會想到一個人獨自流淚。
上初三後，他變得更加敏感。看到別人聚在一起說話，就懷疑對方在講他的壞話，會湊過去偷聽。有時候，同學跟他說一句話，他也會想很久，猜測是不是話裏有話。
王玉秋第一次去兄妹家，正是張容最敏感的時候。他們住在一棟上百年的土木屋裏，是整個村子最破舊的一家。妹妹張娟端了兩盆水，放在地上，幫奶奶洗碗，看到有人來看她，很高興；張容則看起來靦腆，不愛說話。
此後，心理咨詢師跟訪張容多次，感覺到他的心態在慢慢變好，雖然主動性較弱，但基本能跟他人很好地溝通。
2019年，張容沒考上高中，選擇了一所五年制的大專學校，學習汽車制造與裝備，由媽媽負責學費和生活費。他離開了家鄉，猛然發現，妹妹和他從前一樣孤獨，而爺爺奶奶也垂垂老矣，多病纏身。
張容的爺爺，今年已80歲，靠拐杖才能行走。
有一次，張容和妹妹一起去探監，爸爸跟他說：“以後家裏就要靠你了。”16歲的男孩瞬間感覺到了壓力和負擔，無言地點了點頭。輪到妹妹接電話時，爸爸叮囑她好好學習，8歲的張娟回答他：“好的，長大了我養你”。
媽媽再婚後，張娟經常想爸爸，“有時候想起他就心裏難過。”小女孩說完，用手抹去了眼角的淚水。
9月底，張娟陪著奶奶去摘蓮子。
迷失與救贖
在王玉秋看來，被迫留守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跟一般的留守兒童不同，他們沒有父親或母親的陪伴，逢年過節也不能團圓，家裏又失去主要經濟來源，容易成為社會中迷失的一群人。
據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課題組調查顯示：截至2005年年底 ，我國監獄服刑的156萬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員近46萬人，占押犯總數的30％左右，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逾60萬。
十幾年過去了，他們的人數有所增加，處境卻沒有太大改變。
2017年，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陳鵬從868名長春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中隨機抽取150名，對其生存現狀和需求進行調查發現：家庭人均月收入400元以下的占19.6%，1000元以上的占35.1%；存在自卑心理的占58.11%；受到周圍人歧視的占13.83%；仇恨父母的占2.7%。
十歲的堯堯，記憶中沒有見過爸爸。李雨潔去走訪時，給他拍了一張照片，問他願不願意把照片給爸爸看。小男孩怎麼都不同意。等李雨潔要走時，又悄悄地對她說，他同意給爸爸看照片。
“他對爸爸有怨恨，但他還是很想爸爸，一種微妙而復雜的情感。”
一個孩子的畫和寫給獄中爸爸的信。受訪者供圖
王玉秋發現，低齡孩子更容易與父母建立情感，因為他們對父母的情況沒有概念，自己又渴望愛與關註。到了初中，他們會開始思考父母為什麼犯罪，然後怨恨父母，出現內心的衝突和掙紮。這時候需要有人來引導他們。
每次，王玉秋去看這些孩子，都會擁抱他們，叫他們“崽崽”，並告誡他們：一定要好好讀書，改變命運。
據2006年調查統計 ，全國中小學的平均輟學率為1.28%，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平均輟學率為13.1%。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後，輟學的情況減少，初中畢業外出打工者增多，尤其是女孩。李雨潔說，一方面家庭更願意培養男孩，另一方面，女孩更感性，看到家人養育不易，會想自己出來賺錢。
在李雨潔接觸的案例中，通常有母親在家的孩子，比父母雙方被判刑或父親被判刑母親離開的孩子，狀況好得多。不過，她發現，一些母親會對孩子隱瞞父親犯罪的事實，告訴他們爸爸在外面打工。等孩子有一天知道了真相，便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爸爸到底發生了什麼？媽媽為什麼要騙我？”這些疑問會一直折磨孩子。
此外，在成長過程中，他們可能每一天都活在“別人的爸爸媽媽”這種無處不在的對比傷害中。
最初，王玉秋想在衡陽建一個“太陽村”，讓這些孩子離開家鄉，又讓他們自食其力。不過，當她聯系北京“太陽村”，對方表示不會再建新村了。
以代養服刑人員子女聞名的非政府慈善組織“太陽村”，把這些孩子抽離他們原來的生活環境，聚集在一起形成大家庭，希望改變他們被歧視、欺淩的狀況。但離開原生環境的孩子，也一定程度上切斷了跟過去的連接。
9月30日，湖南省雁北監獄監獄長劉偉告訴澎湃新聞，監獄每年都會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摸底，孩子成為“事實孤兒”的服刑人員可以提出申請，並由監獄上報省監獄管理局。根據安排，孩子們將被統一送往常德陽光福利院。
“犯罪還有理了嗎？”
2012年，王玉秋開始接觸監獄，覺得它灰暗、壓抑。在押的幾千名服刑人員，曾殺人、吸毒、搶劫……有些被判十幾年、幾十年甚至無期徒刑。
湖南省司法廳副廳長傅莉娟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面臨失學、失愛、失安全的處境，如果解決不好，服刑人員可能不會安心改造，也不利於孩子順利成長。
一個十歲的男孩給獄中爸爸寫的信。受訪者供圖
自2014年起，湖南省司法廳就開始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幫扶，之後全省又接連發起各種幫扶活動，“春風行動”也是其中之一。
發起“春風行動”的張弢說，社會層面很少關註這個群體。他希望，人們幫扶服刑人員子女，不只是通過金錢，更多提供精神方面的救助。
他們一年跟訪三次，分別在春節和兩次開學時，給予一定的資金幫扶，以及相應的心理輔導。第一年，他們幫扶了30個家庭；第二年，增加到60個；在第三年，因為一些原因，項目意外中止。
那一年，王玉秋開展的“尋貝計劃”，走訪了十幾個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家庭。當知道“春風行動”中斷時，她立即向衡陽市慈善總會提出申請，承接下這個項目。
盡管關註服刑人員子女的社會機構組織和個人越來越多，但歧視和偏見依然存在。
三年前，獄警陳亮曾在網上發起匿名調查。他列舉了一個典型案例，讓網友投票是否可以幫助施害者家屬。投票有三個選項：“是”“否”和“不發表意見”。他記得，選否的人占了80%。
有一次，陳亮幫扶一位服刑人員子女，被害者的孩子就在一旁死死盯著他們，然後說了句：他爸爸是殺人犯，你們還給他錢，我爸爸被他爸爸殺了。
陳亮有時也感到糾結。他每天和服刑人員打交道，對他們犯過的錯深有體會。但他覺得，孩子是無辜的，孩子也是受害者。
傅莉娟此前接受媒體采訪說，一些服刑人員子女沒人管，沒人教，沒人養，卻又不屬於孤兒的認定標準，也很難納入貧困戶，如果社會不給予關愛，他們連基本生存都無法保障，更無法形成正確的人生價值觀，他們會不會因此步父母後塵？
王玉秋曾去一個企業講課，說起她在幫扶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對方問她為什麼。王玉秋說，如果這樣的孩子不被關註，變得自卑、壓抑、冷漠甚至充滿仇恨，哪一天他情緒爆發了，你的小孩就有可能是受害者。所以，這不僅是一個群體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王玉秋認為，心理問題重在預防，要提前把孩子心理疏導好，讓他有一個健全的人格，遇到問題知道如何求助，而不是走極端。
她希望讓孩子們明白：你爸爸確實是犯錯了，但不代表他就不是你爸爸。“如果讓他仇恨父母，將來年邁的父母出來了，子女都不管，他們可能再次犯罪，這個社會又怎麼會變好？”
（文中人物，除王玉秋、李雨潔、張弢、劉偉外，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張小蓮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