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老家結了許多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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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亦琪(北京大學)

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姥爺原本不叫黃美來,而叫黃米來。

家裏原有姐妹兄弟七人,大姐被送去做童養媳,三姐被送到尼姑庵,弟弟兩歲時也被送人當養子,改姓了俞。

在浙江黃巖,這樣一個窮苦人家只靠父親和大哥種地過活。然而,戰亂的風波不曾放過任何一個渺小的角落。黃巖淪陷的時候,日本人把哥哥抓走做了壯丁(所幸走到寧波時逃了回來)。年幼的米來看著父親背過身去,偷偷抹眼淚。這樣辛酸的背影,永遠地鐫刻在了他對解放前那段艱苦歲月的記憶裏。

童年(1936-1949)

尋常日子裏,米來走很遠的路去許氏小學讀書。四年級時,他憑著孩童的聰明伶俐跳級去了孝友小學,以第一名的成績畢了業。

但是,上初中是要交學費的。米來果不其然地失學了。

如果按照事情自然地發展,他會在家幹農活,逐漸走上一個普通農民的生活軌道。然而,小學校長的關照改變了他的命運。因為可惜米來的天賦,校長親自去家裏做他父親和哥哥的工作,聯系黃巖中學以預發獎學金的方式免去了米來的學費。這是米來命裏第一個貴人,他因此有了上初中的資格。

然而,家裏的生計不允許米來專心念書。他白天上學,晚上回家幹農活,小時候的小聰明已經不足以讓他學好大量需要背誦的中學知識。初一的期末考試,他的成績沒有達到當初發獎學金的要求,要補交學費。1949年的春天,米來又失學了。

然而,生活的起伏似乎並沒有在米來心中掀起太大的波瀾,他繼續做農活,一有空就在家練字、看小說,尤其愛看“七俠五義”、《拍案驚奇》,農閑時還肩挑貨郎擔,從事賣糖當小商小販的生活。

浙江鄉村的貨郎擔

1949年5月30日,黃巖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隊來到米來的家鄉“訪貧問苦”,並發動群眾成立鄉村的民主政權,組織群眾民主選舉村長和農會主任——貧農身份的哥哥就是候選人之一。幾個候選人衝墻站著,樸實的農民第一次享受“當家作主”的權利,面對這樣陌生的儀式還有些手足無措。他們各自屁股後面放著一個碗,隨著村民們手中的豆子一粒粒“叮,叮,叮”地落入碗中,哥哥就這樣當上了第一任村長。

在隨後民主建政的過程中,南下工作隊的徐振東同誌又發現了米來這個“小知識分子”,於是動員他參加革命,擔任起孝友鄉人民政府的文書。

8月末的一天,徐振東來家裏找米來談話。也是覺得米來輟學可惜。便抱著為黨培養工農幹部的念頭,問他想不想上學。

“我當然想上學。”

“我再送你去上學,怎麼樣?”

“不行啊,送我去上學,我也交不起學費。”徐振東笑了笑,“現在的學校是人民自己的學校,學費免了!”

“那以前的學費管不管?”米來想起欠著黃巖中學的學費。

“都不算數了。”

“還是不行啊,老徐,上學了我吃什麼?”

徐振東用憐惜而寬慰的眼神看著他,“放心,你盡管去上學,國家每月發你60斤米。”

米來在心裏算了算,60斤米不僅自己夠吃,還能解決家裏的困難,他眉開眼笑:“這下可以了!”

土地改革後,米來家裏分到了田地和房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世代饑勞的一家越來越感到幸福生活步步走來。

米來因而改名為美來。

改革開放前的黃巖

少年(1950-1954)

在放學後的時間裏,美來依舊操心著農會的事務和家裏的農活,成績一直上不去。初二結束後,黃巖中學調來了新校長——西南聯大畢業的老共產黨員蔡海南。他得知美來學習吃力,便親自找他談話,並在分析原因後動員美來辭掉了農村的全部工作,住到學校專心學習。

美來的命運第三次被打撈起。他想著:不能辜負黨的培養,不能對不起這些幫助過他的恩人。這樣的樸素念頭激勵著他刻苦學習,在擔任黃巖中學學生會主席的情況下,學習成績依然名列前茅。

1954年,校長蔡海南動員美來入黨。由於美來曾帶著民兵到地主家要求減租減息,班上一個大地主家的孩子與他結了仇,在班裏誣蔑美來入黨的動機是為了考大學。美來聽見,心一橫便賭氣說:“我不入了!你看我考得上考不上!”

直到高考前填報誌願的時候,美來依舊對大學的優劣排名一無所知,只一門心思要報拖拉機專業。“面對黃土背朝天”,農民耕作的苦累是他童年抹不去的記憶,他多麼想讓農民也用上蘇聯人的拖拉機啊!他相信,要改變農民的命運,就要學拖拉機,讓蘇聯的今天成為我們的明天。後來聽學長說,清華大學的拖拉機專業很厲害,他便依此報了誌願,立下目標。

高考發榜的日子,《解放日報》登了錄取名單——美來被清華大學錄取了!“貧下中農子弟進清華!”美來的好消息轟動了黃巖縣。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心中的喜悅之情不過如此。

去北京的臨行前,哥哥賣了土改得的留聲機給美來湊生活費,三姐把自己的小被子送給美來拿去用,黃巖縣政府承擔了美來的路費,已升任黃巖縣人民法院院長的恩人徐振東也親自到汽車站送別,贈予一支英雄金筆以勉勵他努力學習。

這是美來第一次出門。他帶著去北京報到的一行學生,先是從黃巖做汽車到寧波,後換乘“悶罐車”到杭州、再換慢車到北京,先後歷時六天。

所謂“悶罐車”,就是沒有窗戶的貨車,美來和一車廂的人擠在一起,身邊就是馬桶,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路上的辛勞讓美來病倒了,一到清華就住進了校醫院。

由此,美來開啟了他的大學生涯。

大學時期的黃美來

大學(1955-1958)

為了培養工農幹部,清華團委副書記找到美來,問他願不願意擔任班長。美來欣然答應了,也這才知道,他考上清華是有工農子弟身份的加分的,心中更深了一層感恩之情。

1955年3月,大學一年級時,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清華,各地狀元雲集,農村來的美來感受到了教育資源的巨大差距。大學一年級,除了馬列主義課和少數課程得5分(滿分)之外,其余課程他都只拿了4分。在當時的標準下,這樣的成績並不理想。

最為頭疼的是學畫機器圖紙的“工程畫”這門課。美來只見過鋤頭,何嘗見過機器?僅靠想象畫圖,簡直難如登天。苦於沒有任何立體幾何的概念,他幾乎把每個禮拜天都花在了這門課上面。

所幸,一如小時候遇到過的學業坎坷,美來憑著勤奮努力和一點天賦,用一年時間把成績追了上來。作為工農子弟中罕見的優等生,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專門撰文介紹了他的學習經驗。

大三時,美來的坐骨神經出了問題,從上肢到腿的一半身子疼痛難忍,只得申請休學治病。學生處處長告知他,按照規定,休學就必須回家,並且取消助學金。

美來聞訊頓時懵了:“我回家吃什麼?怎麼治病?”

正一籌莫展時,他在路上遇到了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美來上前匯報了他的困難。劉冰聽說後讓他放心,答應去安排美來留校和領助學金的事宜。美來於是得以留校治病。因為沒錢坐車,他每周走十五公裏的路,從清華到協和醫院做超聲波治療。這樣治了兩三個月,病終於好了。

風波(1958-1975)

1958年3月,美來提前復學,組織安排他擔任汽0班(60屆汽車拖拉機專業)的團支部書記。為了提高大學生的動手能力,學校展開教育革命,創辦了清華大學汽車修理廠。老師是廠長,美來擔任團支部書記——事實上的主要負責人。在他的帶領下,汽0班的學生們在廠裏一邊學習,一邊修汽車。

班裏組織工作的頻繁接觸,使美來和團支部組委芬倫產生了感情。芬倫是天津姑娘,祖父是洋行的經理,世代行商。解放後祖父病逝,芬倫家道中落,受學校黨組織的支持,考上了清華。

芬倫的工作能力雖然不算突出,但是為人踏實努力、工作認真負責。在美來的印象裏,芬倫就是這樣一個忠厚老實的人,尤其聽黨的話。兩個人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日久生情,一天晚飯後,美來突然拉起了芬倫的手,芬倫也沒有拒絕。

1958年夏天,反右鬥爭結束後,清華的政治課教師稀缺,校長蔣南翔決定從各系抽調政治輔導員擔任教師,重建清華的政治理論課。1960年的一天,時任動農系政治輔導員和學生會主席的美來突然被學校通知去黨委宣傳部報道,要求他提前畢業參加工作。兩個月後,美來又被調去清華政治課哲學教研組,擔任助教。

突然的專業改變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但美來毅然服從、毫無怨言,因為他覺得,自己既是被黨培養的,那麼黨的需要就是他的誌願。從《反杜林論》、《唯物論與經典批判論》、《費爾巴哈與法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到《資本論》、哲學史和現代西方哲學的若幹流派,他用勤奮和刻苦彌補了知識上的不足。

1964年,美來正帶著汽車專業的學生在長春汽車廠實習,突然接到學校的電報,要求他馬上回校。原來是中宣部在調研理論課的教研情況時,得知學生對美來的反映非常好,於是安排他在七月的“全國政治理論課工作會議”上發言介紹經驗。

美來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他的教學經驗被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接連報道。尤為讓美來記憶深刻的,是蔣南翔校長的一句叮嚀:“你們在聚光燈下,一定要謙虛謹慎。”即使擁有再多的光環,美來也只不過是哲學教研組的輔導組組長而已,短暫的榮譽過後,他又回歸到了熟悉的教學工作中。

1964年美來的政治課教學經驗被光明日報刊登

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及其他領導人接見全國政治理論課工作會議代表合影

1965年,美來去懷柔從事了一年的“四清”工作,直至1966年6月清華“文化大革命”爆發,才回到學校裏。工作組找到美來,讓他揭發蔣南翔和清華黨委。美來卻和工作組辯論,認為清華黨委高舉毛澤東思想,無可指摘。工作組見無法令美來屈服,又找不到他出身和工作上的汙點,只得以“態度不好”的名義給美來戴了“中宣部閻王殿的黑標兵”的高帽回家。而這也為後來美來被拉去“陪鬥”的經歷買下了伏筆。

清華大學工作組撤走後,美來參加了紅衛兵。因為寫大字報反對“打倒一切”和“鼓吹無政府主義的極左路線”,美來被打為“二月反革命逆流”。一天傍晚,家裏只有芬倫、母親、5歲的兒子小剛和剛出生的女兒小毅,幾個人突然闖進門抄家。他們正翻著房間書架,鄰居們都走了出來,你一言我一語,有的說:“你們講不講階級感情?看沒看到貧農老大娘在睡覺!”也有的說:“他家都是老人小孩,你們這麼做不合適!”幾個人便灰溜溜地走了。

隨著武鬥升級,美來舉家回了黃巖老家。三個月後,工宣隊和軍宣隊進校了,來信讓美來夫婦回校。他們向好友們借了55元錢,勉強湊足了夫婦和小剛三人的路費;又剩了10元給小毅,把她留在黃巖由母親和四姐帶,夫婦二人心裏是說不出的滋味。

1969年,芬倫隨著大批清華知識分子被送到江西鯉魚洲農場進行思想改造,美來則在學校進行工宣隊工作。一天晚上開著夜車,宣傳隊負責人遲群得意地給大家講自己56年參軍的光榮歷史。美來不屑地說道:“你是真不容易,我55年入黨的。”遲群頓時被氣得下不來臺。

後來,美來還批評大字報上“知識分子應該以改造為主”的觀點是極左路線並向遲群匯報,而遲群說:“這是我讓他們寫的。”遲群又派他調查清華教師在鯉魚洲農場勞動的情況,美來匯報時直言:“這簡直不是人待的地方,血吸蟲太嚴重!”

美來對自己的信念十分堅持,他的率直也使他得罪了不少人。遲群一夥把他打為反對工人階級領導的“五一六分子”,多次組織批判,還讓遠在鯉魚洲的芬倫揭發批判他。芬倫卻堅持信任美來,不做違心的事——盡管這樣做的後果是被農場裏的所有人孤立。

1963年美來母親、美來、芬倫、小剛合影

1972年的春天,美來被發配到四川清華大學綿陽分校,他從綿陽給芬倫寫信說:“天生我材必有用。”這是他打心底對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的學習能力和是非判斷;他也相信——一個人只要抱定一個信念,靠著自己的努力,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裏都是會開花結果的。

1973年,美來回京與兒女妻子相聚後不久,芬倫被查出得了血吸蟲病。正值內燃機專業成立,學校希望芬倫能夠去講“發動機原理”課程。她擔憂自己的身體難以負擔這麼重要的專業課,有些猶豫。美來卻鼓勵她去教課,自己承擔所有的家務。

1973年全家福

自此,每到周日,美來便端著一個大盆,裝著一家四口的衣服去水房洗衣。同樓的教師見此景象,總是笑道:“模範丈夫來了,快給他讓地方!”女兒小毅後來也回憶起童年的這段日子,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吃飯時,爸爸永遠會說:“媽身體不好,肉給媽吃。”家裏的香腸、雞蛋、牛奶,也都要留給媽媽吃。可憐的小毅每當買了一根香腸,都要在家門外偷偷吃完,才敢回家。

平靜(1976-1997)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美來被平反。他又回到曾經的政治課教學中,擔任起哲學教研組主任。隨著芬倫身體好轉,她也承擔起更多的家務。美來從來不吝惜對妻子的感激和溢美之辭,總對人說:“沒有我愛人的自我犧牲和無微不至的關懷體貼,就不可能有我的教學和科研成果。”

1990年,美來從清華以教授的身份被調任為人民日報理論部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而此前,他一直都在清華從事教育工作。這十幾年間,美來幾次被領導點名調去煙臺大學、甘肅省委宣傳部等領導崗位工作,但是清華也同樣重視他,沒有批準。

這些錯失的機會對於美來而言並不是什麼遺憾,他只知道,小時候看《三國》時諸葛亮說:“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這句話深深地影響著他的人生選擇和人生態度。他對名利看得很薄——一切都是根據黨的需要。況且,他還相信“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如果當初去了新的崗位,官位或許會更高,但也可能伴隨著更大的風險,不如現在內心安詳。

1997年,黃美來與李芬倫在鼓浪嶼

那些為世人汲汲所求的東西,於他而言,無非是多點錢罷了。名氣都是虛的,錢夠花就足夠了——都是身外之物。

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日子裏,不免有人來行賄以求發表文章。美來一貫回復:“把錢拿回去,我才考慮發不發。不拿回去我絕不發你的文章。”

他名義上是理論部副主任,卻實際上承擔著一把手的工作事務。報社提出給美來扶正時,有領導說,只有美來離開理論部才能提為正局級——以便他安插自己的人進入。美來向來與這領導自由化的政見有分歧,他堅持理論陣地絕不能搞自由化,於是放棄了提拔的機會,堅守著自己的信仰。

到了辦離休待遇的年紀時,美來又因為一些人事巧合而被耽誤沒辦成。許多人覺得他委屈,他卻很釋然:“不過是一些經濟損失,如果為了這點事情鬧,身體反而搞垮了。”

他勤奮上進,卻淡泊名利;有誌向誌氣,遇到挫折也總想得開。

退休(1998-)

退休後,美來和芬倫過著規律而充實的生活,兩人的恩愛似乎從不曾被時間衝淡。美來主動擔起一日三餐做飯的任務,因為芬倫的牙不好,他把所有的菜心都留給她吃。

結婚時經濟條件不好,美來沒有送什麼東西,芬倫卻也沒有嫌棄過他窮。直到條件逐漸寬裕,結婚25年時美來給芬倫買了一只金戒指,此後,每逢五逢十的結婚紀念日,從珍珠項鏈到紅綠寶石戒指,美來從不曾忘記一次。

2002年參加時裝表演

2012年,芬倫的陰歷與陽歷生日恰好是同一天。美來為了給她寫一帖毛筆賀信,花三個月時間臨摹顏真卿的字帖,寫了一百多遍。芬倫想參加報社的時裝表演大賽,對文藝一竅不通的美來於是硬著頭皮陪她排練、走秀、參加比賽——那是他第一次登臺表演,老師也誇他表現得不錯。2001年,美來需要做腿部深靜脈血栓手術,進手術室前,兒女猶記得他叮囑的一句話:“照顧好你媽。”這些點滴都是芬倫念念不忘的幸福片段。她常說,美來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

兩人旅遊、打臺球、練字背詩、散步遛彎兒,日子過得簡單而快樂。每每聊起現在的生活,美來總說:“人老了要有四個東西:老本,老窩,老伴,老友。”

而他們全都擁有。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