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萊拉·阿布-盧赫德（Lila Abu-Lughod）譯/Aseem
二十年前，世貿大廈的轟然倒塌對於蘇聯解體後西方中心的現代性進程無疑是沈重一擊，對於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美國以9·11為契機入侵阿富汗，開啟了漫長的反恐戰爭；而戲劇性的是，時逢9·11二十周年，美國在此刻從阿富汗撤軍，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奪政權，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點。二十年後的當下，在令人失語的痛苦中重溫那場知識界的震蕩，有多少批判和反思還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嘗試回溯國際知識界對襲擊事件及其後美國與盟友發動的“反恐戰爭”的思考軌跡。專題收錄的文章和訪談既包含對襲擊事件的緊迫、即時回應，也納入了事件後各不同歷史階段的回望和反思。
鑒於二十年時間跨度之長，專題很難全面覆蓋知識界的回應，我們所“考古”的思想軌跡大致按照幾條線索展開：將襲擊事件置於美國自身暴行和制造災難的歷史、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體系的脈絡中理解，追問襲擊產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後國家權力的危險擴張——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名拓展監控手段、中止憲法權利、犧牲公民自由、鎮壓政治異見；反思“反恐戰爭”這場打著懲治邪惡、維護正義旗號的主權者對非主權者的“戰爭”；指出“文明衝突論”解釋框架的缺陷，駁斥西方對所謂“伊斯蘭文化”的刻板呈現，揭示西方對穆斯林世界復雜歷史現實的無知帶來的惡果……
這些線索之間既不界線分明也不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交織纏繞，學者們的具體分析因而往往同時勾連多條線索。盡管視角不一，但知識分子的根本關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構想世界以避免戰爭和衝突、找尋與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襲擊引發的哀痛、驚愕、恐懼的民眾情緒被民族主義話語裹挾，繼而匯集成洶湧的戰鬥呼號和暴力狂熱之際，知識分子嚴守異議與爭辯的空間，“不合時宜”地履行批判和質疑的職責，在絕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們盡可能為專題涵蓋的每一篇文章邀約相關譯者/研究者撰寫導讀，介紹思想家在9·11前後的問題意識脈絡並補充具體的歷史語境。本專題將在今年內持續更新，如有遺漏的重要視角，歡迎讀者投稿補充。專題由實習編輯毛超予協助共同策劃。
阿布-盧赫德
【譯者導讀】
萊拉·阿布-盧赫德（Lila Abu-Lughod），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長期關註伊斯蘭世界的女性/性別和人權議題。9·11事件後，阿布-盧赫德註意到，西方媒體與大眾文化中，飽受壓迫、亟待拯救的穆斯林女性形象無處不在。這種形象在歷史上由來已久，與殖民主義淵源頗深，並隨著9·11事件的持續發酵不斷強化，席卷整個西方輿論場。穆斯林女性被呈現為自己宗教和文化的受害者，迫切需要自由派白人女權主義（及其背後的政府）解救。這種“拯救敘事”因而起到為美國的政治幹預和軍事入侵正名的作用。
為了反思和批判這一現狀、更負責任地思考穆斯林女性的生存境況和權利問題，阿布-盧赫德在9·11事件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例如2013年出版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嗎？》[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她基於自己數十年的田野經驗駁斥了西方對穆斯林女性的呈現及其“拯救敘事”，通過深描穆斯林女性的日常生活——她們的欲求、憤怒、失望、夢想，她們的快樂、虔誠與堅韌——為“宗教”、“父權”、“結構”、“能動性”、“選擇”、“自由”、“抵抗”、“解放”等抽象概念賦予了具體且復雜的意涵。
在西方對穆斯林女性的呈現中，服飾成為核心意象之一，在西方的普遍想象中，遮罩面部或身體的穆斯林女性形象最為直接地體現了她們遭受的壓迫。在本文中，通過具體分析穆斯林服飾的樣式風格，它們傳達的宗教、文化和社會意涵，以及穆斯林女性自己對此的看法與實踐，阿布-盧赫德破除了“選擇”與“約束”的簡單二元對立，並強調，不應將數百萬穆斯林女性各不相同的生存境況和行為態度簡化到一件服飾上，更不應將遮罩身體本身等同於缺乏能動性或喪失自由。西方盛行的蒙面的穆斯林女性形象會鈍化我們的理解，阻礙我們看到現實的復雜性，使我們的註意力從真正重要的議題上移開。
阿布-盧赫德認為，如果真的關心女性處境、希望為女性伸張正義，那麼就需要接受世界上存在對正義的不同理解、對解放的不同願景、對美好生活的不同想象這一事實；需要放棄對蒙面形象和拯救敘事的執迷，尊重穆斯林女性自身的主體性、看到她們的能動性；與此同時，非伊斯蘭世界的人們也需要反思自身——在這個相互關聯、彼此涉入的世界上，自己對遠方他人的處境負有何種責任？任何立場或實踐都應以尊重為前提，尋求聯盟、聯合和團結。
【正文】
穆斯林女性：圖像的力量與憐憫的危險
原文於2006年9月1日，刊發於歐洲文化雜誌Eurozine（www.eurozine.com）。首次譯作中文，澎湃思想市場經作者和Eurozine雜誌授權翻譯刊發。（©️ Lila Abu-Lughod / Eurozine）
在我們這些美國人或歐洲人眼中，穆斯林女性或來自“中東地區”的女性有著怎樣的形象？我們的生活充斥著各種圖像，它們奇怪地局限於一套非常有限的修辭或主題：被壓迫的穆斯林女人，蒙面的穆斯林女人，不像我們一樣擁有自由的穆斯林女人，被她信奉的宗教控制的女人，受她的男人宰制的女人。
這種形象在西方由來已久，而自9·11事件以來，它們變得尤為可見並反復出現。美國的許多女性動員起來聲援被塔利班原教旨主義壓迫的阿富汗女性，媒體將後者呈現為從頭到腳包裹在罩袍（burqa）裏、不被允許去上學或塗指甲油的形象。隨後這些穆斯林女性遭受的壓迫成為喬治·W·布什政府軍事入侵阿富汗的道德理由之一。【1】這些遮罩面部、飽受壓迫的女性形象被用來鼓動人們支持幹預。美國的幹預行動給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女性帶來了難以言喻的恐怖、混亂和暴力，此外我還想指出，對於身在西方國家的我們來說，如此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流傳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它阻止我們看到（作為人的）穆斯林女性生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已故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在其名作《東方學》【2】——這部變革性和批判性的著作考察了西方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研究與統治或殖民這些地區的更大項目之間的關聯——中指出，文學和學術研究對穆斯林“東方”之呈現的最大特點之一在於其引證性（citationary nature）。也就是說，後出現的作品通過引述之前的作品來獲得權威，它們在一個無休止的鏈條中互相引證，完全不用考慮穆斯林東方的實際狀況。即便到了今天，在對穆斯林女性的視覺呈現中，我們依然能看到這一點。多年來，我一直在收集這樣的圖像，它們清楚地揭示了“穆斯林女性”圖像的引證性。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我稱之為“黑與白”的作品。例如，在馬利克·阿盧拉（Malek Alloula）的《殖民後宮》（The Colonial Harem）一書分析的1930年代法國殖民時期明信片中，幽靈般的白色服飾包裹著難以捉摸的阿爾及利亞女人。【3】阿盧拉認為，此類攝影作品意在將阿爾及利亞女性變得對法國士兵、遊客和人民來說易於理解——即便只是象征性的理解。在這之後，1990年代末的美國媒體封面（甚至包括《紐約時報雜誌》和《高等教育紀事報》這樣格調較高的媒體）同樣將穆斯林女性呈現為遮罩面部、身體包裹進不顯身材的白色或淺色伊斯蘭服裝的形象。而這些是來自約旦或埃及的女性，她們的生活處境與殖民時期的阿爾及利亞女性截然不同，也與她們自己國家的眾多其他女性不同。此外，阿盧拉的書中還附有一些明信片圖像，其中女性通體著黑衣、只露出眼睛，十分引人註目。同樣地，1990年至今，幾乎一模一樣的圖像出現在《紐約時報雜誌》乃至荷蘭皇家航空的雜誌封面上，盡管這些圖像的關聯文章是關於不同國家的——沙特阿拉伯、約旦、也門。這其中存在驚人的統一性。
為什麼我們應當為此感到不安？我收集的媒體圖像讓我自己頗感不適，因為在中東（特別是埃及）25年的研究經驗告訴我，這些圖像無法反映這些國家女性穿著的各種樣式風格，更不用說傳達這些風格差異的意涵。我的家庭相冊裏有我的巴勒斯坦祖母和姑姑在其中一個國家（約旦）的照片，我的姑姑穿著女式襯衫和休閑褲，她又長又直的頭發沒有遮罩；甚至我的祖母也只是在頭發上簡單地披了一條白圍巾。相冊裏還有一張1950年代拍的老照片，上面是我的祖母、姑姑以及兩位伯伯，男人們身著西裝，女人們穿著雅致的裙子，頭發梳得整齊。就算是看看這些國家（以約旦為例）最近的新聞，人們同樣能看到諸如身著短褲的國家女子籃球隊的照片，或是王後與一眾來自歐洲和約旦的女性一起用餐的照片——根本無法從著裝打扮上將這些女性區分開來。為什麼不是這些圖像出現在《紐約時報雜誌》封面上代表約旦，而是遮罩身體的女人形象？
更奇怪的是，許多媒體圖像都用蒙面的女性形象來代表相應文章提及的國家。例如，《紐約時報雜誌》上的相關文章沒有一篇是關於穆斯林女性、甚至約旦女性或埃及女性的。這就好比敘利亞或馬來西亞的報刊雜誌每當刊登有關美國或歐洲國家的文章時，都會在封面放上比基尼美女或麥當娜的圖片。
罩袍還是香奈兒套裝？
這些整齊劃一、隨處可見的蒙面女性形象有幾個問題。首先，它讓我們很難在不考慮女性的情況下思考伊斯蘭世界——依照女性地位或對待女性的方式在“我們”和“他們”之間制造了一個看似巨大的鴻溝。這使我們難以思考世界各個部分之間的聯系，幫助設下了文明的區隔。其次，它阻礙我們重視穆斯林或中東世界女性生活的多樣性——時間和空間的差異、階層和地域的差異。第三，它甚至讓我們很難意識到遮罩身體本身就是一種復雜的實踐。
讓我花一點時間來討論這第三點。眾所周知，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女性遭受壓迫的首要標誌便是她們被迫穿上罩袍。自由派有時會承認，讓他們大為驚訝的是，即便阿富汗已被從塔利班手中解放，女性卻似乎沒有扔掉她們的罩袍。和我一樣在穆斯林地區工作過的人倒想問，這一現象有什麼令人驚訝的。我們是不是在期待，一旦從塔利班手中“解放”出來，阿富汗女性就會“回到”露臍裝和牛仔褲的裝扮，或者拿出落滿灰塵的香奈兒套裝？
有必要回顧一下蒙面的一些基本知識。首先，阿富汗的罩袍並非塔利班的發明。它是當地特定地區的普什圖女性外出時穿著的遮罩形式。普什圖是阿富汗的幾個民族之一，而罩袍是南亞次大陸和西南亞的眾多遮罩形式之一，已成為女性謙遜或令人尊敬的常見象征。和其他形式的遮罩一樣，罩袍在許多情況下標誌著男性領域和女性領域的象征性分離，這與女性總體而言更多關聯家庭而非陌生人混雜的公共空間相一致。
便攜式隔離裝置
20多年前，在巴基斯坦做研究的人類學家漢娜·帕帕內克（Hanna Papanek）將罩袍稱為“便攜式隔離裝置”（portable seclusion）。【4】她指出，許多人視罩袍為解放性的發明，它使女性得以走出與外界區隔的生活空間，同時仍然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這種要求將女性與無關男性分開以保護她們。自從我讀到“便攜式隔離裝置”這一說法，我就將這些遮罩的長袍視為“可移動的家”。在每個地區，如此遮罩方式都標誌著對特定社群的歸屬，象征著對某種道德生活方式的參與——其中家庭在社群組織中占有首要地位，家庭與女性的神聖性相連。
隨之而來的問題自然是：如果確是如此，那麼女性憑什麼要突然丟掉謙遜？她們憑什麼要突然拋棄受人尊敬的標誌——這些標誌（無論是罩袍還是其他遮罩形式）象征著，盡管她們身處公共領域，但實際上仍處於不可侵犯的私人家庭空間，以此確保她們在公共領域免受陌生男人的騷擾？特別是在這些服飾著裝已然成為傳統慣例、以至大多數女性很少考慮其意義的情況下？
可以做一些類比（當然不完全一樣）：大家都很清楚穿著短褲去聽歌劇是不合適的，那麼當阿富汗女性選擇不脫掉罩袍的時候，我們為什麼會驚訝？一些傳統的宗教信仰和社群禮儀要求遮住頭發——穆斯林、猶太教徒和（直到最近的）天主教徒。人們會穿著適宜於其社會群體的服飾，以社會共享的標準、宗教信仰和道德理念為指導，除非他們想要故意越軌來表明立場，或負擔不起嚴格合乎規範的遮罩服飾。如果認為美國女性（甚至包括不信教的美國女性）生活在可以自由選擇服飾的世界裏，那麼只消想想“時尚的暴政”（the tyranny of fashion）這一說法就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發生的是，一種地區性遮罩風格（與特定的體面階層[但非精英階層]相聯系）被強加給所有人，成為“宗教”上適宜的做法——盡管此前在不同群體和階層中存在著眾多各不相同的或大眾或傳統的風格，它們以不同方式來標示女性的合宜得體或（更近來的）宗教虔誠。雖然我不是阿富汗問題專家，但我猜想，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時，大多數仍留在阿富汗的女性來自非精英家庭，她們居於鄉村、受教育程度較低，是唯一無法通過移民來逃離阿富汗近代史上無數艱險和暴力的人群。如果從強制穿戴罩袍中解放出來，這些女性中的大多數會選擇其他形式的適度遮罩，就像所有在鄰近區域生活、不在塔利班治下的人們一樣——例如北印度鄉村的印度教女性（她們會在婚前遮罩頭部和面部以免親戚看見）或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女性。她們有的穿戴薄紗頭巾，有的身著更新式的伊斯蘭便裝。
這裏我想提出一個關於遮罩身體的重要觀點。不僅存在多種形式的遮罩、在實踐它們的社群中具有不同意涵，而且不能把遮罩身體本身等同於缺乏能動性。就像我在《被遮罩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這是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對埃及的一個貝都因社群進行的民族誌研究）一書中論述的，在受尊敬的年長男性面前用黑色頭巾遮住面部被認為是女性的自願行為，體現了她們對道德的堅定承諾以及家庭相關的榮譽感。她們展現自尊和社會地位的方式之一便是在特定場合遮住面部。而且，為誰蒙面是她們自己的決定。她們不為年輕男性或外國男性蒙面。她們甚至不為埃及的非貝都因人蒙面，因為她們不尊重他們，以及因為——在後兩種情況下——她們不認為這些人和自己歸屬同一個道德群體。
再舉一個很不同的例子，自1970年代末開始，整個伊斯蘭世界眾多受過教育的女性身著的現代伊斯蘭便裝，既可公開標示虔誠，又成為受過教育的城市女性（即某種現代性）的標誌。許多西方人沒有意識到，那些接受這種新樣式、有時甚至會蒙面的埃及女性其實是女大學生，特別是醫學和工程學學生。我清楚地記得，在1980年代與我一同生活的鄉村上層貝都因家庭中，唯一一名有高中文憑的女孩也極渴望穿戴這種新樣式的服飾。她還想嫁一個受過教育的男人，以此體現自己收獲的知識和現代價值。她很高興父親為她安排了一樁與工程師的婚姻，並搬到了省城馬特魯港（Marsa Matruh）。在我下次見到她時，她的確佩戴著這種新樣式的頭巾，而不是她所在的貝都因社群中已婚女性的傳統頭巾。
人類學家薩巴·馬茂德（Saba Mahmood）在一項針對埃及清真寺運動（自1970年代以來，穆斯林女性不斷了解自己的宗教、在清真寺上課[通常由女性神職人員授課]、堅持認為清真寺裏應有女性的一席之地）中的女性的重要研究中表明，許多采納這種新服裝樣式的女性認為這是培養美德的身體手段之一。【5】她們說這是自己的選擇，源自她們的願望、或者說為靠近神而進行的奮鬥。下文我會接著討論馬茂德的這部著作《虔誠的政治》（Politics of Piety），以更全面地探討我們如何能對“自由”和“限制/約束”進行不同思考。在這裏我只想指出，薩巴·馬茂德拒絕給出功能主義的解釋來說明為何在1980年代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女性均開始穿戴這種現代伊斯蘭便裝（遮住頭發、身著長袍），而與之相比，1930年代以來的女性則在加入女權組織和穿西式服裝。對此的一些功能主義解釋是，她們是在抗議西方、追尋真正的本土文化，或是在時間上回溯過往、以保護自己免受現代性的衝擊，或是在以適宜方式步入公眾空間、與男性一起在辦公室工作，或是為了乘坐公共汽車時不被騷擾。不同於這些解釋，薩巴·馬茂德認為我們應當考慮女性自己的表達——她們說自己想靠近神、想成為好穆斯林。如今，她們通過佩戴頭巾和學習宗教知識來達到這一目標，無論是學習如何正確祈禱，還是如何成為一個好人。
對當代伊斯蘭世界中遮罩的眾多含義的這一基本觀察中，可以看出兩點。首先，我們不能把蒙面/遮罩簡單等同於女性的不自由。如果我們意識到人類是社會存在、總是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環境中成長，他們歸屬於特定社群，這些社群塑造了他們的欲望和對世界的理解，那麼“自由”究竟意味著什麼？如果簡單將罩袍視為中世紀或父權制的強加而加以譴責，這難道沒有嚴重違背這些女性自己的理解嗎？其次，我們不能把數百萬穆斯林女性各不相同的境況和態度簡化到一件服飾上。或許是時候放棄西方對蒙面意象非黑即白的癡迷，將註意力轉到一些嚴肅的問題、一些女權主義者和其他關心女性處境的人應當關註的問題上來。
警惕憐憫
我認為，這些蒙面的女性形象使我們的理解變得遲鈍，阻礙了我們看到復雜性。本文副標題的後半部分叫做“憐憫的危險”。憐憫與穆斯林或中東女性有何關聯？在我看來，這些中東或穆斯林女性形象最危險的功能之一，就是讓很多人想象這些女性需要我們或我們的政府來解救。
我最早開始思考憐憫問題是多年前在普林斯頓神學院讀到一本書——1906年在埃及開羅舉行的長老會女傳教士會議的記錄。這本書由許多章節組成，描繪了從埃及到印度尼西亞等國的“穆罕默德教”女性（彼時她們被如此稱呼）的悲慘境遇，詳細介紹了她們缺乏愛情的婚姻、她們的無知、她們對一夫多妻制的順從、她們的與世隔絕以及她們從蒙面體現出的低下地位。這本書的標題叫做《我們的穆斯林姐妹：由聽到之人闡釋的來自黑暗之地的呼救》【6】，在導言裏，安妮·凡·薩默（Annie Van Sommer）代表其他女傳教士寫道（當然也是在為這些女傳教士做的善事尋求經濟支持）：“本書與其中反復出現的可悲、錯誤和壓迫的故事是一種控訴，也是一種呼籲[……]它呼籲女基督徒通過犧牲和服務來糾正這些錯誤、照亮這片黑暗。”她接著寫道：“在我們中的一些人看來，這個時代基督教世界的女性需要用廣泛的愛和憐憫來尋找和拯救伊斯蘭教受苦受難的有罪女性。除非她們親自告訴你，否則你無從知道她們有多麼需要我們；除非你親耳聽到她們的呼喊，否則你永遠不會去尋找她們。”因此，世紀之交的西方女基督徒認為自己是在為無法表述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發聲，或是在基督教救贖觀念的指引下使這些“他者”被扼殺的聲音得以傳出。不過，這一切都發生在維多利亞時代，此時基督教世界的女性沒有投票權、極少進入公共領域、被視為“房中天使”（angels in the house）。女傳教士的確具有異乎常人的獨立和冒險精神——盡管她們往往以妻子身份進行傳教活動。
人們擔心當代自由派女權主義對世界各地女性的關註中有著上述敘事的回響。只消看看美國組織“女權主義大多數”（The Feminist Majority）及其為阿富汗女性開展的運動，或者關於女性人權的更廣泛話語，便能發現這一回響。與傳教士一樣，這些自由派女權主義者覺得有必要運用女性權利或人權的語言來代表或代替阿富汗或其他穆斯林女性發聲。他們自視為開明進步的群體，擁有願景和自由來幫助世界其他地方受苦受難的女性獲得權利，將她們從男人或壓迫性宗教傳統中解救出來。
視部分女性為值得憐憫或亟待拯救的對象，這意味著不僅要把她們“從”某物中解救出來，而且拯救她們是“為了”獲得某物——一個不同的世界和一套不同的安排。這種轉變可能伴隨著何種暴力？“為了”某物拯救她們又預設了怎樣的優越性？不論什麼類型的拯救其他女性項目，都依賴於並加強了西方的優越感。它們還顯示出高人一等的傲慢，讓我這個對其他生活方式敏感的人類學家頗感不適。我花了不少時間與不同穆斯林女性群體共同生活，因而對她們如何看待自己、尊重自己略有了解，也很清楚我欣賞和喜愛她們的復雜性和足智多謀。
我想說的是，我們或許應當對這個世界上的不同道路多加了解。我們或許應當尊重其他實現社會變革的路徑。是否可以有一種伊斯蘭式的解放——這個問題難道不能問嗎？許多女性正在探索這一問題，例如伊朗女性，她們自稱伊斯蘭女權主義者。此外，甚至可以發問，解放或自由是全體女性或人們奮力爭取的目標嗎？解放、平等和權利是一種普世語言嗎？對於不同群體而言，其他願望可能更有意義嗎？比如與近親屬共同生活？比如虔誠地生活？比如不受戰爭或暴力威脅地生活？
在這之外還有其他視角，其中一些質疑西方的優越性。例如，一位惡名昭著的宗教極端主義者（譯者註：即本·拉登）對美國宣稱：“你們國家把女人當作消費品或廣告工具來利用，號召顧客購買她們。你們利用女人為乘客、遊客和陌生人服務以賺取利潤。然後你們大肆宣揚支持女性解放[……]你們是一個以各種形式或直接或間接進行性交易的國家。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了巨型企業和機構——打著藝術、娛樂、旅遊和自由的旗號，以及你們賦予它的其他欺騙性名稱。”【7】
更溫和地為伊斯蘭辯護的人們也反對西方對伊斯蘭教性別歧視的指控。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伊斯蘭教國際教科書中，名為“伊斯蘭教是性別歧視的”的一節涵蓋了對這一指控的28點反駁。這些反駁闡釋了《古蘭經》經文，闡述了先知穆罕默德在女性問題上的立場，提到了部分歐洲國家女性獲得投票權的時間之晚（例如1971年的瑞士），並指出了多少穆斯林女性曾治理過國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亞共出過五位女總理或女總統），而在例如美國則從未有過。【8】
伊斯蘭辯護者提及的這些西方對女性的利用/剝削或女性缺乏公權力的狀況，意味著我們應當憐憫美國或歐洲女性嗎？我們肯定會覺得如此提議荒謬至極。我們有一百萬個答案來回應他們的指控。即便我們對自己身處的歐洲或美國社會對待女性的方式提出批評——無論是阻止職場女性升至頂層的玻璃天花板，還是導致許多女戶主家庭處於貧困線之下的整個系統，抑或頻發的強奸和性騷擾事件，甚至是廣告對女性的利用/剝削——我們都不會認為這反映了我們文化的壓迫性，或因此就譴責基督教這一主導的宗教傳統。我們很清楚這樣的狀況有復雜的成因，我們也知道至少我們中的一些人正在努力改變現狀。
因此，我們同樣需要意識到，伊斯蘭世界的各類女性也可能會覺得穆斯林女性受壓迫的指控荒謬至極。這些人中就包括與我共同生活過的那些普通鄉村女性，以及19世紀末以來註意到社會中女性地位問題的女權主義者和其他改革者。我們必須當心不要陷入兩極化，將女權主義只歸於西方。第三世界、包括伊斯蘭世界的許多地方也有很多女權主義者。他們有的自稱伊斯蘭女權主義者，有的不使用這一稱呼。然而，西方女權主義者發起的運動導致這些本土女權主義者極易被當地保守派（無論是伊斯蘭主義者還是民族主義者）斥為叛徒，繼而陷入困境。如今，像阿夫薩內·納傑巴迪（Afsaneh Najmabadi）這樣來自伊朗的中東研究學者認為，用假想的伊斯蘭教和西方的對立框架來簡單看待歷史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接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西方女權主義之間的文化對立在戰略上是危險的。伊斯蘭國家中無數試圖為當下不公尋找替代方案的人，那些可能想拒絕簡單二分、尋找不同歷史和文化的人，那些不接受成為女權主義者等於成為西方人的人，將面臨選擇的壓力——你和我們站在一邊還是反對我們？我們每個人都被逼著做選擇。
阿富汗喀布爾集市
自由選擇與傳統
我還想提出另一觀點：穆斯林女性不僅以我們認可的方式參與維護女性權利的項目，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眾多女性並不一定認為自己的權利遭到了剝奪。我不是在說自欺欺人和虛假意識，即女性看不到自己正在遭受的壓迫。我想說的是，我們需要承認乃至理解人們的不同生活方式。在《書寫女性的世界》（Writing Women’s Worlds）一書中（這是我的一部實驗性“女權主義”民族誌，講的是埃及的奧拉德阿裏[Awlad 'Ali]貝都因女性，1980年代初我與她們生活在一起），我試著用女性自己的表述來講她們的故事。【9】我還試圖捕捉她們用來評判他人和提出要求的標準。
有關婚姻的故事最好地證明了“選擇”和“約束”的二元對立多麼蒼白無力（而這種對立主導了我們對西方和穆斯林女性之間差異的理解），以及承認人們通過不同方式構想“權利”多麼重要。在我做田野的貝都因社群，我認識的女孩們會拒絕特定的包辦婚姻，但從不會抵制家庭應當安排她們的婚姻這一基本原則。她們會用歌唱來表達自己想嫁給什麼樣的年輕人——不屬於表親、受過教育、開某種轎車或卡車——但她們也覺得應該由家庭為她們挑選對象。當她們不想嫁給一個人時，她們甚至會制造麻煩，以破壞為她們安排的婚姻。但即便是我的第一本書《被遮罩的情感》討論的那些愛情詩【10】、那些記錄下女孩的渴望和沮喪的詩，也是完全系統內的表達，而不是對包辦婚姻系統的反叛，這一系統要求女人不對男人表現出任何興趣，以此維護她們的榮譽，或期望男人和女人即使已經結婚也不在公共場合流露情愛。許多女孩和母親都告訴我愛情婚姻的危險性；人人都看重包辦婚姻中家庭所提供的保護和支持。更有趣的是，婚姻中的女性經常會堅持自己的“權利”——它可能基於某些伊斯蘭教法和習慣法，但主要來自她們通過觀察社群實踐而內化的強烈正義感，以及她們對自我價值和責任的根深蒂固的期望。這會發生在丈夫對她們不好的情況下。
我們自以為知道女性想要什麼權利，這會帶來什麼樣的問題？對此一個更好的例子是我研究社群的一夫多妻制案例。《書寫女性的世界》用一整章記述了我熟悉的一樁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關系、情誼、憤怒和悲傷的動態變化。對這樁婚姻中的妻子們而言，問題並不在於一個丈夫娶了多個妻子這一事實——這種做法得到了伊斯蘭教法的支持，且被認為是多種原因導致的，包括想要孩子或為無依無靠的女性提供支持。在這些妻子看來，真正重要的是特定性格、歷史、行為舉止和彼此的感情。一位妻子向我講述了一個很長的故事，事關她丈夫剛娶第三任妻子後她陷入的令人憤怒的境地，但隨後她對此事的責備和主張卻出乎我的意料。在故事的結尾，我同情地問她，她是否感到嫉妒。她立馬回答：“不，我不嫉妒。我生氣的是我們受到不公平對待。我們難道不都是一樣的嗎？”這肯定不是自由派關於女性人權的立場，也不是反對一夫多妻制之壓迫的立場。這個立場在於，根據《古蘭經》和貝都因人的理念，所有妻子都有權被絕對平等地相待。
上述中東女性或穆斯林女權主義者的故事有何意義？已故的美國著名自由派女權思想家蘇珊·穆勒·奧金（Susan Moller Okin）寫過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題為“多元文化主義對女性有害嗎？”【11】，其中表達的觀點引起了諸多批評。她大膽地提出，就“父權制”少數文化（她的文章本是關於美國的少數文化的，但她將範圍擴大到全世界的“父權”文化）中的女性而言，“如果她們身處其中的文化要麼滅絕（這樣其成員就能融入性別歧視較少的周邊文化），要麼（這樣更好）被鼓勵改變自身以加強女性的平等”，那麼她們的處境或許會好很多。【12】
說某人身處的文化應當滅絕，這可不是輕描淡寫的主張。這讓人想起前文提到的長老會傳教士，她們非常確信基督教是女性的唯一答案。我認為我們必須抱持更大的尊重。我們必須認識到，人們不一定都想放棄自己的文化和社會世界——事實上大部分人很珍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喜歡被人要求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這裏我們可以回到薩巴·馬茂德的研究——1980和90年代埃及的年輕女性如何試圖弄清什麼是好的穆斯林生活，並在此過程中蒙上面紗。馬茂德拒絕自由主義哲學理念，後者堅持認為個人選擇是至高價值。她把這些埃及穆斯林女性遵循社會規定的宗教習俗的強烈意願稱為“實現自我的潛在可能和‘支架’”，而非個人服從/被控制的標誌。馬茂德認為，這些女性想要從自我之外（從伊斯蘭宗教實踐、文本和律法中）獲取自我參照的理念和工具，這挑戰了自由主義政治思想所依賴的個體和社會的分離。她指出，我們需要質疑作為絕大多數自由主義理論基礎的“主體的真實願望與強制的社會規範”之間的（現代美國的）區分。如上文所述，她認為，那些想通過蒙面和保持謙遜來祈禱和“靠近神”的女性是在參與一種有意為之的道德培養項目。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們每個人的選擇都被話語、社會位置、地緣政治構型和不平等的權力塑造為特定的選擇範圍——它們具有歷史和地域的特殊性/具體性。在重視宗教價值的人們眼中，這些價值當然不是限制和約束，而是應為之奮鬥的理想。
關於薩巴·馬茂德談及的這些女性以及應當如何思考她們的問題，我想再補充一個關鍵細節。這些女性並非完全的他者，與我們毫無關聯，生活在與世隔絕的世界裏，生活在她們自己的現實中。她們可能確有自己的生活現實，但她們全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世界各部分（即時下流行的文明話語中的所謂“西方”和“非西方”、“猶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間的關聯所形塑。今天的眾多差異源自雖不相同但相互交織的歷史、互動和回應的歷史。這些差異是我們的互動產生的不同環境的產物，不論在十字軍東征或殖民時代，還是如今美國的全球霸權時代皆如此。
我們或許想為女性伸張正義，但我們能否接受，可能存在關於正義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同女性可能會希求或選擇不同於我們設想的最佳未來？而且，她們面臨的選擇實際上來自在我們的幫助下強加給她們的部分生存境況？我的結論是，如果我們真的關心不同於西方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其他女性的處境，那麼我們最好不要只關註蒙面和遮罩，同時要放棄拯救他人的使命，應當將目光投向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公正。我所宣揚的尊重差異與人類學家的文化相對主義立場（即“怎麼樣都行”，或者“因為這是他們的文化，所以我們必須任由其為之”）有所不同，因為我宣揚的立場不會阻止我們反問自身：我們這些居於世界上有特權和強大一方的人，應當如何審視自己對遠方他人的處境以及他們所擁有的選擇所負有的責任？伊斯蘭運動本身就脫胎於一個西方大國對中東的強烈參與所塑造的世界。在這些地方，一些針對女性的最為保守的運動正是與西方接觸和互動的惡果，其中就包括美國中情局向阿富汗保守組織提供30億美元、助其顛覆彼時正在推行強制現代化（包括普及女性教育）的馬克思主義政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關心女性（包括穆斯林女性），那麼或許可以在本國努力，使美國和歐洲的政策更加人性化。如果我們想積極參與遠方事務，那麼或許應該本著這樣的精神——支持目標社群內那些以女性（和男性）生活得更好為目標的人們。無論做什麼，我們都應當以尊重為基礎，尋求聯盟、聯合和團結，而不是采取拯救或憐憫的姿態。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拒斥穆斯林女性的“黑與白”流行形象的局限視角和限制力量。
【註釋】
【1】參見Lila Abu-Lughod,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its Oth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3 (2002), 783-790; Charles Hirschkind and Saba Mahmood, “Feminism, the Taliban, and Politics of Counter-Insurgenc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5.2 (2002), 339-354.
【2】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3】Malek Alloula, The Colonial Hare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6.
【4】Hanna Papanek, “Purdah in Pakistan: Seclusion and Modern Occupations for Women”, Separate Worlds, Hanna Papanek and Gail Minault (eds.), Columbus, OH: South Asia Books 1982, 190-216.
【5】Saba Mahmood, Politics of P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6】Annie Van Sommer and Samuel W. Zwemer, Our Moslem Sisters: A Cry of Need from Lands of Darkness Interpreted by Those Who Heard It, New York: The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1907.
【7】Osama Bin Laden, Messages to the World: The Statements of Osama bin Laden, Bruce Lawrence (ed.), James Howarth (trans.), London: Verso 2005, 166-68.
【8】Mir-Zohair Husain, Global Studies: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Dubuque, IO: McGraw Hill/ Dushkin 2005, 61-62.
【9】Lila Abu-Lughod,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10】Lila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11】Susan Moller Okin, Is Multiculturalism Bad for Women? Joshua Cohen, Matthew Howard, and Martha Nussbaum (e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12】同上, 22.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