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野
古越紹興，在中國美術史上名家輩出。昔日王謝家族在此明山秀水間以曠世才情締造的璀璨人文、灼灼其藝、精研法度，一直在紹地綿延傳續，代有才俊奇崛之士出乎其間。雖然以王冕的墨梅、徐渭的大寫意花鳥、陳洪綬的高古人物、趙之謙的金石篆刻等最為人所稱道，從畫科來看，也以人物、花鳥尤其是梅竹為著；但若深入畫史細細檢視，可見山水畫的創作也是源遠流長。其中東晉時期王廙畫有《村社齊屏圖》、毛惠秀畫有《剡中溪谷村墟圖》、戴逵畫《吳中溪山邑居圖》等都是山水畫或帶有山水元素的畫作。
會稽林壑東南勝，結構新亭亦壯哉。
樹密不知雲出沒，山深常聽水喧豗。
清幽可許漁樵隱，遊賞豈無王謝來？
我欲題詩追李杜，風流不是出群才。
元代紹興籍著名詩人、畫家王冕此詩，雖只短短數十字，卻飽含紹興山水人文的豐富意蘊，亦寫出了紹興美術文化的形影意緒。樹密、山深、水清、境幽的會稽山水林泉之勝，歷千年光陰而兀自神采煥然；昔日王謝家族在此明山秀水間以曠世才情締造的璀璨人文、灼灼其藝、精研法度，一直在紹地綿延傳續，令人尊崇憶念；如此山水華滋、人文鼎盛的一方水土，自是盤龍臥虎，士氣豐盈，代有才俊奇崛之士出乎其間，此詩作者王冕，便是皎然此中者；而命運不濟、仕途多舛的人生際遇，使得其“風流不是出群才”的自憐，亦成為眾多紹興士子的共同慨嘆。
王冕 《畫南枝春早》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我們今天梳理回溯紹興美術文化，見到的，正是此詩中吟詠的諸般山水、人文、士氣、家學、才情，幾多坎坷人生、不屈抗爭和傲然風骨。它們匯聚成自然與人文交織的地域傳統，以文化的力量滋養著藝術之樹的蓬勃生長。與此同時，藝術也以其靈感豐沛的繁針密線，織就了地域文化的多彩華章。
一 地域文化傳統之於美術發展的滋育造就
紹興的歷史人文之盛，為美術文化發展提供了優良的文化沃土和人文滋養。紹興地域文化融註、涵蘊於紹興美術表現在畫裏之意、畫外之思的創作理念、藝術特征、精神追求之中，渲染出紹興美術文化的萬千氣象。
1. 山川藝事映發
紹興深得造化鐘愛，得天獨厚地擁有佳山秀水，會稽山、天姥山、覆卮山、東山、沃洲湖、鑒湖、剡溪、曹娥江等自然山川，無不明秀澄澈。沿山而行，即使在冬天，漫山的綠意是仍舊可以用“蔥蘢”來形容的。而水汽充盈的雲霧，則常如煙雨般漫灑，染出了天青色的畫卷。連綿起伏的山巒、覆滿青苔的坡石、自流不息的溪澗、高大挺拔的古樹、空山無人的鳥鳴、葉落有聲的靜謐，都在大自然的滋養中彰顯著蓬勃活力，積聚著巨大的生命能量和創造的力與美。
“山無煙雲，如春無花草。山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故此，“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發，以煙雲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山水文化豐厚的古代中國，對自然山川有著極高的品鑒標準，北宋山水畫家郭熙此語，道出了藝術家心中完美的藝術山水形態。紹興的山巒，有取之不盡的佳妙山景，山嵐浮動、林木蔥郁、山石嶙峋、溪澗清冽，其蒼翠、清新、空濛、靈秀的煙雨雲水氣質，正是藝術山水的典範。
紹興山川不惟自然形質清麗，更兼文化意蘊深妙，“質有而趣靈”，萬趣融神思，足可令“聖人含道暎物，賢者澄懷味像”。吸引歷代文人學士、書家畫者於此峰巒重疊、雲林森眇處優遊盤桓，築室居住，“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放情山水，揮毫潑墨，與自然山川應目會心，天人合一，歷萬古而同輝。
（1）山水孕育了藝事繁盛的時代
東晉時期，會稽的名門望族如王羲之家族，謝安、謝玄、謝靈運家族，戴逵家族等，都是優遊隱居山川、與林泉同聲共氣的藝術世家。流芳千古的蘭亭雅集，也起於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之間。以謝氏家族來說，自三國曹魏起為官僚世家，至兩晉發展為首屈一指的高門望族，名人輩出。晉武帝時位至宰相、以淝水之戰留名青史的謝安，風神瀟灑，喜遊山水，高臥東山，詩文書法具佳。謝靈運是山水文學的開創者，同時也是一個耽於山水之遊的畫家。據清代會稽人陶宗儀《越畫見聞》所記，謝靈運的畫跡有浙西甘露寺裏的兩壁菩薩，計有6圖。謝靈運的族弟謝惠連，也是一個工書善畫的天才少年。戴逵父子隱居會稽，以潛心藝亊獨善其身，被後人稱為“一門隱遁， 高風振於晉宋。”戴逵雖出身士族，然一生不仕，中年以後隱居於會稽剡縣（今浙江省嵊州）。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以“父疾”或其他原因推辭不就。所以在《晉書》本傳中，被列為“隱逸”。戴逵之子戴勃、戴顒也為隱中高士，屢征不就，而“傳父之琴書丹青”。戴顒“愛剡溪幽致，居最久”“隱遁林泉，屢征不起”，“工畫山水”。
古刻本中的戴逵
彼時會稽山水與藝術的交響共鳴，至今令人嘆羨追想。既有文人士子的群體雅集，如蘭亭集會；也有二三子之間的切磋探討，如謝安與戴逵的說琴論畫；又有王獻之漫遊山間，“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的細心體會和詩意感悟；還有謝朓《遊山》《冬日晚郡事隙》等詩中平遠構圖的山水畫意；更有王猷之雪夜訪戴“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的名士做派。如此濃郁的藝術生活氛圍，使得藝術才情橫溢勃發，藝術珍品璀璨耀目。王羲之及其子弟的書法作品，謝赫、王廙的書畫理論，戴逵的佛教雕塑和繪畫，都是中國藝術史上的瑰寶，豐富了中國藝術的寶庫。
（2）山水伴隨了山水畫藝術的歷史軌跡
明 徐渭 《水墨牡丹圖》軸 紙本墨筆 故宮博物院藏
徐渭 《墨葡萄》 故宮博物院藏
在紹興繪畫史上，雖然以王冕的墨梅、徐渭的大寫意花鳥、陳洪綬的高古人物、趙之謙的金石篆刻等最為人所稱道，從畫科來看，也以人物、花鳥尤其是梅竹為著；但若深入畫史細細檢視，可見山水畫的創作也是源遠流長。東晉時期王廙畫有《村社齊屏圖》、毛惠秀畫有《剡中溪谷村墟圖》、戴逵畫有《吳中溪山邑居圖》、戴勃畫有《九州名山圖》《風雲水月圖》，都是山水畫或帶有山水元素的畫作。其中，戴逵作為山水畫創始時期的先驅者，深得張彥遠推崇，稱其所畫山水“極妙”。《世說新語巧藝篇》則記：“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雲：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反映的是人物與山水的結合。南宋時期，宮廷畫家林俊民善畫山水，紹興年間畫家周玨也以畫水著稱。元代王迪簡，明代楊維翰、陳宗淵、王思任、祁豸佳、姚允在、朱南雍、茅寵、陶素來、吳仲晃、張爾葆、諸清臣、劉鵬、王元道、趙仲容，清代張振嶽、姜廷幹、張學曾、釋宏瑜、王雨謙、釋碧雲、馮仙湜、王奐、王自越、田賦、駱度鏞、王彥、邵華、王永高、何士鳳、章標等專意或兼善山水畫的畫家，構成了紹地元明清三代山水繪畫的創作陣容。
陳洪綬 晉爵圖卷
（3）山水滋養了畫家的藝術靈感和修養
來自優質山水資源的自然“富養”，是紹興畫家得天獨厚的人生財富和藝術養分。他們於此佳山秀水中接天地清氣、悟世事人生、寄浩渺幽情、養疲憊身心、察萬物之盛，循影索理，理入影跡，發而為詩文畫作。山水的形影與意蘊，深深地植根在了他們的思想與情感之中，成為其知識、稟賦和審美的結構性要素。
王冕詩作風格多樣，除了以忠君愛民、去惡拔邪為主旨的質樸懇切、豪雄俊偉風格外，也多有寄情山水、暢敘幽懷之作。如《雲門山圖》：“十年不到雲門寺，忽見若耶溪上山。落葉不隨流水去，長松只在白雲間。當年王謝已寂寞，終古林泉更往還。所喜二靈多道氣，扶藜時復叩柴關。”《漫興》之二：“中天積翠郁層陰，雪瀑邀飛落遠岑。白月夜分雙鶴舞，清風時聽萬松吟。放懷盡可從詩酒，行樂何須論古今。我欲與君飛兩舄，題詩刻竹滿山林。”其他如《湖上書所見》《林壑亭》《村居》《竹西軒》等，均以佳山秀水為場景，細致刻畫優遊於松竹林泉自得其樂的隱士形象，描繪出白雲千載、清風萬裏的詩境，既是其陶冶情操、托物寄情之所，也是他藝術靈感的涵育生發之地。
這種與自然山川相依共存、視之為精神家園和藝術棲息之地的品行，在紹興籍畫家中可謂比比皆是。陳洪綬寫過多篇懷抱別具的山水詩，如《時運》：“千年壽藤，覆彼草廬。其花四照，貝錦不如。有客止我，中流一壺。浣花溪上，古人先余。”《作樹石與元魯叔》：“深秋臥深山，無日不閑止。靜坐少飲酒，筆墨略一理。作樹不作山，深遠看不已。此從靜中來，否則何能爾。所得必以靜，觀斯可證矣。”《山陰道上》：“今日天陰好，千山看得奢。又聞子規鳥，還見合歡花。微雨來清氣，涼風翼小車。事當新句寫，景用畫吳紗。”既有山花草廬間的友朋雅聚，更多閑窗獨坐、山間行吟。他於此山居靜觀中，玄思默想，精研畫理，謀布佳構。徐渭的山水詩作，則另有一番思緒蒼茫的沈重感，浸透了世事維艱的不屈與抗爭。其詩《送沈叔成》：“稽山鏡水秀堪餐，孝子忠臣古所難。冰雪十年身尚在，風塵一劍事俱完。青騾春蹀梅花暖，紅雨朝揮柏樹寒。欲借伯符三尺手，高翻銀漢洗人間。” 此詩是徐渭在獄中為同鄉墨梅畫家沈襄所作，記其受父冤屈牽連十年而不屈之事，感念其獄中探望之情誼。漫漫人生路上滿布冰雪風塵，世道險惡、命運多舛，而家鄉的明山秀水，則永遠是他們人生共同的底色和起點。
2.文脈鑄就藝魂
紹興歷史悠久。史載大禹治水告成，在境內茅山會集諸侯，計功行賞，死後葬於此山，因更名茅山曰“會稽”，會稽名稱由此而來。春秋時期，越民族以今紹興一帶為中心建立越國，成為春秋列國之一。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踐選址此地作為越國國都以來，古城城址未變，格局延續至今。戰國初，越王句踐大敗吳國，越國疆域逐漸拓展至江淮地區。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越地置會稽郡，領20余縣，治吳(今蘇州)。東漢永建四年(129)，會稽郡分置吳郡，移治山陰，領今浙江境內山陰等14縣。隋開皇九年(589)，改會稽郡為吳州，治會稽。大業元年(605)，改吳州為越州，是為越州名稱之始。南宋建炎四年(1130)四月，宋高宗駐蹕越州，取“紹奕世之宏休，興百年之丕緒”之意，於翌年更元紹興，紹興元年(1131)十月升越州為紹興府，是為紹興名稱之由來。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稱紹興路，治山陰。明、清復為紹興府。至今，紹興市面積8279平方公裏，轄越城區、柯橋區、上虞區、諸暨市、嵊州市、新昌市。
（1）學術思想的浸潤
作為已有2500年建城史的歷史文化名城，紹興經濟發達，民生富庶，崇文重教，耕讀傳家，科甲蟬聯。東漢王充設塾授徒，為境內辦學之始。北宋範仲淹興辦府學，承上啟下。明清兩代，紹興府官辦書院46所，民間籌資興辦社學、義學、私塾蔚然成風。朱熹講學稽山書院，呂祖善授業嵊州鹿門書院，王守仁主講陽明書院，劉宗周授徒蕺山書院，蔡元培掌教府中學堂等，延聘名師傳道解惑。全社會“弦誦之聲比屋相聞” “下至蓬戶，恥不以詩書訓其子。自商賈鮮不通章句，輿隸亦多識字”。據統計，自唐至清，紹興登文進士科者共1965人，登武進士科者273人。歷代科舉中，共有三鼎甲46人（含寄籍），其中狀元27人，榜眼10人，探花9人。“會稽儒風之盛，冠於東州。”
經濟與文教的並興，使得紹興地區學術發達、思想資源深厚、文化名人輩出。王充、王陽明、劉宗周、章學誠、馬一浮、蔡元培、魯迅等均為學術思想大家，其哲思妙悟，啟智開物，金聲玉振，震古爍今。
東漢哲學家王充以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對當時散布虛妄迷信的讖緯之學、虛論惑眾的經學之風作出嚴厲批判和抨擊，匡正時弊、糾正流言，體現了求真務實、挑戰權威的理性精神，為後人樹立起批判創新、崇尚實效的標桿，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起到具有思想啟蒙價值的深遠影響，被胡適評價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
東晉時期王羲之、謝安等魏晉士人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灑脫曠達、清俊通脫，以率真任誕、不拘禮法、獨立特行的名士風範和求道精神，直面“東風搖百草”的動亂時代。他們天資超邁，風采俊秀，創意無限，佳作連連。個體意識的覺醒，倫理觀念的衝決，人生哲學的探究，生與死的生命沈思，道與佛的信仰追求，山與水的自然回歸，真與善的審美超越，賦予其作品深厚的思想內涵，匯聚成一個時代的文化魅力。
南宋文學家陸遊生逢北宋滅亡之際，胸懷壯誌，一生以慷慨報國為己任，懷抱“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愛國濟世精神，力主抗金，收復中原，卻屢受挫折。其詩詞作品飽含激昂慷慨的愛國熱情和壯誌未酬的沈郁悲憤，南宋嘉定二年（1210）與世長辭，仍留詩《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表現出矢誌不移的抗金決心和對祖國命運的終極關懷。梁啟超曾有詩贊雲：“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自號“陽明子”，崇尚理性自由和人性解放，強調“心即是理”，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哲學觀點，創陽明心學。其學術思想深獲時譽並影響至今，更傳至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黃宗羲認為“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王士禎稱譽其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
作為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魯迅，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對吃人的封建禮教和制度作出猛烈的揭露和批判，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勇於以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己任，以一生精力和獨立人格進行了充滿韌性的奮鬥和努力，為紹興文化傳統增添了不屈的風骨、獨立的人格、批判的精神和自辟新路的理念與勇氣，不僅為中國文化開新路，也為家鄉人民留下了一份創新進取的寶貴思想財富。
（2）主體精神的自覺
沿著紹興美術文化的歷史進程一路走來，從王冕、徐渭、楊維楨、陳洪綬、張岱、趙之謙等人身上，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聰慧穎異、恃才傲物、仕途不順、狂傲不羈、命運多舛的人生軌跡，呈現出張揚自我個性、重視個人價值、追求精神自由的主體自覺意識。與徐渭一樣，王冕也是幾番應試不舉，無緣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仕途：“此誌竟蕭條，衣冠混泥塗。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以至“歸耕無寸田，歸牧無尺芻，羈逆泛萍梗，望雲空嘆籲，世俗鄙我微，故舊嗤我愚”。這樣的經歷，造成了他與徐渭相似的耿介狂狷個性，行事不同常人。明宋濂在所作《竹齋集傳》中曾記王冕狂怪之舉雲：“史官曰：予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 嶽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 ，翩翩行，兩袂軒翥，嘩笑溢市中。余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狂士哉！”同時，宋濂對王冕的特立獨行，也是贊譽有加，認為“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狂狷的背後，實質上都是“我心苦淒戚，我情痛郁紆”的痛苦和“吾生當何如”的悲涼無奈。
究其文化成因，有學術思想的熏染，陳洪綬、祁豸佳、王雨謙等“雲門十子”服膺劉宗周稽山學派；有詩文戲曲的浸潤，徐渭、陳洪綬、祁彪佳或潛心戲曲創作、或繪制戲曲版畫、或專註戲曲理論研究，詩文創作更是尋常；有大義氣節的堅守，王思任寫下“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的千古名言，與祁彪佳、倪元璐於明亡國破之時以身殉國。
楊維楨 行書宴嘯傲東軒詩頁
而最根本的原因，實與紹地自大禹治水、王充《論衡》以來形成的求真務實、批判創新、崇尚實效的精神元素關系密切；更為直接的影響，則在很大程度上與王陽明的心學有關。有學者對此曾做過深入研究：“有明一代，極重君權，士人惟有高揚道德主體性，才能堅守道統，但在程朱理學體系中，綱常名教是以忠君為中心的，這就使得忤逆君主的士人不但在現實中備受打擊，而且在心理上也存在著巨大的緊張。在此背景下，王陽明於明代中葉提出了‘致良知’之說，強調‘知行合一’，高揚精神主體性和實踐主體性，不但在理論上將陸象山心學與浙東事功之學融會貫通，建構了一個新的心學體系，也為士人打破了程朱理學的精神枷鎖，開啟了一個新的思想天地。其影響並不限於思想領域的王門後學（包括後世的劉宗周、黃宗羲一脈），也及於文藝領域，如明代最傑出的兩位浙籍書畫家山陰徐渭和諸暨陳洪綬，其張揚個性的生活和藝術風格就與王學影響頗有關系。”
王陽明本人自少豪邁不羈，及年長後，更從“依良知行”的角度對“狂者”頗為欣賞：“狂者誌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幹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洞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並以此剖析自己：“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願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王陽明思想對家鄉文人士子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影響。以徐渭為例，他就曾從學季本、王畿而成陽明再傳弟子，深受王學浸潤。
如此種種，都為紹興美術註入了豐盈的人文因子，涵育出頗具人文正脈的藝術品位和領異拔新的藝術創造力。
二．美術創造之於地域傳統的形塑建構
紹興美術則為紹興地域文化輸送著最具靈性的情感與創意，成為紹興文化傳統的重要構成元素，形塑其內在結構和品質，為造就紹興一地的地域特色、文化情致、傳統格局，築基建底，鋪采疊錦，積功至巨。
1. 審美意蘊化育豐盈士氣
素有人文淵藪之稱的紹興，歷代人才輩出，十步芳草，被稱為“名士鄉”。明代著名文學家袁宏道初至紹興，深刻的印象就是“士多”：“聞說山陰縣，今來始一過。船方革履小，士比鯽魚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羅。家家開老酒，只少唱吳歌。” 1961年，毛澤東也曾為此作詩《名士鄉》：“鑒湖越臺名士鄉，憂忡為國痛斷腸，創南歌接秋風吟，一例氤氳入詩囊。”
“士多”的特色也十分鮮明地體現在紹興美術史之中。紹興美術史上，多有築基於人文學養、以文士身份參與藝術創造的書畫藝術家。他們之間的經史研討、詩文品評、翰墨創作，既是藝文的互動交流，更是精神理念、性情誌趣和審美意識的萬方興會，更以其浸染了藝術靈性與意蘊的審美文化，化育提升了紹興的“士氣”和地域文化傳統。以東晉王謝家族為核心的士族之間的藝術交往、以晚明張岱家族為代表的藝文風流和清時趙之謙友朋間的金石之交，無不郁郁乎士氣豐盈。而倪元璐、王思任、祁彪佳等人的舍身取義、以身殉國，更是傳統士人高尚情操、忠貞氣節的凜然踐行，跡垂青史，令人感佩。如此種種，均可從中清晰見到紹興藝人藝事之於紹人品性、紹地風尚的貢獻。在紹興，家學與師承，是傳續紹興藝脈的兩條重要路徑。書畫領域，王羲之家族、謝安家族、戴逵家族、陳洪綬家族、張岱家族、祁彪佳家族，等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藝術世家；而王羲之書法、陳洪綬畫藝等在藝術理念、技法、風格上的師徒傳承，則遠遠超越家門、時代與藝術領域，接代綿延，累世相承，成為地域文脈的創造者和維系者。
2.才藝會通涵育地域品質
紹興地區文教昌盛、藝脈綿長，時風薰染、潛移默化之下，積學深厚、多才多藝之士如奇枝異卉勃然生發，以其天資、學養、才情等等蔚成文江學海澎湃、詩書畫印兼通的綺麗景象。王冕在善寫墨梅的盛名之下，又以花乳石開文人篆印之風，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更是他的顯著特色。其墨梅畫中的題詩膾炙人口，而其詩作也是畫意盎然。王冕擁有一雙繪畫藝術洗禮涵養的“畫眼”，故他詩中所見所愛所寫之家鄉山川風情，無不深具畫意：“滿目青山似畫圖，道人於此即安居。”此類經他畫眼觀照而成以“畫”為題的詩篇，在他的詩中時有可見，形成詩畫合一的藝術風格。例如《山水圖》寫：“我生愛看真山水，眼底崎嵚每自諳。絕壑臥雲留宿雨，高林浮翠出晴嵐。青山近屋多於簇，白石攢沙小似蚶。展卷令人倍惆悵，杏花春雨隔江南。” 《竹圖》寫：“楚地秋風勁，湘江夜雨深。不看雙鳳舞，恰聽老龍吟。正直崇高節，歲寒同我心。悠悠向京國，轉轉憶山陰。”其他尚有《江山漁隱圖》《飯牛圖》《水仙圖》，情景交融，詩畫合一，幾不識是為真山水、抑或畫中景。
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以及古典知識人的養成，均重視經史詩文書畫的綜合學習和涵育會通；古代文人畫藝術的重要特征，在於書畫合一、詩畫合一以至詩書畫印四美並俱。紹興美術家循此學統成長，既於此受益良多，也為此貢獻良多。王羲之著《蘭亭集序》，文、書俱佳，青史留名；戴逵既善雕塑，也精於繪畫；陸遊、賀知章詩名之外，還是書家；徐渭詩、書、畫、文與戲曲兼善，俱有佳成；陳洪綬詩畫並作，於木刻版畫貢獻尤多；趙之謙在一般文人詩書畫的造詣之上，更以篆刻成就為人稱頌。如此煌煌巨子、燦燦佳績，歷代傳沿，遂為紹興在一般歷史文化名城通常所有的“人文燦爛”傳統之上，增添了才藝會通的地域品質。
趙之謙 墨松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3.梅竹畫派寫出乾坤清氣
“吾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流清氣滿乾坤。”在這首廣為人知的王冕墨梅詩的背後，站立著、傳續著一個理念相諧、精神相通的群體。梅竹一科，與紹興深有淵源。從北宋仲仁發其端，元代王冕臻其峰，陳錄、沈襄、童玨等善畫梅，廉布、楊維楨、楊維翰等善畫竹，丁權著《竹譜》、吳太素著《松齋梅譜》、劉世儒著《雪湖梅譜》、童翼駒著《墨梅人名錄》。著名畫家徐渭、陳洪綬等，無一不是此中好手；其他善畫、愛畫梅竹的畫家，更如十步芳草，遍布城鄉。墨竹墨畫的創作者、研究者，在紹興建構了一個具有全國影響和重要藝術史地位的地方梅竹畫派，以其清逸高標的自在心境和藝術形象，書寫出乾坤清氣，可謂紹興美術貢獻於其地域文化傳統的特殊元素和重要特質，為紹興贏得了由古至今、相沿不墜的巨大聲名和榮耀。
明 陳洪綬《畫梅花山鳥》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溫婉玉臺含蘊精致風華
被稱為“堆金積玉地，溫柔富貴鄉”的江南，其鑲金嵌玉的溫柔與富貴，是含蘊著江南女子清姿麗影的人生畫卷。她們的如花容顏、婀娜身形、霓裳羽衣、輕柔氣息，都是不可或缺的美麗元素。而其冰清玉潔的氣質、蘭心蕙質的風華、飽讀詩書的修養、書畫兼善的才情，則宛如一臺臺玉石小磨，從江南的“富貴”裏，細細地研磨出精致的風華。紹興是江南水鄉中的靈秀之地，不僅士多如鯽，更兼才女如雲。精於書畫創作的女性，便有傅道坤、範隆坤、商景蘭、商景徽、李因、胡凈鬘、陳道蘊、趙淑貞、王端淑、金禮嬴、祁修嫣、倪素坤、任霞等多人。她們以手中筆墨寫庭階蘭竹、園中玉樹、山中明月、心底思緒，為紹興的地域文化註入了溫婉、曼妙、從容、靈秀的江南氣質。
5. 融入江南的藝術推動力
在紹興歷史上，美術家在以自己的天賦、靈感、創造為故土文化註入藝術養分的同時，也不乏紹興美術家走出紹地，走向書畫藝術淵藪的江南文化圈以至更為遼遠的南北大地，以其藝術理念、修養、技法等對當地美術發展產生影響；也從各地汲取藝術文化元素，為紹興地域文化帶來新鮮元素。
歷史孕育了江南地區山水相依、人民相親、習俗相近、人文共輝的區域整體形象。歷史文獻中，多有“吳越為鄰，同俗並土”“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等記載。回溯江南畫史，東晉時期晉陵畫家顧愷之描寫會稽山水“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蒸霞蔚”；明代畫家陳淳、徐渭各於江浙創水墨花鳥世界，“白陽青藤”遙相對望；近代上海開埠，遂成江南文化中心，任伯年、趙之謙以其藝術成就奠定了其與海上畫派的畫史關聯。如此種種，均可見江南地域美術史上的紹興元素。其中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可推楊維楨、張學曾。楊維楨長期往來於江浙一帶，晚年更舉家遷居江蘇松江。他與江浙地區的文人才士、書畫藝術家倪瓚、顧瑛、陳汝言、馬琬、張雨、張渥等人頻繁唱和交遊、遊藝書畫，並與昆山顧瑛、會稽張憲等人形成“鐵崖宗派”。“他的身邊圍繞著一批畫家，這些畫家群體的形成與擴展為明代松江畫派或者說蘇松畫派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優良的人文基礎，所以有學者稱楊維楨是蘇松畫派崛起的領袖不無道理，也有著充分的依據。”張學曾任職吳郡太守，與其地時人多有詩畫酬應，與董其昌、李流芳、楊文驄、王鑒、王時敏、程正揆等同為“畫中九友”，意趣相投。吳梅村《畫中九友歌》稱：“姑蘇太守今僧繇，問事不肖張兩眸，振筆忽起風颼颼，連紙十丈神明遒。”張學曾善畫山水，承五代董源畫風，出入宋元諸家，尤喜仿元人筆墨。《仿北苑山圖》描繪山巒重疊、林木蒼秀景，用筆疏密有致，皴法松動綿密，具有元畫蕭疏潤澤的氣息。他曾為周櫟園作畫數幅，周稱之為“倪迂畫派，蕭疏簡遠。移入詩中，可入香山蘇州兩廡。” 明顯受到浙北蘇南一帶元明山水畫風影響，渲染出蒼潤秀潔、清遠簡淡的山水意境和思致悠遠的文人意趣，為山水畫創作相對薄弱、尤少名家的紹興繪畫史，帶來了江南山水主流畫派的畫風；為紹興地域文化融入江南文化共同體，提供了來自美術文化的推進力。
綜上所述，紹興的清麗山水、悠久歷史、富庶生活、璀璨文化，為紹興美術文化的發展積澱起深厚的人文沃土，涵育了她不同凡響的獨特文化特質。而紹興美術史上的俊才接踵、藝事繁盛、佳績拔萃，則為紹興地域文化輸送著最具靈性的情感與創意，成為紹興文化傳統的重要構成元素，形塑其內在結構和品質。兩者穿梭互動，交相映發，以文化的力量滋養著藝術之樹的蓬勃生長，以藝術的繁針密線織就了文化的多彩華章。
註：本文為《紹興美術文化史》之“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原題為《畫史傳承與地域傳統之建構——基於紹興古代繪畫史的簡要分析》
責任編輯：李梅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