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勛章”頒授儀式於今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授予“七一勛章”的決定》，授予29名同誌“七一勛章”。
黃大發便是其中之一。2017年11月29日，本報近距離版面曾刊發人物特稿《黃大發：黔北“愚公”絕壁鑿“天渠”》，現重發此文，向黃老致敬！
在日前召開的全國精神文明建設表彰大會上，習總書記一把拉開前排凳子，一再邀請他身後站著的兩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其中的一位是“核潛艇之父”黃旭華，另一位是黃大發。
黃大發是誰？ 這要從一段水渠說起。
“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一年四季苞沙飯，過年才有米湯喝……”千百年來，苦澀的歌謠在貴州遵義原草王壩村 (現已與周邊村合並為團結村) 祖祖輩輩傳唱。
“不怕山高石頭多，苦幹就能把貧脫，打巖引水造梯田，窮村變成金銀窩……”如今，歌謠變了詞兒，幸福之花在人們的臉上綻放。
從心酸到歡樂，黔北山歌的變遷鮮明地反映了百姓生活的變化。而這一切，都源於一條水渠的誕生。這是一條修建了36年的生命渠———總長近10公裏，其中包括7200米主渠和2200米支渠，過三道絕壁，幫山村拔除了缺水的窮根。
村民們喊它“大發渠”，是用最簡單而又最隆重的口頭命名方式，來向修建這條生命之渠的領頭人———老支書黃大發表達最誠摯的敬意。
近日，記者來到草王壩，和村民同吃同住，近距離感受“大發渠”這三個字的巨大魅力。
“要讓全村人吃上大米飯”
從空中俯瞰，寬40厘米、深50厘米的大發渠流淌著汩汩清水，如同一段白色“天渠”，橫臥在綠色的群山之中，讓人欽羨開山者的巧奪天工。
順著流水的嘩嘩聲，記者在山腰間尋到黃大發的住處，這是一棟多年未變的木結構平房，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屋內陳設極為簡陋，客廳是唯一稍顯亮堂的地方，灰白墻壁是黃泥巴墻外貼了白紙後飽經風霜的模樣。一個采暖爐、兩張墊布已經洗得發白的老式沙發，一臺今年新買的液晶電視就幾乎成了全部家當。廚房裏，巨大的柴火竈臺上，有一口大鍋正燒著紅薯。早飯前，他要先把兩頭豬餵飽。再往裏，是他和老伴的臥室，只有一張床，沒有衣櫃，衣服和被褥堆了四處都是，很難相信這是老支書、“新網紅”的家。
黃大發“火”了。因為被習總書記邀請到身邊坐下，這兩天，眾多山外的城市人也來拜訪他。人們問他坐在總書記身邊感覺怎麼樣？ 他直接樂開了花：“高興得不得了。總書記對老人非常關心和尊重，真沒想到，我晚年還有這種榮幸。”
還有人問他，像明星一樣被人追著合影是什麼感覺？ 他十分坦然：“我喜歡啊，這麼多年，沒白幹。”他話鋒一轉，“我要幹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初見黃大發，82歲的他身高不到1.6米，體格瘦小，留著小平頭，相貌普通。如果沒了絡繹不絕的客人，他的生活與在大山深處的所有農民一樣，單調地圍著農活轉。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不怕高，在房頂、斷崖上行走，比年輕人還矯健。
“爺爺對我們年輕人非常和藹，經常能把我們逗笑，完全不像村民們口中說的那個‘倔老頭’支書。”大發渠教育基地講解員袁小麗說。
可熟識黃大發的村民都說，年輕時的黃支書倔得厲害。那時，他沈默寡言，除了唱山歌，沒什麼愛好，一心想著帶領百姓致富，什麼路子都試過。
“以前，草王壩誰家討個媳婦，說100句好話，都未必說得動女方；現在，哪怕只說一句話，人家也願意來。”村民徐開安感慨地說，“沒有黃支書，苦日子不知道還要熬多久。”
過去的草王壩，是一個大米飯都吃不上的村子，主食是難以下咽的苞沙飯———把玉米粒炒熟去皮再磨成粉，蒸熟後食用。吃不上大米的原因不是沒耕地，全村有1500畝耕地，關鍵在於缺水。滴水如油，是當地最真實的寫照。
現在，草王壩很多和黃大發年紀差不多的老人家裏，依然保持著過去的節水習慣———家中的水，除了飲用水，生活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二遍洗臉洗腳，第三遍餵豬餵牛。一家人洗臉洗腳都共用一盆水，那是老人們最深刻的記憶。
草王壩海拔1000多米，山高巖陡，石漠化嚴重。喀斯特地貌，一下雨，水就順著空洞和巖縫往下流，一點也存不住。
那時的水叫“望天水”，那時的井叫“望天井”。望天井的水渾黃無比，喝起來“綁嘴”，但要喝上一口也不容易。有時得熬著夜在井口排隊。如果想喝上不苦澀的清水，下山來回要兩三個小時。整個村，幾乎全部的勞力都在為水奔波。
沒有水，種水稻難於登天，別說產業發展，草王壩人連溫飽都是問題。對於饑餓，黃大發有著比其他人更深的感受，他早年父母雙亡，從小滾草窩，吃百家飯長大。他感恩於心，一心想報答村裏人。
23歲，他被推選為草王壩大隊長，他決心為村民做好三件事：引水、修路、通電。他最先要實現的，就是修通水渠，讓全村人吃上白米飯。
黃大發對著離村最近的螺絲水河動起了腦筋。螺絲水在草王壩的西側，直線距離不過幾公裏，但這幾公裏並非一馬平川，而是布滿懸崖的天路。順著天路鑿開一條天河，這談何容易。
“千百年來，草王壩人祖祖輩輩的引水夢，難道能靠一個毛頭小夥來圓”？ 草王壩人等水已經等瘋了。一旦有了求生的夢想，那麼，他們願意和那個小夥一起奮鬥。
當地公社非常支持草王壩人的申請。那時，河南林州的太行山脈傳來好消息，歷經十年鑿出的紅旗渠順利通水。在這一利好的激勵下，由當地公社牽頭，草王壩大隊、健康大隊、勝利大隊共同開建“紅旗大溝”，期待引來螺絲水，黃大發任指揮長。
沒人懂技術，包括黃大發。平時掄鋤頭的村民，拿起鐵錘鋼釬，也不知從何處下手，只能用蠻力硬鑿。為了打通一條長100多米的隧道，從未學過測量的他們，只能想出土辦法確定水平線：豎起竹竿，人眼兩邊“校瞄”。洞口越打越深時，用耳朵貼著山聽，往聲音一致的方向打。
後來，隧道貫通了，水卻沒來。
“困難很多。最大的還是吃不飽飯，連苞沙飯都沒得吃，有土豆吃就不錯了。材料上，沒有水泥，只能糊上黃泥巴、白石灰代替，效果卻差很多。再加上沒有設置導洪溝，大水一來，本就脆弱不堪的溝渠就被衝得七零八落。後來發現水渠的選址有誤，當時為了惠及更多的人，水渠走得太高，和水源的高差不夠，平時的水勢太小，幹旱的時候流到一半就斷流了。”黃大發事後總結說。
當時，水渠爛了補、補了爛，修修補補十幾年，漸漸地，參與修補的人越來越少。黃大發還想堅持，挨家挨戶做思想工作，但夢想的破滅、精力的耗費以及生活的拮據，村民們撐不住了，黃大發第一段修渠故事以遺憾收尾。
“為了水，我願意用命來換”
面對修渠的殘酷失敗和村民的沈重嘆息，黃大發堅強地選擇負重前行。
擦耳巖，顧名思義，是一段窄得會擦著耳朵的垂直絕壁。山羊在這止步不前，老鷹也不敢在這安家。大發渠也在此處最為險要，向下看，叢林茂密，深不見底，巖壁風化光禿，壁立千仞。走著都怕，何況還要在此開山鑿石修渠。
那一年的黃大發，已滿56歲。當時，沒有起重設備，沒有風鉆打眼，可以說，什麼都沒有。擦耳巖段的測量需要人腰上拴著纜繩，一尺一尺地放下去，懸在絕壁外。絕壁鑿石，每一寸都充滿著未知和危險。由於太過“玩命”，專業的技術人員說“太危險了，給多少錢都不幹”，村民們也心驚肉跳不敢動工。在最需要擔當的關頭，黃大發第一個站了出來。他二話不說，將麻繩緊緊地綁在自己身上，讓人拉著吊下懸崖，崖壁上全是光禿禿的巖石，幾乎沒有抓手，負角度之下，誰也看不見落到懸崖背後的黃大發是否安好。
直到他大喊幾聲，村民才知道他沒事，年輕的小夥子也鼓足勇氣，紛紛滑下懸崖。“我是村支書，就要帶頭。我要是怕了，大家都怕了。”僅僅用了三個月，村民們就用最原始的方法“飛巖鑿石”，測量完擦耳巖、大土灣巖、巖灰洞巖這三個300米以上的垂直絕壁。
其實，黃大發最初開始說服大家重修水渠的時候，有些人是沒有信心的。
那時的草王壩，村民已經認命了。在他們看來，缺水是老天爺的安排，村子就是這種命。即便是周邊村子當面笑話草王壩人硬是把生命渠修成了只能行人走馬的土石路，他們也不吭聲，因為內心被紮得無比的痛。
大山人還願意再痛一次嗎？
如果只有一個人不甘心，如果只有一個人的血還在沸騰，那麼逆天改命的這個人，一定是黃大發。
1989年，楓香區水電站組織技能培訓。渴望水利技術的黃大發如飲甘霖，主動報名參加。最初，他連水準儀都看不懂。很多同期培訓的人都記得身邊有這樣一位五旬老先進積極得像個小學生，不怕笑話，一有問題就粘著技術人員問。
要知道，只讀過《三字經》的黃大發，幾乎是在不識字的狀態下走進培訓班。可走出來的他，分流渠、導洪溝、開鑿技術這些他統統掌握。“我那時就從認名字、寫名字開始，最後我把全村人的名字都能寫出來了，再也沒人笑話我是文盲。”想到這，黃大發難掩激動。
1990年，草王壩再次迎來大旱。全鄉大會上，有別村幹部不經意間問他：“黃支書，是你們苞沙飯好吃，還是大米飯好吃？”這句無心之言讓他口中的大米飯難以下咽。
他痛，他恨，他不甘心。
那年冬天，黃大發矮小的身影在山間崎嶇小路上走了兩天。他只有單薄的衣裳，殘破的解放鞋露出腳趾，整個人在寒風中被凍得發紅。他懷揣著修渠申請，要去縣水電局給引水工程立項。
面對這樣一位老人的執著，縣水電局點頭了。鄉政府也從不寬裕的財政裏劃撥出6萬元現金和38萬斤苞谷。根據規定，也是為了考驗村民的決心，鄉裏還提出了一個要求：草王壩能在第二天白天交齊1.3萬元保證金，技術人員就將立刻到位。
集資動員會開得並不容易，貧窮的大山人情願認命，也不願再一次“血本無歸”。黃大發的舅舅直接發難：“你要是把水引來，我拿手掌心給你煮飯吃。”
“修不好我把名字倒過來寫。為了水，我願意用命來換。”黃大發斬釘截鐵地回答。
這句話聲音很大，大得似乎把村民頭頂的陰霾撥開，讓光明照射進來。
大家打消顧慮，打算為千百年的通水之夢做最後一搏。“真的是最後一搏。每家每戶，不管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只要是有勞動力的，都申請鑿山。為了湊錢，第二天一大早，家家戶戶像過節一樣，興奮地拉著苞谷、雞鴨、鮮蛋，去數十公裏外的集市賣錢。之後的一段時間，整個村子聽不到一聲雞叫。所有人都把能拿出來的東西交給了黃支書。”村民徐國樹說。
1992年正月初三，瑞雪兆豐年。數百名開山者踏著飛雪，從各條小路匯集在一起，上山開渠。
黃大發首先在螺絲水的上遊找到了新的引水源，比過去的水源要高150米。
此外，他搞責任渠。每20米水渠被確定為一個樁號，每個樁號按照施工難易程度確定不同數量的人工，每個家庭按照土地多少確定要投勞的人工。進度慢了，不結實，截面不均勻，1：7的水泥砂漿比沒做好……哪一段出了問題，就要找哪一段負責家庭返工，直至修好。
當然，最重視的還是安全。不光形式上做到時時刻刻講安全，還要將安全規則細化，比如不要往下看，腳要踩實，下雨停工，起爆前先警告等，最後除了摔死一匹馬和一頭騾，施工人員實現了零傷亡。“最怕的就是出現傷亡，出現一例，工程恐怕就沒法再開展了。”黃大發說。
水渠一尺一丈延伸，夢想一分一秒靠近。1995年8月10日，最後一塊擋水石被搬開，伴隨著悅耳的嘩嘩聲，清澈的流水歷史上第一次湧進了草王壩的土地。
慶功大會上，山村沸騰了。縣鄉領導、周邊村民都來祝賀，村子裏擺了100多桌。原本指揮部寫了四頁的總結報告需要黃大發宣讀，可黃大發激動得一個字也讀不出來。
那一刻，60歲的黃大發，滿是華發，“倔老頭”再也止不住滾燙的淚水……
“公家的水泥一碗也不能貪”
在草王壩，徐是大姓，黃是小姓，在走訪中，記者都會問他們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你們選一個姓黃的當大隊長、當村支書，一幹就讓他連續幹了47年？”
而村民的回答也很統一：“因為他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不忘初心，是黃大發一直踐行的信仰，82歲高齡還能一字不差地帶著前來學習的客人們背誦入黨誓詞。“要苦，也是共產黨員先苦。”他向記者講述了草王壩穿越荊棘的關鍵。
修渠時，什麼苦，他幹什麼。放炮需要炸材，黃大發就扛起背簍，去很遠的李村買了背回來，腳底磨破了皮，汗水濕透了衣。築渠需要的水泥，他每次都親自運回來。有一天趕夜路遇到了暴雨，運水泥的車陷入泥潭，他擔心水泥被偷，硬是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夜，像看護自家娃娃一樣看護著公家的水泥。
多年來，全村老百姓毫不猶豫地把修渠集資的錢交他手上，都說“放一百個心，黃老支書一毛錢也不會給自己花”。陳列館裏，大量涉及修渠使用資金的賬本依然保存，上面每家每戶，每一筆資金都標註得清楚明白。“一分錢都不能占老百姓的，占了就是貪汙犯。”黃大發說。
他一心為公，不搞特殊。團結村村委會副主任徐向陽的父親和黃大發是表兄弟，餓肚子的年代，老徐家想要十斤村裏的救濟糧，被黃大發拒絕：“大家都餓，這時，村支書家的親戚怎麼能吃救濟糧呢？”
“他常把‘公家的事怎麼硬都行，自家的事怎麼軟都成’掛在嘴邊。”老伴徐開美說，修渠時水泥堆成山，家裏的竈臺破了，她想要一碗水泥補補，被黃大發堅決拒絕，“公家的水泥一碗也不能貪”；別人家都弄了地坪，而黃大發家是村裏最後一個弄地坪的家庭。
最讓徐開美難受的還是二女兒的離世。因為腎炎，女兒全身浮腫，高燒不退。“還是因為窮啊。年關將至，黃大發把家裏的豬賣了100多元，我以為他帶女兒出去看病，結果是墊錢買炸材修渠，女兒也很懂事，很支持父親的修渠工作。她走之前，還一直在叫爸爸，爸爸……”聊起往事，徐開美很難過。
黃大發當時又何嘗不難受。“聽到女兒去世的消息時，正在山上幹活的他兩眼一黑，差點跌落山崖。”徐開美說。
女兒去世沒多久，黃大發的孫子也因為急性病去世。黃大發的兒子黃彬權常思考：“如果我不是村支書的兒子，日子會不會更好？”
“我上學時，一年4塊錢的學費交不起；修渠磨石粉，300多斤的柴油機沒人願意扛，怕危險，父親就要求我去扛。後來，我嫌代課老師工資太低，就去遵義打工，只為養家。可父親聽說村裏學校缺老師，硬是跑到遵義勸我回來，說‘山裏招不到老師，你是村子的人，必須回去’。”黃彬權無奈地說。
現在，每天來看望黃老的人群中，有些單位領導會主動提出，幫助草王壩脫貧。黃大發也會主動出擊，利用外出考察機會拉項目，找路子。
在他和村兩委的努力下，村裏正逐步改變傳統的種植結構，全村現有核桃5200多畝、柚子650畝、海椒2000畝，牛羊養殖大戶超過30戶。去年底，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6500元。
現在，大發渠也有了新的使命，隨著新水廠開建，草王壩即將迎來衛生水。而大發渠的飲用水功能也將逐步弱化，旅遊功能將逐步凸顯，未來可能新修玻璃棧道。今年7月，黃大發又有了新使命，他成為貴州大發旅遊公司的董事。這個公司由一家金融集團和團結村攜手成立，集中開發大發渠的旅遊參觀價值，團結村村集體以“大發渠”無形資產估值3000萬元作價入股，持有46%的股權。將來，團結村可享受80%的利益分配。
“國家的扶貧政策這麼好，社會力量也支持，基層幹部也很辛苦，當然，還要繼續辛苦下去。扶貧不能敲鑼打鼓，還是要吃得了苦。”黃大發的思路很清晰。無論是修渠，還是後來的通電、築路、修學校、梯改坡，都是從村民集資投工投勞做起，隨後再爭取各方的支持。如果自己不吃苦，就叫別人給支持，怎麼可能？
但是，現在的黃大發有了新的擔憂：“現在吃大米飯也不香了，有些人生活好些就懶了，得用村規民約管管。畢竟，脫貧工作遠未結束。”他還挨家挨戶鼓勵青年回鄉創業，“過去，我們這些沒文化的老人，靠艱苦奮鬥，讓村子大變樣。相信那些學了文化的年青一代，一定能讓村子變得更好，這是我現在最大的心願。”
作者：本報記者 趙征南 通訊員 余婭
編輯：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