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有一種職業演員的心態，「不管怎麼樣，有戲演我就去演，我得讓你知道我會演戲，我是個好演員。我要讓更多的人在現場看到我演戲，讓更多的人知道你是不是這塊料。角色大小無所謂，只要讓我演就行，就是這樣。」
在朗辰看來，「他一旦存活的時候，我覺得他的春天快來了。人就怕你老在臺上站著，站著站著，那個舞臺的中心就是你的了，熬也能熬成你的，我是這種心態。」
文｜安小慶
編輯｜金焰
攝影｜高遠
場地提供｜雙烽鎮
長在一起
2月17日淩晨，導演、編劇朗辰還在位於北京常營的書房裏寫劇本。4點多，他發現手機屏幕上出現了網站推送的新聞，王景春和詠梅獲獎了。
幾個小時後，老朋友王景春頒獎現場的視頻出現在網絡上。就是那個獲獎的瞬間，朗辰說，「那個表情，瞬間那種恍若夢裏的感覺，實在太讓人心疼了。就好像自己的名字被點到的時候，對自己的名字很陌生，不太相信美好怎麼會是我。」
王景春和詠梅憑借《地久天長》摘得柏林帝後
在王景春46歲的生命中，這樣恍惚的瞬間出現過好幾次。他記憶中最遠的一次發生在1995年的9月。那天，表演系大一新生王景春坐在戲劇學院的草坪上產生了意識錯位，「哎，這是戲劇學院，我怎麼坐在這兒，哦，我考上戲劇學院了，已經不是在烏魯木齊百貨公司上班的人，我不用再回去了。」
最近的一次則發生在大半年前。那天上午，他看到好幾條導演王小帥夜裏發來的長語音。那時，《地久天長》劇組還有半個月就要開機了，但原本確定下來的男演員突然因故退出。在這之前的選角階段，導演王小帥和制片人劉璇都提過王景春，但被主要投資方出於市場回報的考慮否決了。
看到王小帥夜裏發來的幾條長語音，王景春直覺有事發生。他故意沒有立刻點開，而是走開去幹了一點別的事，讓自己冷靜了一下。等聽完語音，他馬上就給導演打了電話。
劉璇回憶，那時劇組同時備選了幾個演員，但王景春的反應是最快的，「沒有任何條件，就說好，我來。」
直到這時，王景春才看到完整的劇本。看完劇本，他心裏想，「呦，這戲就是為我寫的。」 劇本中的很多故事和場景，都出乎意料地和王景春的成長經歷非常相似。
《地久天長》在柏林參展的海報，是一群國營工廠的工人們在橙色調的舞廳裏跳舞。在王景春的記憶裏，在阿勒泰和烏魯木齊度過的少年時代，爸爸媽媽和哈薩克族、回族、維吾爾族的叔叔阿姨們，最愛的活動就是在家裏搞舞會。
父親平時很嚴厲，但朋友特別多。山上的牧民朋友下來以後，大家就聚在一塊兒「奧特來西（音），維語叫奧特來西，英文叫party」。很多人的太太都是文工團的演員，大家先做飯、吃飯，吃完飯以後，手風琴一拉開，跳舞。
那時，王景春家裏有一個雙卡錄音機，一放音樂，引得鄰居們都聚到他家來。大人們跳交誼舞，《地久天長》裏，劉耀軍也跳交誼舞。王景春說，交誼舞的童子功和最初的文藝啟蒙，就是從那一場場大人們的「奧特來西」開始的。
在《地久天長》裏，年輕演員王源飾演劉耀軍夫婦叛逆的養子劉星。劉星和大人一起飄蕩，無法適應轉學後的生活，最終漸漸與養父母關系崩裂。
《地久天長》劇照 圖/網絡
而在王景春的少年時代，他幾乎也經歷了和電影裏一樣難捱的一段歲月。那是31年前，因為軍人父親從阿勒泰邊防部門轉業，15歲的王景春和父母、弟弟一起搬家到了烏魯木齊。在轉學後的新學校裏，作為外來者的他，總被同學欺負。有時，「突然來五六個人打你一頓，就不願意去上學了，但你必須每天要去上課。」
電影裏的劉星有自己的反抗方式。現實中的少年王景春，則在忍了大半年後，漸漸和新大院的孩子們建立了聯系。有一年寒假冬令營，他「一戰成名」。
那天在少年宮裏，班裏的同學又欺負他，還叫了一個外面的人一起來打他，把他嘴巴打破了。王景春跑回家叫了幾個大孩子，回來的時候棉衣袖子裏藏了一根手臂粗的木棒。他讓大孩子堵在門口，自己一個人進去了，進到那個教室裏面，打他的一幫人一見他回來，又衝過來要揍他，他迅速把木棒抽出來，一棒子敲在領頭的家夥頭上。
「『當』倒一個，再打，第二個，第三個……打完了以後，在我們學校就傳開了。他們說王景春眼睛挺小，但打人的時候眼睛巨大。」從此以後就沒有人再欺負他了。
但轉學帶來的不適應，已經讓他的學習落下了。中考後，分數不高的王景春進了市化工技校的鉚焊專業。在學校裏，王景春愛上了這門技術，找到了電焊的快樂——
「在一個黑色鏡子後面，其實可以把焊條作為畫筆的。你把它點著，可以把兩塊分開的鋼板用一根焊條連接在一起，而且你能把它刷出非常優美的紋路來。你要通過你的技術，控制火弧的長短，關鍵還有一點，它還要拍X光的，裏面不能有雜質，不能有氣孔，多藝術啊！」
19歲從技校畢業的時候，王景春考到焊工5級證書，是同學裏級別最高的，還獲得了留校當老師的機會。差不多30年後，在《地久天長》的故事裏，下崗工人劉耀軍用電焊技術謀生了一輩子，從北到南。
這些命運細節的暗合，和對整個劇本故事的喜愛，讓王景春在大半年的拍攝中非常幸福並且沈浸。
制片人劉璇不常去劇組，有一次她聽工作人員講起，有一天，劇組在包頭老街區的筒子樓拍戲。拍完後，導演一喊停，王景春披著一個軍大衣，自己坐在樓梯上哭。
正好他的幾個朋友要來看他，給他打電話，「他氣得，說誰還給我打電話！結果一看，是他們同學，可還是控制不住，還在那兒哭。」
2018年底全劇殺青後，劉璇記得只要是坐一塊兒聊天，王景春就開始說，「這個戲有多好多好多好，這個片子多好多好，控制不住，一直說。」有時候大家聽著都有點煩了，想讓他「說點別的吧」，但只要那天有沒聽過的朋友在，他又會開始重復。
有一天，他告訴王小帥和劉璇，「你們知道嗎，就前兩天，我晚上做夢我還夢見我跟詠梅，我帶她去買房子了。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過，就是夢裏面還是那個劉耀軍，老伴是詠梅。」
他的投入讓劉璇覺得，他有一部分已經長在這個片子裏面了。
「歪瓜裂棗」
王景春生命裏扮演的第一個角色，發生在19歲時的一個下午。
那天是個周末，他和朋友去參加婚禮。吃完喜宴，兩人去市歌舞團找朋友。那時剛從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一年的朗辰正在藝術團裏幫人挑演員，排小品。他出了一道題，表演「不好了，你家著火了」。
一連幾個人的表演都很糟糕，王景春坐在窗戶邊笑得很大聲。朋友推了他一把，「你能，你去試試唄。」王景春一腳踹開門衝進去，拽著朗辰的胳膊說：「老師，老師不好了，你們家著火了！」邊說邊拉著朗辰往外走。
事後，朗辰覺得所有人裏最突出的是王景春。他告訴小他3歲的王景春，可以試試去考上海戲劇學院的表演系。朗辰當時並沒有推薦北電和中戲，因為「這位兄弟並非帥哥俊男類的形象，以我當時形象上的膚淺認識，覺得他要是去考我的母校電影學院，可能會沒戲」。
沒多久，王景春就通過一位共同的朋友找到朗辰，提出想跟他學表演。朗辰很猶豫，那時候他是天山電影制片廠的職業演員，但一年到頭演不到什麼好戲，而且找過來的幾個年輕人，「都歪瓜裂棗的，啥時候能領銜主演啊。」但王景春很堅持，朗辰說一個人沒法學表演，沒人跟你搭戲。「為了學表演，他居然又拉來兩個歪瓜裂棗的朋友。」
那時的王景春，是新疆百貨大樓童鞋部的售貨員。此前，作為烏魯木齊民間文藝活躍分子的他，給百貨公司排演過一個舞蹈節目，最終獲得了天山區文藝匯演一等獎。從技工學校一畢業，他就被百貨公司叫去上班。一個月加上獎金能拿800塊錢，是當時令人羨慕的高收入，可是只站了一個星期的櫃臺，他就渴望離開那兒了。
這之前的一年，王景春的父親因公去世。這被他視作自己作為男人的成年禮。在那以前，因為轉學和青春期的緣故，他和父親關系很僵。父親的突然離開，讓他想要回到原本父親對他的期望裏來。而父親生前對他最大的期望是上大學。
從來自北京專業藝術院校的朗辰告訴他可以考藝術院校的那天起，離開童鞋櫃臺和滿足父親期望的兩個願望，就在學表演這裏匯合了。這個從小生長在邊地的年輕人，開始幻想有一天能夠離開故鄉，去到外面的世界。
白天繼續賣鞋，晚上是另一種生活。朗辰一開始就感受到王景春已經把做演員視作不二的選擇了，「就是沒有別的想法了，我就一定要實現它。」
「他對自己能力的那種自信也很漫溢。有的時候其他人還在那兒琢磨（即興小品）呢，他就急了，說我先來演，說老子已經想好了十幾種方法。」朗辰回憶。
23歲的朗辰不收學費，唯一的要求是讓他們多去找錄像帶。他帶著3個年輕人看了好多片子。王景春記得有馬丁 · 斯科塞斯、《美國往事》、《我的左腳》、《因父之名》、丹尼爾 · 劉易斯、阿爾 · 帕西諾、達斯汀 · 霍夫曼、羅伯特 · 德尼羅。
「它給你一個參照物，給你一個坐標。什麼是好的表演，什麼是壞的表演，朗辰當時全給我們看了，就在上戲劇學院之前已經了解了。」
1994年冬天，已經在百貨公司做到業務主管的王景春去杭州跟臺灣一家鞋企開會。會議結束後，因為新疆過肉孜節，買不著火車票，他只能滯留在冬天上海濕冷的小旅館裏。
他一個人坐公交車去了上海戲劇學院，花兩塊錢買了一張招生簡章，之後他在學校裏待著，坐在雕塑旁邊抽煙。突然恍惚一下，他感覺到這地方自己來過，「可能是做夢來過，很熟悉的，熟悉那個位置，整個那個空間全是那樣。」
1995年，來自邊地的外省青年王景春考入上海戲劇學院。他的通知書比朋友的來得晚，後來才知道因為超齡一歲，他是上戲特招的幾個人之一。拿到通知書那天，王景春高興壞了，在辦公室看到同事，就做出告別的姿勢說，「大姐，再見吧。」
戲院學院的4年，王景春認為「太美好」。「每一天，就幹一件事兒，每天腦子都在想這事兒，都覺得時間不夠用。」
同學薛佳凝回憶，「班裏同學都是帥哥美女，景春在裏面挺特殊的。」她也承認那時對王景春並沒有「多余的假定性猜想，但可能對陸毅、郝蕾、廖凡會有。那個時候沒有想到過，景春會有今天的成績。那麼那麼多同學，那麼那麼多形象好的、條件好的孩子，都沒有問鼎這麼高的獎項，可他問鼎了兩個」。
上戲畢業後，王景春進入上海電影制片廠，這也是他在校成績的一種證明。在上海待了四五年，他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能夠預料到將來的生活，每天就是上班拍戲，老了以後退休。
朋友廖凡和陳建斌都勸他去北京發展。2004年，他趁去北京拍戲的機會，留了下來。大學同學中不少人已經因為一些電視劇熱播成為大眾明星。選擇去北京的王景春，因為不認識人和不熟悉圈子，機會越來越少，最長有一年時間，他沒有拍過一部戲。
2005年，演員曹衛宇和王景春在康洪雷導演的《一針見血》劇組認識了。兩人都是新疆人，被安排在一起住了一個多月。曹衛宇記得有一天夜晚，王景春拿出一張見組的個人照片問他，「你說老曹，你覺得我在這個行業裏頭，還會有所作為嗎？」
曹衛宇感到一種共通的急迫感，「因為那時候都會有困惑嘛，誰不想演男一號啊。但是那時候，電視劇的男一號，就是需要那種高大全、偉光正，然後長得漂亮的男生來擔當，這是肯定的，這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現實問題。所以我就特認真地跟他說，我說春，你相信我，你長了一張電影臉，電影演員的臉，就是很容易被人記得住。以後你把你的目標放在電影上，走電影的路，早晚有一天會成功的。比方周迅在《荊軻刺秦王》裏頭演了個盲女，其實就一場戲，但是所有人都會記住那個盲女，這就是演員的本事和電影的魅力。」
朗辰回憶，王景春「沒有講過那些跑龍套的日子，他講都會講去現場表演的時候，導演和身邊的演員對他的贊許。但是講這話的同時，也是意味著領銜主演你沒份兒的那種心酸，也是在裏頭包含著的，因為當時畢竟沒有什麼領銜主演會找他的」。
一旦存活
2007年，王景春在客串一部情景劇時認識了同來客串的年輕導演周偉。那時周偉正籌備《棋王和他的兒子》。在周偉記憶裏，那正是王景春迷茫的一段，「心情最不好的時候，他把頭也剃了，剃了一個非常短的頭，然後在西藏四處轉」。
在自己的電影裏，周偉邀請當時還在西藏轉悠的王景春飛到西安演了一個男二號。自此開始兩人長達10年的數字電影合作。隨後幾年，周偉為電影頻道拍攝了幾十部數字電影。在這些電影中，王景春漸漸從配角演到了主角。
數字電影無法在院線上映，只能在電影頻道播放。在朗辰看來，「幾十萬、百十萬拍一部數字電影，拿去基本的一些成本核算，演員幾萬塊錢酬金到頭了吧。」
但王景春有一種職業演員的心態，「不管怎麼樣，有戲演我就去演，我得讓你知道我會演戲，我是個好演員。我要讓更多的人在現場看到我演戲，讓更多的人知道你是不是這塊料。角色大小無所謂，只要讓我演就行，就是這樣。」
在朗辰看來，「他一旦存活的時候，我覺得他的春天快來了。人就怕你老在臺上站著，站著站著，那個舞臺的中心就是你的了，熬也能熬成你的，我是這種心態。」
2008年在周偉導演的數字電影《不許搶劫》裏，王景春演一個農民工。除了他，所有參演的都是非職業演員，導演要求大家一個月不能洗頭洗臉洗澡刷牙。周偉沒想到王景春做到了。最後一場戲是大家要到了工錢準備回家，一幫人洗頭洗臉，周偉記得王景春盆裏的水都成了黑湯。
更重要的是，在這次合作裏，周偉開始認定王景春的表演和才華。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場重場戲，幾位農民工去包工頭家裏要債。其中有一大段獨白要邊哭邊說，「非職業演員的男一號死活演不出來」。
當周偉中間用對講機跟現場進行溝通時，無意間聽到演男二號的王景春正在給忘詞的男一小聲地嘀嘀咕咕提詞。「還特別帶有情緒，飽滿地帶動他，你知道吧，當時我正好在對講機裏邊，耳機裏邊突然聽到景春在教這個，當時讓我非常感動。」
拍完之後，周偉找到王景春，問他，「春兒，要是這場戲讓你演你怎麼演，怎麼弄？」
王景春記得他就用四川話蹲在地上演了一遍，周偉看完說，「我錯了，我就應該讓你來演這個戲，叼著煙，咬著牙，說真的我錯了。」
第二年，周偉拍公安題材的電影《無法結局》，這也是王景春真正主演的第一部電影。10年過去了，周偉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下午他去房間找王景春，那是他第一次進去。
「推開門，我靠，嚇我一跳。因為我們當時拍警察戲，刑警隊長，我們道具因為是跟當地公安找的那些真實的照片，全是什麼碎屍殺人案、爆炸那種案件現場的照片。我們在拍警察辦公室的時候，需要把這些照片放到辦公室裏邊，但我不會去拍那些特寫。景春呢，就私底下跟道具溝通，從道具手裏邊借了一堆這些照片，在他的臥室貼了滿滿的一墻，然後自己畫線、做標記，就是他把自己當成一個刑警偵破這些案件。我說操，你丫晚上能睡著覺嗎？那時候我們的戲都已經拍了一半多了。」
刑警隊長平時不穿警服，劇組因此給人物設計了一件皮衣，周偉記得，不管演戲下戲，還是一起出去吃飯，王景春都穿著皮衣，始終生活在人物裏。
2009年，王景春終於憑電影《瘋狂的玫瑰》獲得電影頻道主辦的第10屆電視電影百合獎最佳男演員獎。次年，同樣以公安題材的電影《警察日記》獲得第2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的最佳男演員。
在20年裏，從遙遠的邊地出發，從眾多曾經不被看見的配角出發，外省青年演員王景春逐漸從邊緣靠近中心。
好友喻恩泰在王景春柏林獲獎後，回憶起兩人曾在廬山一個湖邊許願。他記得曾問王景春有什麼願望，王景春說：好好演戲。
世俗影帝
從柏林電影節歸來一周，他已經和朋友們聚了好幾次。其中公司給他辦的慶功宴就叫「王景春和他的朋友們」。
在朗辰眼裏，王景春身上有一種胡人氣質。透亮，仗義，不悲觀。當年有一位一起在新疆學表演的朋友，後來也去了北京。「對方完全揭不開鍋的時候，租房子啊，吃喝拉撒啊，幾乎都是靠著他的酬金。關鍵是他自己當時也困難——你可別給他講誰誰誰不幸，就他那樣你也知道，小瞇縫眼，醜得要死，但是那張臉瞬間會讓你感受到溫暖。」
王景春的仗義，在後來直接表現在他冗長的以配角出現的電影列表裏。2013年，周偉曾跟喻恩泰一起制作了一個喜劇片，想讓王景春來客串一個角色，「如果一般的演員，剛剛拿完東京影帝，緊接著拍你一個小商業電影，根本就不會來演的，還不是男一號。」但王景春來了。
他有一種基於江湖兒女的道德觀——「人家請你幫忙，不能說我就不去，我要愛惜自己羽毛，大家都是好朋友啊，你稍微有點這個了那個了，人家需要你幫助的時候，不去做，我心裏過不去，哪有那麼多羽毛啊，反正我羽毛也多，拔了拔了，拔了再長唄，這回不就長回來了嘛，對不對，就是很簡單的事兒。」
但王景春並非只是一個單向度的人。
「他是很天真的那種，很開心的，但同時他腦子很清楚的。比如你看他可能會去演一些商業大片，就是這些片子裏面他會去串一下，只要是好的機會，他就會馬上去。但是同時另外一方面，比如說像《地久天長》這個角色擺到他面前，他不會猶豫一秒鐘，他一定會說我來，不管其他的，把所有其他的他都會全部推掉。」
在劉璇眼裏，「他跟他的形象，他的表演和本人，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很復雜的人，但是又很天真的人。」
天真的來處除了他對職業的專註，還有對生活的熱愛。他愛吃。「說好聽的是美食家，說難聽了就是大吃貨。」劉璇記得在劇組需要節食，但他每天都在桌上碼一大堆零食，自己吃不了，但又很饞，只能招呼其他人來吃。
幾年前，王景春在上海與朋友合開了一家餐館，最近在北京又開了一間日本料理。他還和廖凡共同成立了「春凡藝術電影中心」推廣藝術電影，甚至為之去長江工商學院讀了EMBA。他會組織同期同學聚會吃飯，做公益，參觀智能家居館，「大哥範兒特別足」。
在上海戲劇學院同班同學王一楠看來，王景春是個特別落地的人。過日子就是把飯做好，把車擦幹凈，把家裏收拾好。「這方面他特別明白，不是那種搞藝術的就把自己供成什麼樣了。也不是那種所謂的藝術家，十指不沾陽春水，到哪裏就冷僻到一塌糊塗的，他根本就不是這樣的人。」
大學畢業後，不少同學都在上海買了房，但王景春沒買。他買了一輛車，同學問他為什麼，他說買了車，就可以多出去20公裏、30公裏，就可能會多認識人，有更多機會。還在新疆的時候，朗辰就覺得王景春跟人打交道的「變通和活泛，完全可以做制片主任」。
如果討論一個人的創作能力來源於哪裏，王一楠認為王景春的所有創作能力來源於他熱愛生活，「吉普車開到哪兒，這有小酒，嘗一口，這有小肉，吃一下，但也不忘夢想。然後中間的點點滴滴的幸福他也一樣收納得齊齊的。可能別人都覺得像柏林這種級別的影帝，很多人都是這種冷酷型的，但我覺得他屬於新換了一個，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種熱鬧型的。」
周偉也覺得，在數得過來的那些拿過影帝的演員裏，王景春在其中是獨特的，「我們經常開玩笑說，他很江湖的，因為影視圈也是一個江湖嘛。」他「沒有那種特別不食人間煙火啊什麼的，非常融入，跟這個社會非常高度地融入，也喜歡熱鬧，喜歡跟朋友在一起，社會性比較強」。
過去幾十年裏，中國誕生了太多愛好文藝的外省青年，如何離開故鄉在名利場裏自我實現和試煉的故事。從邊地和配角出發的王景春，是其中那個兼具世俗和天真的故事。
他始終記得一個時刻，那是他出演電影《我11》後，生平第一次參加了電影節，去了西班牙塞巴斯蒂安。影片結束後，燈光打到演員身上，他向臺下揮手致意。準備下樓了，有人說還需要等一下，他以為是讓觀眾先離場，等到有人說可以走了，他就沿著二樓樓梯往下走。
「走著走著兩邊全部都是，樓梯的兩邊全部都是觀眾在那兒鼓掌，從長長的樓梯走下來了以後，那個電影節主席讓我們回頭看，我們一回頭，一樓、二樓、三樓，整個所有的樓梯邊上全部都是觀眾在那兒鼓掌，我以前在學校也演過大戲，謝幕的時候我也覺得是挺棒的，但是那次感覺完全不一樣，我當時是真的鞠了一躬。我覺得就像謝幕一樣的，感謝他們，當時我眼睛就濕潤了，感覺到太幸福了，那個時刻太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