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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崧

12月18日,是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世英逝世100天。12月19日,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北京大學美學研究中心舉辦了“張世英先生追思會”,以深切緬懷這位百歲哲人。追思會上,張世英先生次子張曉崧代表家屬發言。同時,他也為正在征稿的《張世英先生紀念文集》撰文,澎湃新聞經授權先行獨家刊發,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2005年張世英在黃山

轉眼間,父親已經離開我們整整一百天。這一百天中,我會經常有一種幻覺,仿佛父親並沒有真正離開這個世界,仿佛父親還在時刻關註著我們。

父親的去世,對我們的家庭生活是一個巨大的改變,更是一個沈重的打擊。因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最後一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中,他也不曾成為我們家庭生活的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家庭快樂的源泉,更是家庭存在、家庭精神的源泉。

記得父親去世前的一個周末,8月29日中午,我開車帶著他去十三陵附近的山裏,我們先在昌平吃的午飯,由於進餐館吃飯已經非常不便,父親只是坐在車裏喝了一些酸奶,吃了一塊半曲奇點心,我們則在路邊買了兩個肉夾饃。

飯後我們開車來到十三陵水庫邊上,買了一點農家菜,又開車去長陵北邊的大嶺溝風景區,欣賞了獼猴桃谷。那天,他的精神狀態非常好,路上還說,我一進山裏就高興,我就喜歡在山裏面轉。

下午三點多,往回開車的路上,快到北六環的時候,我聊起了懷柔的雁棲湖,父親馬上說,現在去雁棲湖看看吧?

我深知他內心的渴望,懷柔的雁棲湖,一直是父親在京郊休閑旅遊的最愛,連續好幾年,春節的三十晚上,我們全家十幾口人,都是住在雁棲湖酒店度過的。只有今年的春節是個例外,因為疫情原因,全家十幾口人是在龍城華美達酒店度過的。

面對父親想去雁棲湖的渴望,我當時卻脫口而出,已約好了小時工,要去家裏打掃衛生,今天就不去了,下個周末我們再去懷柔吧。

他略帶遺憾地點了點頭。萬萬沒想到,這次外出,竟成為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寄情山水,心遊天地。這也成為我心中的一大遺憾,每當想到這裏,都追悔不已。

追思會現場

兩個多月前,北大哲學系提出要在父親去世100天的時候,組織一場追思會,並準備出一本紀念文集。我當時就在想,有關父親,可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我究竟應該從何說起呢?

父親的哲學體系和人生境界可以用八個字概括,這就是:萬有相通,美在自由。前者是他的世界觀,後者是他的人生觀。

每個哲學家都會提出他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萬有相通最能概括出父親對世界的看法,而美在自由最能概括出父親對人生的看法。

蘇格拉底曾說過:未經思考的人生不值得過。但在我父親看來,還應該加上一句:沒有審美自由的人生,更是不值得過。

作為一個哲人,他認為人生不僅需要思考,還需要審美。所以他晚年寫了很多有關美學的著作。他認為,思考不能代替審美,審美自由才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張世英文集·第9卷:美在自由》

我常想,父親為什麼會提出萬有相通的世界觀和美在自由的人生觀?作為一個百歲哲人,父親這樣思考有什麼獨特性、深刻性和創造性?

在我看來,哲學家和哲人有很大的不同,哲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實踐、去身體力行自己哲學思想的人,百歲哲人更是少之又少。

我認為,要了解父親思想的創造性和獨特價值,一定要了解其人生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大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足夠的人生跨度;二是足夠的歷史曲折;三是足夠的哲學思考;四是足夠的人生體驗。

沒有足夠的人生跨度,就沒有百歲哲人的思考。北大哲學系是學界聞名的長壽系,父親活了一百年,打破了哲學系成立一百多年以來的長壽紀錄,不僅超過了馮友蘭先生和張岱年先生的九十五歲,也超過了周輔成先生的九十八歲。一個只活了四五十歲或六七十歲的哲學家,與一個活了八九十歲甚至一百歲的哲學家,對人生的感悟和總結,肯定會有所不同。

但是,僅僅人生百年,還遠遠不足以成就父親思考的深刻性和獨創性。父親生活的這一百年,不是平平淡淡的一百年,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百年,而是跌宕起伏、滄桑巨變的一百年。足夠的歷史曲折,使父親對人生有著超越一般哲學家的豐富體驗,更能夠看穿人生的起點和人生的終點,更能夠想明白,什麼才是人生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張世英1946年西南聯大畢業照

從抗日戰爭的武漢大火、到巴東楠木園的清貧生活;從昆明西南聯大的上下求索,到天津解放時的講助聯主席;從“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到批判合二而一、海瑞罷官、四清運動;從“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到天派地派、新北大公社、井岡山;從林彪叛逃、批林批孔、粉碎“四人幫”,到解放思想,真理標準討論、改革開放;從胡耀邦去世、鄧小平南巡講話,到市場經濟、民營企業崛起;從互聯網、智能手機、物聯網,到微博、微信、微視頻。如此曲折、激蕩、豐富的歷史事件,他都是親歷者,而不是局外人。

1946年7月,張世英畢業於西南聯大文學院哲學心理學系,獲得文學學士學位證書

記得父親1949年前後曾擔任過天津市講師助教聯合會的主席,在黃敬主持的只有十幾個人參加的天津各界負責人會議上,現場聽過劉少奇長達八九個小時的著名的天津講話。

他體驗過革命的激情,也經歷過對激情的反思。記得“林彪事件”出來後,父親的高中同學、首都師範大學的創辦人倉孝和,就經常來我家,與我父親兩個人關在屋裏長談不止,偶爾傳出“紅都女皇”、“夷毫眼色”之類的竊竊私語。

這一切,都促使他不斷思考,人生的價值何在?意義何在?樂趣何在?人生的家園究竟在哪裏?人生為什麼常常會無家可歸,或有家歸未得?

父親的哲學思想、哲學體系,絕不是停留在簡單的有感而發,而是從足夠的哲學思考和足夠的知識結構中產生的。

他經常半夜醒來,查找資料,奮筆疾書。他幾乎研讀了所有中西方哲學大家包括西方現代哲學大家的思想和著作。他深知在他面前,聳立著一座座的思想理論豐碑。

從古至今,從中到西,從哲學、美學,到文學、藝術,他有讀不完的書,思考不完的問題,寫不完的文字。

讀父親的書,可清晰看到他理論跋涉的足跡,看到他概念創新的探索。他一直不滿足於天人合一的概念、不滿足於萬物一體的概念、不滿足於民胞物與的概念,也不滿足更高級的天人合一、新的萬物一體觀等概念,直到提出了萬有相通的哲學概念,他才感覺找到了真正的理論歸宿,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萬有相通四個字,言簡意賅,石破天驚,把人的本質是精神,把人的主體性和個體性自我的覺醒,把天人合一、萬物一體、主客二分,把世界的聯系性、交往性、交換性,把尊重他人自我和自由的邊界,把市場經濟、科學精神、民主政治、審美自由,把佛教對世界的認識-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及對人生的認識-自性自度、度人自度等等,都貫通了,都穿透了。

1962年,張世英與北大哲學系好友汪子嵩先生在中關園72號家中留影

他在學術上的紮實程度、深入程度,常常讓他的研究生們發出由衷的感嘆。父親改革開放後招收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朱正琳——被一些人稱為同代文化名人中的名人,周國平也不敢坐在他遺像前的讀書人,就多次對我感嘆,我們這一代人由於先天不足,做學問是一輩子也趕不上你父親的。

1983年我讀研究生時,參與了父親主編的《黑格爾辭典》的辭條寫作工作,我承寫了黑格爾辭典中美學辭條的大部分,由此深知父親學術上的要求之嚴格和這些辭條寫作之不易。他要求有關黑格爾思想的每一個辭條,都要用黑格爾的原話去解釋,都要匯聚《黑格爾全集》中所有和這一辭條相關的各種提法,關鍵之處,還要和德文原版著作核對,以防止人們斷章取義,望文生義,穿鑿附會。

《黑格爾辭典》

從對黑格爾美學著作的研讀中,我被黑格爾思想的博大精深所震撼。我至今認為,黑格爾的深刻性,尤其是在美學領域的深刻程度,至今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更很少有人能夠真正達到。

受黑格爾美學思想的啟發,1984年左右,我在《中國電影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叫“電影是最美的藝術”,一下就引起了著名導演鄭洞天等當時中國電影界大家們的高度重視和評價。因為當時的人們,包括電影藝術家自身,普遍認為,電影只是一個娛樂大眾的通俗藝術,怎麼可能超越雕塑、繪畫、音樂、詩歌、小說等等,成為最美的藝術呢!

父親的哲學思想,深得康德、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等西方哲學大家的真諦,也深受老子、莊子、孟子、屈原、王陽明等中國思想大家的啟迪。

他一直想強調,美在自由,是來自於自我覺醒後的萬有相通;真善美的統一,也是來自於自我覺醒後的萬有相通。沒有個體性自我的充分覺醒和自由實現,就無法真正達到美在自由的人生最高境界。

他看到,整個人類社會都在日益審美化。只有在審美自由、詩意人生的境界中,人的個體性自我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才能超越有限進入無限。在審美意境中,自我與萬物不再兩分,可以完全融為一體,進入物我兩忘的澄明之境,真正達到萬有相通的自由境界,實現美在自由的人生理想,成為一個有詩意的自由人。

縱觀中華文明幾千年的發展史,我們從燦若星辰的優秀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這種不懈追求、不斷覺醒的堅定腳步和豐碩成果。

父親認為,追求審美自由和詩意人生,才是中華文化能夠不斷走向偉大復興的根,才是中華文化能夠不斷包容同化折服外來文化的根,也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最重要貢獻。

從這種角度看,父親的哲學思考,已超越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說、萬物一體說。這其中,既吸收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和美學的營養,也吸收了老子莊子思想的營養,又有其在黑格爾、海德格爾、老子、莊子等前輩哲學家基礎上的“接著講”和原創性。

我認為,每一個哲學大家的思想理論創新,歸根結底都不是對前人哲學思想的簡單概括總結,而是對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人生體驗、人格特質的概括總結。沒有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人生體驗、人格特質,就不會有真正的思想理論創新。

哲學家除了需要足夠的哲學思考之外,還需要足夠的人生體驗,這是父親理論創新的最大源泉。他從小就“性本愛丘山”,對世界始終充滿了好奇心,有遊不完的美景,吃不厭的美食,學不盡的新知。

從1995年開始,我和家人就經常開車帶著父親到山裏面轉。以北京為圓心,以1200公裏為半徑,幾乎所有的名山大川、名勝古跡、湖光山色,我們都以自駕遊的方式走遍了。

2002年,春節張世英與家人遊清東陵、承德、金山嶺長城

北到長白山天池、鏡泊湖、阿爾山、呼倫貝爾草原、大興安嶺、哈爾濱太陽島、圍場、祟禮、烏蘭布統;西到百花山、五臺山、太行大峽谷、雲岡石窟、懸空寺、山西綿山、壺口瀑布、延安窯洞、法門寺、黃帝陵;西南到南陽臥龍崗、武當山、神農架、巴東楠木園、恩施大峽谷、張家界、梵凈山、鳳凰古城;幾年前又飛到成都後租車自駕遊,去過青城山,海螺溝、瀘定橋、麗江、束河古鎮、玉龍雪山、大理蒼山洱海;南到廬山、黃山、九華山、天柱山、三清山、龍虎山、井岡山、明月山、八爪侖、大覺山、曹山寶積寺、千島湖;東南自駕遊去過雁蕩山、天臺山、普陀山、莫幹山、武夷山,還有杭州西湖、蘇州太湖、揚州瘦西湖、鎮江金山寺;東到嶗山、泰山、成山頭、沂蒙山、山海關、北戴河、雲蒙山、霧靈山...

父親坐在車裏,說話並不多,只是默默地看著窗外的美景,偶爾發出兩聲贊嘆。他多次說過,我覺得我的長壽和喜歡經常到山裏面轉有關。我想再補充一點,他的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說,其實也和喜歡經常到山裏面轉有關。

在清理父親的遺物時,我發現他把每次出遊的照片都整理得井井有條,時間地點都記錄的清清楚楚,可見他對這些旅遊記憶的珍視。

這種仁者樂山、四海雲遊的人生體驗,使他找到了平凡人生的最大樂趣,這就是審美自由。他認為,審美自由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且人人都可以找到的人生樂趣。

思考的枯燥,政治的無常,欲求的局限,更突顯了審美自由的難能可貴。所以他的哲學思想、理論創新,並不是首先從書本概念出發的,而是首先從深刻的生命體驗出發的。他是一個真正不僅讀萬卷書,還要行萬裏路的哲人。

以往的哲學家多把道德或宗教或絕對精神作為人生的最高境界,而父親作為一個哲學家,並沒有把這些定義為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是把審美自由定義為人生的最高境界。這是父親研究黑格爾,又超越黑格爾,研究很多哲學家,又超越很多哲學家的重要創新之處。他是第一個把審美自由視為人生最高境界的哲學家。

當他無法享受到這種審美自由的時候,當他遭遇到各種人生無常的時候,他就會發出這樣的人生感慨:我覺得人是被迫活在這個世界上的。

他看穿了人生的起點: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發出的第一個聲音是啼哭聲,而不是歡笑聲。

我能感受到,他思考最多的一個人生命題、哲學命題就是:人生如何才能由啼哭走向快樂,由被迫走向自由,直到臨死時能鼓盆而歌。

通過自我的覺醒和實踐,走向萬有相通;通過自我的體驗和升華達到審美自由,這就是父親給出的答案。

父親最反感的是沒有個性、沒有獨立思考的人雲亦雲。他對如何超越儒家的“仁”,如何由我們-我,走進我們-我-他的世界,如何解決“他人就是地獄”的哲學命題,如何由一分二,進入一分三,再進入一分為多,進而升華到萬有相通的境界,也都有很深入的思考。

父親是在經歷了足夠的人生跨度、足夠的歷史曲折、足夠的哲學思考和知識儲備,足夠的人生體驗的基礎上,才提出了萬有相通的哲學體系和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說。盡管這些理論和學說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還有很多沒有說透和沒有展開的地方,但是其中的原創性、獨特性和深刻性,是不容忽視的。正像五嶽歸來不看山,登頂過七大洲最高峰的人談登山經驗,一定會比五嶽歸來的人更勝一籌。

作為親人,我更能體會到,父親哲學創新的不易。即使是同一句話,出自於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之口,與出自於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哲人之口,其中的含金量也將大不一樣。

1948年張世英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時的照片

我有時會想,如果父親一直生活在一個平凡平庸或繁華富足的時代,如果他沒有經受過那麼多的人生磨難和思想煎熬,如果他像大多數人那樣六七十歲就去世了,如果他最後十年沒有身體健康、思如泉湧、筆耕不輟,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如果他沒有對西方哲學家和中國思想家如數家珍般的深入研究和厚積薄發,如果他沒有經歷過電腦、互聯網、智能手機的大普及,沒有使用過微博、微信、微視頻的驚喜,如果他沒有條件遊遍山川形勝、湖光山色、春江花月,他是否還能總結和創立出萬有相通的哲學體系?他是否還會提出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說?

父親是一個非常與時俱進,善於學習,接受新生事物的人。他很早就學會了使用微信,甚至臨終住進醫院兩三天前的夜晚,他起身上衛生間時,還會拿起手機看看有什麼微信和郵件。

由於他晚年的聽力嚴重下降,我和他之間的語言交流變得比較困難,常常是用微信,把我要說的話寫成文字,發到手機上,再拿給他看。他的視力很好,思維依然清晰,語言表達也沒問題。

有一天,我坐在他身邊,用微信告訴他,他已經比我母親多活了三十三年,他看後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我這輩子可以活這麼久。我又問他,你覺得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什麼?他搖了搖頭,沒有再回答。

1971年10月4日,張世英夫人彭蘭從江西鄱陽湖鯉魚洲下放勞動回京後,與張先生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父親是一個活得通透,熱愛人生,又看淡生死的人。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他的吞咽已經變得非常困難,步履變得非常艱難,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是蜷臥在沙發上睡覺。但他的精神是平靜達觀的,沒有半點恐懼,甚至偶爾還會流露出他那特有的幽默。

8月30日下午,朋友陳越光、王忠明相約想來看他。中午時,我對他說了此事。聽說陳越光要來,他顯得挺高興,問我:“他知道我快要死了嗎?”我說:“不知道”。於是他又帶著笑意說:“你告訴他,我快死了”。我只好笑答:“我告他”。

我能感受到,父親直到死時都不相信存在一個外在的上帝,不信奉有神論的宗教,不寄望靈魂的存在。但他主張,存在著美的神聖性,這種美的神聖性,可以看作是一種無神論的宗教。所以他多次說,對待宗教問題,他和愛因斯坦的觀點是一致的。

2019年9月張世英同家人在圍場秋遊

盡管我能認同父親的主張,人死後,應當如莊子所說,鼓盆而歌。但是,當父親真正帶著笑意離開人世的時候,我所感受到的,卻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悲痛。連續幾天,每天都會忍不住慟哭三四次,我第一次理解了什麼叫慟哭,一個心字邊加一個動字,那是一種內心深處抽搐而引出的淚水,它不是失聲痛哭,而是抑制不住的、默默的、來自心底的陣陣流淌......

父親的精神和品格,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越來越明亮。我很贊同對父親這樣的評價:萬有相通的哲學體系為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提供了一種形而上學的理論基礎。與此同時,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說則為日益審美化的時代,提供了一種自我覺醒的價值取向。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