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
10月31日，尋麓書館·大家系列講座邀請歷史學家姜鳴先生分享晚清歷史研究的心得。研究嚴肅歷史的學者以往很少關註從前政治家們的私人生活——婚姻、生育，乃至居所、餐飲、滋補養生和私人保健等家庭生活內容，其實這些話題，既是背景，也是研究的重要部分。姜鳴依據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張佩綸家藏信劄》等史料，通過剖析張佩綸的家庭生活，研究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過程中許多不為人知卻十分重要的歷史細節，梳理了李鴻章家族內部的復雜關系的同時，還將政治人物的研究拓展到社會史、醫學史、民俗學等諸多領域，使得家國興亡的鼎新革故既悲壯又細膩。以下文字根據本次講座內容整理而成。
從生活進入歷史
今天我主要是講李鴻章和他女婿張佩綸，以及張佩綸的婚姻生活、子女生育。我想通過這樣一個題目來介紹李鴻章、張佩綸這兩位政治人物在晚清歷史中的許多重要方面。
國內歷史學者在研究歷史人物的時候，較少關註他們的私人生活——婚姻、生育、居所，乃至餐飲、滋補養生和醫療保健等內容。這裏包含兩個原因：首先，是缺乏可靠的資料；其次，就是研究視野，往往只是把這部分當成研究的背景。就我的研究方法而論，這些題目，既是背景，也是研究的重要對象。所以我曾經探訪過李鴻章的出生地、去世地和墓地，品嘗過李鴻章服用的進口滋補品“保衛爾牛肉汁”，琢磨過他向京中官場人物送禮的螃蟹是如何運到北京的，研究過他對西醫的看法和應用。
最近我在新書《卻將談笑洗蒼涼》中，又剖析了他的女婿張佩綸的婚姻生活和生育子女，研究了甲午戰爭進行過程中李鴻章家族內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
《卻將談笑洗蒼涼：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編》
我關註這些課題有幾個理由：
一是，被研究的歷史人物，他除了自身參與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等活動以外，在家中也會延續這些話題，但和老婆、子女等家人所談，肯定和在官場上的角度不太一樣。我們把視線延伸至此，觀察事件的角度可以更加寬廣。哪些是真心話哪些是假話，都可以仔細體察和玩味。
二是，這些人物除了扮演政治角色之外，也是一個社會屬性的人，也有各種社交，也有兒女情長，通過研究，對於了解人物的多維角度，從而加深對復雜歷史現象的理解，很有價值的。
三是，“食色性也”，餐飲、居住、婚姻、生育以及醫療和衛生保健，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社會史、科技史和醫學史領域，即便一個非專門史研究者，也要拓寬知識結構，將政治、軍事和社會的發展，同這些領域有效和巧妙地銜接起來，你再現的歷史場景才能更加豐富。
張佩綸其人
張佩綸是誰？
他是李鴻章的女婿，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是光緒朝前期重要的政治家，“清流”的代表人物，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署理左副都禦史，總理衙門大臣，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署理左副都禦史用我們現在的話講，就是“代理中紀委副書記”，總理衙門大臣相當於外交部部長副部長。在晚清政壇，他以剛直敢言、彈劾貪腐和昏庸的高官著稱，也就是所謂“清流”。“清流”是相對於晚清的官場中昏庸、保守、無所作為官員的對立面。張佩綸因中法戰爭中馬江之戰的失敗而被革職流放。他是當年政壇上一顆明亮的流星，很快升起，劃過天空，很快隕落。
張佩綸（1848年11月24日-1903年2月4日），字幼樵，號蕢齋，直隸豐潤縣齊家坨人（今河北唐山豐潤），晚清名臣
李鴻章當時搞洋務，碰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的士大夫和老百姓普遍並不接受走向現代化。比如修鐵路，老百姓，也包括官員們，覺得蒸汽機車是怪物在大地上行走，會把祖先的亡靈驚醒，很可怕；並且修鐵路要征地，會涉及土地收購動遷，還有墳墓搬遷，這在當時，不被老百姓接受。
現代化的過程是個說服的過程、展示的過程和大家逐漸接受的過程。而這些投資，一定會涉及政府投入、集資，這就會讓人質疑主持這些事情的人是否有人品上的問題。比方說搞一個企業，那會不會借搞企業為名搞貪腐？輪船招商局辦的是航運，那麼航線運營中，主持招商局的人有沒有撈好處？這問題很復雜。做這些事的人，在當時屬於思想開通的，很多人就把他們罵成“漢奸”和“假洋鬼子”。從事洋務事業，很多人後來確實發了財，大家就會想，你就是“官倒”，你被官方的誰任命了，就在那裏謀取私人好處，等等。所以這些人在當時都被視為“濁流”。
“濁流”的對立面就是“清流”。他們堅決反對貪腐，但是反對腐敗和反對現代化，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觀當中是能得到呼應的。
在光緒初年，北京官場上出現了一批年紀很輕，很有仕途，能夠堅持對各種貪腐進行揭發彈劾的翰林和言官，他們今天寫奏折彈劾一個大員，明天朝廷就立馬調查。因為慈禧太後當時在某種程度上是支持這批人的，利用他們去平衡制約朝廷中的腐敗。在這些“清流”當中，大家今天比較熟悉的，一個是張佩綸，另一個是張之洞，當時“二張”就是“清流”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稱為“青牛角”。“清流”勇於任事，也有過於倨傲輕狂的毛病，所以在官場上結下許多政敵。
在小說《孽海花》中，曾樸把“莊侖樵”（即張佩綸）定型為只會高談闊論，臨事卻倉皇失措的人設類型，連張愛玲自己也相信這種說法。但事實並非如此，我通過多年研究，對張佩綸逐漸形成了新的理解和評價。
張佩綸在光緒前期政治舞臺上是個重要人物，他一生共娶過三妻一妾。原配夫人叫朱芷薌，第二個太太叫邊粹玉，第三個太太叫李經璹——大家較多用她的小名鞠耦來稱呼她。在朱芷薌和邊粹玉之間還娶過一個妾叫鳳姬。他連死兩位太太，李鴻章還將女兒嫁給他，從前的說法叫“填房”。如果女人嫁人，連死兩個丈夫，會被認為“克夫”，但在男權社會，並沒有人指責丈夫，當年也沒有認為是醫療水平或公共衛生上有問題，一般只能認命。
張佩綸的父親張印塘，生於1897年，做過安徽按察使，但死得早，家業是從張佩綸這代重新興起的。他科舉也早，23歲中進士，文章奏折都很漂亮，人也很正派，三個丈人地位也很高。張佩綸跟三個太太關系都非常好，有很多詩歌和和他們之間的通信都說明了這種關系。
張佩綸的父親張印塘，年齡比李鴻章父親李文安還要大三歲，在1853年是安徽按察使，安徽省第三號人物。這時太平天國正發展到蘇皖地區，所有的地方官都帶兵去鎮壓，翰林院編修李鴻章也奉旨回家鄉組織團練，當時本地的上司就是張印塘，他們是在這種情況下認識的，但不及一年，張印塘就生病去世了。後來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和剛考上進士的張佩綸相見。張、李之間的稱謂有點曖昧：張佩綸叫李鴻章“吾師”，李鴻章對張佩綸自稱“愚兄”。按說他倆是平輩，但李此時是大官，從年齡上也比張佩綸大二十五歲，所以張佩綸自矮身份，也算一種客氣。
1881年，張佩綸因母親去世丁憂，李鴻章安排他到天津主講問津書院，為他解決收入來源，也請他指導兒子李經述的科舉考試。李鴻章關照兒子對張佩綸要稱呼老師，但張佩綸堅持與李經述兄弟相稱，不願提升自己的輩分。等到張佩綸做李鴻章女婿以後，李鴻章又與張佩綸約定不要改稱嶽父，彼此還是以師生相稱。這種自矮一輩的禮貌在當時人際關系中是常見的。
張佩綸的前兩段婚姻
張佩綸前面的兩個丈人中，朱夫人的父親叫朱學勤，字修伯，擔任過大理寺卿和軍機處總辦章京，經歷過慈禧太後與恭親王發起的“祺祥政變”，又與同治一朝政治軍事外交內政事務相始終，深得恭親王信任，位不高卻權位很重，也是外官鏈接中樞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為人低調，辦事縝密，交友廣闊。但朱學勤在張佩綸婚後四個月就去世了，他們翁婿交集的時間很短暫。
當年京官生活都很清苦，張佩綸曾說：“長安居，頗不易。京秩無不高寒，而敝署尤為清苦，俸錢最薄。鹽關津貼，近俱未復，惟同年世好有外任者，相率為饋歲之舉，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禦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豈復可耐？”他還回憶：“入翰林，始娶於仁和朱氏，時余家甚貧，婦力而儉，親執女工，煩辱之事，甚有矩法。事吾母五年，貧而不憂，雖婦之能賢，亦外姑馬太夫人之教於家者豫也。”他所說的“婦”，即朱夫人，“外姑”即丈母娘。當年馬太夫人嫁給朱學勤時，朱的經濟狀況比張佩綸還要窘迫，但卻將家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受此影響，芷薌作為大家千金，婚後挑起張家拮據困頓的生活擔子，實在難能可貴。她從小受父親鐘愛，閱史博聞強記，凡歷代謐法年號，背誦如流。朱學勤受恭親王奕䜣囑托，修訂《樞垣紀略》，欲作《軍機大臣表》，詳查書籍資料，均令她辦理。她乘閑考訂清朝後妃封拜年月，朱學勤遂教她作《歷代後妃表》，可惜最終沒有完工。張佩綸在她病故後撰文懷念她對他的好。
朱芷薌為張佩綸生了誌滄、誌潛兩個兒子。1879年6月24日，夫人朱芷薌去世。8月22日，新生女兒韻蘇（小名簪兒）亦殤去。張佩綸在給六姐的家信中說：
弟婦體素健，年來家事棘手，頗形瘦弱，亦末以為意，而外姑處略有要事，仍須弟婦前往料理。三月初四，在朱宅因勞乏觸動胎氣，吐血而歸，嗣後服藥得愈。十八（日）生女後，尚無他恙。閏月慈親（張佩綸母親）病時增減，弟婦不能靜養，以致滿月後下床即頭昏眼花。慈親病革，弟婦勉強出屋料理身後事宜，並時至病榻前問視，觸受外感，遂成脾泄，以致不起。計於歸末及五年，艱苦同嘗，持家勤儉，生前有見解與弟不合處……至今思之，實為弟之功臣。
第二任嶽父邊寶泉是張佩綸考進士的辛未科考官，做過陜西巡撫和閩浙總督。張佩綸娶邊粹玉是在1883年3月，與朱芷薌去世相距四年。朱芷薌、邊粹玉生前都沒有留下照片，後人無從知道她們的相貌，張佩綸稱粹玉“慈祥柔順，惟體近弱耳”。
張佩綸和邊夫人婚後一年，奉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1884年6月份離開北京，到1886年4月邊夫人去世，兩人分別近七百天。目前保留下來，張佩綸寫給邊夫人的信件有124封，我讀過那些信劄，一個男人能做到這樣的是不容易的。前方戰事緊張，法國就要開戰，張佩綸安慰夫人：“兄現駐馬尾，看山飲酒、靜坐讀書，較在省尤適。”邊夫人在京生的孩子夭折了，也沒給張佩綸說，怕他心神不定。就是這樣的一對夫妻，比寫小說、編電視劇能想出來的還要淒美，還要動人。當時封建時代的官員，你若深入關註他們家庭間的這種書信，就會覺得真不容易。這就是我說家庭生活和大歷史，研究這一時段張佩綸不為人知的家庭生活情況，有助於客觀評價張佩綸在馬江之戰中的表現。
張佩綸還有一妾即鳳姬，鳳姬育有一子，名壽武。她本人在張佩綸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即將離京前的5月27日突然去世。那張佩綸為什麼還是離京了呢？這裏我先要跟大家介紹一下甲申易樞及其背景。
1884年，清光緒朝發生了一次大的政局變動，起因是中法在越南的戰爭失利。19世紀80年代，法國人開始侵略越南北部，越南那時是中國的藩屬，越南國王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從廣西、雲南兩個方向派出軍隊。當時這兩省的巡撫是唐炯和徐延旭，這兩個人是“清流”推薦的，二人都與張之洞有某種裙帶關系。
1884年春，前線失敗的消息到了北京，朝中有人提出要追究推薦人的責任。當時批評張佩綸的，是“清流”中另一撥後起之秀。張佩綸有兩個最好的朋友，一個是張之洞，另一個是陳寶琛。策劃彈劾張佩綸的人中，有陳寶琛的妻弟王仁東（他的孫子是王世襄）。王仁東說動左庶子盛昱彈劾張佩綸濫保唐、徐，要追究張佩綸“濫保匪人”的責任，以及張的後臺李鴻藻和恭親王奕䜣，批評他們領導不力。
慈禧太後與恭親王一直有很深的矛盾，抓住這個機會，4月8日，慈禧太後發動“甲申易樞”，全班開革以恭親王奕䜣為首的軍機大臣班子，另行起用禮親王世鐸領銜的新團隊，並命軍機處有緊要事情，與醇親王奕譞商量。這在近代史上是件非常大的事件。對於撤換恭親王，張佩綸公開發聲，企圖挽回變局卻未成功，但在當時官場，是很有膽量的。不久，清廷又將前一時期在政壇上十分活躍的“清流”吳大澂、陳寶琛、張佩綸，分別會辦北洋、南洋和福建海疆事務。對於奉派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張佩綸覺得前景存在巨大風險。他曾致函李鴻章，希望李幫忙籌劃，將他與會辦北洋海防的吳大瀓對調。但李鴻章無法運作，張佩綸只能走上危險之程。
事後張佩綸曾對邊夫人說：“深悔五月間不借鳳姬事托病不行也。”當然在真實的政治環境中，這個理由是說不出口的。他若以小妾故世而不赴前敵，恐怕即刻就被政敵攻擊、身敗名裂了。所以張佩綸出發的時候，心情蒙有另一層憂郁。
張佩綸行前，邊夫人已經懷孕待產，這使他放心不下。6月16日，張佩綸剛剛行抵天津，即作家書：“昨夕乃展轉不得寐，兒女情長，此亦發於自然，不必諱耳。現擬廿八放舟，相去日遠。我於家事向來胸襟開闊，不甚介意。但望妹善自珍衛。兒輩安心讀書，即兄遠襄更慰矣。”
同日，邊夫人照管下的誌滄、誌潛，也用歪歪斜斜的稚氣筆跡給爸爸寫信：“兒於本月初八日接讀手諭，十九日又接讀手諭，三十一日又接讀手諭。母親現服調理藥耳，此時飲食稍增，尚請不必懸念。邊師已還，未註明命筆問好。兒等時時刻刻無匪（非）用工。”張佩綸對信中錯別字做了記號，並留言：“時時刻刻無非淘氣。”“以後將所寫字十日一次帶來。我已托黃老伯管潛兒，許老師管蒼兒，二哥哥兼管，須小心。”你看，這麼一個嚴肅出征背後，人家這樣寫信。這些家書，將一個在外叱咤風雲的男人對夫人孺子的關愛，表現得淋漓盡致。
張佩綸與兒子的書信
就在同一天，北京名士李慈銘也在寫日記，就是後來著名的《越縵堂日記》。他在日記中提到，“陜西巡撫邊寶泉者，漢軍旗人也。亦巧宦而不學，與南皮同年同鄉。夙相樛坿。豐潤（即張佩綸）因娶其女為後妻，而女醜甚。（佩綸）初娶吾邦朱修伯大理女也；昔年豐潤之生母死，旋又喪妻，未及小祥，娶一妾，惑之甚。及服揆而娶邊女，邊女既陋，豐潤不禮之。”
李慈銘為什麼要把這話寫在日記裏？因為他的弟子樊增祥外放陜西宜川縣令，恰好張之洞在甲申易樞後調任署理兩廣總督，過京時邀樊加入幕府。這個舉動觸動李慈銘的神經。其實張之洞同治六年任湖北學政時，樊增祥中舉，他對樊的文字頗為賞識。樊增祥見張之洞後獲得指點，他們本來就是熟人。後來樊向李慈銘請教學問，李就覺得張之洞是在跟他搶弟子。他在日記中說：近日張之洞、張佩綸兩個壞蛋“以朋黨要結，報復恩怨，惡余之力持清議，深折奸盟，二憾相尋，欲致死力於我”。以當時剛剛經歷了驚心動魄的“甲申易樞”事件，李鴻藻被逐出中樞，張之洞旋而調署兩廣，張佩綸外放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對於未來前景，二張心中各有忐忑盤算，卻都不會想要拿李慈銘做對手，李慈銘也從來不是制衡二張言行的“清議”。李慈銘卻把自己放置在既重要又受虐的角色，將牢騷怪話悄悄寫入日記。他確實不知道就在他罵張佩綸和邊夫人關系不睦的同日，人家在那裏寫情話呢。
張佩綸到福州後，天天向北京拍電報報告軍情，催討援兵。7月17日，法國艦隊司令孤拔乘軍艦進入閩江，張佩綸再次請示采取行動。主政的醇親王私下詢問翁同龢，張佩綸連電，甚為焦急。釁不開不能截擊，釁既開彼已深入，應當怎麼辦呢？翁也束手無策，只是安慰醇親王“勿過焦勞”。18日，李鴻章電告張佩綸，法國駐天津領事林椿密言，公使巴德諾及孤拔與外交部商定，通牒限滿即攻打馬尾船廠。若中方允將船廠作抵押，可免法方動兵，將來中法談判定約後交還。19日，清廷派曾國荃為全權大臣，往上海與法使談判條約。總理衙門大臣周家楣電張佩綸：“醇邸屬閣下珍重，勿蹈險。”張佩綸則電復李鴻章：“公亂矣。宥電無旨，不敢議，綸亦不告諸公，即日至馬尾。”他連夜冒雨乘船，20日清晨趕抵馬尾，部署迎戰法軍。當時無論福建全省設防備戰，還是船政的衛戍，首要責任都在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以及福州將軍穆圖善，張佩綸只是“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手中還持有醇親王囑其“勿蹈險”的密電。但他認為形勢危急，責無旁貸，親率海陸軍與法軍對峙。此時法軍尚未準備開戰，故雙方在互用火炮瞄準的緊張狀態中度過了驚悚的一天。
醇親王和總理衙門大臣讓張佩綸退回福州，李鴻章提醒他要預留後路，他都不為所動。8月23日，法軍對福建海軍發起攻擊，福建所有軍艦在十幾分鐘內被法國擊沈擊傷，當戰局真正發展到兩軍決戰的時候，其實就看軍人本身的作戰能力了。但當時人和後人很少檢討海軍為何不堪一擊，卻將失敗責任全都歸結到張佩綸身上。張佩綸被流放張家口整整三年。
1885年6月3日，張佩綸抵達張家口戍所，粹玉也知道了夫君被革職處分的消息，日夜思念成疾。他又給邊夫人寫信，說我36歲做到這麼個官，是我自己得來的，我自己丟掉並不覺得可惜。夫人不要為我抑郁，你要吃藥，要寬心，買幾盆鮮花或買幾尾金魚以消遣。這就是一個官員所謂家國情懷中的家和國。我們以往常常只看到“國”那部分，且不說那部分是否描述準確，從沒有看到“家”的部分。這是一般寫政治史，包括寫戰爭史的人都疏忽的一部分。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毫不介懷”，這是張佩綸對於官場挫折的自白，真正展現出這位“清流”的傲骨和耿直。可是邊夫人卻沒能從丈夫的慰勉中調解出來，她在憂郁中病情加劇，1886年4月11日在北京去世。
甲午戰爭時的家族內鬥
1888年張佩綸結束流放，前往天津。李鴻章安排他到書院講學，又決定把女兒嫁給他。張佩綸被李鴻章選為女婿，一定有被看中的理由，否則一個死了兩回老婆，並且本身還犯了“嚴重錯誤”，流放三年剛剛才釋放的男人怎麼會被選中？
張佩綸1888年的11月16日娶鞠耦。他在日記裏說：“就婚合肥師節署。內人廿三歲，師之愛女也。”婚後他在日記裏寫：“鞠耦生日，夜煮茗談史甚樂。”“鞠耦蓄荷葉上露珠一甕，以洞庭雨前（茶葉）瀹之，葉香、茗色、湯法、露英四美具兼，蘭駢小坐，遂至夕照銜山時。”張佩綸與鞠耦感情甚洽，過著平靜的生活。
鞠耦
他們住在直隸總督行署後院的蘭駢館裏。蘭駢館之得名，他曾作《蘭駢館記》解釋，文意大致是說，菊耦屋中，養著百盆蘭花。1888年8月21日，有一花盛放，清香悠遠。當初菊耦出生時，也有蘭花開放，這次是什麼征兆呢？原來是我乘輕舟來天津謁見傅相。待到結婚，就將居所命作“蘭駢館”，蘊含著伉儷情深的意思。《易經》中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我二人也希望是這樣啊。
後來，李鴻章親筆書寫“蘭駢館”，懸於屋中。張佩綸對此又有新解：“適得秋江史所藏《蘭亭》，乃定武肥本，有阮文達跋，合肥有神龍本，乃王秋坪所藏者，覃溪先生書《神龍蘭亭考》於後。兩美必合，皆稧帖之佳者。而南阮北翁聚於一笥，亦佳話也。”這樣解釋“蘭駢館”——收藏兩部《蘭亭帖》，成雙的寶物，也是很貼切的。
張佩綸認為，既然做了李鴻章女婿，從“清流”變成“淮戚”，就只能韜光養晦，不能再去做官。他若欲東山再起，別人會有更多議論，他決意就此隱晦。但真住進李府，他與李鴻章的溝通卻不如過去。他曾私下表述：“合肥相對三年，既不欲談時政，每至同坐詞竭，此外可談者少。”又說：“綸枯悶無憀，以極爽快之性，而強之處極委曲之地；以極孤冷之性，而強之處極煩囂之地。此三年中，視塞上三年，尤覺逼仄，競不知造物何意弄人。”這種苦悶，並不為外人所知。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有意請張佩綸參與軍事謀劃，但張佩綸不願與李鴻章兒子李經方及深度參與北洋事務的盛宣懷為伍，一直推脫。而李經方又與盛宣懷謀劃，買通禦史端良上奏，稱革員張佩綸在李鴻章署中幹預公事，屢招物議，實屬不安本分。9月10日，光緒帝下諭，著李鴻章即行驅令張佩綸回籍，毋許逗留，將李氏家族內部的矛盾，演化成將張佩綸逐出天津的鬧劇。
16日早晨，張佩綸長揖向嶽父辭行。“謂公請專意軍事，勿為小人之言所誤。”今後“非奉旨不再來署，師生翁婿從此為別，竟未敢定再見之期”。
同日，清軍在朝鮮陸路戰場遭受敗績的電報傳到天津，萬余人馬據守的平壤陷落，統帥葉誌超棄城狂逃至安州。17日早晨，朝廷討論軍情的會議上，定議向光緒帝建言：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以致日久無功，請拔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薄懲；或交部嚴加議處，恭候欽定。皇帝選擇拔翎褫褂。所謂三眼花翎，是用三枝孔雀羽毛做成的官帽裝飾，相當於歐洲國家最高等級勛章。有清一代，獲賞三眼花翎者，除少數王室成員外，滿大臣僅四人，漢大臣唯有李鴻章，這是本年正月初一為慶賀慈禧太後六旬大壽特頒的曠世恩典，現在剝奪，是巨大的處分和羞辱。下午一點半鐘，上諭發下，而此時千裏之外的黃海大東溝海域，中日兩國海軍主力的決戰已經打響。
18日下午，李鴻章二公子李經述去看望張佩綸夫婦，告知平壤失守、黃海戰敗和李鴻章被拔翎褫褂的噩耗，鞠耦立即回府看望。父女見面時，李鴻章卻惦念剛被驅逐的女婿，說他素來剛直，我勸不過他，你要他給京中李鴻藻和其他朋友寫信啊。鞠耦說，高陽如有權力，不致書也必無事。其他朋友多為詞人墨客，如此急難之際，致書無濟於事，徒傷品行。張佩綸後來評價說：“閨人見理甚明，年未三十遭此難處之事，合肥悶恨萬分，竟能委曲開慰，良為可敬。”鞠耦心細，還註意到從前李鴻章常到蘭駢館一起吃飯，如今只能在簽押房自食。“近來食少事煩，已形衰憊，經此變態，更是食不下咽，此生生要老翁性命而已。”國事堪危，家事不寧，李鴻章處在這種困頓無措的局面中，情何以堪。
這些都是張佩綸和李鴻章家族的私人生活信息，以往不為史學家知悉，而我們了解了這些，才能對當時的局勢，人物的性格和所處的環境，以及波瀾壯闊的大歷史，有真實的而細致的了解。
張佩綸搬到哪裏去呢？他想到南京有好朋友張之洞在做兩江總督，但此時的張之洞已不是十幾年前的張之洞了，他跟張佩綸商量，你是被皇帝趕出來的，你搬南京，人家感覺我跟你關系很好，最好還是不要過來。張佩綸憤然說，我就住到南京，但是他和張之洞就斷絕了關系。
張佩綸的子女
前面提到，朱芷薌為張佩綸生了二子一女，女兒出生未久就殤逝了。邊粹玉生育一子，亦是未能存活。鳳姬生有兒子壽武，2歲左右病逝，張佩綸曾寫詩悼念，詩中透露他出行前與鳳姬的生離死別，也透露出壽武出生時他奉旨赴陜查案（1883年9-10間事），此後他赴福建，與兒子相處時間，前後不過短短半年。在國事動蕩的歲月裏，“草草父子緣，瞥若風萍聚”，令人嗟傷不已。
張佩綸與鞠耦成親後，前六年寄寓天津直隸總督衙門，1895年移居南京，至1903年初張佩綸去世，資料顯示有六次生育。
1895年7月，張佩綸在南京得子，取名補兒。上年張佩綸被逐出天津李鴻章府中，10月底夢見拙庵和尚，表示願意隨他南下遊覽。孩子出生後，張佩綸夢見已故十余年的哥哥張佩經送一僧人進入房間。孩子出生十二天後遽然去世，他又夢見一個和尚辭別。所以他懷疑補兒的魂魄被拙庵帶走了，這個孩子是有來歷的。“不勞佳客聽啼聲，已覺聰明是夙成。豈料吾家千裏足，空中天樂早來迎”，對自己也是一個安慰。
1896年底，鞠耦又生傳兒，李鴻章為他起名誌沆。張佩綸說：“金陵偕隱，幸得麟兒，於願已足。”鞠耦也說：“冀傳孫他日有所成就，稍吐父母抑塞之氣。”她請父親為誌沆親筆寫紅紙聯幅以留紀念。但這個孩子在次年7月去世。李鴻章獲悉後，寫信安慰女兒：“傳孫之殤，可為長太息者，汝夫婦心緒可知。天下萬事，莫不有命，豈可以人力強爭？”
1898年，鞠耦生張誌沂，張佩綸向嶽父報喜：“世妹於今日得男……兒頗敦實，世妹亦甚平穩，堪以上慰系註。”
1900年，菊耦又生兒子阿當，1901年春天去世。阿當殤時，八國聯軍占領京津，國家正深陷危機，張佩綸人在北京，無法顧及家眷。他給軍機大臣鹿傳霖寫信說：“光緒二十一年以來，共殤三男。氣為之餒，豈不達哉。命不如人，無可如何也。”古時孩子未到成年就死去稱“殤”，“共殤三男”，指補兒、傳兒和阿當。此外朱夫人所生長子張誌滄，1898年去世。
此後，1901年，菊耦懷一男孩，小產。次年又生女兒，即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
我們把張佩綸生育的子女列一張表，可以看到，他一生至少有12次生育，但成年的僅四人，其中張誌滄23歲去世，有一孫，也在半歲夭折。此外，大家熟悉的還有張誌潛和張誌沂。張誌潛整理出版了《澗於集》和《澗於日記》，他的後人，張恭慶院士和張恭慈、張怡，將張佩綸家族的各種史料捐贈給了上海圖書館。張誌沂的女兒是著名作家張愛玲。
那時候的嬰幼兒為什麼死亡率那麼高呢？
在20世紀之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原因是什麼？高出生率是由於缺乏避孕手段和節育的考慮，計劃生育的概念和種種方法都是20世紀40年代，科學昌明以後的事情。高死亡率則涉及衛生醫療和公共環境。我們中國現代意義上婦嬰保健的概念，也是在20世紀才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把婦女保健、推廣助產士、淘汰舊時接生婆等制度推動起來，隨著整個社會對於市政建設和公共衛生的高度重視，隨著醫學臨床技術和現代藥物學發展，母嬰保健和嬰幼兒存活率得到根本改善。在此之前，生育對婦女來講就是到鬼門關上走一次，很可能造成產婦的死亡，更不要說孩子能否存活下來。這個情況還不完全是中國一國，人類社會普遍都是這樣。在1640年代，英國人的期望壽命是32歲，法國人在一歲內死亡的死亡率是25%。這種情況，直到19世紀也未曾真正改善。
舉個例子，像李鴻章這樣的達官貴人，他的家庭條件相對百姓要好很多。1892年1月4日，李鴻章二公子李經述的第五子去世，這年李經述才27歲。一個月後，2月3日，李鴻章舉行了隆重的七旬大壽，次日，14歲的小兒子李經進卻病逝了。這個孩子。氣質敦厚，中西文字漸能通曉，跟隨著名學者範當世學習作文。李鴻章在給長子李經方的信中說：“進兒本弱，猝患溫癥，三日而亡，適值初六酬客彩觴，不無缺憾。暫厝義園，少緩應令歸骨故鄉。”雖然老年喪子，但李鴻章似乎並未過於悲戚。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日本駐華公使大鳥圭致函慰問，他答復說：“本大臣忝膺重寄，自卑至以童孺之戚，有損天和。”“日來治事見客，一切如常。”在那個時候，孩子的夭折實在是太過普遍的現象。
中排：李經邁、李經述、李鴻章，後排：李國傑夫人、李經述女兒、李經璹、李經邁夫人卞氏、李經述夫人孫氏，前排：李經述四子李國熊、三子李國熙、二子李國燕、長子李國傑
李鴻章和第三個兒子李經邁的合影。李經邁1876年出生，兩人相差53歲
李鴻章夫人趙小蓮和女兒李經璹（菊耦，1866年出生）
由於缺乏大數據的樣本，歷史人口學對於死亡率，尤其是少年兒童乃至嬰兒死亡率的研究很不充分，學者們找尋家譜和年譜進行個案分析，這種家譜年譜，反映的多是縉紳家族和富裕家庭，貧民和流民子女的死亡幾乎是無聲無息的。從前上流社會妻妾成群，我們往往看到大家族有眾多子女，但夭折嬰幼兒童也常常未被記錄，比如張愛玲的父親張誌沂在家中被稱作“三爺”，而他前面的哥哥壽武和誌沆，就消失在家族記憶和祖先祭祀，乃至研究者的視野之外。因此，仔細閱讀張佩綸浩瀚的私人信件，輔之以日記和其他史料，重新梳理出他的生育編年，對於清代人口學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寶貴案例。
通過閱讀張佩綸家藏書劄，我找到其生育狀況的新材料，對清末婦嬰保健狀況也窺得一鱗半爪。這些史料，對於清末出生率、存活率和死亡率等人口社會學研究，是重要和有益的補充。也體會到，只有在20世紀之後，隨著整個社會對於市政建設和公共衛生的高度重視，隨著醫學臨床技術和現代藥物學發展之後，母嬰保健和嬰幼兒存活率才得到根本改善。
我們把人物的具體生活細節放入大時代的視野進行觀察，能夠看到社會的變遷和人們觀念的轉變，這樣對於歷史研究，就更加生動、真實，也能感受到今天兩個文明的巨大進步。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