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悲傷的消息，據多家媒體報道，我國著名表演藝術家、作家黃宗英於12月14日淩晨3時28分於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5歲。她曾在電影《烏鴉與麻雀》《家》《聶耳》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因其在話劇《甜姐兒》中入木三分的表演，“甜姐兒”自此成為黃宗英的代名詞。
黃宗英1925年7月13日出生於北京，1940年，她在上海職業劇團開始了表演生涯。1946年，黃宗英憑借首部電影《追》步入影壇。次年，她又將自己求學演戲的所思所感，冠之以《寒窗走筆》的標題，於《文匯報》連載。這之後的數十年，黃宗英先後創作了多部報告文學、散文、隨筆等作品。其中，黃宗英與黃宗江、黃宗洛、黃宗漢等親人合著的《賣藝黃家》一書以黃家故事為主線，呈現了黃家兄妹戲裏戲外的人生。
黃宗英（1925-2020），浙江瑞安人。演員、作家。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報告文學《特別姑娘》《小丫扛大旗》《天空沒有雲》《沒有一片樹葉》，散文集《星》《桔》《半山半水半書窗》《黃宗英報告文學選》等；還將所作報告文學《小木屋》改編並作為主持人攝制成電視片。其中，《大雁情》《美麗的眼睛》《桔》分別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小木屋》改編拍攝的電視片在美國獲國際獎。2016年，91歲高齡的黃宗英出版了《黃宗英文集》。
所謂“賣藝黃家”，按照大哥黃宗江的意思，他們祖上三世翰林、書香門第，到了他們這一代，由於時代的變遷、個人的愛好諸種因素，他們兄弟姊妹中多數“下海”演戲，當了演員，成為“藝人”。“賣藝”既有一種叛逆的含義，又不失為會心的解嘲。
以下內容節選自《賣藝黃家》，均為黃宗英的自述。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賣藝黃家》，黃宗江、黃宗淮、黃宗英、黃宗洛、黃宗漢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7月版。
原文作者丨黃宗英
摘編丨安也
故我依然
1925年我出生在一個溫馨而自在的家庭。父親是總工程師。我有兩個姐姐兩個哥哥兩個弟弟。我母親是姐姐們的繼母——這關系可是在我九歲喪父之後，兩個姐姐幫著撐持家庭並且把我這個醜丫頭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從親戚、鄰居誇我姐姐的話裏才知道的。我總覺得我們家無所謂“家教”。我爸爸活著的時候老沒大沒小地攛掇著我們上樹、爬墻，還拿他當大馬騎，並常年在戲園子裏訂包廂帶全家看戲。孩子們在學校裏開同樂會演戲、演講、跳繩……爸爸都是最佳觀眾“追孩族”。
大姐美得秀氣嬌麗（右一），二姐美得帥氣天真（右二）。左一為黃宗淮，左二為黃宗江。
父母從沒說過一句讓我們好好讀書的話，卻一個書庫一個書庫地給我們買書：《萬有文庫》《中學生文庫》《小朋友文庫》……連描金漆綠題字的玻璃櫥門的書架子一起買回來（真格的，現在講究高消費了，倒連買個書架也費勁了）。姐妹兄弟辦起了“我們的圖書館”，還刻了章。我最喜歡整理書架，把書攤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過去。爸爸留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們家從北京帶到青島去的王廚子患敗血癥暴卒於醫院，爸爸說他是為我們家死的，出大殯時爸爸披麻打幡，我們全家白衣送喪厚葬於當地德國公墓。
誰善待過我們家，我們都不會忘記，雖說俗禮答謝修書叩安這一套總記不得。
少年黃宗英。（攝於1937年，天津）
“七歲看大”這句話對我不是沒道理的。我仿佛從未逾越過“家庭熏陶”這個圈兒。大哥宗江把癡迷於戲劇藝術的圈給我套上，妹子我也受下了。其實，1940年我十五歲踏上話劇舞臺，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兒寡母日子過得淒清，我小小年紀整日做著養家孝母供兄弟上學的夢。我夢著去當護士，母親說當護士太苦了；我夢著去當文書，因為家裏有英文打字機，我會打，可人家嫌我小；夢見賣花，因為“小小姑娘清早起來，提著花籃上市場”的歌兒好聽；夢見吆喝著賣菜、搖蔔楞鼓賣針頭線腦……反正自始至終沒做過當巨星、當文豪的夢。
也許我此生沒得到發展的天賦是當個好主婦。十來歲時，入冬課余要做五雙棉鞋幫，織五副手套、襪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幹什麼活兒都挺認真，和我猛然間被推上話劇舞臺以及又演電影一樣——分內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盡力試著去做。無論是多幕劇落幕之前我上場演一個不說話的新娘子，還是第一幕幕啟時演個走場子的邊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妝候場並守到謝幕。
1959年我奉命專業創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於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從來就不穿拖鞋了。也許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寫出文章當緊針密線縫鞋幫了。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個好女兒、好姐妹、好妻子、好母親，而此一角色卻在個人際遇、民族興亡中衍化出種種情節。文法須知：情節者性格之歷史也。刪略情節種種，堪慰故我依然。
其實，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戲”的情節，是“難為趙丹妻”。
趙丹劇照。
1946年我開始拍電影，1947年我碰到趙丹，1948年我們結婚。主要因為他是個落拓不羈、飽經摧殘、乏人照料的有正義感的單身中年藝術家。他的銳敏和正義感註定了他一輩子不得安寧。70年代後期他曾為鄧拓寫過挽聯：
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
瞻望未來萬種艱難猶有犧牲
豈料終成讖語。我既然鐘情於他的永遠天真的正義感和勇氣，也就無悔於跟著他大起大落久經折騰了。“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三十載身為趙丹之妻，敲打得我也就不僅僅是“陪鬥”的了。前兩年我重病住院（至今“保外觀察”），為此我哥哥弟弟，曾圍坐嘆息掉淚說：“如今我們不愁兒、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愁小妹（姐）了。”誰都說我命苦，認得的不認得的人常勸我：“想開點。”
大哥叮囑我常記一句禱詞：“Take it easy.”（隨它去）。我真算想得開的了。記得小學六年級時老師命題寫有關過年的作文。同學們寫歡歡樂樂，我寫父親遺像前的一對白燭。彼時從來自擬是“天下惆悵女”，把個“葬花詞”“祭妹文”默寫得跟金剛經似的。往後年復一年，凈輪到我碰上些小說裏、戲劇裏、電影裏都沒有的悲劇情節，我便愈來愈無緒去愁了。勞勞塵世，如今倒數秒不知從哪個壽數往回磨蹭，於是給自己定下個天曉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則：
只做別人無法代替你做的事
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誠然，一個人幹什麼都受生存環境和時代潮流的影響。而不幹什麼，則是理性的選擇。歸隱書林，還我本原，“勤習針黹”，是此時此際我的夢。
小迷糊大不了了
我從小生活在憧憬、幻想、夢想裏。
當我走向生活，跟著大哥宗江到上海去演話劇，想掙點錢給哥哥弟弟貼補學費；我覺得自己像《小婦人》裏三姐佩斯般溫存懂事，更覺得投身藝術高尚莊嚴之至。十五歲的我，老想將來像法國女演員薩拉·伯爾娜一樣，演戲演到七十多歲，坐著輪椅上臺。可我羞澀的行囊裏，沒有忘記帶洋娃娃、碎花布和彩色絨線，至今也時不時地向十一歲的小外孫女募幾個可愛的小娃娃、小動物放在床頭和窗前。
算起來，我入世甚早，於今專業工齡已五十四載矣（別相信我的任何數字），但一直涉世不深。劇團和反動當局、審查機構、特務漢奸、地痞流氓、青幫紅幫、軍警憲……的種種周旋、麻煩乃至被捕坐牢，都是爺叔伯伯阿哥阿姐們頂著，我僅略知一二，感到驚險神秘蠻帶勁。
4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天津演戲，社會局點名要我單獨拜客；那年月話劇演員倒是從不進衙門拜見長官的，如此怎放心得下讓十八九歲花骨朵般的小妹只身入虎穴？可不去嘛，劇團不可能登記公演，幾十名演職員拉家帶口又怎麼活下去？記得那晚阿哥們研究一夜，我呼呼睡了一宿。第二天，方知劇團決定，佯作不懂，集體伴小妹進衙門拱手“您多關照，多關照”地轉了一圈，安全地出了衙門。這出戲，我只演過這一回，印象極深，成為我日後扮演被舊社會黑暗勢力迫害的女伶、私門頭、外室等形象的薄弱的生活參數。
“小時候的我是小斜眼，黑炭條，翹黃毛。方成畫的我小時候，把我美化了”
“文革”中，我被從上海作家協會揪回上海電影廠（天馬廠），我的歷史太簡單，查到底也查不出啥，可我被外調的次數名列前茅，光是調“黃宗”什麼的就有六十六起，把美國的著名攝影家黃宗霑（James Huang）也扯成是我哥——“反動海外關系”，我否認也不聽，我只能說：“黃家是個大家族……”
“反動家族！！”造反派拍案大吼。
我噎了噎：“……我是說人數。我也只從‘一家人’的角度了解我的親姐姐親兄弟；你們調查的人，如果祖籍浙江溫州瑞安，長者可能是我的出或不出五服的兄姐，比我小的可能是弟弟妹妹，他們究竟是幹什麼的、又幹了什麼，我真的說不清道不明。”
“你在天津大光明演戲時，前臺經理是不是被日本憲兵逮捕了？”
我想得腦瓜疼：“……後臺演戲……前臺抓人，或演著演著同臺的人不知去向的事都有，就是哪一回是真事、哪一回是戲裏的情節我搞不清楚。除非是真的槍口頂著我心口，不是道具手槍；除非我自己真的被打了嘴巴，不是後臺配效果，我是鬧不清哪是真事、哪是戲，哪是我幻想過的。”
“你好狡猾！老實交代！”
“是老實話。事關人家的政治歷史，你們最好找明白人，找當時主事的人去外調。”
我一生分不清真真假假，綽號“小迷糊”，真事也當戲，當小說裏的情節去“演”。十二三歲那年冬天的一個傍晚，我大哥的燕京大學同學扁桃哥來天津樹德裏二號我家，手心裏攢著大哥寫的一張一指寬的紙條，大概是隨時準備吞進去。我和我娘一看這皺皺巴巴紙條上歪歪斜斜的“哥體”，就明白了扁桃哥要在我家藏一陣子，當時日寇正到處搜捕抗日青年。
傍晚時分，我悄悄把扁桃哥領上二樓屋頂平臺，我一邊收衣裳，一邊告訴他：“跨過木欄桿，三號裏住著瑞蚨祥孟掌櫃的七姨太，窯姐兒出身，是好人……四號是……五號是……胡同盡頭籬笆墻大宅院裏有大狼狗，這可是個死胡同……”我娘和忠仆老張媽把出了嫁的大姐的閨房的門開了讓他住，也不敢在那屋生爐子，晚上也不讓他點大燈。
扁桃哥白天在姐屋看書臨帖，傍黑常在我娘和孩子一起住的大屋呆著，有時輔導我們做功課，幫我解那使我算術成績開始下降的雞兔同籠，我繞絨線的時候還幫我撐線。過了十來天，扁桃哥要出去，娘叮囑：“千萬回來吃飯，千萬。”扁桃哥回來吃飯時，告訴我們他明天走，我們也不問他上哪兒去。他走了。幾十年後，造反派來外調，說的天津話：“你和大叛徒婁平‘嗎’關系？”
“婁——平——？是哪個劇團的？是演小生的？”
“別演戲了，他根本不是唱戲的。他被捕後當了叛徒，混進冀東遊擊隊，你會不認識？！”
“我是盤算過投奔冀東遊擊隊，可我不認識也沒聽說過婁平。”“你老老實實，我們還念你在天津地界呆過；你不老實，證據可在我們手裏！寫交代！！”
我把呆過的劇團的角兒、裏子、龍套想了個遍，想不出個婁平，只好說：“我只想出個陳平，演過皇帝……”
“誰跟你扯帝王將相那一套，你看！”
“啪”的一聲，一張四寸半身照扔在我面前，我一瞅：“哎呀，這是大扁桃啊！”
“什麼桃啊柿子還大蘿蔔哩！交代你和他是什麼關系？！”
我老老實實交代：“大扁桃學名陶聲垂，因為臉生得像扁桃，外號大扁桃，我叫他扁桃哥，約在某年冬天……在我家藏了半個月……”
黃宗英十五歲踏上話劇舞臺，因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兒寡母日子過得淒清，宗英小小年紀整日做著養家孝母供兄弟上學的夢。圖為十九歲的黃宗英，1943年攝於良友照相館。
“沒了？”“沒了。”
“簽名蓋章。”
我簽了名：“我沒章。”
他們取出印色盒：“按手印。”
“我不是犯人。”
“叫你按，你就按！”
我想這是演的哪一出啊，我別扭地用食指挖著印泥狠狠地按了一垛紅。
後來——“文革”之後——才知道，那年冬天，陶聲垂與華北一地下黨接上關系，去了冀東遊擊隊，解放之後，他任南開大學副校長。“運動”中，他的政歷有半個月的下落“交代不清”，被說成是進了天津日本憲兵司令部投降後混進遊擊隊……天啊，幸虧當時小小年紀的我還活著，而娘和老張媽早已陰陽隔界，若不是我的交代和他的交代相符，他這“半個月”是永遠清不了啦。真是人生如戲若夢。
是我的從小如戲若夢的種種經歷，使我總把戲、夢、人生分不清、掰不開。我十七歲初戀，準備結婚後一起翻過北京香山去遊擊隊，可新郎突然病倒，勉強被攙扶著行過“昏”禮，就住在石駙馬大街他的當醫生的舅舅家，我住舅媽屋。十八天後的深夜，新郎在羊市大街醫院病房裏熟睡。我和他妹妹輪班守護，妹妹睡在椅子上，我有一針沒一針地織手套撐著精神，聽病人睡得很沈，出氣一聲比一聲長，我想他睡得好香，可妹妹突然奔出病房，又突然，病人喉嚨裏有咳痰聲，更突然，一切都靜止了。醫生趕來了。護士用被單把他蒙了起來，我還不相信是他死了。偏說：“醫生醫生，是痰，讓他把痰咳出來就好啦！”可是護士已把他連頭帶腳裹了起來，看我實在年輕癡得可憐，護士也抹了抹淚，當我跟著移動車往太平間走時，我才哭了：“他會冷的，會冷的……”
第二天，新郎已被化好妝，壽衣俱全地躺在棺材裏，我才明白為什麼婆母和小叔多日沒露面。哀樂聲聲，棺材被擡上香山，在長著無核大棗的小院北屋停了半刻，吹吹打打，又起杠擡到公主墳，埋了。杠夫和樂手們吃起了松枝烤肉，喝著酒，吆喝著劃拳，比戲還戲，做夢也沒夢到過。我婆婆勸我信基督教進隔壁的女查經班，把自己奉獻給主；天天一大早，婆婆帶著我做早禱，女信徒們呼天哭地，我學會了唱聖歌：
我聽復活救主常說：哦，跟隨我，跟隨我，跟隨我。
我可怎麼也跟隨不了，只天天跟《約翰·克利斯朵夫》上山，依著巖松閱讀。再後來，共產黨地下黨員岱雲和國民黨情報人員林葆齡一起到香山來接我回上海演戲。我叩拜告別了婆母，虔誠的婆母帶我到德高望重的宋牧師家告別。宋牧師已重病氣息奄奄躺在床上，他為我做了禱告，又對我說：“可憐的孩子，你為什麼要走毀滅的道路？”
……還要繼續寫“毀滅的道路”嗎？暫停罷。
我的劇團、我的電影廠、我的雜誌社，一而再地毀滅過，生存過，又毀滅過，又鳳凰般地重生過……我的好兄弟姐妹們，我們在我們的文學藝術中永生。
待續。續也不續難說。
1994年10月4日
上海新康花園寓所
本文節選自《賣藝黃家》，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黃宗英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張婷
導語校對丨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