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對我們的影響，
就像烏雞的烏，
是烏到了骨子裏頭。”
春假結束，人們帶著對家鄉新的記憶，
回來上班上學，
春節期間，我們收集了來自各地的返鄉見聞，
看看不同的年味和變化。
其中上海大學博士王磊光，
四年前一篇《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曾爆紅網絡，
四年過去了，他的家鄉又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樓房整潔、馬路寬廣，
“沒有刻意去觀察，
很多事情卻不停往心裏撞，
有故鄉的人回到故鄉，
沒有故鄉的人走向遠方”。
撰文 王磊光 攝影 趙寧 編輯 倪蒹葭
自2015年春節，《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引發鋪天蓋地的關註和討論而成為一個“媒體事件”之後，我就決心不再寫返鄉筆記了。
猶記當時，我的親人——尤其是我的父親和大父——為我擔驚受怕，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我不願意讓網絡新聞再次幹擾到他們的日常生活。
除了內容引發的關註，與那篇文章相關的還有兩個概念，至今仍在學界飽受爭議：一個就是所謂的“返鄉體”，一個便是“知識無力感”。對於後者，我至今認同；對於前者，幾年來真是有些厭惡了。
家中火塘
農歷2018年底，“一條”的編輯和攝影記者執意要到我的家鄉走一走。原本不想再以“返鄉博士”的身份進入媒體，但是想到近三年來鄉村的變與不變，我忽然覺得，讓外界進一步了解真實情況也還是必要的。
更何況，駐村第一書記多次希望我來寫寫精準扶貧開展以來家鄉發生的變化呢——這也是縣領導的期望。然而，聽領導的意思去作文，這是我向來做不到的，我只能按照我的視角和思考來記錄我眼中與心中的農村。
我也確實願意借陪同記者朋友的機會回家鄉走一走。2018年，我寫完博士論文，從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入職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我已經很明白，因為自己的小家庭和事業的緣故，我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想回家便回家去了。
去年沒有回家過年，父親一個人坐在火塘邊落淚，這是已出嫁的妹妹後來告訴我的。還記得我長久沒有結婚的那些年，過年回家，也正是在火塘邊，母親對我說：“我們現在都還在，還能給你燒把火，有個亮，等到我們都不在了，誰來給你燒火呢。”
後來我終於完成了終身大事，每每想到母親的話，依然心有戚戚，生出凜然之感。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回家，渴望跟親人一起過年，渴望到先祖的墓地上祭拜。我並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我常常想到去年過年時沒有給祖宗磕頭的事，內心整整一年都感覺無法安妥。
家鄉新修的公路和樓房
不容否定的巨變
很多媒體，至今仍是單純從“衰敗”的角度來描寫和塑造鄉村，我以為這是缺少發現的眼光，或者壓根就沒有真正走到變化著的現實中心。必須要承認，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家每年向農村投入近萬億，尤其是近年來實行的鄉村振興戰略，真的是讓農村發生了大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基礎設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村村鋪了水泥路，土坯房被消滅殆盡，農田水利得到了整修。
我所在的村子叫大雩山村，2007年修通一條彎彎曲曲的公路，3.5米寬； 2016年在老路的基礎上，修了通往大別山主峰天堂寨的旅遊公路——彎曲處，多半拉直了；路面拓寬了，光硬化的部分就有六米；有一個落差極大的凹陷處，是把半座山挖下來將其填平的。這是通村的公路。
還有從村公路通往小組的路，也鋪了水泥。我們王家塆以前的出路是一條只有一米來寬泥路，曲折而危險，在那條路上，我騎摩托車直接摔到了路外的沙土上，摔破了眉峰和眼鏡。2015年塆裏修了東西兩條通組公路，3.5寬，共500米，2017年硬化了。
梯田重新成為山林，生態環境恢復
村裏新建的休閑區
二是環境得到極大改善。農村的生態環境早已得到恢復，父輩們曾經開墾出的梯田和山地，幾乎全荒棄了，到處是野物，我們這裏的山林正在重新成為原始森林。大自然的修復能力，遠遠超過你的想象。村子內部的環境，也極大變好了。
2017年，開始實行村落整治，大雩山村獲得了三個小組的名額，王家塆便是其中之一。塆子中間的豬圈、牛欄、廁所、汙水坑，以及一切亂搭亂建等等，都被清理了，重新進行了土地平整，並且實行了硬化。這段時間回家，看到組長正在給各家各戶發宣傳單，說是要修建環保廁所。
三是社會保障體系得以建立。特困戶由國家兜底，五保戶、蓋不起樓房的家庭、地處危險地帶的農戶等都得到了易地安置。從2006年開始，農民種田不再交稅，而且還能獲得補助，還有了小額養老保險金。
父親告訴我，他們這些老農民碰到一起，就一個感慨：“共產黨的政策這麼好，可惜我們的年紀大了…… ”父親們的感情是樸素的，沒有知識分子那麼多曲曲折折。
盡管在具體操作層面，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十余年來，尤其是開展鄉村振興戰略和精準扶貧的政策之後，農村的物質面貌真的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一點，事實就在這裏，是否定不了的。
以上主要是從社會治理的層面來說的。
就微觀層面而言，正如賀雪峰教授多次講到的，農民家庭要保證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轉，還是必須依賴兩份收入：青壯年外出打工的收入、老人婦女留守務農的收入。打工收入是家庭的支柱，務農收入或許是微薄的，但是在農民與土地發生關系的那一刻，生活的意義也就產生了。
移民安置點
最大的問題還是缺乏文化生活
我再次踏上了通往村移民安置點的路，可是安置點已沒有我的二父了。我蹲在靈屋焚燒後殘留的灰燼前，撿起地上的陶片和瓷片，想著一生孤獨的二父，已經不在這個世上裏；我的整日讀經的二父，終於不在這個世上了。
二父三個月前去世，靈屋的灰燼還在
2018年清明節前夕，我剛到家，村幹部就找上門來，讓我去做二父的工作。是的，他居住的土坯房，已有好幾十年了，老是漏雨，而且一面墻已經傾斜且有裂縫。為了讓他搬遷，村幹部上門做了26次工作，特地給他安排了兩室一廳的房子。可是，他就是不願意離開。
村幹部跟我講：“王永恒不搬遷，整個大雩山就脫不了貧，整個縣就脫不了貧。”王永恒就是我的二父，軍人出身，帶病還鄉，雙耳失聰，1980年代初在農村集體安裝電線的過程中，從拖拉機上摔到山下，一匝電線從他身上碾過，九死一生；後來篤信佛事，讀經以度日。
我沒有去做二父的工作，因為我非常了解他的世界觀：他只是順從生活，從不曾想著要去改善物質條件。
二父的土坯房正在被拆
最後是村幹部將他拉上了車，拆除了危房。68歲的二父，是流著淚離開的。二父被搬走的第二天，我就去移民安置點探望，住的條件相當不錯，而且政府把一切生活用品都給配齊了。
安置點最左邊的一套房子空了出來，據村書記介紹：這個屋有兩個用途，一是為日後開辦公共食堂預留著，二是用來為老人辦壽宴或者喪事。從理性角度來說，我贊賞這樣的安置政策，因為它集中解決了困難民眾單靠自身力量永遠都無法解決的困難。
二父含著淚，離開了老屋。第二天大清早，又趕回來看他的老屋，屋頂已被拆除了。依舊落著淚。他連續幾天來看，無助地站在一旁，直到老屋夷為平地，屋梁變為柴火。後來六個多月間，每隔幾天，他就要拄著棍子，從安置點來到房子的廢墟上看幾眼。
住在移民安置點的老人
我了解到，同樣是住在安置點的一對年過七十的老夫妻，也是含著淚離開了家裏的土坯房的，每當想念一起生活了幾十年的老鄰居時，他們就會回去看看，同樣也要站到房子的廢墟上，久久地凝視。
移民安置點的住戶以單身漢為主，他們獨居慣了，性格各異，普遍不懂包容，相互間很難相處。指望這些老人走到一起就有真正意義上的情感交流，就能形成一個共同體，自然是一廂情願。他們每個人似乎都處於孤獨的狀態，而且是在年邁時告別了原來熟悉的環境，他們的孤獨裏流露出一種不可名狀的哀傷。
聽旁邊的老人說，我二父在安置點餵養了一只雞和一條流浪狗。他在桌上吃飯，雞就跳上去啄菜，他亦不趕；吃過飯，把剩有飯的碗放地上，那狗就把米粒舔得幹幹凈凈。幾個月下來，二父把那狗餵得白胖胖的，把雞養得油滴滴的。
為豐富文化生活，村裏2017年新建了舞臺和廣場
安置點的寂寞，只是整個鄉村的縮影。當我們提到鄉村的時候，往往會想到“熟人社會”這個詞，我們以為熟人之間有很緊密的聯系，就是一個共同體。
其實到了今天，盡管一個村子裏的人互相認識，但彼此間的交流真的很少很少。每家每戶白日裏也總是緊閉大門，大家好像都處於失語的狀態。
這個交流少的原因，與集體性的文化活動的消失是有極大關系的，農民缺乏交流的契機。時間越長，大家就越不知道怎麼去交流了。
2017年，大雩山村修了“百姓大舞臺”。有一天，村委會並通知各個小組，說上頭送戲下鄉來了。母親和塆子的嬸娘興衝衝地去看戲——各個塆子的婦女都去了。主要是一些小孩在臺上跳。“我們以為是唱大戲的，結果不是，人就走光了，只剩下細伢兒在臺上跳。”母親說。
聽到這裏，我難過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母親們大概二十多年沒有看過大戲了，農村文化生活荒漠化已經很多年了。母親所謂的“大戲”，就是具有劇情的京劇、黃梅戲、楚劇和本縣的民間戲劇。
移民安置點，還沒有住人的新房
後來聽別人講，二父在去世前一段時間，精神上有些反常，用他們的話說，叫“發了糊”，成天去村委會，糾纏村幹部，也更加頻繁地去看那已經夷為平地的老房子。
十月底的一天夜裏，他倒在了屋子外面的一堆沙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發現，那時的夜已經是非常冷的夜，露水濕透了他的衣服。親人死在了外頭，這是中國人，尤其是農村人最大的忌諱之一。
他在四兄弟中搶到了
最好的位置，依母而睡
母親過身的那年，他整夜整夜地念經
把菩薩吵得心慌，菩薩便讓他母升了天
而現在，是兩個外村人在為他唱“應佛”
侄兒們，把他的東西翻得滿屋子都是
一部分經書，還有菩薩像，送給了廟裏的周師父
另一部分，以及舊衣被，隨靈屋化作灰燼
剩下的那些，他最小的侄兒用蛇皮袋子裝了
滿滿一袋，連同他的氣味，要留下來做一個念想
侄兒留下的還有一個軍用綠挎包、一本退伍證
這唯二的證明，是他從部隊帶回的僅有的紀念
從退伍證上
侄兒終於知曉了他的部隊番號
可是這麼多年不見一個戰友與他取得聯絡
還第一次知道他入了黨，有四十七年黨齡
可是從未有人通知他去參加黨員大會
抑或提醒他及時上繳黨費
現在好了，這個穿過齊齊哈爾大雪
返回到故鄉的老兵 這個
總是把人和萬畜放在同一條線上的老農民
這個被組織遺忘的失聰人
被他自己遺忘的自己
時間不再管他了
風也吹不動他
96歲的老人
在移民安置點，我再次碰見了那位96歲的老人，她應該是我們村最年長的老人了，依然耳聰目明，步伐穩定。我見到她時，她正從摩托車上下來，還從車上取下幾筒掛面。她的兒子接過面，埋怨說：“又是買面，總在吃面……”但他又趕快進到屋子裏面，拿出錢付給摩托車主。
旁邊的老人告訴我：這個老奶奶天天請摩托上下，到小鎮上買東西。一位96歲的老人，常坐摩托去買生活資料，這在我看來是一件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老人自己也對我講：她的男人是老紅軍，去世了好多年，究竟多少年，她已經記不清了；她有兩個苕（傻）兒子，其中一個苕得不是那麼厲害，都沒有成家。
她說這次去小鎮上，是為了看一個病人。記得上一次見到她，還是在二父的喪事上，她走進走出，詢問一些情況，還跟別人打聽她的幾位親戚的近況。
我好像能夠明白她為什麼能夠活到這麼大年紀，為什麼如此大年紀還能照顧兒子，因為她是一個十分有情的人呀，在“自我”之外，她心裏始終存著“他人”：“人情”在她的心目中有著極重要的分量。
我心裏生出了感動，但也忽然生出了一些隱隱約約的悲哀。我突然想起雨果小說的主題：萬國之上還有人在。
我倒是還惦記著大雩山村第一書記對我說過的一個設想：“今年年底，村裏要把王家塆的人組織起來，每戶出三五個菜，全組人集中到稻場上吃一頓飯，到時候你一定要回來。”
我們還為這頓飯起了名字：我說，可以叫做“親和酒”；書記說，可以叫“感恩宴”。感恩宴也好，親和酒也罷，我們都意識到同一個問題：渙散已久的人心，需要統一統了，沒有人心的共通感，談集體文化生活，是絕不可能的。
然而現在已經是臘月二十五了，還沒有得到書記的通知，而且天氣一直陰雨，感恩宴大約是辦不成了。今年辦不成不要緊，我覺得有這個想法才是最重要的，有想法了，說不定明年就可以實現呢；明年實現不了，還有後年呢……
大寒裏，是豎墳面的日子
回鄉的日子，正值大寒。按照我家鄉的風俗，大寒半個月內，是豎墳面的日子。我們恰好碰上了正民（化名）哥的親人給他豎墳面。
2005年，正民哥死於湖北陽新礦難，據說當時地下河衝穿了礦道，連屍首都不曾找到。最初葬在這墳墓裏的，只是正民哥的衣服，等於說是衣冠冢。
2015年重新開礦，找到了屍首，又獲得了5萬塊骨灰安葬費。安葬時較為匆忙，只立了一個簡單的墓碑，簡單到什麼程度呢？我們這裏稱為“豆腐架”。
2018年大寒，我們看到四個男人正在搬運墓碑和沈重的石料，為正民哥重新豎墳面。四個男人，除去泥瓦匠，另外兩個是正民哥的親兄弟，還有一個是正民嫂子現在的丈夫。正民嫂子站在一棵光禿禿的樹下，無聲地淌著淚。
想來，正民哥去世時，還不足四十歲吧。我記憶中的正民哥，高大，黑黑的，極勤勞，是幹農活的一把好手。正民哥一身大氣力，遇到需要幫忙的事，塆裏人老遠就會喊：“正民！正民！”正民哥就會跑過去，臉上掛著笑。如今，已經是十多年過去了。我站在正民哥的墳墓前，想到了生之艱難，也生出了一種敬畏感。
不僅僅是對於生命的敬畏。
也有對於傳統的敬畏。整個大雩山，遠遠近近送來鞭炮聲。那些平日裏忙忙碌碌的人回到了家中，在這樣的日子裏，以豎墳面的形式，留住遠去的人。
去縣城的路
正民嫂子現在的男人，也極為勤勞。在縣城的商場做搬運工，每天早上五點多出發，騎摩托車二十多公裏到縣城，晚上五六點再騎摩托返回家中。一般月收入三千多，多的時候能到五千。
像正民嫂子這種情況，在農村其實相當普遍，我們小組就有三對。就是丈夫逝世之後，留下了妻子和兒女，也留下了房子、田地和其他財產。為了兒女的情感需要，也因為男方父母的要求，女方不是選擇再嫁，而是招一個可靠的男人到家中來過日子。男方往往是從未娶過的，因為家庭貧困，或者年齡大了，錯過了婚期，也很樂意來到女方家中生活。
在種種困境中尋找能夠過得好一些的最大公約數，這不是自由婚姻的邏輯，而是底層生活的邏輯，底層的突圍。
“他們”的婚姻在哪裏
我所在的村子，八個小組，900余人。我們去村委會粗略地統計了一下，早已進入或早已錯過適婚年齡的男子，有48個，還不包括那些戀愛關系非常穩定、婚姻可以預期的，以及正在讀研究生的。這48個人當中，有一部分是殘疾人。
比如說三組有十幾個男子沒有討到老婆；四組本來有二十幾個，但這兩年有好幾個結婚了，還有十四個。
攝影Olivia Martin-McGuire 《中國式愛情》系列
從整個大背景而言，這是男多女少的現狀決定的。有數據顯示：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國人口性別比最高時超過了120，據說農村的剩男達到了3000萬。比如大雩山村四組160多人，目前沒有一個待嫁的女孩。農村的很多女孩子，尤其是長得齊整的，紛紛嫁到了城市裏去了。
所以一到春節期間，有女兒的家庭，一個接一個的媒人上門來，把門檻都要踏破了。據村幹部介紹，從前很難嫁出去的殘疾女孩，現今也是非常走俏；那些寡婦，來上門說親的人也是一個接一個。整個婚姻市場，處於一種激烈競爭的狀態。
就村莊內部而言，那些討不到媳婦的，往往是父母比較老實——所謂“老實”，在我們這裏的意思就是不善周旋，沒有經濟能力，而孩子本身，要麼不爭氣，要麼在外打工一直沒有碰到好機遇，掙不到錢，所以就無力面對高昂的彩禮，更不用說在縣城買房了；再一個，就是家住在半山腰、山頂上的，所處的地理條件差，比如說四組那麼多人未能娶妻，家庭位置太偏是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過，隨著交通和環境的改善，相比過去二十年，地理位置的影響或許會減弱一些。今年冬天，大雩山村有五六個青年成了婚，媳婦都是打工時結識的，最遠的媳婦來自湖南。面對在附近說媳婦的幾率日漸變小的情況，村裏人就總結：要找老婆，就得去打工——打工才能掙到錢，打工才能認識女孩子。
我們是在一棵古黃連樹下遇見大誌父親的。他已經72歲了，仍養著三頭牛，還種了田。他的妻子因瘋魔病去世很久了，兩個兒子都沒有結婚。
大兒子大誌在外打工多年，年過四十，仍沒有掙到錢，瘦得像一張紙，已經五年不回家過年。家裏在政策支持下做樓房時，他也沒有給過一分錢。他給父親打來電話，說是自身難保，無以回報家人了。周圍人覺得他已經是在破罐子破摔。小兒子小誌，智力不好，多種病交集一身。
大誌父親跟我們講述家庭情況時，沒有任何顧忌，也沒有任何表情，連一點悲哀的神色都沒有。在這樣的家庭和命運面前，他似乎早已習慣。他只是在拼著最後一點力氣，努力地活著，養活他自己，養活小兒子。
大誌家是精準扶貧的對象。但我感覺，這樣的家庭好似一個無底洞，僅憑政府力量，恐怕並不足以解除困境，還必須依靠社會。
在一篇文章中，我寫過這樣的話：青年人生氣勃發，好像有著使用不完的勞動力和無窮的未來，很容易讓人們在話語層面就把娶妻難的問題消解掉了，正因如此，整個社會對於這個問題重視得非常不夠。
千萬不要以為農村青年娶妻難的問題，僅僅是農村內部的問題，它更是一個城市問題。最直接的理由是：這無數充滿原始強力的青年，雖然出生於農村，但是他們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時段，一定是給了城市。
制造他們命運的力量，並不僅僅是他們的出身、自我際遇、聰明和努力的程度，其實我們每個人、我們的社會都參與到了其中。
晏木匠
最後的“人”
我寫過曾經走村入戶的鄉村剃頭匠是如何消失的，而這又給留守鄉村的老人帶來了多麼大的不便。逼近年關，再次面對那些行動不便的老人，看到他們仍然須發蓬亂，我又想起了那些早已消失的鄉村剃頭匠。
在調查移民安置點的時候，我們碰到了路過的晏木匠。他是大雩山村最後的兩名木匠之一。比起多年前就已被淘汰的鐵匠、篾匠、箍桶匠、補鍋匠，木匠算是幸運的了，外出打工可以在家具城做事，收入不菲，留守在家，也依然有活幹。
不過，雖然鄉村的樹越長越多越長越大，但木匠的生意還是越來越少了。沒有人再會請木匠來打床，打椅子，打門，打桌子，打櫃子了。人們時興一切家居用品都從外面買，買來的木器多半是壓制板做的，輕巧，價格便宜，而且形式多樣——城裏人喜歡用什麼樣式的，鄉村人也會立刻跟上去喜歡。
村裏的兩位木匠，現在主要做的木活，就是打棺材。
鄉村專門給人辦酒席、做傳統菜的廚師，大約也快要消失了。
臘月裏，正趕上了朋友家辦酒席。送禮時，記賬先生代發的回禮也不再是一包煙，而是一個小紅包，內裝30塊錢；請來的是專門開餐館的師傅，500元一桌，全包，即在煙酒之外的一切食材、餐具、桌椅，都是由廚師帶過來；做出的菜，自然是餐館裏的那些樣式。傳統鄉村宴席的特色和味道，不久也就要消失了吧。
鄉村的“九佬十八匠”，其實是包含著許多傳統智慧，也包含著我們的情感，但這些人和事都在消失。到了下一代可能就不會再見到了，可能連木匠是什麼樣的，刨木頭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了。但我非常清楚，傷感只是自我的傷感，客觀的流逝是不可阻擋的。
村子的商店
不只是鄉村手藝在衰敗。村子裏的商店，也普遍在衰敗。在高潮期，即在農民負擔最大的那些年，我們村同時開了四五家商店，到今天還有兩家店。其中最老的一家，已經開了四十多年了。
但是除過春節期間，平日裏幾乎沒有生意。店老板依然會進一點貨，有人買就賣，沒有人買就放在那裏。只是出於習慣和情感，他們還繼續開著這家老店。進貨、賣貨，早已經成為了他們夫妻的生活方式。過去常常聚集到商店門口打牌和閑聊的群體，也都消失了。
村子的商店
據店老板總結，鄉村商店的衰敗有這幾個原因：一是青壯年勞動力外流，這本是農村最有消費能力的力量。在家的老人，往往舍不得花錢；主要是孩子會來買一些零食。
第二，交通便利了，家家至少有摩托車，想去鎮上買就去鎮上，想去縣城買就去縣城，有很多的選擇。
第三，因為現在大家打工有錢了，走到哪買到哪，並不一定要在他這個店裏買，他們在外面買，甚至網購；而不像過去大家都沒錢的時候，他在遠處不能欠賬，只能到村商店去賒東西，以維持他的基本生活，不然他的日子過不下去——那個時候，很多人窮到連一盒火柴都要去賒欠，一袋鹽都要去賒欠，窮到了這樣一個地步，現在大家有錢了，走到哪買到哪……
村子的廟宇
我的這篇返鄉筆記，已經寫得夠多了，該結束了。我不想抒情，亦不想發表任何議論，就讓我以一個故事來結尾吧。
——移民安置點的設立，帶來了一個恐怕連政府都沒有預料到的問題：廟裏的和尚都走了。和尚住到了移民安置點，吃和住從此得到了完全保障，他們就在安置點敲木魚念經，不再往廟上去了。有人統計過：大雩山村及周圍十幾座大大小小的廟，都沒有了和尚。我們村的周師傅，因為他的廟和安置點相距不足兩裏，他就兩頭住。
上一回，我在安置點見到周師父時，他正感嘆別人都有電視機，可是他沒有錢，買不起。我故意對他說：“你怎麼能看電視？你不能看呀！”周師父答：“我看新聞，看國家大事；那些談情說愛的，國家應該管一管，不能放。”周師父說話的時候，總像是面露微笑，要說是笑，又似乎是一本正經的嚴肅。畢竟是修煉了幾十年的人啦。
這一回，我在安置點沒有碰到周師父。帶記者朋友去看周師父的廟，可廟門也還是緊鎖的，門上留有他的電話，門外一角堆著飲料瓶。
本文原標題為：《 “故鄉記憶”的終結——2018年返鄉筆記》
福建霍童溪
1、微博網友阿錢同學@福建省寧德市霍童鎮
旅遊開發帶來了絡繹不絕的遊客，慶幸的是這條霍童溪依舊被保護得很好。
山川迷人，景色依舊。我們依舊保存著明清時期的古建築，祖輩父輩所傳承下來的老手藝，以及骨子裏的古樸一直不變。
2、豆瓣網友伊蕎@河北省遵化市喬家窪村
我小的時候去姥姥家，是很不容易的，姥姥家在縣區，從市區到縣區，我們經常坐的是綠皮車，因為可以托運自行車，下了綠皮車還有幾十裏的下道要走，是需要騎車的。
吃了喝了臨走還要帶著的。一方肉，幾罐子黃豆，一箱子水果，更甭說米面油了。我們回來的時候，自行車托架上兩只箱子，車把上四五個袋子，就連前支架三角形的空隙裏也會搭上兩只蛇皮袋子。我們娘仨根本上不了車子，就這樣一路推回來，走一個半小時也不覺得累。
後來，綠皮火車停運了，我還很是懷念了一陣子。
再後來，從車站到姥家村子的路也修好了，我們長大了，買車了，再回去，姥姥家門口七八輛車，能把胡同堵了。我們帶回去的禮品一家一份也是有數的，回來的就沒數了，兩輛車，不塞滿是不會讓走的。
這次回去，我們先去了老家，接了90多歲的姥姥去城裏。路上姥姥給我講古，尤其說到1958年的時候，她跟著幾個姐妹去一個看仙兒的人那，那人最後單獨把她留下，告訴她：“我看你特別面善，是個有福氣的人。你就看著吧，將來一定是家家門口都有汽車，東西多得吃都吃不完……”姥姥說到這喘口氣，接著說：“你看現在可不就是這樣嗎？早在58年的時候我就知道啦”。我們就都笑了。
3、豆瓣網友嶼白@廣東省翁源縣石背村
過去老家只是記憶裏一片模糊的山水，是農田、石橋和枯井。近兩年，父親那一輩的幾個兄弟姐們把老屋拆掉，重新蓋起了樓房，修了院子，引來泉水，栽下一株桂花樹，幾棵紅豆杉、枇杷和羅漢松，還在屋後開辟菜地。他們商量著，以後一起回他們童年時生活的這個村莊養老。
新樓落成後，我第一次在這裏過夜。聽著窗外的蟲鳴漸漸入睡，我的鄉愁，仿佛也生了根。
如今，高速公路終於通到了縣城，路口就離這個村莊不遠，到達我們屋子的鄉間小路也修好了。我想著，以後我也在這裏養老了。
江西贛州瀲江鎮西街
4、微博網友賴鍇@江西省贛州市瀲江鎮
縣城老城區的東街西街是小時候趕集和置辦年貨的地方，搬家之後自己也很久沒有去過老街。
年前天氣正好，想去感受一下老人家在老街置辦年貨的年味，不過到了才發現已經拆得都找不著路了，東街已經拆了，只剩下了西街，也沒有人頭攢動置辦年貨的場景了，大家都在超市裏買年貨。
心裏還是有點失落，看著這些逐漸消逝的舊時光，想留存在我的影像中，留下一份念想。
花窗村的舊屋
5、微博網友otsanz@廣東梅州市大埔縣花窗村
花窗村是媽媽出生長大的地方，每年回去都會在舊屋走上幾回，門前的小溪現在依然清澈見底，一群群小魚來了又去。到裏屋感受媽媽小時候的感受，門前的字就是時間的印記。
6、楊慶先@山東禹城張村
我的老家是華北平原上的村子，近幾年，機械化種植之後，種地不怎麼費事，7天就能把麥子收完。可能因為有了更多空余時間，過年回家，發現鎮上有了電影放映隊，每個村子輪流去，放映露天電影，每個月來我們村一次，村裏人能聚在一起聊聊。
國家的很多鄉村改革試點都選在了我們那。從前村民都是自己打井抽水，2015年有了自來水。從去年開始，因為倡導環保，村裏不燒蜂窩煤了，每家每戶都去領無煙煤。
春節禁止燃放煙花爆竹，以前的年，是聲勢浩大的，鑼鼓喧天，鞭炮巨響。如今的年，安靜了許多，但在這種靜中，卻突然讓我體會到家與家人之間細微的情感，歸來的意義都在於團聚。
題圖和部分圖片來自電影《四個春天》，攝影陸慶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