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給母親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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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孤兒入內蒙”。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專門講到了這段歷史佳話。1997年8月13日的《人民日報》,曾刊發長篇通訊《三千孤兒和他們的草原母親》。今天,我們再讀這個故事,重溫這段“超越地域、血緣、民族的人間佳話”。

母親的豐碑

漢白玉的墓碑站立在茫茫的錫林郭勒草原上。

這是內蒙古草原上一方獨特的墓碑。

“母親,張鳳仙之墓”。

兒女的名字依次是:巴特爾、黃誌鋼、黨育寶、毛世勇、其木格、高娃。

這是一位什麼樣的母親,又是一群怎樣的兒女?墓碑的背後,祭文揭開了一段埋藏了30多年的歷史:

“媽媽,您是比我們生身母親還親的媽媽,我們曾叫您為阿姨,但您這位‘阿姨’在我們的心中早已演化成了媽媽。據說,我們與您沒有血緣關系,但我們血液中流淌著您的汗水。蒙古族對先人是不立碑的,但您早已是我們心目中一塊高聳的石碑……”

30多年前,當錫林郭勒草原方圓幾百裏的牧民騎著馬、趕著勒勒車到鑲黃旗哈音哈爾瓦公社福利院一一抱走了從南方接來的孤兒們的時候,還剩下這六個講得一口上海話的小可憐依偎在一起,期待著來接他們的家人。

六個孩子等來的是一位臉色紅紅的蒙古族阿姨。她拉著他們的小手,撫摸著他們瘦瘦的臉龐。他們彼此聽不懂對方講的話。可孩子們從阿姨善良而熱情的目光裏感到了母愛的溫暖。母愛,是一種不用翻譯的語言。他們拉著她的衣襟,像一窩待哺的小鳥,終於等回了媽媽。

當負責同誌問張鳳仙:“你領養哪一個?”

張鳳仙望著緊緊依偎在一起的兩個女孩和四個男孩子說:“全都要!”

“能養活得起嗎?”這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憑空添六張嘴吃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勇氣和力量。

“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餓不著孩子!”張鳳仙說的很真誠,也很堅決。

勒勒車上坐著一位蒙古族母親和六位從上海來的漢族孤兒。一個新的溫暖的家是從勒勒車開始的。長長的車轍,輾開了此後長長的日月。

30多個春秋過去了,當年還不到30歲的年輕婦女張鳳仙頭發白了,背佝僂了,草原的風在她的臉上吹開了蛛網般的皺紋。可是,六只小鳥卻長成了草原上的雄鷹。兩個從大學畢業了,兩個當了兵,兩個成了國家的職工。這是張鳳仙心中最大的安慰、最值得自豪的資本。當她在病榻前,悄悄松開兒女們的手,告別這個世界時,那一雙善良的、充滿慈愛的眼睛安然的閉闔了。

這是“草原母親”張鳳仙夫婦和她收養的6個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母親,人世上還有比這更偉大、更溫馨的詞匯嗎?

六個從小就離開父母的孩子,多想對張鳳仙喊一聲“媽媽!”

當他們看著她在刺骨的冰水裏給他們洗那一堆堆臟兮兮的衣服時,他們想喊她“媽媽”;夜裏,當他們一覺睡醒,看見她就著小油燈紉著針線,然後,一針一線給他們縫制鞋襪的時候,他們想喊她“媽媽!”

而當張鳳仙踏著齊膝深的積雪,到90裏之外去為她南方來的六個孩子背回30公斤大米的時候,泥水打濕她的衣服,疲勞使她病倒,他們多想撲上去喊她一聲“媽媽!”

張鳳仙對孩子們說:“你們是國家的人,我只是草原上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國家把你們交給了我,我再苦再累,也要把你們養大成人。就叫我阿姨吧!”

阿姨!在六個孩子的心中,就是媽媽。當他們喊“阿姨”的時候,他們知道,自己心中是在喊“媽媽”,一個比“媽媽”還要偉大,還要親熱的“媽媽”!

漢白玉的墓碑上刻寫的是“母親”!是一個藏在孩子心目中30多年的最最寶貴的詞匯!

“母親!”對著這塊豐碑喊出心聲的,不只是巴特爾兄妹六個人,和他們同時來到內蒙古的3000名上海、安徽、常州等地的孤兒,30多年來,在草原母親溫暖的懷抱,都深深感受到黨和國家以及內蒙古人民養育他們的深情厚誼。

一切為了孩子

這實在是一次了不起的艱難的遷徙!

1960年從春天到夏秋,來自上海、安徽、常州各地保育院裏的孤兒,前前後後,差不多有3000名。列車載著他們穿過江南水鄉,穿過濕熱的南方的炎夏,向北穿行在中華大地上;卻也穿行在一些忙碌於革命、忙碌於國務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的睡夢中。周恩來、烏蘭夫、康克清等一批老革命家,就仔細地關註著這些孩子的遷徙。

1960年,它曾經給如今上了點年歲的中國人留下過銘心刻骨的記憶。

三年時間,自19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一系列天災襲擊著整個中華大地。極少的糧食配額支撐著中國的城鄉與饑餓作鬥爭。盡管中央在制訂著一系列的政策,及時地調整著生產關系,營養缺乏已經不可掩飾地出現在人們的臉上。饑餓首先威脅著孩子。

上海等地的一些孤兒院不斷發出呼救:孩子營養不足!

孩子,是中華民族的未來,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是國家的掌上明珠啊!

當時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康克清同誌,被這件事攪得夜不能寐。問題的嚴重在於災難還剛剛開始,如果不及時解決,就會出現難以意料的後果。

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康克清同誌遇到了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她像遇見了救星,請他伸手救救上海和華東幾個城市的孩子,支援些奶粉。

烏蘭夫是痛快人,連聲答應:“可以!”可轉念一想,送奶粉能解決孩子多長時間的問題呢?

“這樣吧!最好把困難的孩子送到內蒙古來。”烏蘭夫對康大姐說,“你知道,牧民們都喜歡孩子,不管誰家的孩子都喜歡。把孤兒轉送給牧民收養,豈不兩全其美!”

康克清大姐也覺得這是個好辦法;不過,這麼多孩子,這麼遠的遷徙,可不是件小事。他們立即把這個想法匯報給了周總理。

嚴重的自然災害折磨著一國之相周恩來同誌的日日夜夜。為了和自己的人民共同度過災難,他和鄧穎超同誌已經大大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標準;魚肉雞蛋一類在他們的餐桌上已經是很生疏的食品了。周恩來的身體狀況也日見消瘦。他的心裏掛念著全國人民,更惦記著孩子。

康克清和烏蘭夫的匯報,使周恩來同誌十分高興。他說:“這很好嘛!內蒙古地廣人稀,特別是牧區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歡孩子,多收養些南方孤兒,幫助解決燃眉之急。”

臨了,周總理以他特有的細致,一再叮嚀:“要把工作組織好,把孩子安排好!”

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任務!

因為整個世界那時都註視著中國!朋友,在為中國擔心;而敵人則以謠言和幸災樂禍,期待著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饑餓中倒下。

朱德同誌得知這件事後,說:敵人不是在罵我們踐踏人權麼,讓他們看一看,為了孩子,為了這些孤兒,我們所做的事情,他們做得到嗎!

一個重大的決策就這樣在內蒙古自治區的上上下下變成了一次偉大的行動。

由自治區衛生廳牽頭,組織力量,安排人力、財力,布置接運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務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要在孩子到來之前做好一切準備。

烏蘭夫的指示簡潔而果斷: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

自治區衛生廳在“1960年移入兒童設備購置費明細表”中列入的品名,使人感到這是一群細心的媽媽在為即將誕生的孩子精心的籌劃:小木床、小毯子、小桌子、小椅子、便盆、澡盆、枕頭、毛巾;而4500塊尿布,不只讓人會想象到洗刷的勞累,那些尿布將會鋪墊起一些關於成長的喜劇,給困難的歲月平添一份愉悅。

一切為了孩子!

1960年,古老廣袤的內蒙古草原,因一群江南孩子的到來春色變得更加濃郁!

“國家的孩子”

草原的節日來到了。

那些沒有孩子,又十分喜歡孩子的牧民們騎著馬,趕著勒勒車,一批一批來到保育院,他們申請,要國家給他們一個孩子!

3000名從南方來的孩子,是3000只從南方飛來的大雁。

牧民們帶著早早給孩子準備的新衣、食品甚至玩具,他們要領一個自己心愛的孩子做兒女。

漢族、蒙古族、鄂溫克族、朝鮮族,3000名孩子將走進不同的民族家庭,和他們融合在一起。這是一曲民族和睦的樂曲!那些日子,各個保育院裏,充滿了歡聲笑語,往日,讓人心焦的孩子們的哭聲,此時也變成了歡樂的點綴。

錫林郭勒盟有個三姐妹,老大叫國秀梅,老二叫國秀琴,老三叫國秀霞。

當初,她們沒有姓名,阿巴嘎旗民政局的叔叔阿姨們說:他們都是國家的孩子,就姓國吧!

因為戰爭,當年從韓國漢城逃難到中國,後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芮順姬大娘,收養了這三個女兒,成了她們的媽媽。

由於從小就得了小兒麻痹,三個女兒都腿腳不便。芮大娘扶著她們走路,背著她們上學,孩子們硬是在媽媽的背上長大的!

“國家的孩子!”這是3000孤兒,在內蒙古的土地上,特殊的稱呼!

“國家的孩子”,媽媽們的心裏更多了一份責任。

親生的孩子有的,“國家的孩子”會有;親生的孩子沒有的,“國家的孩子”也會有!

這是內蒙古巴音策勒牧業社的保育員和幼兒們玩耍(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孟根其其格,從小就聽說過草原上有一批牧民收養的“國家的孩子”。在她14歲那年,爸爸臨去世之時,拿出一個寫著漢字的布條,那上邊寫著孟根其其格的漢名和籍貫,爸爸說:“你是國家的孩子。”

她不相信這個事實,一把把布條撕碎了。多麼親的爸爸、媽媽!他們從小待她像掌上明珠,怎麼會是收養的呢?她喜歡這無際的草原,喜歡騎馬牧羊,喜歡依偎在爸爸媽媽的懷抱,怎麼會不是親生的呢?

可是她記得在最困難的那些年月,草原上的牧民們,都把自己僅有的一點大米送到家裏來,蒙古族媽媽專門做大米飯給她吃,說是吃了白白凈凈的大米,女孩兒就會長得白凈!喜歡吃大米,這是自己從南方帶來的習慣麼?

被親生父母遺棄了的孩子啊,國家沒有遺棄你,社會沒有遺棄你,草原媽媽的懷抱照樣溫暖、幸福!

蘇尼特右旗都仁烏力吉蘇木的牧民哈斯巴特爾和妻子色仁杭拉夫婦當年來到旗的保育院時,看見一個大哭大鬧的女孩,誰都哄不了,色仁杭拉把孩子一抱到懷裏,女孩像見到了媽媽,立即不哭了。緣分!緣分!牧人夫婦高高興興地收養了這個女兒。起個名字,阿拉坦圖雅!

摟著女兒睡,餵著女兒吃,逗著女兒笑,夢著女兒長。孩子長到5歲時,父母突然發現她雙腿癱瘓了。這是對孩子沈重的打擊,對牧民夫婦更是雙倍的打擊!這是“國家的孩子!”不能對不起孩子,更不能對不起國家啊!

從發現孩子生病那天起,色仁杭拉家的勒勒車就沒有停止過轉動,她唱著憂傷的歌,走遍整個草原!她背著女兒見醫生就求藥,見菩薩就磕頭!她在心裏默默祈禱,神明啊,就用我的腿換回女兒的腿吧!

終於碰見一個民間醫生,用土方子給女兒治療,用羊皮被子把孩子裹起來發汗,三天之內不能動彈!

三天三夜,媽媽沒合一下眼,偎在女兒身邊,給她餵水餵飯;看她悄然入睡!

奇跡出現了,女兒能和別的小孩一樣蹦蹦跳跳上學了,後來上中學時,短跑、長跑在全旗的運動會上都得了第一。

這是媽媽給的雙腿啊!

那位收養了六位上海兒女的張鳳仙媽媽,不讓孩子叫她額吉,卻要他們記住黨的恩情,毛主席的恩情,草原的恩情。

她給孩子起名黃誌剛,要他記住自己是鑲黃旗的兒子!

她給孩子起名黨育寶,要他記住中國共產黨對他的養育!

她給孩子起名毛世勇,要他和毛主席一個姓!

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一個無私的母親!

十年動亂年代,孩子從學校回來,講有人說烏蘭夫是壞人。張鳳仙一把捂住孩子的嘴,說:“人不能沒有良心,人不能忘了恩人!孩子,沒有烏蘭夫的關心,你們就到不了草原!”

張鳳仙怕孩子在那“造反”的日子學壞,幹脆把六個孩子關在屋子裏,請一位教師到家裏來上課。

她要給國家培養明天!不只是讓他們吃飽穿暖,還要有一顆牧民善良、正直的心!

拳拳寸草心

難忘的1976年,周恩來總理終因積勞成疾臥在病榻之上。烏蘭夫同誌帶著草原人民的祝福,懷著焦灼的心情去看望他老人家。看見烏蘭夫,總理首先想到孤兒們,問起孩子們怎麼樣。

烏蘭夫用最簡短、最熱烈的語言,向總理匯報了孩子們已經紮根草原,已經茁壯成長,已經和草原人民結成了血肉情誼。

烏蘭夫曾經到每一個市、盟去看望孩子們,去調查他們的生活情況,有許多感人的故事,體現著民族團結親如一家、體現著社會主義大家庭裏新的人際關系、新的道德規範。他想細細地把這些故事講給總理聽,周總理準會高興聽!可是,烏蘭夫終於選擇了最簡潔的語言,他不忍心看著總理遭受病痛的折磨,不忍心過多地占有他的時間!

雖是簡短的匯報,總理卻滿意地點著頭,嘴角流露出笑容。

一個自始至終關心著孩子們生活的好總理啊!

內蒙古人民以草原的寬厚養育著“國家的孩子”們!

“國家的孩子”們,在和暖的春暉裏長成一片“寸草心”,從小,他們就懂得了這愛的分量,要以畢生的奉獻,回報草原母親。

收養了六個孩子的張鳳仙大娘病了,剛剛懂事的孩子就想著該用什麼辦法給母親增添些營養。老大巴特爾想到在湖水包圍著的小島上有許多水鳥,大人們總從那裏揀回鳥蛋來給病人吃,我們也去揀鳥蛋吧!老二、老三立即響應,說是好主意!

沒有船,孩子們弄來一個馬槽,劃過水面,駛向鳥島。

妹妹把哥哥們的行動報告給了母親。

張鳳仙一聽,拖著病體,跌跌撞撞,跑到湖邊,跪在湖邊呼喊著孩子們!這麼寬的湖面,水又這樣深,有個三差兩錯怎麼辦!

遠遠看見孩子出現在湖面,妹妹高娃剛要喊一聲“哥哥”,張鳳仙捂住女兒的嘴,生怕她的叫聲驚嚇了兒子們。就這樣,她揪著心,一分鐘一分鐘等著孩子的安全歸來。

巴特爾高興地把一堆鳥蛋捧到母親面前,這是他們獻上的一片兒女們的心!可得到的是一頓訓斥。母親流著淚把孩子緊緊地摟在懷裏!

37年過去了!

3000個人的37年啊!該有多少感人的故事,該寫成多麼厚的一部書!

他們之中許多人當了工程師、教師,許多人走上了領導崗位,也有的人成了地道的牧民在遼闊的草原上牧放自己的羊群。當年的“孤兒”如今已經兒女繞膝;那些為養育這些“孤兒”花過心血的老人,健在的也都安度著晚年,享受著天倫之樂。

只是,有許多人不願再提起這段歷史,他們的生命和事業,已天衣無縫地和內蒙古融為了一體。

如今已是二連浩特市糧食局幹部的巴德瑪說她最煩填寫履歷表。她在“民族”一欄裏,寫著“蒙古族”,在籍貫一欄裏寫著“上海”。喝錫林郭勒河水長大的孩子,根就在錫林郭勒草原啊!

有一位當年的上海孤兒已當上蘇尼特左旗宣傳文化部門領導。他16次婉言謝絕了記者的采訪,他說:我是牧人之子,草原是我的母親!

當同誌們知道高娃是上海籍姑娘,就建議她改個漢族名字。她生氣地說:“這是母親給起的名字,怎麼能隨便改呢?”在她的心中,不管哪個民族,都是一家人,骨肉親!

春花烏蘭是一個組合起來的名字。她說:“春花是保育院給我起的名字,烏蘭是蒙古族養父母給我起的名字。這個名字,讓我記著黨和政府對我的養育,記著我的蒙古族父母!”

春花烏蘭為了記住這海一般的恩情,幹脆給兒子取名“黨恩”!

沒有人能從敖德巴拉的身上看出她是一個上海人。這位有著一位達斡爾族丈夫的鄂溫克族婦女,是內蒙古自治區的勞動模範,不久前又獲得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敖德巴拉,是“菊花”。

善良的鄂溫克老人高力根、南吉勒瑪夫婦是用血汗一點一點澆灌他們這朵菊花的。

當年為了保住敖德巴拉一條得了骨結核的腿,老人賣掉了牛羊、馬匹,甚至自己最心愛的雕花的馬鞍,給孩子治病。

高力根有了自己親生兒女之後,並沒有覺得敖德巴拉不是親女兒。當年,當老人得到了一個寶貴的招工名額後,一定要敖德巴拉去工作。

敖德巴拉沒有辜負鄂溫克的父母,沒有辜負呼倫貝爾的土地。她騎著一匹棗紅馬,跑遍錫尼河東蘇木的3500平方公裏土地,為居住在那裏的2500多口人民服務。她負責計劃生育工作,肩負著提高全蘇木人口素質的重任。

敖德巴拉是活地圖,3500平方公裏土地上各個牧點、營盤都牢牢印在腦海裏;敖德巴拉又是活檔案,全蘇木560多戶牧民的家庭狀況她心中有一本賬;敖德巴拉能講漢語、蒙古語、鄂溫克語、達斡爾語;她成了這一片土地上人民的朋友,誰有困難都喜歡找她講。

這位三八紅旗手、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優秀共產黨員……用她獲得的一枚枚金光閃閃的獎章、一張張紅彤彤的獎狀,回報了養育她的土地和人民!成了一朵草原上淩霜傲雪的菊花!

在內蒙古采訪的日子裏,無論在車輛穿流的鬧市,還是在駿馬奔騰的草原,我都留心著37年前發生的故事,艱難地想從歷史的織錦中識別那些來自祖國南方的絲線。可當我找到一些線索後,又懷疑自己的工作是否多余。因為,歷史把這一切都融在了一起,如一幅完美的畫,一首和諧的歌;我只想把這些故事當作傳說,讓人們和未來,記著一個逝去的年代,記著我們多民族的祖國有一個多麼強健的肌體!

來源:《人民日報》1997年08月13日第11版,原標題:《三千孤兒和他們的草原母親》,記者:馬利

本期編輯:胡洪江、楊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