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保利秋拍，一件“東北區1947年安東版朱德毛澤東像10元書報版新票版張五枚”以34500元人民幣成交，而這件郵票最不尋常的地方在於，它的背面拼接復合後，竟成為一幅女明星彩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這件郵品的印制廠說起。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國郵票全集 解放區卷》一書中這樣寫道：“安東二版毛澤東、朱德像郵票，發行單位：安東郵政管理局，印制廠：安東日報社印刷廠，紙質：信箋彩色封面紙。”
書中提到的“安東日報社印刷廠”，其前身是大華書局，而大華書局的前身是德興印書館，而德興印書館的前身是源於山東的誠文信書局。
話說晚清鹹豐、同治年間，山東省招遠縣孟格莊裏，有一家姓劉的書販，半農半商性，以經營毛筆、石筆、石板、硯石和墨錠等文具用品和私塾課本為生。每逢農閑時節，便到各個學校推銷《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經典課文。之後生意越做越大，不僅向上遊產業延伸，做起了刻板印刷的生意，還在膠州、即墨、青島、煙臺開起了連鎖店，品牌名字就是“誠文堂”。
到了1915年，劉氏長房第三子劉子善開始了自己“闖關東”的生涯，他的第一站便設在安東。他在前聚寶街租賃市房三間，開設一家書局，招牌是“誠文信”。
“九·一八”事變後，誠文信書局從日本進口新式印刷機兩臺，開始印制畫片、掛圖、碑帖、地圖、美人畫片，也印制《周公解夢》、《淵海子平》、《麻衣相法》、《堪輿新編》、《玉匣記》等自帶流量的作品。可以說，誠文信書局從開始就很有品牌意識，因為他印制的任何一份出版物都印有“安東誠文信書局印制”字樣，這大概就是二維碼產生之前最好的營銷策略吧。
為了向偽滿示好，也為了生存，誠文信書局承印了許多種“滿洲國皇歷”、教科書、教育掛圖和“詔書國民訓”。尤其是在印制《三字經》時，誠文信書局在原書“廿二史，全在茲”的前面，竟恬不知恥地加入了“九一八，滿洲興；康德帝，都新京”十二個字，後面改為“廿四史，全在茲”。胡適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大概說的就是誠文信這一類角色吧。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誠文信書局的財東劉子善、經理劉祥亭、副經理童綏之、孫德改和股東孫文亮、姜玉崑等人預感到山雨欲來，便玩起了“更名換姓，轉移資產，金蟬脫殼”的把戲。他們把誠文信書局改名為徳興印書館，劉子善、劉祥亭等人退居二線，孫德政、姜玉崑二人上位經營，並於1945年再度改名曰大華書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我軍進城成立省、市民主政府，大華書局曾以租賃形式，用鉛印機為民主政府印刷《安東日報》，用膠印機印制東北銀行的本幣。1946年國民黨52軍進占丹東，接收大員李秉丹空降安東，準備沒收大華書局的一切財產，罪名是“文化漢奸罪”和“顛覆民國罪”。大華書局的二把手姜玉崑深諳這一套“潛規則”，連夜將二十個金元寶孝敬。於是李秉丹高擡貴手，由“罰沒”改為“招安”，讓大華書局為52軍印制《新聲報》。
1947年6月，安東二次解放， 大華書局為民主政府依法沒收。根據機器設備和生產能力分配給安東日報社、新華書店和東北銀行等單位。生產工人全部留用安排，經理、副經理以下職員，每人發給三個月工資的解雇金就地遺散。經理孫德政因曾鉆研醫術，就任第三區衛生所的針灸醫生，副經理姜玉崑去往天津，另搭夥友從事商業經營。曾經名噪一時的安東誠文信書局，隨著時局變幻三十年，最終回到了人民的文化事業浪潮中。
便是這這期間，安東日報社印刷廠印制的“安東”二版毛澤東像郵票，印版是利用遼東郵政管理局1946年10月印制而未及發行的毛澤東像和朱德像郵票版模；紙張是利用庫存的誠文信書局的美術明星信箋紙的背面以及灰報紙。該套郵票印就後，大部分專門作為加蓋郵票的底票使用，但也有部分郵局窗口流出了部分未經加蓋的原票，一經面世，便成為市場郵票收購的熱點。
編輯：一枚郵幣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