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器官移植手術常常被譽為“外科王國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在傳遞“生命禮物”的驚險過程中，公眾的視線往往聚焦在手術臺上的醫者身上。其實，手術臺下，還有一群低調的醫務人員在為器官移植的最終成功而披肝瀝膽、保駕護航。他們就是移植ICU的醫生護士們。
56床病人去世後，
家屬做了一個讓醫生淚流的舉動
淩晨四點，一通電話將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癥二科主任蔡常潔教授驚醒：當天計劃進行肝移植的56床病人突然出現煩躁、瞳孔不等大等危險信號，疑似出現腦水腫。
“一定要穩住他！”時隔一年，蔡常潔還記得當時緊張復雜的心情。
這位30多歲的病人是四天前被送入ICU的。當時，他處於三度肝昏迷狀態。要拯救他的生命，必須進行肝移植，但與他匹配的肝源尚未出現。
“他這麼年輕，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一定要保住他的生命。”蔡常潔和同事們想盡一切辦法穩住他的狀態，為移植手術爭取時間，終於等到合適的肝源的出現。
然而，沒想到距離移植手術開始只有四個小時，他卻再次陷入生死一線的危境。ICU裏，值班的醫務人員立即展開緊急搶救。
三個小時過去了，早上七點，蔡常潔與器官移植專家、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教授在ICU裏再次評估病人是否已出現腦疝，來決定能否進行移植手術。一旦出現腦疝，即使換肝，患者也不能蘇醒，也就不能挽救這個正當壯年的生命。”
肝移植手術最終如常進行，誌願者捐獻的肝臟在56床病人的體內重新“上崗”，為他重啟生命。
然而，意外還是在術後出現了：送入ICU的病人還是腦水腫嚴重發生了腦疝，盡管醫生護士們竭盡全力地進行搶救，雖然移植肝臟功能逐漸正常，但病人並沒有蘇醒過來，兩周後，他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腦死亡。
讓蔡常潔非常感動的是，56床病人的家屬決定把親人功能良好的腎臟捐獻出來，去救治其他的病人。
“從瀕死到重生再到死亡，巨大的變故發生在這麼短的時間裏，一般人可能接受不了，但他們對醫生一直保持著信任、支持。”蔡常潔說，無論是保命、尋肝，還是換肝乃至最後的搶救，家屬看得到醫生是如何努力在拯救生命，也用他們的大義之舉來回報善意，傳遞愛心。
他們，是“最美的綠葉”
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器官移植機構，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多年來
挽救了許多器官衰竭的患者，
不斷書寫器官移植史的“第一”記錄。
在蔡常潔教授看來，外科醫生扮演著“紅花”的關鍵角色，決定了手術的成敗，而ICU的醫生護士除了陪伴器官衰竭的移植受者度過術前等待期，為獲得器官移植的機會而爭取時間，還要攙扶病人勇闖術後排斥反應關和感染關，就如同襯托紅花的簇簇綠葉。
蔡常潔在工作中。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做最美的‘綠葉’，為病人重獲新生保駕護航。”這位從事ICU工作28年的女醫生坦言，只要病人有1％的希望，“我們ICU人就會為之付出100％的努力。”
ICU：醫院重病人最多的地方
也是生命重啟之地
“我們常說，ICU是醫院重病人最多的地方，也是生命重啟之地。”蔡常潔說。作為原中山醫科大學1986級學生，她親身見證了ICU在國內的誕生、發展、壯大。
“1992年，我們醫院外科ICU剛剛成立，那時不少外科的同行都不知道ICU是什麼，以為只有護士。”蔡常潔回憶，ICU最擅長的是器官支持，例如患者突然昏迷了，突然血壓穩不住、突然沒尿了的話，有時尋找病因需要時間，而ICU強大的生命支持系統可以留住生命，讓醫生有機會去尋找病因、使病人得到救治。
和其他命懸一線的患者相比，肝移植患者帶來的挑戰更為特別：他們往往正當壯年，移植肝臟後，他們的身體會排斥帶來生機的“新夥伴”，排斥反應、感染等隨時可能吹滅生命之燭。
“人們常說‘進了ICU，九死一生。’ICU收的都是重病號，許多病人存在多個器官功能不全，死亡率高。”蔡常潔說，正因為如此，每救回一個生命，ICU人就會特別有成就感。每當有病人不幸離世，醫生都會分析死因，“如果是因為我們觀察不仔細、沒有抓住救治的機會而導致病人死亡，是無法原諒的。”
蔡常潔說， ICU的每一場搶救都是硬仗，久經鍛煉的醫生們既是技術高手，也是心理最穩、最擅長與病人家屬溝通的人。“每當有親人進入ICU，作為家屬也是非常焦慮的，我們經常說只要病人有1％的希望，我們就會為之付出100％的努力。只有我們將自信傳遞給病人家屬，家屬才不慌，才能放心地把親人全交給我們。
廣州日報全媒體文字記者任珊珊 通訊員彭福祥 潘曼琪
廣州日報全媒體圖片記者陳憂子
來源： 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