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丁雄飛
章永樂（章靜繪）
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2011，2016）《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敗》（2017）。今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新著《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1823年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的、後來被命為“門羅主義”的一系列外交主張，經歷了怎樣的“全球化”變形，對於近現代中國和當今世界構成有怎樣的影響，《上海書評》就此專訪了章永樂。
《此疆爾界：“門羅主義”與近代空間政治》，章永樂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6月出版，406頁，58.00元
您說，“‘門羅主義’的話語演變史，就是一部美國在國際秩序層面不斷區分敵友的歷史”。可以說，“門羅主義”的力量，正在於它的彈性（flexib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和適應性（adaptability），它在不同“意義域”中滑行的能力。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此疆爾界》的訴求不（僅）是揭露出門羅主義是一套騙人的把戲，而是分析這一敘事的力量所在？您認為是什麼讓門羅主義成為一種歷久彌新的意識形態？
章永樂：是的，如果“門羅主義”只是一套可以被輕易拆穿的謊言，確實不必用一本書的篇幅來討論。“門羅主義”問世至今已將近兩個世紀，它的各種話語變體，在全球各地流傳甚廣。它的超凡的傳播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的口號——“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這個口號原來是“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的意思，是美國國內“先來”的新教徒移民用來排斥“後到”的天主教移民（類似於當下特朗普的鐵桿粉絲排斥墨西哥移民）的口號，後來變成了“門羅主義”精神的簡潔表達公式。這個口號呼應了時代的潮流，把“人”和“空間”關聯在了一起，追問群體的空間邊界和空間的群體邊界。在近代民族國家崛起之前的傳統帝國秩序中，往往有模糊的邊疆（frontier）而無精確的邊界（boundary），帝國內部可以容納不同的族群，有一些族群甚至跨境流動，在政治上保持多重政治效忠。但隨著殖民主義、工業革命、代議制政治、民族主義的興起，在不同空間層面都出現了清晰界定人群與空間之邊界的運動。比如說，近代領土型國家（territorial state）的“主權”觀念就包含了對內的支配力和對外的排斥力，它拒絕中世紀封建秩序中的那種重疊的權威，主權者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內追求壟斷性的權威。“門羅主義”話語出現得比“主權”話語晚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將“主權”話語中體現的對外排斥力運用到了“超國家”的區域層面。它後來的流行，首先是因為它正好和近代界定空間關系的潮流聯系在了一起，同時美國恰巧在這一階段強勢崛起，其外交政策話語變成了其他國家熟悉的話語，所以無論用它來和美國交流，還是用它與美國之外的各國相互溝通，都會節省交流的成本。
第五任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1758-1831）
但是，對於傳播力而言，話語形式的穩定性也是很重要的。我這本小書的英文標題叫“Shifting Boundaries”，意即“移動的邊界”，強調的就是“門羅主義”覆蓋的空間範圍的可變性和彈性，這種實質意義上的可變性和彈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門羅主義”話語能夠保持形式上的穩定性。當美國相較歐洲列強力量尚弱時，就固守“西半球”或“美洲”空間，甚至何謂“西半球”或“美洲”，在歷史上都存在靈活解釋的空間；一旦美國力量足夠大，便采取進攻、擴張的態勢，擴大自身的空間支配範圍。美國在東亞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就是這方面的典型。1900年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曾公開建議美國將適用於西半球的“門羅主義”擴用到菲律賓乃至東亞，當時美國國內還在為了“門羅主義”是否能適用於西半球之外而辯論。但不久後，美國執政精英們就確定了新的方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說，“門戶開放”和“門羅主義”相似，只不過是在中國防止歐洲列強瓜分領土。1917年威爾遜總統幹脆去掉了“西半球”的空間限制，將“門羅主義”的適用範圍擴展到全球。至於“門羅主義”應該何時適用，如何適用，也都是高度選擇性的。在十九世紀，美國執政精英曾經強調“門羅主義”是國際法原則，但一旦鞏固其在美洲的霸權之後，他們就明確表示，“門羅主義”不是法律原則，也就是說，並不是觸動了某個要件，美國政府就必須做出某種回應。即便美國將“門羅主義”寫入了一些國際條約，何謂“門羅主義”也是可以根據美國需要進行不同解釋的。古人雲：“變則通，通則久。”如果“門羅主義”在實質內容上缺乏解釋的靈活性，只能被用於極其有限的議題，那麼它很可能在一時的流行之後，被其他的外交政策話語符號所取代。而如果話語符號變化太快，就無法形成一個超級政治符號，從而獲得非凡的全球傳播力。
“門戶開放”政策
有西方學者認為，“門羅主義”聯結了兩個美國：一個是自由的帝國，一個是從歐洲勢力中全身而退的前殖民地，前者希望改造舊世界，後者力圖逃離舊世界的歷史包袱。這種帝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張力仿佛共存於美國建國伊始，您在書中討論的從“門羅主義”到威爾遜主義的歷史，是否也可以還原為這種張力？還有晚近研究發現，“門羅主義”政策之提出，在1823年的一個即刻的意圖是，庇護美國在古巴的奴隸貿易——作為該政策始作俑者的美國國務卿亞當斯，身處新英格蘭政商精英圈，而這個圈子正是古巴奴隸貿易的主要投資者。對此您怎麼看？
美國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1767-1848）
章永樂：這裏的“兩個美國”形象恐怕主要是在話語層面呈現的，它們都足夠豐滿：一是作為從一個歐洲帝國脫離出來的前殖民地，美國對歐洲列強充滿防備心理，似乎擺出了某種防衛的而非擴張的姿態；一是作為自認負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自由帝國”，美國不斷向更廣闊的空間延展自己的邊疆線。但在現實之中，自命為“新世界”代表的美國與“舊世界”的歐洲列強一起在美洲活動，時而衝突，時而合作，最終成功確立了美洲霸權。
首先，北美獨立戰爭本身就是北美殖民者擴張運動的產物。美國新保守派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危險的國家》（Dangerous Nation）中討論了美國擴張主義外交傳統的起源。在卡根看來，北美殖民者本來就具有很強的擴張主義傾向，是他們遊說倫敦的議會出兵奪取法國的北美殖民地，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弟弟威廉·柏克（William Burke）還為此警告，如果放縱北美殖民者擴張，等到他們翅膀長硬了，肯定會飛走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威廉·柏克的遠見。英法七年戰爭之後，北美殖民者獲得了更多的土地，英王為了和法國緩和關系，試圖限制北美殖民地的進一步擴張，同時希望殖民地為戰爭承擔一定的費用，這就引起了殖民者極大的不滿。在當時，北美殖民地的生活水平超過了英國本土，即便英國加了一點稅，北美殖民地的稅負也比英國本土要低得多。殖民者希望能夠獲得更大的政治自主。但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英國的“議會主權”不可能允許北美殖民地采取奉英王為共主、建立與倫敦的議會平等的議會的政治方案。英國的議會精英們擔心這種安排會凸顯出英王的地位，導致英王以海外殖民地為根據地，重新擴張自己的權力。我們如果把卡根的《危險的國家》和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帝國》（Empire）放在一起，就可以獲得這樣一幅圖景：北美殖民地獨立，從根本上並不是因為北美殖民者受到了英國多麼慘無人道的壓迫，事實上是他們的擴張受到了英國的憲制框架和重商主義政策的阻礙，但他們翅膀長硬了，最後終於飛了，至於“無代表不納稅”等等，都只是具體過程中運用的政治修辭。北美獨立戰爭從根本上是一場“富人革命”——一群比母國民眾更富裕的海外移民，借助母國宿敵法國的力量，脫離了母國。這與亞洲及非洲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擺脫西方殖民帝國的反帝反殖運動，不是一回事。
羅伯特·卡根著《危險的國家》
接下來，在“門羅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美國打出拒斥歐洲列強殖民和幹涉的旗號，在美洲的領土擴張勢如破竹。1845年，詹姆斯·波爾克（James K. Polk）總統以“昭昭天命”的名義，吞並了從廢奴的墨西哥獨立出來的蓄奴“孤星共和國”得克薩斯，理由是如果美洲大陸上有人民獨立建國，願意加入美國，歐洲列強不得幹涉，但事實上得克薩斯從墨西哥獨立，本來就是美國操縱的結果。美國吞並得克薩斯引發美墨戰爭，墨西哥戰敗，美國又通過條約從墨西哥獲得大片領土割讓，在這些領土上建立了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等州。波爾克甚至一度想吞並墨西哥的尤卡坦，理由是這樣可以防止歐洲列強占領尤卡坦並建立君主專制政體。1870年，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總統提出“門羅主義”的“格蘭特推論”，宣布“從此以後，這片大陸上的任何領土都不能被轉讓給歐洲國家”，這一宣示的背景是，美國試圖自己吞並多米尼加共和國。如果不是因為美國國會中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嫌棄多米尼加人血統不純，美國有可能在加勒比海上多一個州。美國和英國曾經聯合控制俄勒岡，最後通過條約完成分割；美國也曾經和英國簽訂《克萊頓－布爾沃條約》（Clayton–Bulwer Treaty），共同控制中美洲地區，但後來逐漸將英國勢力排擠出該地區。歐洲列強殖民或幹涉美洲，美國也是選擇性地做出回應，甚至公開站在歐洲列強的一邊——比如在英國與美洲國家阿根廷關於馬爾維納斯群島的爭議中，美國其實站在英國而非阿根廷一邊。因此，如果我們單看美國的話語，是無法把握它的實踐的復雜性的。我們恰恰需要倒過來：先看美國做了什麼，再思考它所運用的話語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
斯蒂芬·錢伯斯著《唯利是圖：古巴奴隸制、門羅主義和美國建國不為人知的故事》
你後一個問題涉及的觀點，應該來自斯蒂芬·錢伯斯（Stephen Chambers）的《唯利是圖》（No God But Gain: The Untold Story of Cuban Slavery,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這本書。其實更早以前埃裏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寫過一本《資本主義與奴隸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錢伯斯是在威廉斯的學術傳統中寫作，並把“資本主義與奴隸制”這一主題和“門羅主義”關聯在一起，他的研究對我們理解“門羅主義”有很大幫助。我大致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定位這本書的貢獻：“門羅主義”誕生的重要背景，是沙俄宣布將領海範圍南移，以及歐洲的“神聖同盟”試圖幹涉拉丁美洲革命；但如果不是因為英國提議和美國一起回應“神聖同盟”的話，美國未必會主動去做這樣一個政策宣示。美國人實際上有兩種回應的選擇：單獨回應，或與英國一起回應。《唯利是圖》告訴我們，當時英國力推廢奴，美國執政精英們要考慮如何在維系既有的以古巴為基地的奴隸貿易的前提下，處理和英國的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在美國執政精英眼裏，英國和神聖同盟一樣危險，甚至在很多方面更危險，從而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單獨發表聲明。
“門羅主義”漫畫
但其實我們還可以發現更多的原因。當時的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已經把美國的西部擴張也納入了考慮，他擔心如果和英國一起回應“神聖同盟”，美國將來擴張時可能會受制於英國，無法排除其幹涉。英國非常善於用聯合簽署的文件來牽制別人，比如在1814至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後，俄國沙皇兼任波蘭國王，後來沙皇決心修改波蘭憲法，英國就以維也納會議參與者之名出來阻止，說波蘭憲法怎麼寫是維也納會議定的，你不能單方面改變。這就讓我想起，前幾年英國以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片面解釋為依據幹預香港事務，也是類似的操作。約翰·昆西·亞當斯是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兒子，做過大英帝國臣民，知道英國是怎麼玩政治的，因此對英國抱有很深的戒心。所以，錢伯斯的《唯利是圖》部分回答了美國不與英國發表聯合聲明的原因問題，但並沒有給我們提供“門羅主義”起源的全景。
前述美國“門羅主義”的二元性，可以關聯到卡爾·施米特在二戰之初對美國在凡爾賽和會持有雙重法律標準的批判。有國內學者表示，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以及冷戰兩極都可歸為美式普遍主義的新“門羅主義”，真正符合施米特期待的爭取大空間的“政治覺醒的民族”只能在兩極的夾縫中成長。您在書中對施米特提出了一些批評，認為他用空間性壓倒了時間性，沒有充分討論資本主義發展與“門羅主義”演變為幹涉主義的關系；也有西方學者認為，施米特的理論建構割裂了政治性（the [geo]political）和社會性（the social），他的批判依然是抽象的、形式主義的。您認為對於施米特理論可以火中取栗嗎？
章永樂：我在《此疆爾界》第二章《中歐的“攔阻者”？“門羅主義”、大空間與國際法》最後有一句話：“……他終究將重心放在政治神學和法學上，而沒有對德國從十九世紀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到二戰期間的‘戰爭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做更多的論述。”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裏指出，“政治”不是與“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並行的一個單獨的領域；各領域中鬥爭到了一定烈度，產生了敵友區分，因而才上升為政治。這個論述包含了深入探討“經濟”與“社會”的“政治性”的潛在可能性。西方晚近的一些理論嘗試正是抓住了這個切入點，試圖激活施米特的理論，以批判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秩序。但施米特個人在經濟社會政策上一直是比較保守的。古典自由主義的捍衛者哈耶克很喜歡引用施米特，兩個人在反對魏瑪“行政國家”上，可以說是有很多共同語言。施米特並不尋求從根本上反思資本主義邏輯本身，他批判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普遍主義階段後在政治上的表現。但問題就在於，有什麼因素能防止資本主義從一種較早的形態發展為擴張性的帝國主義形態呢？靠“民族精神”麼？我們看到，德皇威廉二世大講“世界政策”（Weltpolitik），試圖學習大英帝國的全球帝國主義；一戰之後德國精英放棄了“世界政策”，執著於經營“中歐”區域。“民族精神”是無法解釋德國執政精英的策略和話語變化的。德國執政精英究竟是追求全球霸權還是區域霸權，實質上是基於既有的實力做出的戰略選擇，從列寧的眼光來看，其實都是“帝國主義”的表現。
卡爾·施米特（1888-1985）
施米特對“時間”與“空間”都非常敏感。我認為他是有意地拒斥了在時間-歷史維度上的一種理論發展路徑。在施米特的理論邏輯當中，像“先進性”“先鋒隊”這樣的概念是比較難出場的。《憲法學說》（Verfassungslehre）第八章對蘇俄革命與制憲的討論，說明他的理論邏輯不能容納“先進性”以及對未來和長遠利益的代表的觀念——這種觀念和他的“攔阻者”（ὁ κατέχων，源於《新約》中的《帖撒羅尼迦後書》）神學概念是矛盾的。施米特認為冷戰時期的兩大霸權都代表了偽先知“不法者”（ὁ ἄνομος）的力量，因為它們都指向了歷史的終結和全球一統的前景，但以人類為統一單位將取消基於敵對關系的政治本身，這就違反了《舊約·創世紀》中上帝的教導。他認為德國應當扮演對抗“不法者”的“攔阻者”角色。既然無法接受時間-歷史的“先進性”，施米特只能先從人數入手，討論行使“制憲權”的群體在全國人口中是多數還是少數，但這樣就無法闡述從“無產階級專政”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在邏輯。我認為，我們當然首先還是要從建立新中國的歷史行動者自己的思想論述和實踐行動，來理解新中國的立國精神。
您在書中指出，“門羅主義”的全球“翻譯”之旅，一方面與預設美國為聽眾有關，一方面和地方轉化有關，比如“門羅主義”在亞洲被簡化為“XX為XX人之XX”的口號，就與古代漢語表達“天下”歸屬的句式發生了共鳴。您說“五四”運動是對日本亞洲“門羅主義”政策的回應，並分析了中國不同的文化-政治精英對日本及其“門羅主義”話語認知轉變的過程。在您看來，近代不同群體對日本由愛到恨的變化，有什麼殊和同？
章永樂：中國在近代淪為了東西方列強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從晚清到民國，從李鴻章、伍廷芳到蔣介石，不少政治精英的基本意識是中國的領土完整依賴於列強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甲午戰爭後，日本被許多人期待扮演歐洲列強牽制者的角色。尤其是1897年以來，歐洲列強在東亞的侵略驟然加劇，德國占領青島，俄國占領旅順，英國占領威海衛，美國占領鄰近中國的菲律賓，東亞面臨著西方列強的瓜分危險。而日本則在“三國幹涉還遼”事件中利益受損，對歐洲列強有很大的怨氣，它積極遊說清政府高官改善對日關系，吸引了大量中國地方精英和官員子弟留學。那一階段，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有許多精英人物在日本活動。近衛篤麿領導的東亞同文會幾乎一統之前的“興亞”組織，跟中國的兩派人士談笑風生。近衛主張的“亞洲門羅主義”因此名噪一時。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打，中國大批知識精英為日本吶喊助威，並為日本的勝利而感到歡欣鼓舞。日本的“亞洲主義”敘事正是在這一國際形勢背景下，為中日兩國的部分精英提供過一個暫時的集體認同。
近衛篤麿（1863-1904）
這一局面為什麼會發生變化呢？主要原因是列強在華力量對比逐漸失衡。尤其在一戰期間，歐洲列強聚焦歐戰，減少了在華資源投入，日本的影響突然躥升，甚至向中國強加《二十一條》。這一下讓中國精英感受到了日本帶來的巨大壓力。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的皖系政府從日本獲取了“西原借款”，試圖用武力統一全國，這就將許多地方實力派推到了對立面。南方的護法軍政府也試圖尋求日本支持，但屢遭挫敗，最後只好在反對皖系的同時也反對日本。1919年的“五四”運動某種程度上就是國內各派聯合起來打擊皖系，在這個過程中，山東問題起了導火索的作用。皖系經過“五四”運動的削弱，最終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落敗。因此，中國精英態度發生變化，主要還是和日本在華勢力增長有關。當日本弱的時候，它講“亞洲”認同，反對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確實感召了很多中國精英，但在它強了之後，它的行為表現讓很多人意識到，它和歐洲列強沒有根本區別，甚至更危險。
竹內好編日本現代思想大系《亞細亞主義》卷（1963）
梁啟超是比較早看清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本質的。他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時候在日本讀了許多關於“帝國主義”的書籍和文章，1903年考察美國又讓他進一步深化了對美國的認識。他說美國的“門戶開放”是“滅國新法”，並意識到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帝國主義”。相比之下，不少同時代人要等到時勢大變之後才改變想法。比如說，孫中山早年在表述中對日本的“亞洲主義”多有響應，其反袁的“二次革命”與“三次革命”都尋求日本官方和民間支持，在1917年開始的護法運動中也對日本有過一些期待。但是，日本支持的是段祺瑞政權，因此孫中山只好尋求和其他力量結盟。1918年，孫中山試圖與德國、蘇俄建立一個同盟，未果。1923年，他在蘇聯的幫助下，與中共合作改組國民黨。1924年他重新解釋“大亞洲主義”，與日本基於“黃白種爭”的“大亞洲主義”決裂。他倡導的是一種基於王道/霸道之辨的“大亞洲主義”，而當時的蘇聯，在他看來恰恰是行“王道”的。這可以說是時勢推動思想的發展。
您在書中的一個註釋裏說，對“門羅主義”的關註貫穿了毛澤東的一生。您能談談遊擊戰和運動戰思想，以及“亞非拉”框架與“門羅主義”的關系嗎？
章永樂：毛主席早年喜歡讀梁啟超，文風受到梁啟超影響很大，以致引起他在湖南四師的老師袁仲謙的不滿。毛主席後來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起，袁老師認為他模仿的梁啟超“新聞體”半通不通，要求他改變文風，於是毛主席只好去鉆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體。鑒於梁氏確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談論“門羅主義”，外加一戰期間美國宣傳在中國公共輿論界帶來的“門羅主義”話語的能見度，毛主席受到這一話語影響，並不奇怪。但毛主席一開始是反對“湘人治湘”的。1916年7月18日，他在《致蕭子升信》中分析湖南政局，認為湖南都督湯薌銘（湖北蘄水人）被驅是湖南的不幸：“湯可告無罪於天下，可告無罪於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7月25日毛主席再次致信蕭子升，概括前信內容為“言湘人取們羅主義以便其私”，並明確表示湖南不斷杯葛外省籍官員，造成“傾側、構陷、鉆營之風大競”，“此種自推長官風氣，極不可開。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但到了1920年，毛主席成為“湖南自治運動”的先鋒，贊成《大公報》主筆龍兼公提出的“湖南們羅主義”，推動“省憲”的制定。不過，在短暫的“湖南門羅主義時刻”之後，毛主席很快走上了另一條救國的道路。1921年7月，他登上了嘉興南湖的紅船。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前鋒》月刊創刊號上，毛主席以“石山”為筆名撰文《省憲下之湖南》，已經是對“湖南門羅主義”進行批判了。
在國共合作啟動後，“門羅主義”在大多數情況之下變成一個負面詞匯，意思是搞封閉的小圈子，不講大局。在黨內，“門羅主義”更多被用於談論國際事務，黨內事務中基本不用這個詞，我在書裏列舉了幾個例外案例，但沒有發現更多。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憑借遊擊戰和運動戰，實施“紅色割據”，但這種“紅色割據”和軍閥的地方割據有很大差別。紅軍能夠在不同軍閥的勢力範圍之間生存壯大，依靠的正是不斷打破既有邊界，在敵人的轄區動員起民眾力量的能力。穿越邊界的遊擊戰和運動戰，本身就是對軍閥的“門羅主義”的克服。而要保持這種穿越邊界的能力，革命政黨就需要克服自己內部的利益集團化、宗派化的傾向。黨內習慣於以“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而非“門羅主義”指稱這種現象。我想這與革命隊伍的人員主體變成了農民有關，黨內、軍內交流需要使用農民能接受的語言。“門羅主義”就顯得太洋氣了，用“山頭主義”描述“占山為王”的“宗派主義”“本位主義”更加形象，更能反映根據地的生活經驗。
自從第一次國共合作以來，毛主席也主要是在“超國家”層面使用“門羅主義”這個詞。1940年，他在《目前時局與黨的政策》的報告中，對美國做出評論：“美國是門羅主義加上世界主義，‘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它是不願意放棄大西洋與太平洋上的利益的。”因為美國手伸得太長，容易得罪其他列強，所以當時的中國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他在這句話裏區分了“門羅主義”和“世界主義”，這實際上是接續了梁啟超與蔡鍔早年在《清議報》上對“門羅主義”和“帝國主義”所作的辨析。上面說過，主席在1920年講過“湖南門羅主義”，這裏的“門羅主義”是一個具有防守色彩的概念。他在這裏還是接續了這個用法，將美國主張兩洋利益的擴張性姿態稱為“世界主義”。1958年，毛主席起草了《告臺灣同胞書》（後以彭德懷名義發布），抨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一個東太平洋國家，為什麼跑到西太平洋來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第二年他在接見日本友人時，也講過類似的話：“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國家來管。”這是“中國式門羅主義”嗎？我覺得這樣的解釋不能成立。這裏的表述只是強調區域自主，強調美國不應幹涉西太平洋事務，但並沒有說誰在西太平洋起主導作用。
與這些表述密切相關的，是建立“亞非拉”這一全球性反帝聯盟的主張。1960年，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智利文化教育界人士時，提出“美國有門羅主義，而你們拉丁美洲應該有個新的拉丁美洲門羅主義，不讓人家幹涉，自己團結起來，完全組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裏重點在於，拉美國家建立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自主與其他國家展開經濟交往，擺脫美國控制。美國人講“門羅主義”，盡管在修辭上會承認別的國家的自主性，但它又有一套很神奇的操作——我可以為你的自主性代言，認為你因為種種原因不能自主，我幫助你排除外來障礙，讓你“自主”起來。這就產生了以“反幹涉”的名義進行幹涉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中國當時的“亞非拉”框架裏沒有這一邏輯，沒有“其代予言”的衝動，一直強調的是當地人民立足鄉土，自己組織起來抗擊帝國主義，自己爭取獨立地位，外部的援助是次要的。我想關鍵就是，中國革命的成功，並不是靠莫斯科“輸血”輸出來的，那麼當中國去評論其他國家的革命的時候，也會強調要根據實際情況，靠自己摸索出路。
從您已經出版的三本著作的標題看——“邦”“國”“疆”——您持續關註著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問題。《此疆爾界》雖然重點討論邊界和空間，但也試圖論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即我們黨史所說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克服了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和軍閥的“省域門羅主義”。為什麼您如此執著於國家建設的問題？
章永樂：有學術建制的原因。雖然我的問題意識是高度跨學科的，但我的學術績效考核是在法學院做的，所以傾向於先在那些有可能和法學結合得比較緊密的研究議題上發表成果，而“國家建設”既與憲法相關，也與國際法相關，比較容易出與制度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如果我是在歷史學系或政治學系的績效考核體系下，發表的優先順序也許會有所不同。
我的三本書不僅討論了“國家建設”，其實還討論了“民族建設”（nation building），尤其在第一本書裏，這個維度還比較突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包含著兩個維度：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反封建”與“反帝”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中國面臨著東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壓力，要通過“舊邦新造”來獲得獨立自主，這需要建設共同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更強有力的財政-軍事體系、更合理的權力配置和更有效的行政組織，等等，這是國家建設的內容；但同時，在一個嚴格區分“內/外”的民族國家時代，中國的內聚力也需要一種共同的民族共同體自覺。歐洲殖民者入侵之前的東亞朝貢體系空間秩序，基於親疏遠近關系，並不需要“內/外”分明的民族共同體自覺，但在中國被迫進入近代民族國家與殖民帝國體系後，如果沒有這樣的自覺，就很容易成為基於西方民族國家與殖民帝國經驗的新政治知識體系的攻擊目標。近代以來，許多歐洲人將中國視為一個內部充滿異質性、可以拆解的“帝國”。這個邏輯感染了近代日本，哪怕是主張“保全支那”的日本“亞洲主義者”，他們中的許多人試圖“保全”的，不過是不包括“滿、蒙、回、藏”的所謂“中國本部”十八省（顧頡剛在1939年駁斥過“中國本部”這一概念）。古代中國的中原王朝根據親疏遠近，同周邊藩屬形成充滿彈性的政治關系的統治秩序，在這個西方的知識體系中是很難理解的。所以中國基於既有的疆域，形成“中華民族”的自覺，這本身是對民族國家與殖民帝國時代的回應。
歐洲從封建秩序經過絕對主義時代，到最後形成民族國家和殖民帝國邏輯並行的局面，發展過程是漸進的。在那些享有列強地位的歐洲民族國家內部，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要解決階級問題、經濟社會問題，並不需要回應外國控制和壓迫的問題。這一局面對於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很深的影響。比如說，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就曾經以“民族自決權”為焦點展開辯論，列寧力主“民族自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考慮到了亞洲廣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認為支持被帝國主義列強壓迫的民族獲得獨立，是這些地方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盧森堡擔心支持“民族自決”有可能造成“節外生枝”，為無產階級的橫向聯合設置了新的障礙。盧森堡的思考有更多的歐洲歷史經驗基礎，而列寧則是將亞洲革命的視野與歐洲革命的視野結合起來，將發展的不平衡與殖民主義壓迫問題置於更重要的地位。
在列寧的支持下，國共兩黨合作啟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多重任務，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國家建設水乳交融。比如說，在延安時期，我們一方面看到從“減租減息”到土地革命的實踐，看到面對根據地稅基薄弱的基礎條件“開源節流”、推動軍事-財政機制和行政組織合理化的種種努力，另一方面又能看到推動民族平等，呼籲國內各民族團結起來共同抗戰的舉措。就社會革命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二十世紀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都不可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同日而語。而這一差異也解釋了中國後來為何能夠在冷戰格局下不隨美蘇兩霸起舞，而是自主設置自己的外交和內政議程，並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對西方“自主性開放”。也正是由於中國在二十世紀革命與建設中錘煉出來的這種自主性，中國對外開放但不陷入“依附”。當中國的華為公司面臨美國“長臂管轄”的打擊的時候，能夠避免重蹈法國阿爾斯通公司的覆轍，依靠的就是這種自主性。在今天，當我們思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仍然需要回到中國在二十世紀所打下的自主性基礎。因此“國家建設”始終是重要的議題，但我們需要將其與“民族建設”、社會革命等結合起來思考。
您上一本書的主角是康有為，盡管《此疆爾界》沒有花太多筆墨討論他，但康氏重新闡釋的的公羊學“三世說”，尤其是以某種區域霸權作為從“據亂世”到“升平世”過渡的擔當者的設想，無疑與“門羅主義”有一定相似性。您強調，“康有為的保守，其基礎在於歷史進步論前提下對於當下所處的歷史階段的判斷”。在《此疆爾界》裏，您分析李大釗時也說，後者設想的“新亞細亞主義”是“全人類走向平等聯合的一個過渡性步驟”。康有為和李大釗的“過渡”都體現了他們思考中超越國家的未來指向，對此您怎麼看？康有為一生有各種誤判，終逆勢而敗，為什麼還值得關註？
《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敗》，章永樂著，商務印書館，2017年8月出版，230頁，48.00元
章永樂：我主張區分“問題”與“答案”。歷史上一些人物擅長於提出發人深省的新問題，但他們的答案卻存在比較大的局限性，這並不妨礙我們繼續討論他們提出的問題，並推敲他們的答案。康有為在清末力主君主立憲，在辛亥革命後仍不改初衷。但他沒有從基本原理上否定共和，只是認為共和之於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超越發展階段的政治選項。在他充滿進步論色彩的“三世說”框架中，君主立憲制適合於“升平世”，將在未來的“太平世”被共和制度取代。康有為對中國具體情況所下的判斷有內外兩方面的依據：一戰前的國際體系確實是君主制主導的，歐洲基本上是君主國的天下（除了法國、瑞士等極少數例外），美洲雖然是共和國為主，但國際影響力較弱，中國在辛亥革命後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當時恰恰是國際體系中的少數派。而在君主制崩潰後，中國的政治整合又出現巨大問題，就好像系統轉換，原先的系統卸載了，新系統卻不能馬上正常運轉，於是亂象紛呈。康有為對此作了很多深刻反思，但他提出的藥方無疑有很大局限。在他看來，君主制的優勢在於可以通過一套公開承認不平等的榮典制度，凝聚起一支核心領導團隊，從而獲得比共和制更強的整合能力，而講平等的共和制就缺乏這樣的榮典體系可用。但問題還是，君主該如何產生？歐洲君主制非常講究血統的純正，沒有血統證明，要爭奪王位，就會被視為僭主。但好處在於，歐洲各國的王族相互通婚，論起來多少有點親戚關系，一個國家需要君主，可以從其他國家的王族裏找人。康有為熟悉歐洲的這個體系，認為即便嚴分滿漢，讓滿人充當君主，至少也是符合歐洲慣例的。然而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傳統恰恰沒那麼講血統，講的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像朱元璋這樣社會底層出身的人也可以當皇帝，關鍵還是看是否具備統治的能力，能否在“天下大亂”之後恢復和平和繁榮。因此，在中國語境下，最高權位的競爭者範圍是非常廣的，清朝皇帝退位了，地方軍閥裏想自己當皇帝的人多的是。民初地方實力派掌握軍權財權人事權，抵制種種中央集權舉措，不僅不利於共和制的鞏固，甚至也不利於君主制的重建。那樣一個政治結構很難形成支持君主制重建的軍事基礎。袁世凱想稱帝，北洋集團內段祺瑞、馮國璋等高級將領就沒法接受；至於支撐溥儀復辟的軍事力量，更是比袁世凱的軍事力量要弱得多了。我在《萬國競爭》中討論了康有為的更多誤判和實踐失敗。
康有為（1858-1927）
再來說說超越國家的未來指向。中國在近代被迫進入了民族國家與殖民帝國體系，並且被歸入“半文明國家”，屈居自詡“文明”的列強之下，這讓許多中國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有深深的挫敗感。於是，他們同時進行兩方面的工作：既要適應這個秩序及其邏輯，又不甘心完全被它同化。更確切地說，先適應，後超越。所以他們一方面在民族國家建設上展開論述，另一方面還會設想終結列國並立、重歸一統的遠景。就後者而言，中國的歷史經驗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換言之，通過一種時間上的處理，他們試圖在未來的某個時刻重新凸顯中國的主體性。在康有為《大同書》設想的全球一統前景中，全球“公政府”設在蔥嶺，也就是部分位於中國境內的帕米爾高原；全球通行語言文字重點參考漢語；全球被劃分為“百度”來治理，有郡縣制色彩，但實行自治。可以說，這是近代較為典型的因應時勢的知識反應。
當然我們也能看到不同的路向，比如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發表的一系列後來被匯集為《新民說》的文章裏表示，競爭為文明之母，如果競爭終止，文明就會退回到野蠻，因此我們必須將國家設想為最高的團體，因為如果有比國家更高的團體，競爭就會喪失。這個強調競爭的邏輯部分源於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文明概略論》，福澤諭吉則是受了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和基佐的《歐洲文明史》的影響。這就是十九世紀歐洲典型的文明論論述：歐洲之所以強大，因為它多元自由，在競爭的推動下，長出一個豐富的文明。梁啟超由此批判中國古代的“大一統”扼殺了競爭，使得中國文明停滯不前。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梁啟超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他發現歐洲這個提倡競爭的列國體系最後導致國家之間猛獸般的撕咬，直至爆發世界大戰，上千萬生命灰飛煙滅。於是他很快轉向貶抑競爭，講“互助”，講社會主義精神。他說中國要支持國聯，因為中國有豐富的“超國家”政治傳統，可以上溯到春秋五霸的會盟。這個姿態和康有為就比較接近了，《大同書》寫“去國界”的時候，是明確寫過春秋的會盟的。
章永樂攝於康有為在瑞典沙丘巴登購買的飯店島前，2020年。
與梁啟超相比，李大釗屬於更年輕的一代人。他在青年時代的知識結構中，比梁啟超有更多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內容，這些思想往往也設想了列國並立消亡的前景。一戰時期，美國的聯邦制和“門羅主義”提供了一種新的想象未來的制度性依托，威爾遜提出國聯設想，更是帶動不少中國論者思考世界經過區域化進程而走向統一的前景。而類似的想法早在《大同書》裏就出現了。康有為設想在“升平世”，德國統一歐洲，美國統一美洲，中國或日本統一亞洲，列強的殖民地也不必獨立，而是直接並入新的區域聯邦結構，帝國成了促進大一統的中介。李大釗在一戰期間和戰後時期非常關註大斯拉夫主義、大日耳曼主義以及日本的大亞洲主義等思潮，他和康有為都看到了帝國主義國家吸納吞並周邊國家，形成區域政治單位的傾向，康有為想利用這一趨勢，加速歷史進程，李大釗的態度則是，認同全球一統的方向，但反對武力壓迫與吞並的手段，他尤其警惕日本的大亞洲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威脅，認為亞洲各國在解放的基礎上自主聯合才是正途。他甚至將國內軍閥的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與大日耳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相比較，認為雙方具有同樣的擴張主義邏輯。而他最終認同以自下而上的民眾革命，來克服軍閥的“門羅主義”。這其實就是後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的道路。
今天天安門城樓上寫的“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不僅源於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同時也植根於近代先賢在列國時代探尋中國文明主體性的努力之中。《詩經·周頌·思文》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適應嚴分疆界的列國時代，但同時始終保持“無此疆爾界”的情懷，這是近代先賢傳遞給我們的思想位置。
《舊邦新造》是一部憲法史著作，《萬國競爭》《此疆爾界》分別對應了思想史（“政治語境之基源式研究”）和概念史（“話語全球傳播史”）的方法。鑒於這三本書涉及的歷史時期有重疊，您能談談您論述方法的連續性和差異性嗎？
《舊邦新造：1911-1917》，章永樂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293頁，45.00元
章永樂：這三本書都是跨學科的著作，但都包含著對法律問題的討論。它們都不以法院及其判決為研究對象，而是關註國家間體系（inter-state system）與國家政體的權力配置，關註立法理念和立法文本（如國際條約、憲法與憲草文本），關註政治過程中的法律辯論——這種辯論通常沒有哪個權威機構給予一錘定音的正式裁決。我會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李大釗等思想者視為某種意義上的立法者，考察他們的思想中的制度方案，以及他們思想帶來的制度後果。
如何研究政治過程中的法律辯論和法律論證呢？子曰：“必也正名乎。”在政治過程中，要“師出有名”，就需要為自己的訴求提供規範依據。法律文本、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在“正名的政治”之中，可以有幾方面的功能：一，限定討論的議程，比如1917年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其爭議的範圍就受到《臨時約法》的限定；二，提供規範性訴求的具體依據，比如黎元洪與段祺瑞在“府院之爭”中的具體訴求，就需要征引《臨時約法》中涉及權力配置的相關條文並予以解釋；三，作為正當性象征符號。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他組織的護法軍政府完全不是按照他主張維護的《臨時約法》組織的，但即便在不引用任何條文的情況之下，《臨時約法》作為一個象征性符號，仍然發揮了某種“正名”的作用。1922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直系宣布“法統重光”，宣布恢復《臨時約法》，就是為了和南方爭奪這個正統的象征性符號。至於“門羅主義”，即便在美國本土也是一個介於國際法原則和外交政策之間的理念，其解釋和再解釋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面貌，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之後，其在政治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更是異態紛呈，影響了很多憲法主張和國際法主張的提出。我喜歡研究這種沒有權威機構給予標準答案的規範性爭議，因為存在比較大的不確定性，可以呈現歷史中包含的多種可能性，同時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探索的快樂。但同時，由於這種不確定性，我不得不交叉使用不同的方法，而不可能用一把大刀從頭砍到尾。
《臨時約法》（1912）
我的第一本專著《舊邦新造》處理的是從清朝崩潰到1917年民國法統分裂的這段時期，其間有大量制度、觀念、事件、人物的更疊，不太可能只用單純一種方法。比如寫“大妥協”一章，歷史語境分析和觀念的交互程度非常高；寫1913年康有為憲草一章，文本分析又更為詳細深入；寫榮典制度一章，則更多是制度史研究，呈現很多制度的細節及其演變過程。合起來整本書是一項綜合的憲法史和政治史的研究。
第二本專著《萬國競爭》考察的是一個精英人物著述中呈現的世界圖景。我的側重點是揭示康有為對國際體系的認識，以及這種認識與他對國內憲制的思考之間的互動。這個研究是典型的思想史研究，涉及制度史的內容比較少。我強調在歷史語境之中來閱讀康有為的文本，“大國協調”既是他的文本寫作的語境，也是他文本處理的實質內容。正如丁耘教授在序言中強調的，這也是一項“基源式研究”，我並不僅僅通過考證描繪康有為思想“是什麼”，同時也試圖評估他的思想資源的當代價值。
第三本專著《此疆爾界》則有更強的概念史色彩，如果說思想史比較聚焦於精英人物和經典文本，概念史則更為“眼光向下”，矚目於報刊等大眾傳媒上呈現的輿論和知識樣態，即便涉及精英人物，討論的往往也是他們最接近公眾輿論的文本。在這本書裏，我將“門羅主義”視為一叢在具體的時空中不斷流轉的符號，它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在實踐過程中獲得具體意義，不斷經歷著解釋和重新解釋。我試圖區分出它意義模糊與流變的層面與意義相對穩定的層面，探究使這種語義分布成為可能的歷史條件。這本書也比較多地使用了“形態學”（morphology）的方法，我從我的博士論文導師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學到了這種方法：利用兩個事物形態上的相似，建立研究假設，尋找二者之間的中介環節。而我抓住的形態學線索是“XX是XX人的XX”這樣一個句式，最後挖掘出了許多本土的“門羅主義”話語表述。
您在《此疆爾界》的不同章節中，一共四次引用了英國簽署《巴黎非戰公約》時體現“英國門羅主義”的這句話：“世界上有一些區域，其福利與完整性，對於我國的和平與安全而言，構成一種特殊的和關鍵的利益。”您分析了英國門羅主義和美國原版門羅主義涉及的不同空間思維（離散和連續之別），比照您對“帶”與“路”的空間思維和門羅主義的區分（開放和封閉之別），您會如何論證以上兩個對子的前項之間的差別？
章永樂：“一帶一路”本身是一個倡議（initiative），中國在其中的角色是首倡者，而非支配者。“美洲”或“西半球”是一個有明確界限的連續空間，美國在其中扮演支配者角色，界定區域的同質性，排斥那些其認為屬於異質的力量。但“一帶一路”並不是這樣的有明確邊界的連續空間。所謂“路”“帶”“廊”“橋”都是穿越不同地緣政治空間的交通線，預設了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性，強調的是連接和溝通，而不是排他性的控制。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帶”與“路”上的一些區域強國具有源遠流長的勢力範圍主張，甚至是美國這個單極霸權也不會輕易與其正面對抗。
既然“一帶一路”的重點不在於大塊空間本身的同質性，而是聯通空間的點和線，那它和大英帝國鼎盛時期的空間思維方式可以類比嗎？大英帝國是一個全球性海洋帝國，它的“門羅主義”突出了關鍵的“點”，優先關註的是海洋上的交通樞紐：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在英國皇家海軍控制下，它們連接起了大英帝國，保證了整個帝國的軍事和貿易安全。“英國門羅主義”的話語方式是論證英國皇家海軍對這些樞紐的控制是符合人類利益的，這樣的觀念被寫入許多國際條約。從空間觀念上說，英國貌似關註的是“點”，而不是大塊的連續空間，但這並不意味著英國因此更“開放”。因為海洋與陸地不同，再強大的陸軍都不可能控制所有陸地，但是一支強大的海軍可以將全世界的大洋變成帝國的內海。在這時候說全人類的“航行自由”，實質意思就是霸主的海軍可以自由航行，保護自己的利益，不許其他國家的海軍提出挑戰。
英國的海上帝國衰落之後，美國是其唯一的後繼者，當代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樞紐，基本上都處於美國軍事基地的力量輻射之下。試問，中國能夠排他性地控制上述哪個交通樞紐呢？一個都沒有。今天中國的東方與東南方還被從橫須賀、衝繩到樟宜的一系列美軍基地包圍著。中國到現在還是一個尚未完成國土統一大業的國家，根本沒有講“英式門羅主義”的基礎條件，事實上也根本沒有這樣的意圖。
最後您能不能談談“門羅主義”與今日世界的相關性？歐美學界和媒體晚近圍繞“門羅主義”的討論，多集中於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時期，盡管二者皆屬共和黨執政，但制訂的不少外交政策幾乎背道而馳。在世界另一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今年論及阿富汗局勢時，依然用了“阿富汗屬於阿富汗人民，阿富汗的前途命運應該掌握在阿富汗人民手中”的說法。您在書中提到，孫中山曾區分霸道文化的亞洲主義和王道文化的亞洲主義，在“霸權”觀念發生巨變的二十一世紀，會有新“王道”出現嗎？
章永樂：英語世界關於小布什和特朗普時期“門羅主義”的討論，大多與拉美有關。小布什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差異非常大，前者具有“全球主義”色彩，要對外輸出美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另外一個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球主義”，對輸出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沒有多少興趣。但在對拉美的政策上，二者都把拉美當做自己的專屬勢力範圍，小布什政府支持委內瑞拉反對派發動政變囚禁總統查韋斯，將反恐戰爭燃燒到到拉美；特朗普政府更是將“門羅主義”掛在嘴邊，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扶植反對派，推動古巴的政權更疊，限制墨西哥的自由貿易權，等等。民主黨政府也一樣。回溯到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面對拉美高漲的反美情緒，又為平衡德意日在拉美的影響力，宣布采取“睦鄰政策”。但這一轉向並不是放棄幹涉拉美，而是把幹涉收縮到非武裝的手段上，並在幹涉行動中拉上更多的區域內盟友。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後，試圖弱化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色彩，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克裏更是在2013年宣稱“門羅主義”時代已經結束，但面對拉美一系列左翼政權，美國只是將明顯的顛覆手段換成了那些更隱蔽的手段，如資助非政府組織和雇用反對派、操縱社交網絡展開信息戰、雇傭軍滲透、通過“反腐敗”進行“定點清除”，等等，對古巴的經濟制裁也仍然繼續。2021年上臺的拜登政府同樣也想弱化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色彩，但是國內政治的制約使其能夠改變的政策有限，美國仍然制裁古巴，仍然支持委內瑞拉反對派，仍然限制著墨西哥的自由貿易權利。
“門羅主義”漫畫
當代英語世界對“門羅主義”的討論，很少涉及在更廣闊的空間中“門羅主義”思維的運用。美國“門羅主義”在其他區域和國家所產生的話語變體，往往只有專門研究外交和世界史的美國專家才比較清楚。《此疆爾界》試圖強調，“門羅主義”承載了美國的區域秩序和世界秩序想象，它的解釋史同美國從區域霸權成長為全球霸權的政治變遷相輔相成，它的思維方式最後被運用到了全球。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國政治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坦承，美國決策者在冷戰後不承認勢力範圍的原因是，“整個世界實質上都變成了美國的勢力範圍”。這意味著，在美國執政精英的眼裏，全世界都應該是拉丁美洲的樣子，美國利益的妨礙者都應該被排除或抑制，差別或許只在於幹涉方式——是單邊直接幹涉，還是通過某種國際秩序敘事，組織一個小圈子來集體幹涉。在這種條件下，中國講阿富汗屬於阿富汗人民，不過是重申民族國家的主權原則，拒斥“超國家”的霸權強制。這不是因為中國對阿富汗有什麼想法，而是因為這是中國一貫的原則。
“霸權”（Hegemony）是一個歧義叢生的概念。中國具有高度道德主義的色彩的王/霸對立：“王道”以德服人，“霸道”以力服人。孫中山區分“東方王道”和“西方霸道”，當然是對傳統概念做了一定的現代化處理。但假如我們引入列寧-葛蘭西這條線索，情況又更復雜。葛蘭西講的“egemonia”繼承了俄國布爾什維克對於“гегемония”這個詞的用法，它本身就是“同意”和“強制”的結合，從而打破了“德”與“力”之間的二元對立。不過，也許不該糾纏於概念的辨析。我們討論這個話題，關註的核心事實是，當下美國作為一個全球霸權，諸病纏身，應急性的短期行為越來越多，已經不像它在上升時期那樣關註如何獲取國際體系中其他國家的“同意”。它濫用美元霸權，給其他國家制造“輸入性通脹”，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它日益依靠打壓其他國家的科技創新來保持自己的技術霸權地位；它曾經致力於維持全球自由貿易秩序，但現在日益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它甚至在G7集團內部，還瞞著法國組織更小的軍事同盟圈子。雖然特朗普下臺了，但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民主黨版本的特朗普主義。
在單極霸權主導的國際體系衰變之後，會有偏重“同意”的“新王道”出現嗎？首先，在美國之外，不會有另一個單極霸權出現，世界會變得更為多極化。一些被美國壓抑的潛在區域霸權（比如在中東，是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外的區域大國），力量會進一步上升，尋求更為明確的區域勢力範圍。不過，與二十世紀上半葉不同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產業分工更為深入、產業鏈更具跨國性的時代，沒有哪個國家和區域還能建立一套封閉的經濟內循環體系。同時，人類也正在遭受一些共同威脅的挑戰，如氣候的變化、病毒的流行，在這些議題上缺乏合作，所有人的利益都可能受損。要思考國際體系的走向，我們需要關註傳統的地緣政治鬥爭，更需要將目光投向產業鏈的重組、技術標準的競爭、不同貨幣國際地位的此起彼伏、互聯網秩序的演變、碳排放標準的產業後果等議題。傳統的地緣政治空間鬥爭固然仍然存在，但是那些基於“管轄範圍”（jurisdiction）的、更為抽象的空間政治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也許很難勾勒二十一世紀的“新王道”的具體形態。但讓我重申這個基本立場吧：適應嚴分疆界的列國時代，但同時始終保持“無此疆爾界”的情懷。也許從這個思想位置出發，我們可以逐漸看清中國能夠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具體方式。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