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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I財經社 李依蔓

編︱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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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則流傳甚廣的收購傳聞讓中坤廣場重新被廣泛關註之前,63歲的中坤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黃怒波,在公眾面前銷聲匿跡已久。

就連中坤集團官網上的“中坤大事記”和“集團榮譽”的最近一次更新,也停留在了2013年12月。除了以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2017年“兩會”,他偶爾公開露面的場合大多是形形色色的讀書會、詩歌節和文學討論會。

與房地產公司董事長相比,更讓黃怒波引以為傲的身份,是登山隊總指揮和中國詩歌學會會長。他曾說過,“我最向往的事是做一個詩人,浪跡於山野”。他承認自己是土豪,但更願意將自己定義為“有情懷的詩人”。

他自費出詩集,2006年向詩歌界捐贈3000萬元,2007年設立“中坤國際詩歌獎”,資助北京大學成立詩歌中心和中國詩歌研究院,2012年組織“中國詩歌朗誦季”。許多年前,他在演講時介紹自己是詩人,下面的觀眾哄堂大笑。

“全中國的詩人知道我,是因為我的資助。一提我都說那家夥牛,也有人說,他有什麼,就是有錢,詩這麼爛,靠他的錢才有名。那也行,我就是有錢怎麼辦?”黃怒波曾高調宣稱。

但事實上,由於管理不善、盈利能力差和資金鏈壓力大,中坤集團業績近年來每況愈下,黃怒波也早已跌出了中國最富有企業家的圈子。2006年,他以42億美元的財富排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第36位;到2017年,他以67億元在胡潤富豪榜中名列第607位,與搜狐的張朝陽身家相當,2018年又以69億元財富排在胡潤全球富豪榜的第2361位。

這位起點足夠高、卻被外界公認為“不務正業”的企業家,錯過了中國房地產發展的黃金十年,似乎已無力回天。

“天天想掙錢就是沒文化”

沒有機會浪跡山野,黃怒波曾在西直門附近的中坤大廈16層用心打造了一個專屬於自己的“後花園”。

200多平方米的復式空間裏,健身房、起居室、書房和露天花園一應俱全,辦公室裏養著4只灰色的英國短毛貓和一只兔子,辦公室外的鐵籠裏關著兩只趴在矮樹上的小猴子,露天陽臺上還有3只鸚鵡。黃怒波曾興奮地告訴騰訊財經,辦公室的陳設全是他親自設計的,連“哪一根柱子為什麼這麼粗”都有門道,很多雕塑是根據他的詩歌設計而成。

但如今,整棟中坤大廈早已被各種中小型企業“瓜分”,沒有了中坤集團的蹤跡。樓下僅有的一名安保人員告訴AI財經社,該寫字樓流動性很大,他供職的的物業公司約有20多名工作人員,隸屬於中坤旗下,辦公室設在附近小區的地下一層。

AI財經社查詢企查查信息發現,中坤集團目前註冊的地址在北京市大興區龐各莊鎮,公司參保人數僅有3人,勉強達到社保開戶規定的最低標準。

和中坤大廈一樣,位於北三環大鐘寺的中坤國際廣場,也曾是中坤集團最引以為豪的重點項目之一。

2003年,開始興建這座投資50億元、建築面積43萬平方米的綜合樓時,黃怒波的目標是將其打造成為海澱區商業發展地標,還計劃在這座“城市生活時尚休閑中心”開美術館、畫廊和劇場,並吸引了王府井百貨集團hQ尚客,家樂福、國美電器等大型商家入駐。

在黃怒波的回憶中,這一項目光前期拆遷就花了兩年時間,2003年的“非典”和北京奧運會導致工程被迫停工兩年,2009年又遭遇了金融危機。就這樣,曾高調宣布2007年開始租賃的中坤廣場,足足晚了4年才面世。由於經營管理不善,中坤廣場的客流量遠遜於3至4公裏外的西直門和中關村,黃金地段似乎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2013年下半年,中坤集團宣布將大鐘寺中坤廣場變更為寫字樓,遭到1200多名小業主的集體抵制。因為中坤持有該項目的大部分產權,最後堅持了項目的變更,但中坤和小業主、商家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

去年年初,在黃怒波的堅持下,中坤廣場E座6至10樓被改為寫字樓。AI財經社2019年2月18日探訪發現,這5層寫字樓租金為每平方米每天7元,20余家中小型企業的桌椅並沒有填滿狹小的辦公空間,部分公司還在門外張貼出了轉租信息。一墻之隔的E座商業區早已空無一人,墻皮剝落,晦暗的空間裏僅有幾盞應急照明燈。

昔日人頭攢動的電玩城、迪廳和溜冰場被鐵柵欄封了起來,電梯停運,店門緊縮,樓體的玻璃外墻蒙塵已久,長期張貼在室外的明星海報也早已發黃變脆。

由於開了幾家學而思、新東方等教育機構,十幾名家長帶著孩子穿梭在中坤廣場C座裏,為冷清已久的商場帶來一絲生氣,也讓為數不多的幾間快餐廳、小便利店和飲品吧得以勉強維持。為了節約成本,這座樓裏的電梯也只開了一半。

中坤廣場一名工作人員告訴AI財經社,從去年年初開始,南粥北面、必勝客、肯德基、吉野家、金芭蕉泰國餐廳等底商在租約到期後陸續撤出,僅剩家樂福、新東方、海底撈和新華國際影城等寥寥數家。

而曾以開發西直門長河灣和大鐘寺中坤廣場“兩大名盤”而出名的黃怒波,似乎正試圖淡化自己的房地產老板身份,更多地以詩人的名義行走“江湖”。

在他看來,從在宜昌做地產,到在太原做賓館真正賺到錢,中坤集團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他用詩人的特質來決策的。“一切都是文化的,也是商業的。”他甚至認為,“天天想著掙錢就是沒文化。”

“我們這樣的人都有錢了”

“少年決定後來。”黃怒波在一次與媒體的對話中如是概括自己的一生。“打破頭”來到北京,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是他人生中第一個巨大的轉折點。

回過頭看,他曾不止一次地設想過,如果不是在1977年機緣巧合下被推薦到北京大學讀中文系,他的人生大約是另一番光景——也許在寧夏某個中學教書,也許去當兵、去打籃球,甚至可能在煤礦底下“被埋了,死了”。

那是他第一次贏得命運女神的垂青。

1956年出生於甘肅蘭州的黃怒波,是個在苦水裏泡大的孩子。3歲時父親自殺,13歲時母親在工地上煤氣中毒去世,偷雞摸狗、在街頭打架和“低賤、骯臟、螻蟻般生存”,是他很長一段時間來的人生主旋律。饑餓和憤怒是銘刻在他童年和少年時光中最深刻的痛苦,吸吮甘露般搶奪飯館剩下的骨頭嘬骨髓,在大車店裏從馬嘴裏搶豆餅吃,餓得從炕上掉到地上就爬不上去了。

當初備嘗艱辛的苦澀滋味早已淡去,但那種“做人的恥辱”,一直烙印在黃怒波心靈深處。他總做同一個夢,夢見自己圍著大山跑,轉也轉不過來,壓力巨大。

16歲那年,這個原名黃玉平的少年一個人跑到黃河邊上,決定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黃怒波。“我這一輩子,要像黃河的憤怒波濤一樣永不停息,我要和過去的生活訣別。我不是一個平靜的人,我要憤怒。”

他肯吃苦。在銀川通貴做知青時,每天挖3段溝渠,半夜爬起來套車運糞到田裏,以勞動標兵的身份在1400多名村民面前做演講。1977年,因為走後門上北大的領導子女被舉報,“大個子小黃”撿了個漏,如願以償地上了北大。

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宣部,29歲當上處長,這個出身卑微、從小夢想去天安門的西北男人後來用“夢幻”這個詞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覺得已經在天堂了”。

直到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風氣漸濃,另一扇門打開了,將無窮的可能性展示在他面前。

人心浮動,黃怒波的屁股也坐不住了。“下海”這個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腦海中,讓他坐在中南海的湖邊反復思量,“心裏七上八下”——這是一次“天上地下的命運抉擇”。吃過太多苦,他覺得自己連命都是“撿來的”,不甘心在體制內舒服安逸度過一生。

最終,他下決心走出紅墻大院,把自己拋向了未知的命運。

他一頭闖進了商海,靠多年積攢的人脈、刻在骨子裏的一腔孤勇和“狼性”,以及幾分運氣打拼,試圖讓自己“命有所值”。

1995年,黃怒波拿著手頭僅有的幾百元錢,開始印制名片、販賣玩具娃娃、倒賣茶葉,在中關村折騰復印機和辦公用品。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能賺到錢,也不知道如何養老。那段時間,他幾乎天天夜半驚夢,“焦慮得胸背疼痛,頭皮疼得揪一根頭發都如針紮”。每次騎著自行車路過中南海時,我都想沿著中南海繞一圈,再看看熟悉的大門。可每次產生這種念頭,他又暗罵自己是臨陣退縮的“笨蛋”。

1997年,黃怒波與中歐商學院同學李明合作開發了名為都市網景的樓盤,賺到了人生中第一個5000萬元。同一年,他投資七八百萬元在安徽宏村開發旅遊地產,2000年宏村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後期每年500萬遊客到訪,門票收入上億元。

窮了近30年的黃怒波有錢了。但面對這閃閃發光的第一桶金,他幾乎無法衡量這種巨大的財富對他的生命意義。

“中國經濟發展了,我們這樣的人都變成土豪,有錢了。”他說。

想做現代的徐霞客

賺了錢,黃怒波多年來的節儉習慣並沒有改變。

直到現在,這位身高1.92米、一張樸實憨厚的國字臉的土豪出差時,在機場寧願等著上飛機要水喝,也不願意花錢去買瓶水。他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聲稱,自己最好的夥食就是餃子,賬上沒有一分錢存款,還宣稱將來要“一半財產還給北大,一半財產還給社會”。

財富賦予他內心缺失已久的安全感,但“副作用”也很快顯現。

他一開始不自信,隨著企業越做越大,財富越來越多,膽量和脾氣一同膨脹,管理上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他性格暴躁、獨斷專行、手段強硬,聽不進不同的意見,對員工也非常嚴格,經常大聲責罵。也正是因此,2002年,中坤經歷了一場讓黃怒波刻骨銘心的內亂。

在黃怒波的描述中,他偶然發現公司員工私自聯合註冊了自己的公司,還把一層辦公樓的產權轉到了這家公司名下,“幾千萬元被搞亂了賬”。此事讓他“那西北孤狼的野蠻和鬥誌充斥了心靈”,酒後“單身闖豺窩,踢奸賊,踹碎了門玻璃,把所有人趕出公司大門,連夜從外地企業調人進京”。

“人在金錢面前變得比野獸更殘忍,強盜頂多拿刀槍搶個銀行,他們是從根子上要讓你家破人亡。”黃怒波不止一次地感慨。

2005年,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開始嘗試登山,並於隨後幾年登上了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極,完成了“7+2大滿貫”。一個人爬山,“該想的想幾遍,該罵的罵幾遍,無事可做時就寫寫詩”,他開始重新思考金錢的意義。

和他一起登珠峰的王石註意到,登山後的黃怒波比過去少了些憤怒,多了些從容。他覺得自己不過如此,“登山是為了活著回來,做企業是為了活下去”,而財富自由最大的收獲,是“有錢了可以自由地走,不高興我就不做了”。

早在2010年前後,黃怒波就宣布要花至少一半時間“孤獨地走”,用15年左右的時間走遍全世界,做一個“現代的徐霞客”。

類似的文人特質,滲透在他幾乎每一個重大的商業決策中。中坤集團的命運,也與他詩人式的浪漫和感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房地產生意讓黃怒波財富激增,卻也讓他愈發惶恐。他覺得這個暴利行業把人變成了“企業動物”。在北京長河灣項目賺得盆滿缽滿後,黃怒波在房價井噴的前夜,正式撤離住宅地產,轉型做旅遊地產。

“一個市場瘋狂到了讓人恐慌的階段,企業還是要小一點好。”他認為,“這個市場上總有比你更魯莽、更有錢、更不要命的,為什麼要跟他們搶那些有限的資源呢?”

就這樣,原本起點頗高的中坤集團孤獨地守著幾宗冷門生意,逐漸走了下坡路。

2012年,黃怒波計劃斥資約2億美元,在冰島購買300平方公裏土地用來修建豪華酒店和生態度假村,引起軒然大波。隨後,事情以由買改租暫告一段落。

同一年,隨著地方官員落馬,他在雲南普洱投資500億元開發度假區的計劃也沒了下文。再加上此前在新疆五地開發的超過百萬平方公裏的南疆旅遊項目僵持數年後仍未進入盈利軌道,黃怒波的資產日益縮水。

某私募機構的盡調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底,中坤長業總資產59.07億元,總負債39.37億元,資產負債率約66.6%,但其賬面貨幣資金僅0.69億元,年凈利潤0.21億元。2012年凈利潤同比下降21%,2013年繼續同比下降42%。

早在2014年,黃怒波就上了全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成了不能乘坐飛機和高鐵的“老賴”。

2010年,黃怒波名下的中坤長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向中誠信托公司貸款5億元,但合同到期後,中坤長業公司僅歸還6300萬元利息,本金卻遲遲未還。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2014年12月31日,中坤長業被判償還本金5億元和利息、罰息、復利、展期費等近250萬元,以及540.39萬元案件受理費。AI財經社查詢企查查信息得知,這筆欠款至今未還。

2019年2月14日,中坤集團被判處在10日內償還國家開發銀行截至2017年9月21日的借款本息9304.8萬元,並支付12萬元的律師費用、4.45萬元違約金和50.39萬元案件受理費。截至目前,黃怒波旗下企業的失信信息數以百計。

2018年1月18日,中坤廣場由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政府牽頭成功重組,成為全國首例由政府、產投方、資金方、產權方、各債權債務作為優勢互補的多單元主體聚合。這意味著,中坤廣場被收購只是時間問題。

“浴火重生,鳳凰才能涅槃。”黃怒波聲稱。但屢被破產傳聞困擾的中坤集團還有沒有機會重新來過,還得畫一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