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越來越多年輕人決定向南走，在那裏的城市安家。遷徙總是從一次停頓開始，以生活的某種重啟作結。在中途，人們推翻曾經的藍圖，試圖給出未來的新答案。
一盞燈滅了，一盞燈亮了
從北京遷居杭州的一天，張瑜就接收到杭州城對她散發的善意信號。
剛出蕭山機場航站樓，一位黑車司機招呼張瑜上車，問她想去哪裏。張瑜拒絕了黑車司機，叫了一輛網約車。電話來了，網約車司機讓她到二樓停車場等車。她從一層往上走，上面一層卻是三層，張瑜迷路了。只能原路返回，遇到剛才被她冷臉拒絕的黑車司機，四周人少，她只能上前求助。沒想到對方爽快友善地了教她怎麼走，沒有再提剛才的事。
第二天，張瑜的貓也到了。一只加菲貓，一只英短，都是她在北京養的寵物，離開北京當天，她先把貓送去火車站托運，隨後自己搭飛機先抵達了杭州。航空箱裝著兩只小貓在鐵路上飛馳了一天一夜，終於和它們的主人重逢。
貓放進了張瑜在杭州新找的租住處，箱子裏只剩下兩只貓一天一夜的排泄物，味道難聞又無法遮掩。張瑜提著兩只航空箱走到樓下，一個送生鮮的外賣小哥經過，她問了嘴箱子往哪丟，小哥直接把箱子放到自己的三輪車上，說會幫她處理掉——這是來自杭州的第二份善意。
傍晚，張瑜帶貓去洗澡的時候一句話從腦子冒了出來：“這是我的城市。”才是她到杭州的第二天，這種感覺，她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從來沒有過。
圖 | 張瑜鏡頭裏的杭州
三年前，她離開故鄉到北京定居。在北方的記憶裏，陌生人之間的關系冷冰冰。去餐廳吃飯，服務員總是保持著恰到好處的疏遠。去坐地鐵，一次張瑜的朋友由於掃二維碼的方位不對，無法進站，張瑜和朋友從不同方位掃了多次，電子閘機一直顯示“掃碼失敗”。無奈之下，她們轉向一旁的工作人員請求幫忙。對方已經看了她們許久，他拿過朋友的手機掃了一下，電子閘機打開了。
離開北方奔赴南方，對張瑜來說不是一件難以割舍的事，離開前只要好好和北京的朋友告別，便沒有什麼遺憾。
從2016年開始，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每年持續減少10萬人以上。到2020年，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縮減至2300萬以內。人們帶著未能落地的戶口搬離北京，更多人把目光鎖定在南方。深圳、杭州、成都、廣州、長沙等城市，成為年輕人定居常見的選擇。
北京曾寄托著張瑜的夢想。她少年時期大部分關註的意見領袖都定居在北京，張瑜向往著，到北京工作，和這些曾指引她的意見領袖生活在同一城市接受一樣的環境熏陶，可以幫助她在智識上快速成長，也能靠近一批價值觀契合的陌生人。
只是，當張瑜真的在北京實習、入職，她才發現自己忽略了現實的骨感。媒體行業早已度過了黃金時期。媒體從業者的工資和十年前相比沒有顯著增加。真正在一個城市站穩陣腳的象征是戶口，在北京，這是她難以企及的目標。張瑜開始懷疑在北京做媒體工作的意義。
對北京生活的期望漸漸熄滅，另一盞燈光則逐漸亮了起來。
在北京的第三個中秋節，張瑜到杭州旅遊，第一次感受到杭州的吸引。這個南方城市空氣濕潤，在高樓大廈的一側就是西湖，工作累了還能泛舟湖上。在杭州享受生活，也許這才是自己一直想要的。在2020年，她轉換領域，往杭州的互聯網公司投了幾份簡歷，成功入職杭州一家公司，去了南方。一個月後，她的戶口落地杭州。
女孩何灣記得2017年冬天的北京，它啟動了胡同整改計劃，一塊封條貼在了何灣所在公司休息室的外窗上。午餐歸來，何灣和同事沿著鼓樓大街臨街的幾條胡同溜達，在這條他們每日午餐都會走過的路上，他們發現往日開門待客的咖啡店、零食店、小賣部都被拆除了，往日聚集在店內外聊得火熱的大爺大媽也不見人影。他們一時迷路，不知該往哪裏拐彎。
隨著原來的小店們驟然消失，過往的生活軌跡就這樣被抹去了，事先不會對何灣他們打招呼，何灣對這個地方的確信感裂開一個口子。
何灣曾經確信北京是最好的交付青春的地方。2016年，她在上海讀完大學後不久便來了北京，入職一家文化市場咨詢公司。
在何灣打開視野的那幾年，北京一直是互聯網文化傳媒公司的聚集地，幾乎每周都會有為青年舉辦的沙龍、現場和市集。起初，何灣擠出時間參加過幾次活動。後來青年活動越來越少，她也被釘在工作時間表裏，與這座城市的關聯愈發減弱。
一度，她尋找過和這座城市的連接感。其中一種方式，就是以超乎外人的細心與耐心，去了解、觀察這座城市不被大多數人知曉的一面。
2018年五月，何灣和同事在東四十條聚餐到夜裏11點，幾個人順著胡同裏的小路一直走到內務街一帶。那幾天，《十三邀》正在播與姜文對談的一期的預告片，提到姜文長大的地方正是內務街11號。他們決定趁夜色去姜文的祖宅附近轉轉，借此了解大大的北京城裏，尚未被大多數人留意的角落。逛完已是淩晨兩點，幾個人又去便利店買了低度數瓶裝酒，沿著胡同邊走邊喝。最後，大家湊在一位同事家裏看完了那期完整對談。
把自己放進另一種生活
半年前，何灣決定要從北京移居成都，她把這稱為“行使退出權”。早在北漂第二年，她就患上間歇性濕疹。這是一種慢性病，兩年來她不斷塗藥，想要控制病情，但事與願違，反復發作。何灣找不到準確的病因，把這歸結為身體向她傳遞著某種信號，覺得也許自己應該順應這種提醒，換個城市，調整身心狀態。
於是，她做了決定，離開北京。
至於為什麼目的地是成都，直接原因是，她的男友在成都尋了份工作。如果不是成都，何灣猜，自己可能會去福州。但何灣也坦承，早在決定遷居成都前，她就被成都閑適的氣質吸引。數年前她到成都出差，撞見幾個阿姨坐在星巴克咖啡廳門口散座上打牌，這個畫面一直印在她的記憶中。在她的理解中，它提示著成都城的生活擁有“生活本身的活力”。
正式定居成都的第一天，何灣和男友到郊區租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之後，她跑到街邊吃了碗米粉。粉店的餐桌在馬路邊上，桌上放著辣子，她學著當地人那樣，加了幾大勺，入口的辣味和南方的濕潤空氣混在一起，她形容這是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從那一刻開始，何灣開始嘗試把自己放進另一種城市的生活模式中，在這段自己造出來的閑適生活裏，想慎重確定自下一份工作的方向。
這個過程沒有想象中簡單。身在閑適的成都，北京留給何灣的身體記憶難以抹去。
在成都瘋玩一周後，何灣習慣性要求自己按上班時間作息，盡管不在北京，她也要求嚴格，不能接受自己睡過頭，每當恍神便會產生負罪感。為了盡快找到未來的工作方向，她開始閱讀書籍。在北京時她是研究員，沿襲了那時的閱讀習慣，她看書的方式很趕——只看邏輯，跟著文章一步步推理，這樣能幫助她用最快速度掌握全書信息，卻無法讓她沈下心來去感受新領域的細節。
意識到“趕”的潛意識絆住了自己，何灣試著每天默念“不必趕”，來對自己進行心理暗示。她控制自己不設鬧鐘，為了讓自己的節奏慢下來，她開始控制自己專註地閱讀小說和詩歌，那是她在北京從不讀的文體，閱讀起來急不得。
何灣住的小區周邊有一片樹林和一條河。某次散步中途，她誤入附近老小區，擡頭看見工人正修剪綠樹。她拍下眼前的場景，覺得這處景色是自己在“不急”上有所進步的證明，由衷地為自己高興——近五年來，她第一次註意到實實在在的冬天景色。以後，提起“冬天”這個詞，她能想到的不再只是北京冬日裏枯黃的枝幹。
圖 | 何灣在成都拍下的冬天景色
另一個年輕人阿影，在北京攻讀古代漢語碩士研究生畢業後，2019年南下深圳成為一所公立學校的教師。
安全感，是阿影在南方尋到的新感受。阿影選擇深圳的理由是，這裏給了初出茅廬的他積累財富的機會——從2017年起，深圳的學校普遍承諾教師年薪30萬。
盡管讀研時，導師不吝嗇表達看好阿影未來讀博的可能，但阿影自己看來，他沒有堅定地想走這條路。在他的考量中，讀博除卻學術上的價值感，繼續做學術研究沒辦法給他帶來更多。相反，它意味著阿影未來幾年經濟上的拮據和學術研究帶給他的疲憊。2020年畢業季，經歷了疫情之後，阿影愈發堅定地想結束學業，找份工作。
阿影考取的教職，在深圳市福田區一所初中，學生大都是周邊城中村裏的孩子。第一學期，阿影接手一群剛升上初一的學生，他從頭開研究課本、參考書、教案，批閱作文作業時，還給學生一個一個圈錯別字、逐句修改用詞造句。對“資深學生”阿影來說，教書就這麼驟然成為了生活的新核心。
新入職的老師們常一起合計工資、福利、社保加起來夠不夠校方承諾的30萬，阿影由此得知公積金可以被提取，每個月工資連同提取出來的公積金全部攥在手裏，讓他感到安穩。
某次下班後，阿影和老師們一起學校旁的城中村裏聚餐，幾個同事帶著自己的孩子，在街頭，一桌人說說笑笑，吃重慶小面。阿影忽然冒出一個具體的想法：“這裏的生活還是不錯的。”
對小慧來說，去南方不是一個衝動的決定。在動身前往之前，她在2016年春節後去了成都考察。而決定紮根成都，則花費了兩年時間。
2016年，小慧在成都軟件園園區食堂發現員工花十幾塊能吃到正宗的四川菜，小慧享受著美食，聽見大家聊著“用戶運營”、“產品bug”等一系列跟互聯網相關的話題，氛圍與北京中關村無異，小慧一下子對成都有了信心。更吸引小慧的是，帶自己考察的朋友也在此工作，她的薪資比在北京只低了一千塊。沒過幾天，在一家星巴克裏，一位互聯網公司高管看了小慧在北京的從業簡歷，承諾年後會有崗位空出。
回到北京，小慧決定提出離職。
然而，在成都的第一年沒有想象中順利。那位公司高管承諾的崗位遲遲沒有空出，小慧不得不另謀工作。受學歷所限，小慧無法到互聯網大廠就職，抱著希望面試了幾十家互聯網公司，有次還險些被騙進傳銷組織，成都的另一面在小慧面前鋪開。
第一年，小慧就因不適應換了兩次工作。她習慣在北京暴走，但成都的地鐵裏，人們的步調不緊不慢，令她時常有種在人堆裏被卡住的感覺。排隊時她想大聲告訴所有人：多分出一條排隊隊伍吧，這樣大家馬上就能通過安檢。
但小慧熱愛成都工作之外的生活。她加入了一個“本地青年吃喝玩樂”微信群，下班之後，小慧和群友每周兩次相聚在不同的火鍋店，這樣的快樂，人均只三、四十元。吃罷火鍋，她也喜歡去看音樂現場，在音樂裏徜徉再晚也不怕，因為從整個成都離家最遠的體育中心打車回家，花費也不超過70元。
2016年11月，小慧借工作便利拿到一張趙雷演唱會的票。當時，《成都》還未成為趙雷的主打歌，演唱會上，他一首一首唱著在北京的追夢和心酸。小慧是趙雷的歌迷，對歌詞深有同感。那晚，她在趙雷的歌聲中回憶著在北京的三年、在成都的一年，沒有人註意到她一會哭、一會笑。
圖 | 趙雷2016年成都演唱會現場
2018年年底，小慧終於找到了心儀、穩定的工作。之後，她陪老板看一間位於成都市區三環的樣板房，房子四十平米左右，上下兩層，精裝修。由於產權時間短，整套房子售價80萬左右，她當晚便把房子定了下來。那是一個有象征意義的時刻，標註著又一個年輕人生出了在成都落腳生根的念頭。
為了下一代
帶著孩子上飛機前，四川人蔣珊在T2航站樓的衛生間哭了一場。
這位年輕的母親舍不得離開北京。起飛前，她發了條朋友圈告別北京，最後一句是：“要經過這裏四季的和煦溫柔、暴烈殘酷，才有資格說：我曾經屬於這個城市，我曾在這裏不顧一切地活著。”
往前數十年，蔣珊在天津讀大三，每個月都要坐高鐵到北京。她喜歡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在北京，她和在北京讀大學的朋友見面，到大學裏聽公開課，逛南鑼鼓巷，晚上住在青旅，每個周末都安排得滿滿當當。大學畢業後，蔣珊如願在北京尋了工作，也收獲了愛情。結婚——生子——離婚，蔣珊在北京就這樣生活到了2020年。這一年，為了孩子落戶，她不得不離開這座她追逐了10年的城市，到成都投奔父母。
實際上，自孩子從2016年出生，蔣珊便開始憂慮孩子要到哪裏入學。那時她就隱約感覺自己最後可能會離開北方。
蔣珊曾是資深的教育報道記者，對全國教育資源的分布諳熟於心。孩子能在北京城區讀書當然是最好的，但孩子缺一個北京戶口，只能當借讀生。她查看升學率、生源品質、入學條件等一系列指標，知曉成都的教育資源，比北京周邊的幾個大城市還優秀。加上自己的父母就在成都，蔣珊意識到，帶孩子回成都上學是理性上的最優選。只是蔣珊舍不得離開北京。2018年，蔣珊一家還在天津買了套房子，計劃讓孩子到天津讀初中。
之後，經歷了離婚，蔣珊對北京的牽掛減少了。孩子被法院判給自己時，也快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她索性帶著孩子到成都落戶，買了套學區房，期望成都給她本人新的牽掛。
2018年，北京有近30萬外來者選擇離開，阿靜和家人也其中。
當時，距離阿靜的孩子讀小學還有五年，阿靜夫婦在納稅額排名中並不靠前，全家人因此看不到在北京落戶的希望。阿靜咨詢過自己就職的商業銀行能否幫助家人落戶，得到的回復說，每年行裏的落戶名額有限，阿靜的條件很難排上隊。如果拿不到戶口，阿靜的女兒就無法在北京正式入學。
推動阿靜的另一個原因是遠在甘肅的父母。阿靜的公公曾被高血壓帶來的並發癥折磨，老兩口通知了所有子女，唯獨沒敢通知在北京打拼的阿靜夫婦，老人覺得他們兩人在北京打拼，每年能抽出時間回家探望已屬不易，不願再給他們添麻煩。後來得知這件事，阿靜和丈夫生出一種缺席的愧疚和遺憾。
一些形而上的問題冒了出來：人活一輩子，究竟想要什麼。阿靜和丈夫意識到，他們雙雙在銀行工作十年，朝九晚九，日漸麻木，周末和年假不知何時成了生活唯一的盼頭。十年下來，生活就像一個空掛的車軸，它永遠轉動著，卻沒有方向。
眼見著女兒接近入學的年級，為了女兒能夠順利入學，夫妻倆想在北京之外能夠落戶為孩子辦公立學校入學的城市。當時阿靜的公婆每個月都到成都看病，為了照顧老人方便，他們決定去成都落腳。
2020年3月份，阿靜在網上看了幾套成都的出租房，趁周末飛過去，挑了一套周邊環境最好的，租了下來。一家人中，第二個飛去成都的是阿靜的父親，他負責去做房子的裝修。10月份，阿靜花兩周時間打包全部家當，辦理物流托運，抵達成都。
阿靜的父母也搬到了成都。每天早上八點半，他們送孩子去幼兒園，回家後，阿靜開始練習英語，以便自己能監督孩子學習英語發音。到了中午，阿靜和父母一起吃飯，偶爾拌嘴，等時間走到五點半，就去學校接孩子，送去課外班。一到節假日，夫妻倆便開車到甘肅文縣去看望丈夫的父母，走高速，4個多小時就到。每次去甘肅，阿靜夫婦都旁敲側擊地試圖說服老人到成都一起定居。
阿靜夫婦的生活，開始圍繞家庭的未來轉動。
唯一未能滿足的是鄉愁。阿靜懷念東北老家的麥子和山，最重要的是冬天有雪。她計劃著，等孩子長大、自己老了，還要回到東北老家去。
放棄的、選擇的
奔向南方，對一些人來說，是一次追求理想而穩定生活的嘗試。
在2020年，有100萬人首次抵達杭州定居；從1月到10月，30.9萬名本科畢業人才落戶杭州。他們未滿35歲，構成了這座城市的活力來源。在深圳，2020年則意味著吸引新增戶籍50萬人的指標。對年輕人來說，落戶於此即可憑借全日制學歷拿到生活補貼。時代紅利讓從北方來的人燃起希望。
站在人生的新階段，孟瑪發現北京對自己的吸引力逐漸貼近於0。
2020年夏天，孟瑪在北京的房子臨近續租日期，恰逢公司改組，如果留在北京，孟瑪將開始一段新的上班族生活。臨近三十歲，她發現身邊同齡朋友開始有自己的小家庭、小圈子。曾經，二十歲出頭的她們相互依靠，隨後，大家陸續步入新的人生階段，只有她為了記者的自由獨自打拼。她並非不需要連接，她的男友和親戚都住在深圳，剩下的只有同住在北京的朋友。其他的好友，大家時常在微信群裏聯系，卻因為忙碌和交通不便極少見面。
在北京，被困孤島的感覺壓過了所有。
就這樣，2020年，在離開深圳到北京工作了兩年後，孟瑪還是折返回了深圳。在租住處，小區旁邊一片閑置的工地上，她和鄰居在那裏開墾了自己的小菜地。這塊地有6平方米，孟瑪學著鄰居的樣子施肥撒種。她在淘寶上下單各類種子，吃了幾個月自家種的茄子、辣椒、玉米，直到施工方重新圈起地盤。植物的生長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孟瑪甚至種下向日葵，把花盤背面的籽摳出來曬幹，自制瓜子。離職後的頭三個月就這樣被治愈。
回深圳修整半年後，一份媒體團隊領導的工作找上了孟瑪，她從獨自伏案寫稿的生活中走了出來。
深圳的交通較北京更為通暢，孟瑪曾經用二十分鐘走了十幾公裏，從福田區到達南山區與朋友相聚。在坐車途中，她突然意識到以前在北京的馬路上浪費了太多時間和精力。孟瑪開始留心著生活中的投入產出比，相比於在北京不計成本的生活方式，她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應該投入到最重要的地方。為此，她給自己定下新的人生目標，用三年時間攢下三十萬，用於房子的首付。
對於自己願意舍棄什麼，熊蕾找到第一份工作時就開始思考了。
2016年，在杭州工作兩個月後，熊蕾第一次夢見在北京讀書的日子。即將拿到碩士學位證書時，她接到北京一家知名公司的入職邀請。在校招微信群裏，人事為了讓大家盡早把三方協議合同寄送到公司，承諾所有新人：約前一百名成功寄送三方的人，都能在北京落戶。
熊蕾的順豐速運從早晨八點半開始寄送，而落戶的真實條件在十天後被宣布。當時，人事在微信群裏發了一條消息，告訴所有新人：只有專業為工學、計算機等理工科的學生能夠落戶，學文科的人則沒什麼可能。那一刻，為了留在北京而做的所有嘗試都被這句話抹殺，她感受到強烈的荒誕。“留在北京”失去魅力，她索性向人事提出申請，要求公司把三方協議寄回學校。兩個月後，就在杭州謀得了一份在互聯網大廠的工作。
2016年，杭州的房價已經開漲，均價尚未超過每平米3萬，熊蕾和男朋友在主城區買下一間90平米的新房。和在此安家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用來支撐房貸的是一份996作息的工作。入職第一個月，熊蕾每晚加班到十二點，每周休息一天。由於不適應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和辦公室政治，她每天必須在下班回家後哭上一場，情緒穩定後，重新拾起對明天的信心。
在杭州，新房往往在成交後兩至三年正式交付到業主手中，這是經濟加速運轉的方式之一。與這座城市一同加速的還有人。等待房子的三年裏，熊蕾的薪水漲了25%，為此她多次加班到淩晨兩點直至身體不適。不上班時，新房周邊的鄰居常拉著熊蕾聊教育，大家把目光投向即將出生的孩子，一種新的焦慮已經越過當下，直達五年後。
同時，熊蕾的另一只耳朵也聽到互聯網大廠業內流傳的“35歲失業”說法。彼時，她和男友即將滿30歲，結婚生子自然地進入日程，如果紮根杭州，他們必須考慮兩個問題：一邊是巨額花銷，一邊是失業危機。熊蕾算了一筆最悲觀的賬：五年以後，如果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承擔房貸和育兒，或是幹脆遭遇裁員，生活一定會陷入麻煩。
夏天時，他們去了兩次成都拜訪朋友，尋找杭州以外的可能性。結果，他們發現所有朋友都活得比自己松弛。熊蕾突然意識到，自己骨子裏更像個成都人，從沒有暴富的野心，只想活在當下。
圖 | 熊蕾在杭州休閑時拍攝的西湖
2019年年中，受益於成都市推出的“蓉漂計劃”，熊蕾和男友憑借畢業證便在成都即刻落戶。他們在天府公園旁邊訂下一套房子，腦海中冒出一個念頭：要在新房子裏養一條狗，有空就牽著狗去公園裏遛彎。
按照計劃，熊蕾和男友2023年就能查收成都的新房。
遷居那天如何度過，熊蕾的男友構思許久。目前的方案是，他想向老板辭職，告訴對方：“我再也不打工了！”隨後，打車到航站樓就寢，等待登上去成都的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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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石潤喬
編輯 | 溫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