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錢莊的最後時光》張徐樂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49年5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戰上海”，在戰事進入市區前，上海市錢業同業會發出通知，自5月24日起所有錢莊停業3天。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錢莊相繼復業。
解放軍進城的那個夜晚，錢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號稱“上海錢業第一人”的秦潤卿親眼目睹這支勝利之師睡在馬路上，他活了70多歲從未見過這般景象，他把這寫在了日記裏。第二天他來到手下的福源錢莊，吩咐廚房燒了開水送到南京路供戰士飲用。這就是上海錢莊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印象”。
戰場上的硝煙還未散去，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又要打響，共產黨人將如何治理大上海，如何打贏經濟和金融之戰？有二百年歷史的上海錢莊，在這場歷史大潮中何去何從？《上海錢莊的最後時光》從檔案和賬簿中鉤沈史料、填補空白，用紮實的細節記錄了上海灘1949年碩果僅存的80家錢莊的故事，並選出3個有代表性的錢莊，專章講述了他們的特點和命運。
隱匿官僚資本 敦裕錢莊停業
國民黨在上海留下一個爛攤子。由於惡性通貨膨脹等原因，按照1949年5月23日的黃金市價，上海80家錢莊平均每家明賬上的合法資本金僅合黃金1.6兩，至於存款額，當天80家錢莊全部存款僅折合黃金287.15兩。
1949年以前的上海錢莊。
面對如此荏弱的民族資本，共產黨采取了支持合法、打擊非法、整頓和改造並舉的作法。上海市軍管會金融處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權對金融業實行接管和監管，1949年5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同時成立，要求所有的私營行莊公司都須重新向人民政府註冊登記，以獲得新政府認可的營業資格。
不過，錢莊申請註冊登記之前，首先要接受初審，即審查是否隱匿有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指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國家資本以及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大官僚相關的一切資產，是掠奪人民所得的，必須歸還人民。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即“約法八章”，其中第三章明確規定：“沒收官僚資本。凡屬於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來水和農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5月30日，上海80家錢莊統一接到由上海市錢業公會轉發的軍管會金融處銀錢字第一號訓令，要求限兩日之內呈報各自的股東戶名、董監事姓名及高級職員名冊，截至5月29日所有存款戶名及余額、放款戶名及抵押品種類和數量、代收款項戶名及余額、應解匯款及匯出匯款戶名及余額、倉庫存貨種類數量及貨主戶名、保管箱租戶、保管委托人戶名及其寄存物品種類和數量、委托經租之房地產業主姓名及房地產所在地等詳細內容；並特別規定應細分為三種類別呈報：甲、屬於偽黨政軍特務機關、“四大家族”及其以各種化名出現者；乙、屬於偽黨政軍特務機關重要人物者、與甲項有關但一時不能判明確屬於甲項以及其他可疑者；丙、不屬於上列兩項者。
各家錢莊還必須向金融處具結，保證不假報、少報、漏報以及故意將甲乙兩項財產列入丙項以企圖蒙蔽，否則一旦發現有“致使官僚資本逃避者，按情節輕重，依法論處，並負賠償責任”。
偏偏有一家敦裕錢莊要“頂風上”，隱匿官僚資本，在具結書上作假保證，把源於官僚資本的“暗賬”變賣充實資本金，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洗錢。
敦裕錢莊設立於1941年。1946年6月底上海金融業發生風潮，敦裕錢莊於7月5日缺單達2億元法幣，情勢極為險惡，管理層當晚緊急向“四大家族”中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求助，孔令侃拿出金條100根使其渡過難關。事後改選董事會，孔氏父子的代理人進入，官僚資本占到總資本的74.02%。這事當時就在上海灘傳開，孔令侃還在報紙上發文，稱那100根金條是自己的錢，與他的父親、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無關。
上海解放之際，軍管會金融處已接到敦裕錢莊藏匿有官僚資本的密報，當即派員對其實施監督，並多次與管理層談話，但對方始終拒絕坦白。1949年11月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涉嫌隱匿“官僚資本”罪，將管理層顧氏兄弟收押。
經兩月余的偵訊調查，並經敦裕錢莊員工協助，獲得人證、物證的情況下，1950年1月13日上海市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宣布判決：管理層顧氏兄弟不服教育，抗拒坦白，若不嚴加懲處，“不足以改造成為新人和教育社會”，又鑒於其犯罪性質，“系為隱匿官僚資本，不同於普通刑事”，因而對二人各處徒刑三年，並分別科罰金人民幣6億元與4億元（舊幣，1萬元相當於後來1元，下同——讀+註）；其隱匿戰犯孔祥熙、孔令侃之財產全部沒收。
由於官僚資本占比74.02%，敦裕錢莊至此已無法運營，只得停業，成為80家錢莊中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因為刑事案件而停業的錢莊。政府和同業做了大量善後工作，合情合理地解決了敦裕錢莊的債權債務、資產清理、員工遣散等問題。此事給上海金融界很大震撼，他們意識到，只有遵守相關法律法規，改變過去的經營方式，扶助工商經濟的發展，才是正確的選擇。
作風過於激進 安裕錢莊倒閉
實事求是地說，共產黨接管上海之初采取的政策，有利於合法錢莊經營；而合法錢莊在收兌金圓券、幫助人民幣占領市場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軍管會命令，會同上海市警衛旅及相關部門，迅速包圍了金銀投機者的大本營上海證券大樓，逮捕為首的20多個投機操縱者以及100多個主要投機分子，抄沒黃金3642兩、銀元39747枚、美鈔62769元、港幣1304元、人民幣15459371元，以及其他各種囤積商品，共折合人民幣35530700元，取得了被稱為“銀元之戰”的勝利，金銀投機活動自此匿跡。
與此同時，人民政府也頒布了一系列管理金銀外匯的政策法令，金銀、外幣相繼退出市場，人民幣逐步成為唯一合法的貨幣，貨幣領域的混亂局面得以遏制，上海的物價也獲得暫時穩定。
經過“銀元之戰”，投機活動被壓制下去了，但並沒有滅絕。上海解放後7個多月時間，接連爆發四次物價漲風，其間地下錢莊極為活躍，提高利息、哄擡物價，嚴重地破壞了市場安定。11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會同公安部門對全市進行一次突擊抽查，共破獲26家地下錢莊，拘捕違法分子111人，抄出支票328張及現金、黃金、銀元和美鈔等。經過這次嚴厲打擊，地下錢莊幾乎滅跡，市面遊資轉向正規銀錢業，私營的銀行錢莊存款一星期內增加45.3%。
當時通貨膨脹嚴重，這位銀行女職員拿著一大捆鈔票，購買力卻很低。
在徹底消滅地下錢莊的同時，政府也順勢對銀錢業中的投機違法行為進行清理。當時，各銀行、錢莊設立暗賬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因此政府出臺規定，1949年8月31日以前的暗賬，一經報明，可以既往不咎，並可以用相應的辦法轉入正賬。此舉既可以幫助私營行莊充實資本金，又可借機徹底消滅“暗賬”這種非法營業行為。
在清理過程中，又有一批錢莊被發現了嚴重的違法行為，包括投機、繼續設立暗賬、增資不達標等，其結果或停業或倒閉。對於經過了這些考驗的合法錢莊，政府把他們組織起來，組成“聯合放款銀團”，支持工商業生產，雖然利息較低，但是風險和成本也降低了。
安裕錢莊是由近代著名的商業家族鎮海方家創辦的一家古老錢莊，經歷了晚清、民國時期多次政局變動和金融風潮的洗禮，有著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和應對風險的能力，實力雄厚，可稱為上海錢莊的典型代表。上海解放後，安裕錢莊通過了人民政府的重新登記審查，積極參與了政府主導的兩次聯合放款，所占額度均為第一名。後來政府發行公債，安裕錢莊認購額度又是第一名。
新形勢下，安裕的經營作風變得大膽激進，其存放比高達93%，也就是每吸收100元存款，就放出去93元貸款。而在貸款去向中，83%又是工業貸款。在經濟形勢平穩時，這樣問題不大；但是遇到風浪，就會很危險。
1950年2月6日，國民黨空軍對上海進行大轟炸，導致全市發電能力從25萬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上海市區工廠幾乎全部停工停產。空襲後果十分嚴重，兩次“聯合放款銀團”放出去的貸款，不少成為呆賬。在這種背景下，安裕仍然勉力求生，也得到政府的某些扶持，成為繼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等銀行之後，第一家辦理人民幣定活兩便存款業務的錢莊，1950年4月份的營業結算還稍有盈余，但已無法挽回頹勢，在眾多其他中小行莊停業倒閉風潮中，1950年5月5日，安裕錢莊終因不能及時補足交換缺額而被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勒令停業。
融入歷史潮流 “福源”公私合營
本文開頭，提到了“上海錢業第一人”秦潤卿和他管理的福源錢莊。
“福源”為蘇州程氏家族產業，1919年創辦，在20世紀30年代，是上海灘最著名的大型錢莊之一。福源錢莊高級職員全部是在該莊服務了20年甚至40年以上的老人，與福源錢莊患難與共，熟悉莊務，有著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秦潤卿還曾聘請國文和英文教師，對職員進行培養和教導。
上海解放後，“福源”積極支持人民政府，不止於給解放軍送開水；而在共產黨的經濟社會治理中，“福源”也嘗到甜頭，1949年下半年的盈利是上半年的854倍。上海解放前後如此懸殊的業績，讓福源錢莊的股東和職員們大為感慨，並從中受到鼓舞。
和“安裕”一樣，“福源”也通過了重新登記、註資、清理投機行為等考驗，同樣參與了兩次“聯合放款銀團”，也認購了不少政府公債，參與募集勞軍款等等。但是“福源”的作風穩健一些，存放比為82%。
在“二·六大轟炸”以後，“福源”也面臨很大困難，不過仍能保持盈余，可見其在經營上確實有一套。
為了加強信用，改善經營狀況，1950年7月1日，福源錢莊等12家銀行錢莊共同組成上海市金融業第一聯營集團，開始了集體的和有計劃的經營方式。此後十幾個月裏，物價平穩，投機隱匿，整體的經濟環境比較好，金融秩序穩定,福源錢莊收益較好。不過，這一時期國家銀行逐漸壯大，公私合營銀行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扶助下業務推進迅速，與私營金融機構的業務競爭中優勢明顯。
1951年9月，在第一聯營集團的基礎上組建了上海市金融業第一聯營總管理處聯合董事會，由福源錢莊總經理秦潤卿出任董事長，官員進入聯營總管理處指導工作，各單位所有的業務、財務、人事調任等全部統一安排，向公私合營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經歷了三反五反運動，1952年5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出“對全國金融業進行全面改造，淘汰錢莊”的指示，金融業全行業大合並勢在必行。隨後，福源錢莊所在的金融業第一聯營總管理處向聯合董事會提出公私合營的申請。福源錢莊在時代潮流下，響應政府號召，於1952年12月3日將業務、財務和人事權移歸公私合營銀行上海分行，存續30年的福源錢莊名號被取消。此後，股東在公私合營銀行的安排下，辦理登記，按比例重新認領新股，並將得到5%的定息。
據《上海錢莊的最後時光》統計，像“福源”這樣走入公私合營的錢莊，共有24家。
錢莊是中國本土金融機構，脫胎於封建土壤，與民族工商業共進退，面對國際資本和軍閥強權，錢莊只能苦苦支撐，縱有一腔抱負，也不免茍且偷生。當歷史走過1949，錢莊註定要經歷“汰弱留強、去蕪存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才是理性的選擇，唯其如此，其精華部分的血脈將得以保全，在當代中國金融史上留下一筆。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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