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實習生 王晴 吳谞 陳雨璐 任彎灣
【編者按】
今天，是袁隆平91歲的生日。
1930年9月7日，他出生於抗戰前夕的北京，童年跟隨父母輾轉天津、江西、湖北、重慶等地，在國家的動蕩中長大成年。
他深刻記得那些荒年裏的餓殍，倒在學校門前。多年後，袁隆平向年輕人回憶起這一幕，說不讓人餓肚子是學農的人的責任。
這是他畢生追趕的目標，他有溫飽年代的憂患，暮年時間不足的緊迫。
2021年5月22日，他走完這一生。今天，我們刊發報道，紀念這位在稻田裏尋路，奮力奔跑的科學家。
袁隆平喜歡到試驗田去。
他站在海南田間的路上，手背在身後，與學生們談：灌溉怎麼樣？肥料施到哪個階段，施得少，施得多？
鄉間刮著獵獵的風。這塊田他已經耕種50年，四周群山環抱，周邊的土路近十年才澆成水泥，而他慢慢地變老了。田裏種的新品種,全是他當年試種品種的“兒孫”，一代一代地結穗。
2004年4月12日，袁隆平在三亞研究水稻。人民視覺 IC
與學生們聊夠，他會回到自己的房間，有他的按摩椅、一只撿來的流浪貓，和一張世界地圖——他可以準確地背出圖中哪些地區種植水稻、面積如何、光照如何、雨水如何。這時候，如果有客人來拜訪他，他一定會陪對方到田裏去，再看一次。
年復一年，他願意在田裏做瑣碎工作。可是，他也會忍不住地想，未來的人也許不食用稻米——
“陽光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他對來訪的記者說，“水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未來的機器也許可以模擬光合作用，生產出無窮無盡的葡萄糖，造出各種食物，讓世上再無饑餓，讓人擺脫土地，萬物自由生長。
這條通向“未來”的路狀如“科幻”，無比渺茫，但是，他樂於想象。
農場裏的年輕人
1970年冬天，羅孝和在湖南農學院教研室裏第一次見到來拜訪老專家的袁隆平。
那時袁隆平40歲，很瘦，很有名，但不是什麼好名聲——因為一個關於水稻的“狂想”。這想法讓他在遙遠的北京得到認可，在“文革”動亂中保護了他，上級要求各地農業研究機構都配合他，為此，各地做了上萬次試驗——密密麻麻的水稻方陣，在科研單位的後院裏，靜默而緩慢地生長，等待抽穗的那一天，像士兵一樣抽出武器。
早稻抽穗的時間是6月，晚稻在9月。全失敗了，抽穗的水稻開出鮮黃色的一團團穎花。都是平庸而無價值的普通水稻。田裏的那股“殺氣”幾乎瞬間升起，又散去。
袁隆平想培養的是，一種不開花的水稻，用於大規模地人工雜交。
他自己下田，一株一株地翻找。那種感覺很是苦悶，他後來在自述中說，最初：“早上吃了早飯就去下田，帶個水壺，兩個饅頭；中午不回來，一直到下午4點才回來。上面太陽曬，很熱；下面踩在冷水裏，很涼。……”他因此患上了腸胃病。
2021年5月底，三亞南紅農場。文中除特別標註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葛明寧圖
“日復一日，沒有收獲。”但他又總是樂觀地期待明天，“ 盡管幾率為三萬分之一、五萬分之一，但它還是會有的”。
試驗做到第三年，還是沒有進展。很多地區下馬了他的項目，有人管他叫“科技騙子”。
那時，他在《科學通訊》發過英文論文；中央科委、中科院都支持他，為了他給各處發函；同時，他只是個沒留過洋的中專教師，身邊的助手，是中專學校在當地收的兩個 “小年輕”的學生。
袁隆平乘著火車四處求教，想調整自己的試驗思路。老專家們善意地提醒他，水稻之間雜交的成功率非常低。
而袁隆平重復了那個基礎理論：雜種間的優勢。親緣關系越遠，雜交優勢越明顯，不單農作物如此，生物界能看到的例子還有，驢子和馬、旱鴨與水鴨……
那麼，又怎麼實現呢？羅孝和回憶，1970年的袁隆平，也不完全知道，他總是先眺望到很遠的遠景，再開始找路。
和袁隆平的見面後，羅孝和決定下海南。他向農學院辦公室打了招呼，買了一張火車票，晃晃悠悠一個星期才到。
羅孝和出生於1937年，高考“前幾名考進農學院”，後來被送去北京農業大學讀育種，再回湖南教本科生。
他說自己口笨，畫圖手藝也差，被學校調去維護儀器，有時帶學生下田栽培小麥，袁隆平來的時候，他正感到非常無聊。
在三亞南紅農場，遠道而來的羅孝和讓袁隆平很興奮，“終於來一個有點經驗的人了”。
那時，農場周圍都是水溝，溝裏有老鼠，會躥出來吃稻子。他們就在田埂上鋪幾層草，睡在上面。後來，向當地的黎族人借了幾間空的茅草屋，砍一些雜樹搭了床架，掛上蚊帳，算是有了遮風避雨的住處。
2021年5月底，南紅農場的宿舍。
條件艱苦，但袁隆平他們會找到樂子。據袁隆平團隊的另一成員黎垣慶回憶，海南基地陸續調來安江農校、湖南農科院、湖南農學院和湖南師範學院的人。
這些人自己上山砍柴、生火做飯。閑來一起下棋，在附近的河裏遊泳。袁隆平與羅孝和下棋，不肯服輸，“有時候悔棋……”羅孝和笑著說，那也不讓他悔。
一度，他們被安排睡在農場附近的大廳裏，就在層層疊疊的蚊帳和睡覺的人中間，袁隆平和同事打著手電筒下棋到深夜。
在黎垣慶的回憶裏，袁隆平總是那麼愛玩兒。後來在湖南，到了傍晚，老是聽見他在樓下喊：“打麻將啊！打麻將啊！”——是不賭錢的麻將，但輸了要鉆桌子。袁老不時地出現在他們腳邊。
而在海南，過年喝酒，羅孝和總是老老實實地喝，醉倒在桌下。
他們都在等試驗田裏的水稻長出來，發芽、長高，直到抽穗那天，田裏都是綠色。不要再開花了。
沒什麼人聽過袁隆平表達他的憂慮，他好像永遠高高興興，逗人玩，給所有人起綽號。他只在一些別的事上顯露脾氣。比如，他做飯，黎垣慶生火，爐裏冒出的黑煙熏了他一臉。他從此開了黎垣慶幾十年的玩笑：“‘黎老總’不會生火呀！”
海南的冬天是其他地區的春秋季，冬天快要結束了，搞農業的人總數算著時日，抽穗這一天又快來了。
那株“野敗”
還是不成。
1971年春天，羅孝和在袁隆平的試驗田裏看到狼藉的場景——田裏一片星星點點的黃色，嘲諷一般，仿佛戰敗潰逃的殘兵。
50年後，他向記者解釋，這些不育的水稻都是受細胞核內的基因控制，持久不了，雜交一代就性狀分離；當時就有人指出了這一點，他們知道，也認同。
事後來看，試驗結果“要等到第三代雜交水稻才有用”。
這塊巨大的山石看上去一點也挪不動，但是，他們還打算整頓部隊，再試驗一季；如果失敗，也許還有一季……
試驗田雖談不上“一望無際”，但站在遠處的人，也成了一個很小的點。
羅孝和看著袁老師和“小年輕”們一起給亂七八糟的水稻田手工授粉，他們半蹲下來，小心翼翼地一株株做，怎麼也弄不完。
他們嘗試過一些更簡單粗暴的授粉辦法，比如，在試驗田上蒙一層塑料薄膜，讓花粉飛不出去。
絲毫不成功。水稻的花粉很嬌貴，薄膜稍微提高了溫度，它們全被燒死了。
為了加快試驗速度，袁隆平的團隊每年做三季試驗。之前，幹脆在旅途中把水稻種子綁在身上，這樣到了目的地，能發芽得快一些。
水稻只在溫度合適的時候交配，烈日不適宜做試驗。所以，袁隆平通常會在下午給試驗田附近駐紮的各地科研人員上課。
三亞市南紅農場當時的技術員馮克珊回憶，那時的袁隆平不急於講自己的試驗進展，更不辯白什麼。
他會細致地在黑板上畫一個細胞裏裏外外的樣子，從“細胞學、基因、細胞核、細胞質、生物如何進化……”山迢水遠地，一步一步推導出三系雜交水稻理論。
下課了。他獨自走去教室外面，去抽卷煙。
當時袁隆平的工資是70元，不算低。但是，要養妻子、母親、嶽母、三個兒子，他們都在湖南懷化鄉下。他買不起煙，總是托經常出差的黎垣慶在當地買點煙葉，自己切成絲、卷成一卷。
他的煙癮持續到了晚年。黎垣慶回憶，袁老的麻將桌邊上都放著香煙，讓人隨便拿；他感慨，袁老終於抽得起中華牌了。
馮克珊是一個安靜的好學生。那時他不知道，袁老師剛在湖南省第二節農業科學技術大會上，向眾人道過歉。
如今的馮克珊。
這場活動如今只留下一張照片，是1970年夏天，袁隆平課題的報告貼在展板的正中位置——“水稻雄性不育試驗情況介紹”——還在進行中，沒有大的突破。而展板前人頭攢動。
袁隆平後來回憶，湖南有關領導破例請他到主席臺上坐，請他談情況。他說，對不起大家的期待。他站起來給聽眾一再鞠躬。
袁隆平事後偶爾用一種慶幸的口吻談這些事，比如，要是“文革”爆發時中國科學院不派人保他：“‘牛棚’都為我準備好了”，更多時候，他對記者和作家們閉口不談。
馮克珊一點也不懷疑袁隆平的理論。他是海口農學院畢業的，1961年以前講米丘林，否定基因學說，宣傳嫁接就能產生新的物種，1962年起改教摩爾根的遺傳說，“我還是相信摩爾根”，馮克珊說，米丘林的說法只在果樹上有用，水稻哪能那樣？
晚年的馮克珊與袁隆平合影。
袁隆平在課上介紹了遠緣雜交優勢，說用遺傳距離遠的父母本雜交，有利於觀察性狀分離。馮克珊聽進了這句話。1970年11月，他對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說，我們去找野生稻吧。
他們一直走到鐵路旁的水坑邊，看見一片大約三畝的野生稻。湊近去看，有一株細弱的稻子是不開花的。
那是“野敗”。羅孝和說，一開始，袁隆平沒有對野生稻“野敗”寄予很高的期望。它毫不起眼，“是一根匍匐的野草，毛（註：即稻芒）很長，粒子很小……”
但“野敗”長出的稻谷還是被分發到各地研究機構試驗。半年過去，江西的試驗田裏，“野敗”與其他稻谷雜交，長出的後代花苞裏“雪白雪白”，都不開花，而且竟然一代就強壯起來，出落成栽培稻的模樣。
1976年，袁隆平（右）與同事李必湖在觀察雜交水稻生長情況。新華社 圖
袁隆平認為，想實現“三系配套”，應當再找與“野敗”親緣關系較近的東南亞品種，與它雜交。
羅孝和說，這想法大約是他看文獻來的，“他消息靈通”。袁隆平常獨自去北京，泡在中國科學院的圖書館裏。
此後，黎垣慶四處出差，問有沒有來自國際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IRRI）的品種。
國際水稻研究所位於菲律賓。當時，中國與菲律賓尚未建交，但古巴與菲律賓有外交關系。最後，黎垣慶在廣東要到了來自IRRI的種子，繞了一大圈。
1974年，“三系”配套，“南優2號”在湖南培育出來了。
一時勢如破竹，1975年，時任國務院領導指示：中央拿150萬元支持雜交水稻推廣，給廣東購買15部解放牌汽車，用於運輸種子；農業部在廣州召開南方13省（區）會議，大力推廣雜交水稻。
羅孝和笑著回憶，其實“南優2號”不算好品種，雖然又高又壯，後來發現它不太防病。同期及稍晚的一些其他配組都比它更好。
漫長的試驗
1973年，全國協作開發三系雜交水稻的浪潮中，35歲的石明松在湖北的田裏找出八株畸形的稻子，存下它們稀疏的稻谷。
這位湖北沔陽縣（現仙桃市）沙湖原種場的技術員，從此孤獨地做了八年試驗，1981年發表的論文上，只有他一個人的署名。
試驗的第一年，八株不育株的後代，只有一株仍然畸形、保持不育。
之後兩年，他用當地找到的35個其他水稻品種與它雜交，全部失敗，後代都開黃色穎花，變回正常水稻。
再後四年，石明松嘗試讓這株水稻的後代之間近親繁殖，仍然不成。這是一株令袁隆平團隊早期十分頭疼的（細胞）核不育水稻，
當時，利用“野敗”“另辟蹊徑”的辦法早就傳播開了，但石明松繼續做自己的試驗。他後來記述道：“對歷年的育性情況進行比較後發現，凡是早播的，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較高，凡是遲播的則都較低”。遺憾的是，石明松後來在一場漏電事故中去世了。
石明松發現的“湖北光感核不育水稻”，意味著雜交水稻可以超出“三系”的範圍，有一種簡便得多的可能性。
八十年代，袁隆平陸續受聘為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成員、全國雜交稻專家顧問組副組長，他還成為了國家863項目（即“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專題組的組長，經常要出差，找各地專家商談。
“共和國勛章”獲得者袁隆平（2019年9月28日攝）。新華社 圖
他在外有大量榮譽，但是，多名受訪者回憶，袁隆平一度無法獲得“湖北光感核不育水稻”的材料，80年代後期，雜交水稻碰到了一層天花板，連續數年沒有進展。
每年有三四個月，袁隆平都會回到原單位安江農校，指導教師們育種，讓老師匯報工作。
1981年，袁隆平為第二屆國際雜交水稻育種培訓班遴選講課用的雜交水稻標本。新華社 圖
有一回他從農業部回來，學校安排他演講。他從學校的試驗田裏赤著腳出來，走到臺上，看起來完全像一個農民——個子不高，皮膚又黑，和本地的熟人說湖南話。乘火車去北京開會，列車長都不正眼看他。
他對記者說過，從事雜交水稻，最初的夢想是“搞一個好一點的品種出來”。他向來不喜歡那種脫離生產的研究，“寫這麼多論文，有什麼用？貢獻是零！”
1987年，安江農校發現一個類似湖北的品種，學校教師鄧華鳳向他匯報情況，袁隆平很激動，說，那趕緊去海南做實驗：“明年培育1000株的群體出來”。
回憶起這件事，現任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鄧啟雲笑：“老爺子就是‘熱愛使勁’ ……”
袁隆平第二年拿著試驗結果主持對新品種的省級技術鑒定，還主動聯系了新聞媒體，這樣才獲得了湖北的素材。
石明松的論文出了一個小錯誤。他認為，“光溫敏不育系”水稻不同時間生育能力不同，是因為光照長度不同。
1989年，這種水稻在低溫之下大面積突破預期，學界才恍然發現，起支配作用的不是光，是不同的溫度。一時，又是成片的灰心喪氣，認為溫度不好控制，近十年間龐雜的研究工作要泡湯。
鄧啟雲是瀏陽人，本科畢業後在安江農校任教。1988年，他搭袁隆平的便車去長沙，路上順口提起，家離學校太遠了，袁隆平就讓他來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上班。
他們那時不算很熟。鄧啟雲去旁聽過一次“863項目”專家會議，在討論各個水稻品種的細節，“哦”，他想，“原來‘高技術’就是這麼回事”。
他動手給袁老師做了一個實驗。袁老師毫無征兆地決定把重新測定“光溫敏系”的活兒派給他幹。
鄧啟雲才28歲，沒有問袁老師為什麼。成立六年的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還沒有人工氣候室，鄧啟雲自己裝了一個，掛一個舊式的窗式空調，剛開始，每四小時手動調一次溫度。天花板上一根一根地垂直掛日光燈管。分各個對照組，每天看它們能不能正常開花。
給水稻套上口袋，花粉會被高溫殺死，不同試驗品放在一起，又擔心它們互相影響。研究中心的各個角落裏一度各有一盆鄧啟雲的水稻。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
許多學者的實驗條件都很簡陋。鄧啟雲看見其他地區的科研人員發論文，“有四個植物生長箱”，很羨慕。他過去一看，是一臺制冷機，四根自制的導管通入玻璃罩：“真是聰明！”
1995年左右，總結出各個試驗品真實的“開花”規律，算實驗成功。與羅孝和類似，鄧啟雲說，那時他們非常年輕，有實驗做就很快樂。事後回想，如果實驗出問題，整條技術路線全要荒廢，可是，好像沒有想那麼遠。
袁老師是他們的領導，經常出現在地裏。“樹倒猢猻散。”袁隆平說。身邊的人對這句話的解讀是，“863計劃”項目，如果沒有進步，不好交代。
但是，也僅此而已。袁隆平不是喜歡剖白心跡的人，有一陣，他很看中某個品種，整個夏天，自己蹲在試驗田裏記筆記——獨自面對自己的“勇士”們，每天看它們長得多高，抽出第幾片葉，分別是什麼形狀的；今天太陽很大，很熱，他想：水稻能扛熱麼？對於真心愛的試驗，他好似憋了一口氣，和誰也不談論。
一方面，不下田就感到難受，另一方面，他還是“狂飆突進”地思考問題。有一次，袁隆平聽學生講“雜交水稻的半矮稈優勢”，突然說：“事物是螺旋式上升的。”他很快就寫文章，提出水稻將要變高稈、超高稈。
誰也不知道“超高稈”具體該什麼樣，出書配圖，要靠“PS”。鄧啟雲笑，老爺子這是想指導育種工作一百年。
未來“超級稻”究竟怎樣？這樣的問題，會用去育種家們很多的心思。在鄧啟雲看來，最重要的不是高，是“提高光合作用”，通過雜交，讓水稻長出更大、更有效率的葉片。
他們都會循著自己相信的道路，回到田裏去做漫長的試驗。
為了產量
“大戰”前日，那種隱約的危機感是無可言喻的，各地的專家都請來了。在他們的大田邊上，收割機、烘幹機已經備好。中央電視臺要直播。
那是2011年，計劃百畝的大田，平均畝產超900公斤。他的稻子正在田裏被密切註視著；袁老和身邊的人都喜歡用跳高作比喻，自己把那根桿子往上擡高一點。現在，再沒有退路，要起跳了。
袁隆平的秘書辛業蕓回憶，本來單位不太情願搞直播，但不知怎的，還是直播了。有的專家讓她勸袁老，不要和記者多說。
結果，袁老說:“我要用三種計算方法說服你！”語氣非常堅定，還要算給她看。
“測產”的結果是926.6公斤。辛葉蕓記得，結果及時地通過電話傳來了：“袁老師，過了哦。”
袁隆平只說過一次“緊張”，是在多年後的2020年，也只是說了一聲。那麼，聽到“好成績”時，他會怎麼樣呢？“More than excited!”他笑逐顏開。
袁隆平早年在實驗室進行水稻研究。人民視覺 IC
袁老不怎麼會用智能手機，電子產品不吸引他。但是，他會花式操作計算器，不斷地在摁。他的很多老同學，都加了辛葉蕓的微信。他們會把“快樂的晚年生活”視頻發給她，她再轉給他看，他只是看看，然後轉頭繼續搞計算。
他的學生李建武說，袁老師有一個絕技，是飛快地心算，報給他產量公式的四分之三，比如田裏的有效穗數、平均每穗粒數、千粒重，袁老會立即說：“那空殼率肯定得低於**水平，才能產量達標。”
袁老偶爾給身旁的人“科普”天上的星星。“這顆星距離我們有*光年。”袁老說，“它的光線經過*年才傳播到這裏。”他又說，宇宙是無窮無盡的。
但多數時間，他還是在談論他的“超級稻”試驗：“我有六成把握了。”過了一陣：“我有八成把握。”
研究中心開大會，各人報告實驗進展，袁老不耐煩，一直抓腦袋，但擡起眼睛都能接上話，還問問題。
他有時很有威嚴感，自己配了一個新的水稻品種，很得意，對搞育種的學生說：“要壓過你!”
他對新聞媒體卻是非常友好的——有時，也會和記者們就采訪時長討價還價，但袁老每年都提醒秘書，聯系媒體發一些科研進展。他總擔心輿論不再重視糧食安全。
馮克珊說袁老在海南和他吃飯，每一回都念叨，三亞哪裏不再是糧食的試驗田，改研究蔬菜、瓜果，或者，改成了房地產。
商業社會的那些規則他不熟悉。辛葉蕓說，那些“開公司”的人，有的守在袁老的上下班路上堵他，拍了照，自己做廣告去；秘書們只能盯梢，袁老出門了嗎？及時給他“清道”。後來，出動兒子給袁老說“什麼能簽、什麼不能簽”，他才記住了。
他八十多歲了。為了追逐適宜試驗的氣候，和團隊一起四處“攻堅”，有時住在稻田邊上的小屋裏。
研究栽培的李建武形容團隊每天的工作：秧苗按不同的密度插成方陣，施不同劑量的肥料，摸它們的“口味”。試驗品的每一片葉，都用記號筆編了號的，他們揣摩它長出第幾片，合適吃“下一餐”。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試驗田裏栽滿各個研究團隊的試驗品。
這個行業的人，做事都是自己動手，“誰也不信”——擔心別人觀察出錯，擔心別人碰壞自己的試驗品。
袁老想要下田，誰也勸不得他——他走路變得搖搖晃晃，也沒人敢去扶，會被他強硬地大力推開。他們只能派人挨著他，看住他。
早兩年，他們陪他打排球，只能相當輕柔地發球，從不大力扣，擔心磕壞了他。可是，老爺子火氣很足，說這樣打球違例。
坐在臺下，看到失誤的球，他也會氣得直罵，“stupid!”
2014年5月13日，長沙市芙蓉區東湖街道龍馬社區舉辦“鄰裏和諧杯”氣排球友誼賽。熱愛氣排球運動多年的袁隆平為比賽開球並參賽。人民視覺 IC
袁隆平在海南用過的排球。
最近幾年，他們想實現單季畝產超過1200公斤。2018年，到雲南省紅河自治州個舊市試驗，種的是袁老躍躍欲試的“超優千號”，但是，那一次離預計目標有點差距，平均畝產只有1152.3公斤；後兩年，播種的時間有點不對；2021年，他們想換一個品種再試。
李建武說，袁老看見這一季的結果不好，只會平淡地說，那就總結問題出在哪裏。
他覺得，袁老也不會因為要換品種的事生氣。因為，袁老最在乎的，就是產量，他願意用各種辦法躍過那根線去。
禾下乘涼夢
攻關畝產超1000公斤的“超級稻”，李建武說，需要建一個小型氣象站。每年天氣不同。農學博士們要每天盯緊光照和溫度，才有可能衝擊目標產量。
不同地區的自然資源不同，很難精確地衡量單一水稻品種的產量，單一試驗會有高低。而雜交水稻種子價高，種植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雖然有產量優勢，但是，近年來全國種植面積有所下跌。
袁老不願改研究方向，稍轉一點也不行。“我追求產量就像貪財一樣。”他在一次電視采訪中說。
“到了荒年，一個金元寶也買不來一個饅頭。”他私下對李建武講過。
為了申請研究經費，袁老親自去找領導，哪怕身體不好。他通常說的不多，只是掏出一份寫得很精簡的材料，闡述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他晚年被很多人圍著，有各個母校的代表、來學習的人；各種商業機構或研究團隊的領導；也有粉絲，秘書們會擋下一大部分。但是，秘書楊耀松知道，如果是外國友人，袁老比較願意見：“會鼓勵他們認真發展雜交水稻”。
“袁老師操心的是要加快雜交稻的種植，產量提上去，當作中國的名片，讓世界上更多人吃飽飯。”馮克珊說。
2009年4月21日，袁隆平回到母校湖北武漢四中（前身為博學中學）。人民視覺 IC
“發展雜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袁老畢生追求。人民視覺 IC
楊耀松有另一項工作，是指導馬達加斯加的雜交水稻種植。
馬達加斯加是糧食進口國，水利設施和電都不足，化肥需要進口。楊耀松說，從馬達加斯加首都開車出來，往西邊幾百公裏：“全是牧草，但看不見牛羊”，資源轉化不成經濟效益。非洲當地沒經過選育的水稻品種，桿子又細，穗又稀疏。在國內，雜交水稻可能使某地提產20%，在非洲：“乘以三”。
開墾十幾年，當地政府才逐漸信任他們，承認雜交水稻不是轉基因。
去幾內亞支援過的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其茂，也對那邊的好水土印象深刻——土地肥沃，雨季的雨水量是長沙的三倍，一年種植三季水稻毫不成問題。只是，基礎設施太弱，農場建在一個法國糖廠的廢墟邊上，周圍都是廢棄的壇壇罐罐。
張其茂在當地收集了水稻品種，後來用到自己培育的雜交稻裏。
張其茂給記者指出地圖上幾內亞的位置。
如果僅從商業的角度看，即便提高產量，農業對土地和人工的利用率也不高。近年中國一直有糧食進口。
但是，袁隆平主持多年的研究中心裏的看法是：“進口5%糧食，就意味著每年有18天的缺口。”楊耀松對記者說，他們認為，耕地的充分利用仍然是問題，因為，東三省有田，但水資源有限；南方的土地比較疲勞，近幾年需要休耕。
辛葉蕓說，她覺得袁老“使勁”，是出於科學精神，袁老很想看見更“超級”的水稻。
他們並不確定，但是，袁老晚年不斷地上馬項目，有點著急的樣子。
“超級稻”第四期成功了，馬上要求改方案，上第五期；用三年時間完成，立即上第六期。一點也不停歇。他一邊提出“三一工程”，希望用三分地養活一個人，一邊在山東啟動“海水稻”。
他面無急色，但越轉越快。
直到他身體情況很糟，還在醫院裏問，田裏怎麼樣？今年衝擊預定的目標，能成功嗎？
袁隆平回答過很多遍“為何努力工作”這樣的問題。“你們年輕人不懂。”他說，他經歷過真實的荒年，學校門口有五個餓死的人。那段回憶在他的腦海裏鮮活如生：比如那個人，能看出他有粗大的骨骼；但除此以外，他已什麼都不剩。
“種田的人都吃不飽，像我們這種學農出身的人能說沒有責任嗎？”
他會說起他做過的一個夢。
“水稻長得有高粱那麼高,穗子有掃帚那麼長,子粒有花生米那麼大。”
大家一起在稻穗下乘涼。
袁隆平（1930-2021）人民視覺 IC
（澎湃見習記者劉昱秀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黃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