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敏和李鳳月在自家院子裏。
李鳳月曾經為一家人做飯用的柴竈和鐵鍋。
李鳳月和孩子們在地裏勞作。
從這裏向北9公裏，就到了北京的地界。
他是村裏的醫生，信奉“人命關天”。一個新生兒在這種天氣裏被撂在外面一晚，他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大霧中他看不到人，只能一邊拼命蹬車，一邊不停大聲嚷：“讓一讓，我要救小孩！”
往後的14年裏，又有11個有著不同程度缺陷的棄嬰來到他們家，不少是由派出所或者民政機構送來。
幾乎每個來到這個家庭的孩子，都要經歷2-3次手術。在外看病期間，有時一家人就在醫院旁的公園裏過夜。
“只要敢來，我就馬上報警，他們知不知道遺棄孩子是犯罪？”
在22歲的年紀，困擾這個孩子的事情裏，沒有“身世”這一項。真正讓他難以釋懷的，是自己的“缺陷”。
在這個家庭，親情不一定必然與血緣聯系在一起。
在他們家，“收養”仍然是個禁忌詞匯。所有的往事都被封存在纏了四層的塑料袋裏，那裏有數百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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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霧
這幾年，李鳳月常常想起那個大霧彌漫的早上。她已經68歲，忙碌了大半生，下地幹活兒時腿腳不再靈便，她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回憶。
記憶中反復出現的那天是在深秋，地裏的麥子剛剛出苗，空氣中還殘留些玉米稭稈焚燒的味道。在河北省固安縣宮村鎮，這個時節的村莊總是被霧氣籠罩，但那天的霧大得出奇，一直到下午1點才散去。
那時夜已經很長，上初中的女兒早上6點出門時，天色微亮。她起身往窗外瞅，看到一片灰白，馬路消失不見，環衛工掃地的聲響就在屋前，卻看不到人影。夜裏兩歲的小兒子又鬧了幾次，女兒出門後，她又躺下睡著。
不知過了多久，她被一聲撞門聲驚醒。從炕上坐起後，她看到女兒推著自行車闖到了屋裏，神色緊張。
“忘帶課本了？”李鳳月問。
“村中路邊有個小孩。”女兒低著頭回答，不敢看母親和弟弟。
“是個小豁嘴（唇腭裂）。”女兒補充。
李鳳月有些楞神，反復確認女兒看到的是個孩子，或者說是一條人命，而不是上學路上遇到的其他稀奇物件。從女兒口中，她大致得知那是個被人遺棄在路邊的新生兒，因為黎明時才被發現，這個嬰兒很可能已經在外面凍了一整晚。
多年以後，李鳳月還是很難解釋清自己當時的決定。她幾乎沒有猶豫，只是本能地覺得不能明知道那裏有一個正在雕零的生命，卻什麼都不做。也或許因為自己剛又做了母親，對新生兒有同理心。
“趕緊把他抱回來吧。”她看著身邊的丈夫申敏，語氣急迫，等待他的回應。
申敏聽出了妻子的堅決，他是村裏的醫生，信奉“人命關天”。一個新生兒在這種天氣裏被撂在外面一晚，他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他快速披上衣裳，屋裏光線昏暗，只找到一只襪子。顧不了那麼多，他出門跨上三輪車，就朝著女兒指的方向蹬去。
大霧中他看不到人，只能一邊拼命蹬車，一邊不停大聲嚷：“讓一讓，我要救小孩！”清晨的小鎮街道寂靜如常，行人稀少，只有幾家早餐鋪子開了門。在平淡的鄉村生活裏，沒人記得那天早上申敏的喊叫聲，甚至連看似不尋常的大霧都被忽視了，不足以擠進人們的記憶。
但那天的每一個細節都刻在了申敏的腦子裏。到那個地方後，先一步騎車出發的女兒已經抱起了孩子，他看到嬰兒始終閉著眼，因為濕度大，“小被子能擰出水”。他把孩子抱回家，發現肚臍以下全都凍得黑紫，夫婦二人用輸液瓶裝滿溫水焐了一上午，直到第二天，孩子才睜開了眼。他們給孩子取名“貝貝”，是“寶貝”的昵稱。
這天是1998年10月31日，後來成了貝貝的生日，盡管他們都知道，這很大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出生日期。申敏夫婦二人也沒能預料到，他們原本只想救孩子的命，但整個家庭的命運也由此轉向。
往後的14年裏，又有11個有著不同程度缺陷的棄嬰來到他們家，不少是由派出所或者民政機構送來。除了其中3個因為先天性疾病治療無效夭折，另外兩個因特殊或者重大疾病被送到福利院外，剩余7個孩子全部由申敏夫婦撫養長大。
這些“撿來的”孩子得以活下來，去認識世界，去影響他人，而沒有徹底成為一個被人隨意丟棄的物品。他們的到來也改變了這個家庭原本的生活，塑造出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家庭形態。
第一個孩子
老申家撿到一個小子的消息很快在村裏傳開，第二天就有人過來看貝貝。這符合申敏夫婦的預期，如果有好人家願意收養，對棄嬰來說也是種不錯的歸宿。
一個女人走進門，說明來意，告訴李鳳月自己一直想要個男孩。寒暄過後，她接過貝貝，把小被子揭開，抱起來“左看右看”。這讓李鳳月有些不悅，雖然檢查孩子是理所當然，但貝貝剛剛從凍僵中恢復過來，“如果真疼孩子，怎麼會這麼不註意”。
貝貝的唇腭裂顯然讓女人有些猶豫，檢查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她突然握著貝貝的雙腳，把他倒拎了起來。
“這樣才能看出豁在哪兒。”女人把臉湊向貝貝的小腦袋，然後回頭笑著對李鳳月說。
李鳳月徹底忍不住了，把孩子抱了回來，她看不慣對方像挑選商品一樣挑選孩子。
“她這麼在意孩子的缺陷，領養後會不會有對孩子失去耐心的一天，到時會不會放棄他、虐待他？”在自家院子，李鳳月談起當時的擔心。
往後的十幾年裏，她在這間院子裏見過很多操著不同口音，過來想要領養孩子的父母。河北的、山東的，有人頭發都白了，還想著一定要個兒子，還有人告訴李鳳月，只要能領走孩子，“給多少錢都行”。
就像當年第一次拒絕別人把貝貝帶走一樣，這些人統統被她婉拒。她承認有些人家看起來很真摯，條件也比她家好，但她始終放不下心，無法說服自己點頭。“如果是個好小孩，我倒放心些，但自己的孩子有時都嫌煩，更何況他們都不是親生的，也不是一般的小孩。”
貝貝最終成了申敏家的老四。在派出所，夫妻二人寫下了一份保證書，承諾未來不會虐待孩子後，貝貝擁有了自己的名字和戶口頁——他社會身份的標誌。
河南開封袁厲害事發那年，幾乎每天都有民政機構的工作人員到她家院子，看孩子們有沒有被虐待。後來，她和申敏去考察過福利院，隨即打消了把孩子送過去的念頭，“那裏沒有家的感覺”。
有時李鳳月也會困惑，自己的很多決定，會不會扼殺掉孩子們的另一種人生可能。但回到現實生活中後，她又很快釋懷。
貝貝除了唇腭裂，還患有巨結腸，智力也不如常人，“是最不讓人省心的一個”。一開始，他只能吃流食，申敏夫婦除了要單獨給他做飯，還要隔天就給他洗腸。後來，經歷了6次手術後，貝貝才能正常生活。
幾乎每個來到這個家庭的孩子，都要經歷2-3次手術。以至於從貝貝到家的那年起，一直到2012年最後一個孩子冬冬進門，申敏夫婦每年都要帶著孩子到北京、天津等城市手術。
來申敏診所求醫的村民，時常看到診所一連幾天都關著門。他們都明白，老申又給孩子看病去了。
最緊張的時候，有三個孩子同時做唇腭裂手術，還有一次兩個孩子同一天在不同醫院手術。夫妻兩人照顧不過來，總會帶上女兒幫忙。盡管很多手術都是慈善項目，但撫養十幾個孩子仍需要不小的開銷，在外看病期間，有時一家人就在醫院旁的公園裏過夜。
2002年，申敏家來了4個孩子。濤子是其中之一，他患有腹肌缺如綜合征，上午10點從派出所接回家，11點夫婦倆就帶著他去了北京兒童醫院。
見到醫生後，對方剛開始檢查孩子，就突然停下，疑惑兩人跟孩子什麼關系。醫生確認前一天剛見過這個孩子，當時的“孩子父親”是另外一個人。醫生給那個年輕的父親開了手術單，告訴他只要交1萬元的押金，很快就能手術，但這個父親離開診室後，就再也沒見回來。
濤子的手術很成功。這個派出所民警口中被先後遺棄4次的嬰兒，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個19歲的健康小夥，在一家酒店做了服務員領班。
冬冬是家裏來的最後一個孩子，那時李鳳月親生的大兒子已經娶了媳婦，兒媳婦懷著孕就要臨產，原本指望婆婆能幫她帶孩子，可在娘家待兩個星期再回來後，發現家裏多了個嬰兒。
60歲那年，李鳳月帶冬冬去大連看病。回來時，她背著冬冬，在火車站安檢口被工作人員攔下。對方拿著她的身份證，質疑她“孩子母親”的身份。
一個農村婦人，在外地獨自帶著一個嬰兒，又聲稱是孩子的母親，這些都符合“人販子”的特征。她被扣在車站治安室，查清真相後，火車早已開走。
經歷過種種艱辛，李鳳月相信，把貝貝和他後來的弟弟妹妹們留在身邊，是個正確的決定。她舍不得讓孩子們離開，也不想冒險，“人心難測”。
每個孩子進家後，李鳳月都要把他們原本的小被子、奶壺全都扔掉，她覺得這些物件骯臟。
這些年來，生活不易，但總算平靜。有時這種平靜也會讓李鳳月感到緊張，她也想過，孩子們的生父母可能會來認親。
“只要敢來，我就馬上報警，他們知不知道遺棄孩子是犯罪？”談到這個話題，李鳳月語調忽然上揚，嘴角抖動，“我還想問問他們，什麼樣的人能那麼狠心，能做出這種事，這一直是我心中的謎。”
“他們應該不會來吧？”情緒平復後，她又補充說。
院子
貝貝到家那年，申敏剛把新房蓋好，是那種河北農村常見的四合院。因為收養孩子，原來的裝修計劃被無限期擱置。
2007年時，市裏的領導到家裏慰問，解決了堂屋的裝修，給院子打了水泥地坪。在這個家庭，孩子不用出門就有足夠多的玩伴，小院成了他們的樂園。
如今孩子們已經長大，在外學習、工作，院子顯得有些冷清。兩年前申敏做了腰椎手術，當時乘坐的輪椅隨意停放在地上，沾滿了泥土。
院子不大，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家人共同生活的痕跡。壓井旁，鄰居送來的兒童車少了個軲轆，已經閑置多年，成為院子裏難得的色彩。外面捐贈的衣物堆滿了半條走廊，短袖、長褲和羽絨服纏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這都是孩子們穿不完的“時裝倉庫”。
一口大鐵鍋還架在西屋的竈臺上，過去很多年，李鳳月都是用它做飯，填飽孩子們的肚子。養活十幾口人顧不上精致，餐食通常是大鍋粥、烙餅，或者饅頭。逢集時，李鳳月習慣晚些出門，去菜市場挑“貨底”，這是孩子們最實惠的維生素來源。
西屋一共三間房，北側那間砌了一鋪2米寬的大炕，占了大半空間，最多時擠了10個人。堂屋裝修完之前，這間15平方米的屋子一直是申敏夫婦和孩子們最主要的生活空間。
夫妻二人無法計算，在這間屋子裏究竟經歷過多少個不眠之夜。除了日常的餵奶粉、換尿布，他們還要給孩子術後護理，兩人分上下半夜值守，但仍然經常“餵到一半就睡著”。
院子後面不遠處，就是申敏家的9畝田地。白天除了一群孩子，李鳳月還要照料地裏的小麥，或者玉米、花生。
地裏每年2.5萬元的產出，無法支撐9個未成年孩子的撫養費用。當地政府解決了8個收養孩子的低保，每人每月200-500元不等，成年後停止發放。一家慈善機構，為這個家庭提供連續10年、每年5000元的資助——濤子做手術時，一家電視臺為他們募捐了6萬元，手術後，申敏找到北京市慈善協會，把剩下的5萬元交給了他們。
20年前，媒體曾集中報道過這個特殊的家庭，那時候申敏是站在最前臺的人。他當時55歲，經營著村裏僅有的兩家診所之一，不論收入還是地位，都稱得上體面。那時他總梳著講究的分頭，穿著一件還算平整的西服。
孩子們陸續到家後，他沒太多精力放在經營上，診所逐漸沒落。如今，鎮上多出幾家標準化建設的衛生室，年輕的醫生精力充沛、動作利落。申敏的診所仍縮在街道的角落，室內墻上的宣傳畫已經卷邊泛黃，早就沒了20年前的輝煌。一天下來，只有三五個人來拿藥，收入不到20元。
他平時就睡在一間診室的木板床上，屋裏堆滿了雜物，總是彌漫著剩飯的味道。一連幾天，他都穿著同一件已經過時的T恤，或許是因為瘦弱，衣服顯得有些松垮。他脖子上掛著一串鑰匙，頭發花白，牙齒幾乎已經掉光。幾個月前，他犯了腦梗，現在只能側著身子小幅踱步。
這個已經75歲，幾乎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還要堅持繼續履行一個父親的職責。
“他們只要願意上進，我就給他們創造條件，爭取讓他們成才。但像貝貝這樣，腦子不機靈，我們也沒辦法，只能給他一條命，讓他好好活著。”他站在院子中央，聲音含混不清。
家
貝貝上到小學六年級，因為智力發育遲緩跟不上課，只能輟學。今年他已經23歲，身高接近1.7米。大部分時間，他都沈默著，說話時語調緩慢。
他一直待在家裏，除了父母，陪伴他最多的是一輛小號自行車。那是兩年前他鬧著李鳳月非要買的，盡管騎上去不太協調，但並不妨礙它成為自己的寶貝。只要有空，他就會把車子擦得錚亮。
平日裏他喜歡騎著它在鎮上亂逛，到小賣店買些零食，有時也會給父母帶回一份，或者去找總愛亂跑的“小寶”——一個父母在2007年收養的、患有癲癇的弟弟。
很多人都好奇他到底有多“傻”，但在申敏夫婦眼裏，貝貝很懂事。有時父母拌嘴，火藥味還沒上來，貝貝就走過去擋在兩人中間，低著頭不說話。
和外人討論自家孩子的身世時，如果貝貝在場，李鳳月總會主動把他支走。
“他心裏有事兒。”李鳳月無法確信貝貝是否能聽懂，但她不想讓那些往事傷害到他。
在申敏家，孩子們的身世不僅是個禁忌話題，有時也可能是個“謎”。
大山是申家的老三，比貝貝大兩歲，現在在北京讀研。上初中前，他都不清楚自己的真實來歷。李鳳月擔心如果他知道自己是親生兒子後，會欺負弟弟妹妹，從小就告訴他也是領養的。
生大山時，李鳳月已經43歲，申敏50歲。這個本該得到父母萬千寵愛的小兒子，一直和弟弟妹妹一起擠西屋的大炕，一起吃大鍋飯，一起玩泥巴。因為健康的身體，他甚至無法平等地分享父母的註意力。
小時候，大山也是醫院的常客。他沒有什麼疾病，只是父母和大姐帶著弟弟妹妹手術時，不能把他一個人放在家裏。
在這個家庭，親情不一定必然與血緣聯系在一起。
嘎子排行老五，1999年被“撿”回家。他說自己從未感到過被區別對待，也沒感到和父母的關系有什麼特別之處。在22歲的年紀，困擾他的事情裏，沒有“身世”這一項。
真正讓他難以釋懷的，是自己的“缺陷”。
他和貝貝，還有後來進家的白胖、可心，都患有先天性唇腭裂，這很大可能是他們當初被遺棄的原因。後來兄妹幾個都做了手術，也留下了痕跡。
上學時，嘎子受不了別人看他的眼神，總覺得有人在笑話自己。他不斷轉學，希望能隱藏在陌生的環境裏。
現在，他成了家裏最在意自己形象的人。9月的一天，即使在家他也要穿上講究的衣服，白色T恤、灰色棉質運動褲都經過熨燙，腳上的白球鞋擦得像嶄新的，鞋帶要系得盡量對稱。
李鳳月笑話他“臭美”，轉過身，她又心疼起兒子，後悔當年沒能給他們找更好的醫生，做更完美的手術。
在家庭內部，回避與“身世”有關的一切話題已經成為一種默契。孩子們都確信，“討論那些沒有任何意義”。
但只要走出家門，他們就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與眾不同”。
中專畢業後，嘎子到北京找了份送快遞的工作。最近他交了女朋友，對方是那種“很正常的家庭”。為了掙更多錢，他成為配送站裏每天工作時間最長的員工。但這仍無法減少他的不安，他不敢想象女朋友真正見到他家庭的那一天，“一般人應該都接受不了吧”。
可心是2002年第三個進家的孩子，也是申敏夫婦領養的孩子裏，唯一的女孩。
到了小學高年級，她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特殊身份。有幾次放學時，申敏在學校門口接她，那時申敏已經60多歲，不知情的同學總會告訴她，“你爺爺來接你了”。
她沒有糾正過這個簡單的錯誤，而是把它壓在心底，不願跟任何人提起。有時，朋友只是尋常地問起她的家庭，也會無意間傷害到她。
她討厭“棄嬰”這個詞，更討厭這個身份，以及一切因此投向她的目光，包括同情。
很多時候，她都困在自己的身份裏。父母對她越好，她越感到愧疚。
“如果沒有我們，這個家會過得比現在好。”她聲音低沈，露出不該屬於這個年齡的愁容。
事實上，她很難說出“家”的含義，但在外面受了委屈，她會給媽媽打電話，狠狠哭上一頓。去年夏天，工作不久的濤子給她交了中專學費。
過年時，十幾個兄弟姐妹和父母圍在一起包餃子，是她最安心的時刻。
現在，孩子們都大了，分散住在診所和院子的各個房間裏，平日很少在家。大鍋飯也停了，即使假期有孩子回來，每個人都各自解決吃飯的問題。
他們就像風箏，飛得再遠也被線扯著，原點就在這間院子。無論有多忙，嘎子都會抽空回家住上兩天，父母年紀大了，他放心不下。
去年，堂屋的墻舊了，白胖買回油漆，一個人把三間屋子重新粉刷了一遍。眼看大專就要畢業，談到未來，他確定自己不會去離家太遠的地方，那會讓他心慌。
相片
8月的最後10天，李鳳月一家幾乎是在花生地裏度過的。她不再適合幹重活兒，但今年雨水多，家裏的4畝花生已經成熟，眼看就要生芽。她舍不得雇人，這塊地是家裏12口人的重要收入來源，她要榨出每一顆花生的最大價值。
可心和白胖放暑假在家，加上老二媳婦，家中不缺勞動力。這幾日，她每天早上5點出門下地，等到太陽曬得脖子微微發燙，孩子們就帶著早飯，拖著一個戶外遮陽傘出現在了她身邊。
傘就斜放在地上，一家人圍在一起，身邊堆滿拔出的花生秧。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埋頭摘花生，沈默著，時不時拉上幾句家常。空曠的田地上，他們躲在傘下，跟隨光線不斷挪動位置，陰影變短，又拉長。
在宮村鎮，這種老少一同農忙的場面並不多見。從這裏向北9公裏，就到了北京的地界。不遠處固安縣城，新城區規整的街道把新建的樓盤分割成塊狀，某個網紅樓盤打出了“半小時雙城生活，一站新機場”的廣告。
西宮村就處在“城市圈”的邊緣地帶上，初秋時節，村子後面的責任田裏，莊稼長勢旺盛，空氣裏飄蕩著玉米半熟的甜味。但更多時候，種地已經不再是西宮村村民的生存之道。在世界上最龐大都市之一的輻射下，他們很早就過上了半市民的生活。
李鳳月一家除外。她和申敏年紀大了，幹不了別的。
太陽落山後，一家人離開花生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第二天，他們需要面對或新或舊的日常——小寶需要有人時刻盯著，冬冬還在上小學。今年的花生賣了7000多元，解決了白胖新一學年的學費。可心在石家莊學習音樂，演奏用的二胡要6000多元，還沒有著落。
在他們家，“收養”仍然是個禁忌詞匯。所有的往事都被封存在纏了四層的塑料袋裏，那裏有數百張照片，記錄著這個家庭20多年的回憶。
一張照片裏，申敏坐在西屋的炕邊，白胖騎在他的脖子上，大山和濤子各分享爸爸的一個肩膀。可心和白胖搶不到好位置，只能被爸爸的胳膊挎著。
照片裏每個人都張大嘴笑著，沒有一絲愁容。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海 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10月13日 08 版）
來源：中國青年報